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去向——過去200年間人們工作和閑暇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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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經濟觀察報》。

工廠勞動對工人有下面幾種不利影響：（1）無條件地必須使自己的身體和精神的活動適應於由均勻的無休止的力量來發動的機器的運動；（2）必須在長得不近情理而且每一個間隙都迅速地互相銜接起來的時間內保持站立的姿勢；（3）睡眠被剝奪（由於工作時間長、腿痛和全身不舒服）。這裡還得加上低矮、擁擠、滿是塵土的或潮濕的工作室，骯髒而悶熱的空氣，以及不斷地出汗。因此，特別是男孩子，除了很少的例外，很快就失去兒童的新鮮的玫瑰色的臉色，比其餘的男孩子蒼白而消瘦。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9世紀時，漫長的工作時間，耗盡了工人的最後一分精力，使得他們臉上「沒有一點青年人通常具有的生動、活潑和愉快的表情」。經濟學常用產出或者工資來測度社會進步的程度，但人不止於工作，還有「八小時之外」。工作以外的所有活動，在經濟學上都叫做閑暇。其中既包括飲食、睡眠等基礎需要，也包括社交、娛樂等活動，還包括生育和撫養孩子。僅僅把目光放在物質財富上是不夠的。閑暇生活的質量，對於每一個人實際感受到多少幸福，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需要回望過去，看看工作和閑暇的比例，還有閑暇時間在各用途間的分配，在歷史上如何變化。

長時段角度看，隨著社會進步，工作時間是縮短了。我們普遍有種印象，感覺中國人特別能吃苦，而歐洲人工作時間比較短。19世紀的時候，情況未必是這樣。根據Huberman和Minns整理的數據，1870年時，歐美國家的工作時間普遍都很長。像比利時，社會平均的工作時間長達3483小時。即使全年無休，每天工作的時間也長達9.5個小時。工作如此刻苦的還有丹麥（3434小時）和瑞典（3436小時）。英國在當時最富有，工作時間也最短，一年平均2755個小時。如果全年無休，一天只需要上7.5個小時的班。

除西歐以外，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這幾個地方，1870年的時候工作時間也不短。澳大利亞是2792個小時，加拿大是2845個小時，美國是3096小時。如果全年無休，大概是每天都要工作8-9個小時。假如每年放50天假，每天工作時間就奔著10小時去了。整個西歐地區，工作時間平均達到3191小時，如果每年放50天假，每天就得工作超過10小時。年平均工作時間能少於3000小時的，只有英國、西班牙、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這四個國家。

這一點可以通過其它研究驗證。Atack和Bateman發表的研究How long was the workday in 1880，估計了1830-1890年美國各行業工作日長度的變化。他們發現：1830年的時候，一個典型的工作日，工作時長是11.5小時，到1890年下降到10小時左右。具體到1880年，雖然當時的工會已經提出了「八小時工作制」的口號，但超過三分之二的企業還是要求員工每天工作至少10小時。能夠實行八小時制的企業不到總數的4%。十小時工作制基本是當時社會的標準，各行業的工作時間稍微短一點長一點兒都有可能，但總體離10小時不遠。

不過，正是在1870-1900年這個時間段，歐美各國平均的工作時間開始直線式下降。拿前面提到的，最勤奮的比利時人來舉例：1870年時平均工作3483個小時，到1900年時減少到3064個小時。然後就是20世紀，每10年一個台階的下降。到2000年的時候，一個比利時人，一年平均只工作1547個小時。如果選擇全年無休，風雨無阻，一天只需要工作4個小時出頭。就算一年放100個整天假，每天工作時間也不到6個小時。整個西歐地區，2000年的時候一年平均只工作1572個小時。比起 1870年時的3191，整整下降了50%有餘。在2000年時最勤奮的美國，平均也只工作1878個小時。

