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見未來的科幻作家威爾斯

「所有的過去只是開始中的開始，曾經發生過的一切也只不過是黎明前的曙光。」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

有一位科幻作家，因為他對未來的預言准到可怕，因此被稱為「發明未來的人」（The Man Who Invented Tomorrow），他的作品除了描述科技帶來的便利之外，也充斥了技術帶來的威脅。他開創了科幻小說中一支重要的血脈——反烏托邦小說，後來阿道司·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喬治·奧威爾的《1984》正是繼承了這一傳統，他就是赫伯特·喬治·威爾斯。

威爾斯1914年發表小說《獲得自由的世界》（The World Set Free），書中他提到人們創造了一種新型武器叫原子彈（Atomic Bomb），不止是武器名字甚至是原子彈爆炸後的細節都與後來的原子彈出奇相似。巧合的是，《獲得自由的世界》中講道，原子彈的奧秘是在1933年由一位物理學家參透，而原子物理學家裡奧·齊拉特正是在1932年讀到了這部小說，1933年，他碰巧產生了通過一個鏈式反應放大原子能量的構想，隨即著手一系列關鍵實驗並與愛因斯坦、富蘭克林·羅斯福商議，促成了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

?在1895年發表的處女作《時間機器》中，威爾斯闡述了「四維空間」理論，如今已獲得了現代社會的廣泛認同；在《陸戰鐵甲》中，威爾斯預言了裝甲坦克將在戰爭中應用；在《星際戰爭》中，火星人使用的「熱線」與半個世紀後發現的激光相似，「黑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軍使用的毒瓦斯相當，小說中描寫的大規模荼毒生靈的場面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得到印證。

《時空傳奇》（Tales of Space and Time）是一部誕生於世紀之交的作品，那是距今120個年頭的1897年。1897年是個什麼樣的年代？東方的大清帝國剛遭逢甲午戰敗，意圖改革的戊戌變法仍有如襁褓中的嬰兒，隨時都會夭折；在西方，美國企業家才剛製造了第一輛福特汽車，而義大利工程師才正要探索無線電這項深奧的科技。那是個沒有手機、飛機與電視機的年代，人們對「高速公路」與「網路」也沒有任何概念。

威爾斯正是在那樣的年代裡寫下了本書中充滿想像力的情節。他是如何辦到的？想必不會是如同《製造奇蹟的人》的主角般獲得天啟。沒有人可以脫離自身的時代，文學家自然也不例外。

威爾斯所處的時代，正是十九世紀末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不列顛制霸期（Pax Britannica）。英國在經過工業革命後，靠著殖民擴張與貿易而成為了全世界最先進、最工業化的國家之一。在那個年代，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彷彿成了新的自然鐵律，應許一個美好的未來；在那個年代，日不落帝國也還尚未經過波爾戰爭（Boer War, 1899-1902）與世界大戰的殘酷洗禮，前途看似一片美好。然而也是在那個年代，觀察入微的威爾斯就已通過小說的文字，「寓言」般地提出了自己對未來的隱憂。相較於同時期對科學進步較為樂觀的作家來說──例如同樣被譽為科幻文學之父、比威爾斯稍早一些的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家凡爾納，威爾斯的文字總顯得有些悲觀。威爾斯筆下的未來反映了更多的社會現實，包括看似永無止境的都市化、日益擴大的階級矛盾、來自外界的入侵或戰爭，以及大規模災難出現的可能。

《時空傳奇》中的《新星》，幾乎可說是最早具體描寫「慧星撞地球」這樣災難式場景的科幻小說之一。21世紀的今天，在好萊塢與電子媒體推波助瀾下，慧星撞地球這類末世災難題材早已是十分常見的創作套路，但在影像技術尚不普及的當年，威爾斯的作品是當時讀者想像這類災難情景的重要依據。

威爾斯日後還會繼續描繪這種從天而降的災難，包括描寫火星人入侵的《世界大戰》與預測德國空襲倫敦、造成無數生靈塗炭的《空中戰爭》等經典災難作品。一個經典的案例是，1938年十月的某個上午，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了由威爾斯小說《世界大戰》所改編的廣播劇，卻意外導致上千名只聽到部分片段的群眾陷入恐慌。今天的讀者或許很難想像，廣播電台會需要不厭其煩地重申廣播劇內容「純屬虛構」。這樣的「事實」，恰恰說明了在那個虛構與現實不易區分的年代裡，威爾斯所捕捉到的災難隱憂是確實存在於許多人心中的。

