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3_林胤Lawrence_《異類》

01-27

前言

在《異類》這本書中我想證明，個性作用並非個人成功的決定因素。成功人士並非白手起家，他們以某種形式獲得家族的蔭蔽和支持。那些最終變得卓爾不群的人看似完全依靠個人奮鬥，其實不然。事實上，他們一直得益於某些隱蔽的先天優勢，或是非凡的機緣，抑或某一文化的特殊優勢；這使得他們學得快，幹得多，以普通人難以企及的方式認知世界。出生的時代與地域對個體的影響巨大。而我們所處的文化背景，以及我們的祖先留傳下來的東西，在我們無意識的情況下，就已限定了我們獲得成功的方式。因此，只關心成功人士是什麼樣的人這遠遠不夠。我們還必須探究他們從哪裡來，只有這樣才能明白為何某些人成功，其他人則流於平庸。

本書主要從兩個方面來闡述「某些隱蔽的先天優」：機遇和文化傳承。

第一部分討論了成功所依賴的優勢積累模式：何時何地出生，父母如何營生，成長環境如何決定了你在社會中是否能取得成功。

第二部分將討論了我們從祖先那裡繼承而來的傳統和行為模式，是否也在個人發展道路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生物學家討論生物體時常涉及「生態學」：森林裡最高的橡樹之所以長得最高，不僅因為有一顆最優質的種子，還因為它在成長過程沒有被其他大樹擋住陽光，它生長的土壤深厚肥沃，它在還是幼苗的時候沒碰上兔子啃樹皮，它長成以後也沒被砍伐。人們通常只想到傑出人士是最優質的種子，但很少想到成材還必須有充足的日照，有深厚肥沃的土壤，有足夠的運氣躲過兔子和伐木工人。這本書的主旨不是討論個體的樹，而是討論整個森林。

機遇

馬太效應

凡是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援引《新約·馬太福音》，把一種優勢不斷累加的現象叫作「馬太效應」。

富有者因取得了更多的減稅優惠從而變得更富有；成績優異的學生因獲得了更優秀的老師的指導，更多的關注，從而取得更好的成績。

那些獲得這些特殊機遇的人（這些優勢可能來自隨機的運氣），在最初的競爭中獲得了微小的優勢，但隨著「馬太效應」的不斷累積，最終形成了人生巨大的差異。

加拿大職業冰球隊，有大量球員的生日集中在年初（1~3月）。這是由於加拿大冰球訓練體系的年齡劃分以年初（1月1日）為分界線，教練們會從孩子（9歲到10歲）中選撥表現優異者進行重點培養。而在這個年紀（9歲到10歲）中，幾個月的年齡差別就會讓稍年長的孩子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靠近年初出生的孩子比年末出生的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具有一定優勢），而正是這一點優勢，導致年初出生的孩子具有更大概率脫穎而出，進入巡迴賽小組，而被淘汰的孩子只能進入基本組。那些進入巡迴賽小組的孩子，將接受到更優秀教練的指導和更好更高強度的訓練，這些優勢一點點累積，等他們到13歲或者14歲時，他們就「真正」變得比那些基本組的孩子「更好」了，而在一開始他們只是因為年齡稍大而在競爭中佔據了優勢而已。

篩選、分組和區別訓練，這三種制度，導致了生日靠近「年齡分組日」的球員在競爭中獲得了優勢。這些小孩有更大的概率成為職業球員甚至球星，而起點可能僅僅是因為他們比別的小朋友早生了幾個月。

冰球隊9歲至10歲間的孩子中年紀稍大者獲得了更多的指導和訓練，從而變得更優秀。在社會學領域，所謂成功就是「優勢積累」的結果。職業冰球隊員一開始只比最初所在球隊的隊友好一點點，然而這微小的優勢帶來的機遇，擴大了他和那些隊友之間的差距，隨後差距與機會交替發揮作用，微小的差距被越拉越大—最終被選中的隊員成了真正出眾的天才。由此可以看出，天才並非一開始就表現出眾，一開始他只是比別人優秀那麼一點點。

10000小時法則

天才論

人類社會從來不缺乏對天才的爭論。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心理學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和他的兩名同事在頂尖水平的柏林音樂學院展開了研究。在該學院一些教授的配合下，他們將小提琴專業的學生分為3組。第1組由最優秀的明星學生組成，他們個個都有發展成世界級獨奏家的潛質；第2組則由那些僅被認為不錯的學生組成；第3組由那些將來不太可能做職業演奏家，只可能在公立學校當音樂教師的學生組成。所有這3組學生都被問及同一個問題：從首次接觸小提琴至今，你練琴一共練了多少小時？

