左翼政治反思之一：英國左派正處在十字路口｜法意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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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法意讀書在知乎的第 35 篇文章

導言：

英國左派在歐洲全民公投和特朗普當選之後面臨著內部離心離德的緊迫危機，為了克服這個危機，在民主、多元和社會轉型方面採取一些有價值的立場，同時了解目前的主流政治和激進右翼的政治顯得尤為必要。

對此，James Stafford 和Florence Sutcliffe-Braithwaite於3月在著名左派刊物《異見》（Dissent）上發文指出，目前最緊迫的衝突並非直接關涉「左派」這個整體，相反，這一矛盾是二十世紀後期出現的「新右翼」自身夾帶的新自由主義和社會保守主義之衝突的外化。因此，左派的首要危機來自其內部。為了解決危機，凝聚內部力量，抗衡右翼勢力，工黨迫切需要重新自我定位，決定行動方向，必須在把握全球形勢的基礎上，從兩種迥然的路徑中做出選擇：要麼聯合不太可能的盟友，在英國很小的、開放的貿易型經濟內維持歐洲的社會保障水平，要麼接受英國退歐後可能的結果，與全球資本主義徹底分離。工黨必須做出選擇。

英國左派正處在十字路口

2016年非常罕見，並且將成為幾代人認知和記憶的印記。更鮮見的是，在這樣的時候，公眾對政治保持連貫和真誠的反思還能維持多久，也令人懷疑。在世界各地，左派面臨著一個惡毒的、網路化的、右翼的國際社會，後者紮根於矽谷、克里姆林宮、白宮和包括倫敦在內的許多歐洲國家首都。

凡是非自由派領導人獲得了9.11事件後保持國家安全狀態資源的地方，自由黨、綠黨和社會主義者都會發現，隨著右翼努力強化自身的權力，自己被視為了「人民公敵」。這一進程已經在波蘭和匈牙利進行。新興的左派民粹主義目前還太弱小，無法遏制右翼的勢力，儘管他們可以在短期內受益於政治極端化。許多媒體組織在大眾眼中，合法性還不如受其監督的政客。無論國家的憲法配置如何，司法機構太容易被繞過，不能依靠。簡而言之，沒有理由相信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能夠憑藉優越的制度、經濟或民族性格而對威權主義免疫。

只有在當代自由的西方，政治才被習慣性地視為一套溫和的、有限的協商程序，而不涉及生死攸關的問題。但是上一代的公民知道，要保護脆弱的戰後秩序，必須對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族主義「還魂」的雙重危險保持警惕。可近幾十年來，這樣的洞察難覓蹤影。

英國左派在歐洲全民公投和特朗普當選之後面臨的緊迫危機，是內部的離心離德。為了克服這個危機，在民主、多元和社會轉型方面採取一些有價值的立場，需要同時了解目前的主流政治和激進右翼的政治。正如艾倫·芬利森去年所聲稱的那樣：堅定的左派積極分子傾向於內省而不是分析：（他們）談論「我們是誰」，「我們應該做什麼」，而不是承認產生政治的動態背景，或者影響我們決定的外部因素。相反，我們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來理解反對派。我們應該認識到，目前最緊迫的衝突根本就沒左派什麼事，而是二十世紀後期出現的「新右翼」自身夾帶的新自由主義和社會保守主義之間的衝突。

在英國，這場衝突可能比20世紀80年代的撒切爾革命更為急劇地重塑著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工黨迫切需要在這一圖景內自我定位，決定行動方向。工黨必須在兩種迥然的路徑中做出選擇：要麼聯合不太可能的盟友，在英國很小的、開放的貿易型經濟內維持歐洲的社會保障水平，要麼接受英國退歐後可能的結果，與全球資本主義徹底分離。無論怎麼選，都不會背叛工黨的本質：兩種選擇在工黨的傳統中都歷史久遠，而且與解放主義的、平等主義的、國際主義的政治一致。但工黨必須做出選擇。

