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專題】勞動、職業與清教徒的革命｜城與邦

作者：曉辟（律師，政治哲學業餘愛好者）

前言

　　本文將介紹邁克爾·沃爾澤《清教徒的革命》一書中有關清教思想與勞動的部分。受惠於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清教教義與勞動之間的緊密關係並不是什麼陌生的主題。但沃爾澤對這一主題的闡發與韋伯仍然存在相當的不同，在沃爾澤看來，清教徒通過勞動與職業理論，為中世紀傳統秩序土崩瓦解的英國提出了一種全新的、現代的社會秩序。

一、舊體系的瓦解

　　16世紀後半到17世紀的英國經歷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轉型。都鐸王朝治下的絕對君主制逐漸成型、原有的天主教體系土崩瓦解、不斷推進的圈地運動不可逆轉的改變了鄉村生活。其中與清教教義最直接相關的是若干相互關聯的社會問題。第一是圈地運動導致農村人口的減少，農民從原有的土地上被驅逐。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湧入城市和自治市鎮，成為流浪街頭的無業游民和乞丐。成千上萬的乞丐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形成了一個單獨的社會群體，遠離日常勞動的世界，乞討成為一種世代相傳的職業和生活方式。第二是快速的城市化。隨著農村人口的到來，倫敦以及其他市鎮的人口激增。從伊麗莎白一世繼位到詹姆斯一世去世，倫敦的人口可能增長了三倍。中世紀城市中原有的高度整合、管理良好的同業公會、教會組織以及其他市民共同體都無法吸納新增的市民。於是許多人定居在城市的郊區，不受地方官員和行會的控制。缺乏良好公共服務的結果是倫敦郊區陷入犯罪、瘟疫和火災之中。第三是天主教會突然崩潰留下的宗教真空，而聖公會沒能完全填補這種真空。到了17世紀，許多堂區沒有牧師、陷入破敗，原有的充滿活力的堂區社會生活也逐漸消失，導致成千上萬的人失去精神上的指引和傳統的宗教活動。總的來說，社會的基本組織出了問題。在鄉村采邑和堂區制度逐漸瓦解，而城市中市民之間的手足之情消失了，行會的紐帶也弱化了。如何重塑社會的秩序，把人們重新組織成社會群體，並且統一人們的行動和情感成了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

　　對於16、17世紀的作家、牧師和立法者來說，可以看到四處存在著的種種人性醜惡。許多保守的作家希望恢復英國的傳統秩序，他們強調古老的等級秩序的仁慈而美好的特徵：主人和僕人之間有著真摯的關愛，鄉紳們寬宏大量、慷慨大方，自耕農樸素、健康而又恭順。清教徒則在傳統秩序中發現了另一個弊病：「懶散」。貴族和紳士不從事勞動、沉迷於宴飲和打獵，僧侶和托缽修會的修士們同樣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的消磨時光。清教徒們要求消除傳統秩序中的懶散，並且進而尋求一種更加嚴格的戒律，所以清教徒雖然也贊同和推崇嚴謹、簡樸的傳統生活，但他們在根本上與傳統道德家分道揚鑣。

▲　清教徒們要求消除懶散，並尋求一種更加嚴格的戒律。

二、勞動與職業的新世界

　　清教徒提出的解決方案起步於一個非常傳統的概念：勞動。清教徒認為勞動有助於促使一個人遵循種種社會戒律，不斷培養各種積極的美德，並且克服懶散、奢侈、通姦等等惡行。所以清教徒們熱烈地讚美了同時代勤勞的荷蘭人過著勤勞而有條理的生活。勞動不僅具有世俗層面的價值，同樣還有著重要的宗教含義。清教的牧師將人的勞動稱為宗教信仰的公開告白。勞動是敬畏上帝者自我肯定的行為。通過正常和勤奮的工作，清教徒將自己和混吃等死的貴族以及目無法紀的俗人群氓區分了開來。進而，清教牧師將勞動的兩種內涵——社會戒律和宗教意義上的自我肯定——通過職業理論聯結在一起。