工業革命開始後，預期壽命延長，待在工作崗位上的年限也變長了。但是，即使把這一點也考慮進去，工作時間平均來說還是在縮短。根據Hazan 2009年發表的研究，假如你是1850年出生在美國的男性，平均來說，一輩子得工作超過11萬小時。一年有8760個小時，一輩子要工作13個整年。考慮到1850年時，美國人均預期壽命只有40歲。除掉睡覺的時間，一輩子的大多數時間都在勞作。再往後，人均壽命繼續延長，總的工作時間卻在下降。如果你是1970年出生在美國的男性，一輩子平均只需要工作73000多個小時，算下來是8.　5個整年。而美國的人均壽命此時已超過了70歲。原來，工作就是生活；現在，生活不止工作。

閑暇時間的延長，本身是社會進步的體現。一年工作不到2000小時，還能維持比較高的生活水平，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勞動生產率有了很大的進步。過去的工作，無論是強度還是效率，都很難和今天相比。Fogel 1994年的諾獎演說指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近代經濟快速增長之前，普通人攝入的熱量很難維持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因此，儘管工作時間很長，但實際的強度未必有多高。另外一點是效率。如果按識字率和教育年限來衡量，現代社會的人力資本存量要遠遠高於19世紀。以美國為例，1850年時，人均教育年限只有8.71年；1970年時，這個數據變成了15.87年，幾乎翻倍。生產率提高，使得人們不需要工作太長時間，就足以維持自己生存。

時間都去哪了？工作以外的時間未必輕鬆。首先，上下班本身就要花費一些時間；其次，除了受雇於企業，為市場而生產，家庭內部也要生產。比方說做飯、清潔、育兒，如果選擇到市場上僱人來做這些家務，都要花錢。家庭自己生產這些服務，一般要便宜一些，但需要花費自己的時間。接下來，個人可能會利用閑暇時間「充電」，接受教育，來繼續投資自己的人力資本。再次，有一些必須的生理需求要滿足，比如睡覺。最後才是純粹的娛樂時間，比如看電視、與朋友聊天，玩遊戲等。減少的工作時間可能分配到其它項目上，能用來娛樂的時間未必會增加。

Ramey和Francis 2009年發表的研究A century of work and leisure，利用細化的美國微觀數據驗證了這一點。1900-2000年，100年來，人們花在工作和通勤上的時間確實有明顯下降，但其中的70%都轉移到了教育上。1900年的時候，5-22歲這個年齡段的人，花在教育上的時間一年平均只有300小時，2000年時這個數字是900小時，翻了三倍。如果把工作、通勤和教育三項加起來，統一算成「市場時間」，反映一生在市場中活動的時間的長短，1900年時，教育占整個市場時間的比例只有13%。到1980年左右，這個比例達到35%，然後開始回落，在2000年時大概是25%。因此，雖然表面上工作時間確實縮短了，但脫離市場的時間並沒有明顯減少。剩下的30%，主要轉移到了家務活上。相比1990年，2000年時人們的娛樂時間並沒有顯著增加。

因此，從長時段的研究看，自工業革命以來，人們的工作時間基本上是不斷在縮短，但其中相當一部分時間都投到了教育上。不過，這忽略了以下兩個問題。首先，不同的社會階層，100餘年來時間分配的變化有無差別？其次，1980年後世界範圍內的勞動力市場出現了一些新現象，比方說總產出中分配給勞動的收入不停下降、貧富差距重新抬頭，等等。這一點是否也會影響人們的時間分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近年來，社會各階層的時間分配的差別在擴大，對一部分群體，100餘年來的趨勢已經開始逆轉。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以前是有閑階級有錢，現在是缺錢階層有閑。曾經的貴族，會用各種方法炫耀自己不需要勞作；如果今天還有貴族，他們一定會讓自己的辦公軟體24小時在線。Costa 1998年發表的The unequal work day: A long-term view是比較早觀察到這一轉變的研究之一。在1890年代，收入排最後10%的人，每天平均要工作11個小時；到1991年，他們每天只需要工作8個小時。與之相反，收入排社會前10%的人，在1890年代每天只需工作不到9小時。100年之後，他們每天還是差不多要工作9個小時，總共只縮短了0.2小時。