在對大衛·卡梅倫的聲望的最後一擊中，「脫歐」明顯地加劇而非緩解了托利黨在全歐洲的分裂。一方面，自由放任主義的脫歐派認為歐盟是保護主義的、狹隘的。這些保守派人士認為脫歐是一次機會，能讓全球自由競爭的颶風在英國颳得更猛烈一些。他們相信脫歐運動最早的競選口號之一：「走向全球」。在他們看來，「硬脫歐」將會是對英國經濟的強大補品，儘管這一選擇的結果是在全球富豪集團里精挑細選的人才能獲得進入資格，以及一個失去主人地位的被剝削的工人階級。而對於左派而言，這就像一場「全力爭取倒數第一」的比賽：回到了建立與十九世紀「盎格魯撒克遜」世界這一種族意識形態相關的封閉社區和特別經濟區的老路上。

另一方面，保守黨的中間派自由主義人士一直是歐盟的謹慎支持者。卡梅倫和他的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設計了「脫歐」全民公投，但最後卻發現，有沃爾夫岡·朔伊布勒和尼古拉斯·薩科齊的歐盟，反而是個更愜意的地方。作為英國主流商業意見的代表，以及偶爾提出的一種「假進步主義」的支持者，他們認識到解決英國社會和經濟方面的一些固化的問題，一定會帶來政治後果。由於這一翼的保守黨人在黨內缺乏根基，又得不到白宮的同情，自從特朗普當選以來，他們已經越來越被邊緣化了。

現在，特蕾莎·梅正跨著這兩大保守派陣營，並在它們的混合體上烙下自己「威權經濟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economic populism）的標記。正如蒂姆·貝爾所寫的那樣，去年七月走進唐寧街10號時，特蕾莎·梅的權力出人意料。作為一名曾經的「不太情願的留歐者」，梅首相有機會找到一個可以讓大多數「留歐」人士和小部分「脫歐」人士都接受的協商立場。留在歐洲單一市場，但放棄歐盟的政治結構，這樣可以保留統一的規則，跨國供應鏈和自由流動的勞動力，正是這些目前使英國經濟的一些部門更為成功。那些想要嘲笑「撒切爾主義」的單一市場的人最好記住，這些成功的經濟部門不僅包括金融服務業，還包括先進的製造業、信息技術產業、創新工業、科學和醫學研究行業，以及高等教育產業。搞垮了這些穩定的、高收入的前沿產業，英國進步主義的經濟轉型不會有什麼前景。

然而，（如果梅首相採取）尋求單一市場的談判地位，短期政治風險可能很大：如果歐盟機構通過裁定這種「軟脫歐」開啟談判，英國政府就會受到羞辱。梅——作為對移民本能反感的前內政部長——可能會危險地暴露在歐盟「自由流動」的原則下，而「自由流動」正是歐洲經濟區統一勞動力市場存在的必要條件。梅首相採取了一條可能看起來更安全的路線：任命自由主義脫歐派人士擔任關鍵的談判職位。

靠著吸納托利黨右翼，大力呼籲投票反對移民，梅首相選擇首先一勞永逸地解決掉右翼民粹主義的英國獨立黨（UKIP），把該黨的支持者都拉攏到托利黨陣營。迄今為止，這一戰略取得了一些成功：在二月份的議會補選中，保守黨搶走了從20世紀30年代就一直由工黨控制的英格蘭北部選區——科普蘭（Copeland）。在國內遍地危機的時候，這對於一個執政了7年的政黨來說，差不多是前所未有的成就。就這一成就而言，梅首相彰顯了保守黨長期的傾向：通過英國的選舉制度獲得並保持執政權力，比空談那些關於民族利益的實質概念更重要。但在擔任8個月首相後，梅自己的意識形態卻更模糊了。

當梅首相最終在1月份的演講中闡述了她脫歐的立場時，結果是一連串的矛盾。自由主義英國脫歐派的影響是清楚的。他們的修辭將英國描繪成「偉大的全球貿易國家」，也是「全世界自由貿易最堅定的倡導者之一」。通過承諾一項「現代工業戰略」、投資基礎設施，首相的姿態是支持有利於工薪階層地區和行業的政策。但是，就其核心來說，這次演講清楚地表明了首相的計劃是「硬脫歐」：離開單一市場和歐洲關稅同盟，為的是「更大膽地擁抱與更廣泛的世界之間的自由貿易」。

雖然政府承認與歐盟二十七個成員國達成的全面自由貿易協定至關重要，但梅首相也指出，脫歐會帶來一個更全球化的英國：將其貿易從其他歐洲福利國家轉移到勞動保護和報酬水平低的發展中國家。這也意味著英國將重拾令人感懷的「議會主權」。首相希望甩掉那些喜歡指手畫腳的歐盟規則。

