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

十七年前的今天，我來到了北京。

從一個叫做大周庄的村子出發，先坐拖拉機蹚過泥路，到鎮上換中巴，換大巴，再換公交，天黑前搭上過路的綠皮火車，在咣當聲里蜷一整夜，最後抵達北京，十里堡，二道溝河邊兒上一間青磚青瓦、三米見方的小平房。那是我在北京的第一個家。

北漂第二年，我爸爸終於找到了一份收入尚可的工作，不再吃了上頓沒下頓。那個春節他又一次沒買著回家的車票，一個人走在1999年的北京街頭，他做了個決定：儘早把老婆孩子都接過來，一塊兒生活。

於是我們就這樣到北京來了，弟弟牽著我，我牽著媽媽，一人背著個蛇皮口袋，臉上身上掛滿了泥和灰。可再大的灰也壓不住我心裡的得意，我可是鎮上頭一個搬去北京的小孩！那些從前只能在電視上見著的東西，冰糖葫蘆，北京烤鴨，還有滿街的小轎車，我很快就將生活在它們之間了——我只是沒猜到，不管我的衣服再新，我那句「阿姨好」練再多遍、說再標準，房東依然會皺著眉毛向後退，滿頭粉紅粉黃的髮捲兒亂抖：「民工吧你們？我這房子可不租給民工！」

「不不不，不是民工！」我爸爸一個箭步衝上前去，哈腰堆笑，塞過去他還帶著油墨味兒的名片：「是詩人，詩人，向您保證，絕~對~不是民工。」

那個夏天，我的詩人爸爸一邊給幾個半大孩子當保姆，一邊帶我去了許多地方。哪兒都不去時我就在院里看小兔子。小兔子是房東兒子養的，他見我看就噓我，我只好扒著門縫偷偷瞧，可偷偷瞧也開心；兩元店裡呆久了店主也噓我，可誰讓他的舊雜誌那麼好看呢？唯一不會噓我的就是商場的電梯了，電梯那麼好玩，我怎麼從沒見過？我跑上跑下恨不得住在裡頭。那會兒我的確是個小孩，我記得自己那時有多愛吃麥當勞。

那是2000年，離孫志剛之死還有三年。我爸和孫志剛長得帶像，方腮高顴，長成他們那樣的人，走路上隨時可能被叫住查暫住證，一句話不對付，就扔進收容所，運去東莞流水線上加工燈泡。每天晚上我都提心弔膽等他回家，那種心悸一直持續到今天。一次，我在街口的踏步機上頭玩，一個北京小孩——蔫壞蔫壞那種——問我：「你爸開什麼車？」

「夏利。」我說。那是我唯一知道的一種車名。

「哈哈哈，窮逼才開夏利呢，知道我爸開什麼車嗎？凱迪拉克！」

我跑了好幾家書店，從一本《車迷常識》之類的書里抄下好幾個汽車品牌，有林肯，有法拉利，我在那個踏步機旁守了整整兩周，耐心打磨台詞——可是他再也沒有出現。

三個月後，有人問了我同樣的問題，我的班主任，這次我實話實說告訴他我爸爸什麼車都不開，那之後整整三年，他再沒拿正眼瞧過我。

不，我說這些並不是為了告訴你我當小孩兒時有多苦，或者扯犢子說我如何笑對苦難。我不想說一個勵志故事，講我怎麼怎麼變牛逼。儘管那年我確實曾在1路公交上手指國貿兩棟高樓，向父母發誓：「我將來要去裡頭上班，一個月掙七千塊！」——你瞧瞧，瞧瞧！多棒的一個雞湯開頭。只是當我回望這十七年，從我小心翼翼挽起褲腿，爬上拖拉機的那個時刻開始，往事便像14年初西二旗地鐵口五彩斑斕的O2O廣告傳單一般不請自來。我看見我在許多個白天大笑，又在許多個夜晚流淚，許多人的身影和我交錯——頂著髮捲的女房東，踏步機上的北京小孩，就連兩元店店主我都記得。我同樣清楚到北京來，才是那幾年我生命里最大的「大事」，可那不過是一個蒼白的描述，而我看見的我記住的，全都是這些細碎。

我曾經痛恨它們，我曾經堅信人是為了見證大事而活，因為大事的遲遲沒有發生，我曾一次次陷入抑鬱。可回想這十七年，我人生中所有稱得上「大事」的事，從北到南從南到北，出國回國，從一個行業到另一個行業，真正改變了我的東西，讓我成為我的東西，從來不是什麼大事，而是那些最細碎的東西。

「你每寫一萬字，我就帶你吃一次麥當勞。」我爸爸說。那是2010年秋天，為了鍛煉我的作文，我爸爸立了這麼個規矩。之後一年裡我吃了九頓麥當勞，那時的我志向當個電梯工人，頓頓吃薯條辣翅，從沒想過有一天自己會以寫作為生。

十七年後，2017年6月1日，我還在北京，十里堡。新家是傳說中的野模社區，倒個垃圾都能看見好幾雙大白腿，這一天像過去的每一天一樣，都沒有什麼大事發生，可我還是決定把它記下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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