這一轉變具體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Aguiar和Hurst的研究Measuring trends in leisure:　The allocation of time over five decades非常細緻地回答了這一問題，也是近年來許多後續研究的起點。整體來看，學歷越高，這個轉折點來得越早。大概在1985年的時候，有研究生學歷的人工作時間就開始變長。儘管從1965-1985年，他們每周平均多了四個小時的閑暇；但從1985到2005年，他們的閑暇減少了六個小時，比1965年時還要少兩個小時。上過本科的人，每周的閑暇時間從1985年開始停滯，近年來也開始有下降的趨勢。而高中學歷或以下的群體，他們的閑暇時間在1965-1985年間變化不大，1985-2005年間則是急速上升，20年間增加了接近10個小時。因此，從美國數據看，這個轉折點在1985年左右到來。

這裡需要強調一點，近50年來男女間閑暇變化的差異有很大不同。男性近年來的趨勢和總體一致，大致以本科學歷為分界線，本科或以上閑暇減少；本科以下閑暇增加。伴隨著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服務業在全球產業結構中的上升，近幾十年來，很多國家女性的參工率和工作時間都有明顯上升。按照Aguiar和Hurst整理的數據，1965-1985年間，女性閑暇的變化大體和男性一致：各學歷層次的閑暇都在增加，但學歷越高，閑暇增加得越少。1985年以後，不同於男性群體，所有學歷層次的女性，工作時間都在上升。20年間，研究生每周平均多工作5個小時，本科學歷要多工作3個小時。高中或以下學歷，每周工時延長2個小時。

因此，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如下：按教育程度分類，可以精確地捕捉到近年來社會各群體時間分配的變化。時間上的分界線大致是1980年代中期，教育程度上的分界線大致是本科學歷及以上。進一步考察具體的時間分配能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這一現象。總體來看，1965-2005年，日程表中比重變化最大的三塊分別是看電視、社交和閱讀。每周看電視的時間長了8小時，可以說多出來的閑暇，大部分都被銀屏、沙發和薯條佔據了。社交和閱讀的時間都出現了明顯的萎縮。平均而言，閱讀的時間下降了3個小時，社交的時間下降了4個小時。從這一角度看，部分學者對「年輕人不讀書」和「社交萎縮」的擔憂，其實頗有道理。

不過，不同教育層次的群體，時間分配上出現了明顯的區別。40年以來，本科或以上學歷的人，每周看電視的時間只延長了5.5個小時。除了工作時間變長，閱讀和社交時間變短之外，他們也開始放棄睡眠，換取健康和更長的工作時間。Mullahy和Robert 2010年名叫No time to lose的研究詳細考察了這一點。2000年之後，持有本科或以上學位的人，男性每天運動的時間平均要長24分鐘，女性運動的時間長11分鐘。這部分增加對應的是睡眠時間的減少。相比之下，高中或以下學歷，40年來看電視的時間延長了9.3個小時，而運動等項目並沒有相應的延長。

這種情況乍看起來頗為公平：教育程度高的群體拿著更高的收入，但閑暇時間更少；教育程度低的個體收入低一些，但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更長。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後一類群體常常沒有辦法掌控自己的時間。最早從量化角度考察這一點的是Sevilla、Gimenez-Nadal和Gershuny。他們在2012年的研究Leisur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5—2003中指出：閑暇活動的質量有高低。如果閑暇處在工作的間隙，或者隨時可能被工作打斷，這種閑暇就是低質量的；高質量的閑暇應該完全由自己支配。考慮這一點之後，他們發現：幾十年來，美國人的閑暇質量一直在下降，但本科以下學歷這部分群體下降得更厲害。他們閑暇的數量更多，但質量更低。