所有這一切的問題是它們不會牽涉在一起。自由貿易關涉的已主要不是關稅，而是深度交易，與統一的規則、法規、治理和仲裁相關;還關涉擁有複雜的跨國供應鏈的跨國公司。「官僚主義」會行不通。但是脫歐後，隨著英國通過大量零碎的雙邊貿易全面參與一個已經建構好的單一市場，官僚主義更有可能激增。假設政府戰略取得成功，歐盟相對先進而透明的國際治理制度將被「白廳」匆匆制定的協議所取代，托利黨的大多數也就起個橡皮圖章的作用。這些協議將由不透明的、偏向於企業的「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的法院管轄。

在今年1月份的達沃斯會議上，梅首相讚揚了自由主義、自由貿易和全球化。但她也警告全球精英：他們必須讓全球化也造福那些「被落下」的群體，否則就會面臨可能威脅到他們受益的全球秩序的民粹主義大潮。她的擔心是對的：布蘭科·米蘭諾維奇著名的「大象曲線」表明，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和西方國家的精英階級在全球化方面受益匪淺，發達國家的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卻停滯甚至下降。這些人的憤怒是不可預測的、潛在的危險力量。但梅首相的計劃怎麼會幫助他們呢？通過對國民醫療保健制度和重要的歐盟工人培訓體系的「大抽血」能做到嗎？通過挑戰全球化、大力減稅和工人的保障制度去吸引全球企業和全球精英能做到嗎？

梅的大部分政治策略都是利用自己的權威來掩蓋她計劃中的矛盾。她的用語「脫歐就意味著脫歐」已經差不多變成一個口號了。通過反覆重複這個短語，保守派指出，「脫歐」就是梅所說的那樣，而且它的定義超出了政治論證範圍。然而，英國最高法院在12月份裁定：議會主權，而不是梅的個人權威，將主導脫歐進程。就談判和脫離舉行了一系列的選舉。這是工黨有機會與自由民主黨、蘇格蘭國家黨、綠黨和保守黨內的其他弱小自由派系合作，聯合向梅的政府施加真正壓力的時刻。

可是，無論按哪個標準審視，工黨的表現都令人失望。梅首相提出的法案在三讀時，工黨提出的所有關乎其底線的修正方案——甚至是移民權利和議會審查等基本問題——均被拒絕了，而傑里米·科爾賓卻命令工黨的議員們和政府一起投票通過該法案，給了梅令人難以置信的權力來決定英國脫歐過程。

首相的言辭顯然對反對派的陣營有很大的影響。現在工黨的大部分成員都感覺，即使質疑英國脫歐的程序，也是對工黨價值觀和公民投票結果的背叛。這實際上根源於對2016年全民公投的過分命定論式的解讀。民眾反對大量移民、全球化和代議制民主制度是不能否認的。但是，脫歐是英國精英之間的戰鬥，而不是精英與人民之間的鬥爭。執政黨的領導人物和一份在年長的、更富裕的選民中擁有很大影響力的私人報紙一起，為脫歐開展活動。絕不僅僅是桑德蘭地區那些心懷不滿的工黨前支持者們投了脫歐的選票。更多投票給脫歐的選民是來自相對繁榮的「英格蘭中部地區」的、長期支持托利黨的選民。這種不確定性對誰都不好。希望留在歐盟的選民中，有一小部分和他們想脫歐的對手一樣痛恨移民，一樣懷疑歐盟，而兩方陣營的很多人直到脫歐運動的最後幾天才做出決定。即使在大多數「脫歐」的地區，就選舉來說，「留歐」的選民依然有決定性作用。

2016年的記憶可能很快就會被新的結盟和思考所取代，吸納全民投票的敵對戰線，但同時又超越它們。投票箱是一個「黑盒子」，投票動機的複雜性為政治領導留下了巨大的空間。這一點被二月的補選再次證明。前工黨議員加雷斯·斯內爾（Gareth Snell）為工黨奪得了中部特倫特河畔斯托克區（Stoke-on-Trent Central），儘管這一地區是最支持脫歐的地區之一，而斯內爾卻是一位著名的「留歐」人士。他的對手是獨立黨領導人保羅·恩塔爾（Paul Nuttall）。