　　因為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上將新教與勞動聯繫起來的觀點可說是人盡皆知，並無太多新穎之處。但是在「職業理論」上，沃爾澤的解釋和韋伯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按照韋伯的理解，一種職業是否有用，是否能夠博得上帝的青睞根據這種職業為社會提供的財富多寡來衡量，也根據從事這種職業的個人獲利的程度來衡量。因此，清教徒應該服膺上帝的召喚，儘可能合法的謀求更多的利益，而這一觀念最終驅動了資本主義的精神。但沃爾澤則強調職業理論中蘊含的平等性，即因為每一個人擁有的才能各不相同，所以對應各種職業在精神也是平等的。沃爾澤主張，清教徒認為上帝不蔑視任何一種職業，即使只是打掃房屋或者飼養牲畜，只要在工作中做到盡職和勤奮，都是對上帝的讚頌。

　　平等本身也是清教教義的一項產物。按照傳統的中世紀論，社會的秩序和權力關係是由龐大而包羅萬象的等級制度決定的。在這個等級制度中，上帝、天使、聖徒、教皇、國王、貴族、平民各自有著天然的位置。然而在清教的教義中，上帝統治著世間的一切，所有的權力直接來自於上帝，所有的個體直接面對上帝。

　　更重要的是，職業理論是清教徒提出的，替代傳統社會有機體和等級制度的新秩序。按照清教徒的觀點，職業不再是封建制度下終身的、甚至是世襲的某種身份，而是每一個個人響應神的命令，運用自己的意志自願作出的選擇。清教牧師呼籲人們審視自我，研究自己的情感和天賦，並且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職業。而隨著原有的等級制度被打破，清教徒用職業理論重新確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一個由各種平等的職業組成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立在契約之上，契約被明確的視為平等人之間的協議，每一方都沒有遵從和謙恭。雙方不再受制於私人的效忠或者強制，而是基於完全的自願和良心簽訂契約。法律史家亨利梅因有一著名論斷，將中世紀至近代的法律制度變革稱之為「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清教的職業理論可以視為對這一論斷的一種歷史性的解釋。

　　由此，在清教的理論中，勞動和職業不僅回答了如何崇敬上帝獲得救贖這個私人問題，也回答了如何建立一個新秩序這個社會問題。

▲　職業理論要求以良心與平等重新確定人與人的關係。

三、被遺忘的人群

　　在清教徒強調勞動和職業的同時，不從事勞動的人群則成為清教徒批判的對象。除了之前提到了，舊秩序下懶散的貴族、士紳和修士外，新形成的乞丐和無業游民也成為清教徒重點抨擊的對象。儘管我們在前文中已經提及，乞丐和無業游民的產生根源於英國16世紀的經濟和社會轉型，但當時的清教徒們顯然不從這個角度看待無業游民這個社會問題。按照清教徒的觀點，這些乞丐和無業游民的天性是墮落的，而懶散和貧困乃至道德敗壞則來源於這種天性。這些人更喜歡偷懶而非勞作，沉湎於粗心隨意、得過且過的生活。他們沒有固定的職業，不是特定教會或者家庭的成員，不從事普通人可以使自己成為清教徒的經常性的和有條理的勞動，因為他們在本質上就不願意勞動。對於清教徒來說，這些流浪漢沒有得到上帝的感召，註定無法通往天國，更像是粗野的畜生而不像人，應該像切除腐爛的肢體一般驅除這些人。

　　在17世紀，反清教徒的政論家已經指出，清教是經濟上較為富庶的人的宗教。而那些在長期的社會混亂和失序中收到最大傷害的人在不願意，也沒有資格加入清教徒的戒律、自省和自我肯定之中。某種意義上說，清教教義是那些社會上有能力的人、那些已經得到上帝感召的人的宗教，或者更直白的說，清教徒後來只承認那些能夠表現出充滿活力的道德行動的人是清教徒。而窮人卻因為無助和貧窮而受到嚴厲的指責，清教徒拒絕理解和接納這些「無禮貌的人群」。

　　到了19世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被從土地上驅逐出來的乞丐和流浪漢，遭受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過鞭打、烙印、酷刑，被迫習慣於僱傭勞動制度所必須的紀律。這一描述反映了清教革命的另一個側面。較為富庶的商人和工商業者通過清教思想成為了有能力自我控制的主體，而底層人民在17世紀則只是被驅逐、規訓和被控制的對象。底層人民擁有自我意識、形成工人階級是一個多世紀後的另一段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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