中國的情況怎麼樣呢？很遺憾，針對這一主題，深入的研究沒有那麼多。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王琪延2000年發表的《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時間分配分析》。按照2000年的數據，一個普通的中國城鎮居民，男性的一輩子平均有621960個小時，71年；女性一輩子有648240個小時，約74年。男性一輩子平均工作75000個小時，占生命12%；女性工作58750個小時，占生命9%。中間的這3%差距，剛好可以被家務分工解釋：女性一輩子要花10%的時間來做家務，男性做家務的時間只佔7%。無論男女，一輩子都要花44000個小時左右的時間來學習。假如按一輩子70年算，大抵是10年工作、10年家務、10年學習。扣掉睡眠一類的活動，有20年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

此外，在2000年之前，中國人的時間分配也出現了和發達國家類似的趨勢。首先是閑暇時間的延長。1986-1996年，即使中間經歷了「單休變雙休」，每周工作日少一天，北京市城鎮居民每天工作還是減少了一個小時。算上每天少做半小時家務，每天能多出來一個多小時閑暇。一是閑暇增加，二是各群體閑暇分化。從1990年代的數據看，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工作時間越長，做家務時間越短。王琪延稱之為「腦體倒掛的現象已經得到了糾正」。在美國，教育程度高者工作時間更長，也是20世紀中期之後的事情了。此外，教育程度越高，投資在業餘學習和教育子女方面的時間也會增加。小學畢業或以下，每天平均自學11分鐘，碩士群體或以上則是61分鐘。

為什麼近年來趨勢開始倒轉？目前還沒有比較統一的解釋。不過，有兩點因素值得注意。首先，有一些學者認為與近年來不停加深的不平等有關。Bowles和Park 2005年發表的研究Emulation, inequality, and work hours整理了發達國家不平等程度與工作時長的數據，發現了非常顯著的正相關。不平等程度的差異幾乎可以解釋所有工作時間長度的差異。但是，不平等是通過什麼渠道作用於工作時間呢？Bowles和Park認為凡勃倫提出的「炫耀地位」的需要可以解釋兩者之間的關係：社會分化越嚴重，炫耀地位帶來的效用越高，這會驅動人們放棄閑暇，換取收入來購買能昭示社會地位的商品。Bell和Freeman則在The incentive　for working hard一文中提出了另外一種解釋：社會越不平等，勝過別人獲取高層職位的收益就越高，大家會更拚命。

第二個因素是日新月異的娛樂設備。Aguiar、Bils、Charles和Hurst今年完成的一篇工作論文初步考察了這一點。2000年以來，美國21-24歲男性的就業率減少了13%，但他們的消費水平並沒有明顯降低。無論是教育，還是就業市場的變化都無法解釋這一點。通過深入考察這部分青年的時間分配，作者發現遊戲可以解釋就業率下降的接近一半。科技進步為大眾提供了更加廉價的娛樂手段，也讓大家對工作更加挑剔了。目前來說，筆者更認同Bell和Freeman的理論。他們的解釋和近年來各國分配格局「兩頭變大，中間變小」的格局吻合。如果努力工作帶有追求更高收入的意味，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流動幾率的減小，會挫傷低教育程度努力工作的激勵；而高收入與中等收入差距的拉大，會增強有機會進入高收入崗位的群體努力工作的激勵。

總而言之，我們看到了兩段趨勢。首先是工業革命以來，工作時間縮短，閑暇時間延長。中間的變化主要歸功於教育的延長。電視、閱讀和社交三項活動的變化可以解釋大部分剩餘的變化。接下來，在互聯網技術革命前，閑暇的趨勢開始分化。以本科學歷為分界線，一部分人選擇工作更長的時間，放棄部分睡眠；一部分人工作時間繼續縮短，並將閑暇時間的大頭轉移到電視和電腦等新的娛樂設備上。這是不平等演變的一個側面，也會影響不平等在將來的進一步演化。對時間分配的深入研究，也標誌著經濟學在微觀層面的再一次細化。國內在這一領域的探索，還有許多深入的空間。不過，我們很可能也在經歷與發達國家類似的分化過程。伴隨新技術大範圍引入生活，未來人們的工作/閑暇格局會如何進一步變化呢？下降的趨勢是否會逆轉，分化的勢頭是否會停止？這些問題都很值得在歷史的基礎上進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