局勢的不穩定被聯合王國的各部分之間的摩擦惡化了。隨著歐盟退出程序的進行，這種不和諧愈發明顯。愛爾蘭新芬黨在最近的北愛爾蘭議會選舉中取得了重大進展。愛爾蘭共和黨在今年可能進行的選舉之前進行了民意調查，正在制定重新統一愛爾蘭的詳細計劃。本星期，蘇格蘭國務大臣尼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在與梅的戰鬥中開闢了新戰線，承諾在英國退出歐盟之前，第二次蘇格蘭獨立全民公投。

對於工黨來說，這種情況帶來的更多是危機而不是機會。為了爭取在白廳內指導英國脫歐進程，而且還要保密，梅已經讓自己暴露在了如下指責面前：不聽聯合王國的成員國、地區和社區的意見，沒能在危機時刻把大家團結在一起。然而，在揭露梅的選擇的後果時，工黨必須小心，不要接受蘇格蘭或愛爾蘭民族主義的外衣。民族主義對工黨剩下的英格蘭心臟地區的選舉來說，是毒藥，而對工黨已經大大壓縮的蘇格蘭陣營來說，也是背叛。但是，工黨確實需要嘗試、重視尼古拉的努力，而不是攻擊其為機會主義。雖然英國民族主義對左派支持者來說是棘手的領域，但表達民眾對秘密而集中的權力的不滿，也是其老習慣。工黨應該動員其強大的英國各地區的領導骨幹，挑戰梅對於脫歐談判的專有態度，這場談判會影響英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各個方面。舍此，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抗議只會增加梅的支持率。這位首相可是非常善於用一個「嚴陣以待的、鐵板一塊的英國」來對抗蘇格蘭、愛爾蘭和歐洲大陸的威脅。

談了這麼多，為什麼工黨在挑戰梅聲稱對公投授權有唯一的解釋權時這麼膽怯？工黨的神話和對自我的意識，是解釋該問題的核心。缺乏遠見的歷史觀假定「真正的」工黨本質上是一股反自由的力量，對移民和國際貿易具有明確的敵對態度。事實上，20世紀中期作為一個經濟上民族主義的政黨，那時的工黨卻是一個簡版的國際貿易黨——至少部分地享受著由英聯邦出口型經濟體向英鎊地區提供的便利。大英帝國及其在維多利亞時期的工業化進程和英國福利國家建設的過程中的角色，被左右兩派那些懷舊的脫歐主義者給抹去了。事實是，自十七世紀以來，英國從來沒有獨立地立於世界。

在帝國衰落之後，工黨內部越來越多的人像他們的保守派對手一樣，被歐洲作為一個自由貿易集團的統一宏圖所吸引，認為那有可能重振英國工業。這一立場代表了對黨的早期傳統的回歸，而不是捨棄。早期的工黨運動由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塑造，平民階級和被污名化的費邊主義精英階級同樣如此。這就是為什麼工黨骨子裡仍然是「自由貿易」黨——從19世紀40年代起就一直用這個口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該黨於1906年在共同的立場上反對保守黨的「帝國優先」而進入議會：所謂「帝國優先」，就是今天梅首相的部長和顧問們口口聲聲所說的反歐洲的貿易政策。

今天的英國需要的，是類似19世紀後期的多元政治：地方聯合飄忽不定、國際聯合穩定團結、對工人階級民族和精神層面的本能關注。工黨建立在一個由多重身份折射出階級的世界，工會薄弱、種族帝國主義崛起。它通過選擇立場、選擇領導人、提出要求以及建立困難的聯盟而成長，而不是模仿今天（成功的）代表工人階級的托利黨政治。

工黨在當下的抵抗和重建，有兩個明確的選擇。他們可以把梅首相扳倒來挽救單一市場，也可以提供一個充實的、類似的願景去替代一個全球化程度大大削弱的英國。任何選擇都不會代表對工黨歷史或政治本質的背叛。但工黨必須「做出選擇」，並接受這種選擇的直接影響。