隱憂不只來自外部，還存在於社會本身。在《未來的故事》中，威爾斯用帶有（反）烏托邦色彩的筆觸（反烏托邦作為一個文類也是19世紀開始的現象），描繪了22世紀的倫敦：機器逐漸取代人力、人們捨棄農業與人口爆炸則導致了無止境的都市化，並最終使都市人無法離開都市過活。這一切對威爾斯來說都不是毫無根據的空想，因為在威爾斯從出生到寫作本書的這段時間裡，英國的人口幾乎整整翻了一倍，工業機械取代傳統人力與都市化等問題更是如影隨行。在生產方式改變的衝擊下，「階級問題」很快就成為社會的另一大隱憂。狄更斯的小說離威爾斯的年代並不會很遙遠，威爾斯也早在他的成名作《時間機器》中就碰觸到了階級問題──生活在地上與地底兩個世界幾乎就是兩個不同階級的投射。而在《未來的故事》中，生活在都市下層的中下階級就連職業都必須接受分配，只能靠著微薄的工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苟延殘喘──與上層社會的富裕形成巨大的反差。今日的讀者或許不禁要懷疑，在這種近乎絕望的貧富差距下，怎麼還沒有人發動革命。而這，或許也是另一個威爾斯無法自外於他所處時代之處。

在威爾斯一生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他都是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他和同時期的大文豪蕭伯納一樣，是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成員，他們主張溫和的社會主義改革，反對激進的革命與階級鬥爭。也因此，儘管威爾斯在作品中屢屢碰提及了階級矛盾的隱憂，但他的筆法仍舊是相對溫和與保守的。在《未來的故事》中，威爾斯並未給讀者一個不寒而慄的悲劇故事，階級分野並未導致血腥鬥爭，故事最後更靠著一位上層階級的「善念」而得以有相對圓滿的結局。

或許是同樣出身於中下中產階級的緣故，威爾斯最擅長描寫的，既不是上層階級也不是社會底層的苦勞階級，而是那在維多利亞時代急速膨脹的中產階級。他在《水晶蛋》這篇小說中對古董店主人卡夫先生的細緻描寫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威爾斯幾乎是用一種巨細靡遺的方式在描寫卡夫先生店中的擺設，以及他那不怎麼幸福的家庭。要不是靠著一顆在古董雜物中偶然發現的水晶蛋，卡夫先生恐怕這輩子都沒辦法擺脫他那沉悶的生活，去一窺來自新世界的外星景象。這樣從日常細節中作展開的寫法，或許有助於拉近作品與當時讀者之間的距離，在《石器時代的故事》這篇奇幻空想風格較重的作品中也可一窺一二。即使表面上是寫石器時代，篇中仍可四處看到威爾斯對當時英格蘭的地貌與人群的連結。

誠然，《時空傳奇》中所收錄的五篇故事，對於常閱讀類型小說的現代讀者來說或許並不新鮮。而這自然是因為從威爾斯以降，科幻小說業已經歷了上百年的發展，諸如末世災難、反烏托邦與未來世界等各種子類型更是名作輩出。然而如果我們回望一百二十年前，理解威爾斯與他的時代，那麼我們就能稍稍體會到威爾斯當年在科幻小說這個文類的貢獻。與一百二十年前的威爾斯不同，今天的我們已有了電視機、飛機與手機，但不變的是我們依舊想望著未來，站在威爾斯與他的後繼者們的肩膀上，用穿越時空的傳說遙望著未來。

?為什麼威爾斯具有如此的前瞻能力，其實是因為威爾斯是一位學霸，學習過物理學、化學、地質學、天文學，而他的生物學老師正是著名進化論科學家托馬斯·赫胥黎。科學將複雜的事物轉化為簡單的規律，正是科學在幫助我們觀察未來，科幻小說只是把它寫下來而已。

?阿西莫夫說，當我們觀察星星、宇宙或者DNA時，我們在尋找一些簡單的東西，他們遵循著簡單完美的規律和方程，但當我們觀察人類歷史時會發現，它是混亂的、不可預測的，我們的視線是有限的。用克拉克的名句做結：「對於未來，我們能做的唯一準確的預測是它必將精彩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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