後全球化的英國會是什麼樣子？向著社會主義的國家路線在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由工黨內的本奈特左翼所維持，今天則在現任領導人對「硬脫歐」的經濟後果的漠不關心中重生。科爾賓和他的影子大臣約翰·麥克唐納（John McDonnell）是在1975年公民投票中反對工黨首相哈羅德·威爾遜的左派活動家之一，那時他們不想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替代經濟戰略」是20世紀70年代早期和80年代初期工黨左派經濟思想的焦點，以進口和資本管製為核心戰略。正如喬·吉南和馬修·布朗詳述的，工黨左翼的現代思想保持了先前對所有權和財富的中心地位的關注，再加上對本地主義和民主控制的重視,取代了舊的、更集中的集權主義,以及各種社會主義計劃的變種。這是一條工黨可能追求的道路。

捍衛單一市場將需要完全不同的優先事項。一種「進步聯盟」是必要的，雖然這比工黨內部成員通常所設想的更加不舒服和倉促。在談判過程中，擊敗梅的大多數的關鍵議會選票不是來自於綠黨、自由民主黨或蘇格蘭國民黨，而是來自於奧斯本主義者和北愛爾蘭黨，特別是民主聯盟黨（DUP）。既然「議事規則」第五十條的議案已經通過了，審查和壓力就不得不放在政府的一些零碎的事件上：突出離開單一市場和關稅同盟對議會特定選區的特定行業的具體影響，慢慢地將公眾的觀點轉向反對政府措施的狹隘無知。在英國的政治中，負面的民意調查、內閣的分裂以及議會失去對首相的信心，會造成很大的間接壓力。雖然梅現在看上去無懈可擊，但一場災難性的談判和不斷增加的公眾不安，也可能促使她改變自己的策略，或者直接結束她的首相生涯。

工黨也有必要展示更好的協商能力，提出梅所偏愛的硬脫歐的替代方案。國際形勢必須得到承認，而且工黨要善於利用，要比托尼·布萊爾和莫·摩蘭姆促成「耶穌受難節協議」之後的任何時刻更加善用技巧。主要由工黨政府在1945年至1951年確定的關於英國防務和外交政策的基礎性討論，應該重新開啟。歐洲人對特朗普選舉的後果的擔憂，也可以變成工黨的優勢。如果英國放棄對自主的集體歐洲防務的厭惡，它可以改善其在未來與歐盟27國談判中的危險地位,比如可以用軍事力量和預算資助換取對移民的控制和單一市場的完全成員地位。如果工黨比倒霉的鮑里斯·約翰遜技高一籌，與歐洲領導人進行友好的公開對話，英國脫歐的政治可能開始發生變化。這將有利於雙方和國家。

工黨無力在上述的兩種方案中擇一凝聚在其周圍，同樣也無力在政黨認同和對政治經濟的理解上獲得共識。變換形式的激進的經濟民族主義，暗示了工黨現在是一個絕對的社會主義政黨，擁有一個長期的、轉型的規劃，而不再如其歷史上那樣，是一個在一系列和當前相同的社會和意識形態上建立廣泛聯盟的多元民主黨派。科爾賓的領導層至少在理論上致力於上面所說的第一個願景。目前尚不清楚其他派系是否真正了解了現在第二個願景在國內和國際的要求。從所有方面來看，現在的英國政治過分強調抽象和向內轉向，對於前所未有的政治局勢導致迅速變化的現實卻關注不夠。因此，我們一個更加雄心勃勃、有想像力和嚴肅的政治形式。

2016年是漂移、妄想和恐慌此起彼伏的一年。如果梅對英國脫歐的努力最終失敗——正如我們擔心的那樣——這樣做只會加劇社會、經濟和政治錯位的進程，而這種錯位引發了英美激進右派的崛起。我們不能假設左派會因為缺席而受益;事實上，根據目前的趨勢，進一步的破壞，造成的結果可能是更暴力、更排外的政治。儘管梅的表現很得體，但她對這種政治和特朗普一樣堅持：在內政大臣的任期內，她將蠻橫、無能發揮出新高度，而她擔任首相後的聲明，也顯現了對於移民數量嚴格控制的沒遠見。面對如此巨大的困境，有很多工作要做，也必須做出選擇。眼下的任務很明確，英國必須「活」下去。

翻譯：王晨煥

文章題目：The British Left at a Crossroads，James Stafford and Florence Sutcliffe-Braithwaite ，Dissent，March 16, 2017

網路來源： The British Left at a Crossroads | Dissent Magazine

責任編輯：韓笑n技術編輯：韓笑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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