3組學生大約都在5歲那年第一次接觸小提琴。在最初幾年，所有學生的練琴時間都大致相當—每周2小時至3小時。但當他們到了8歲，不同組別的學生練琴時間開始產生差別。第1組學生練習時間開始明顯多於其他兩組：9歲時每周練琴時間為6小時，12歲時每周8小時，14歲時每周16小時，這樣隨著年齡增長，他們練琴時間不斷增長，到了20歲上下（這個年紀的學生已經很自覺，能夠為了變得更加優秀而主動練習），他們每周練琴時間是30小時。實際上，到了20歲，這些卓越的演奏者在練琴上已經投入了10000個小時了。作為對照，第2組學生到20歲練琴時長累計為8000小時，「未來的音樂教師們」的練琴時間累計只有4000小時多一點。

埃里克森帶領團隊又著手研究業餘組與職業組的區別，相同的情況出現了。業餘組中的人在兒童時期每周練琴時間從未超過3小時，到了20歲，練琴時間累計只有2000小時；而職業組的練習時間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到了20歲，那些未來的演奏大師們的練琴時間已經超過10000小時。

埃里克森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結論是：

第一，根本沒有「與生俱來的天才」——花比別人少的時間就能達到比別人高的成就。
第二，也不存在「勞苦命」——一個人的努力程度比別人高卻無法比別人更優秀。研究結果表明，一旦一個演奏者進入頂級音樂學校，唯一能使他出人頭地的方法就是：刻苦練習。成功的要素在這個階段變得簡單明了。還有一點是，那些頂級演奏家們，他們練琴不只是比其他人更加努力，而是比其他人努力十倍，甚至百倍。

一個人在學習的過程中，要完美掌握某項複雜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艱苦練習，而練習的時長必須達到一個最小臨界量。事實上，研究者們就練習時長給出了一個神奇的臨界量：10000小時。

神經學專家丹尼爾·利瓦廷寫道：

研究發現，任何一個領域的世界級水平都需要起碼10000小時的訓練。隨著研究不斷深入，作曲家、籃球運動員、作家、滑冰運動員、鋼琴家、棋手，甚至江洋大盜……無論你是什麼，10000小時這個神奇數字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當然，這並不能解釋為什麼有些人能從等量的訓練中獲得更好的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還未發現任何一位世界級的專家在其專業領域中的訓練時長少於這個數字。人的大腦好像必須花費那麼長的時間消化理解，才能達到極其精通的水平。

書中舉了比爾·喬伊、甲殼蟲樂隊和比爾·蓋茨的例子。

比爾·喬伊，Sun公司的天才創始人。就讀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時，該校是世界上第一批實現電腦分時系統的高等學府，在那個時期，世界上沒有幾個地方的計算機水平能跟密歇根大學相比。而對於這個時期進入密歇根大學的喬伊，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並不是因為計算機才進入密歇根大學的，但是置身世界上僅有的幾個還要想編程就有電腦可以用的大學中，極大激發他對計算機的興趣，同時也保證了他能有大量時間來進行編程學習。他幾乎是沒日沒夜地編程，而當他進入UNIX項目組時，早已滿足了10000小時的練習時長，也早已成為了高水準的計算機工程師。

甲殼蟲樂隊。他們並不是一出道就驚艷流行音樂界，那時候他們還只是支默默無聞的高中樂隊，直到他們受邀進行參與了一次「漢堡之旅」。在漢堡，他們每天表演8個小時，一周表演7天。而在1960年到1962年之間，他們5次造訪漢堡，總共表演了270晚。到1964年他們最終成名前，甲殼蟲樂隊其實已經表演了1200場了，這是非同尋常的，很多流行樂隊的整個演藝生涯都無法演出這麼多場。在漢堡的超量訓練使甲殼蟲樂隊脫穎而出。

比爾·蓋茨。和喬伊一樣，他本來也對計算機沒有任何興趣，同樣需要一個激發點和長時間聯繫的機會來引導他日後的成功——這個激發點就是七年級時，他從公立學校轉入了西雅圖湖濱學校，在轉學的第二年學校就創建了計算機俱樂部，有了專門的機房，而在當時很多大學都甚至還沒有電腦。更有遠見的是，學校購買的是一台電傳打字機，這台終端與西雅圖計算機中心相連接，並與主機分時共享。要知道分時技術1965年才發明，僅僅三年後，才上八年級的比爾蓋茨就已經能通過分時系統學校電腦編程了。而接下來湖濱高中與C-Cubed的合作，蓋茨在ISI和TRW的實習經歷，保證了他對計算機編程產生濃厚興趣的同時，有足夠的機會和時間來練習，而這在當時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享受到的條件。這些機遇保證了等到蓋茨與保羅艾倫創立微軟編寫basic時，他早已是一個非常高水準軟體開發工程師。

天才之憂

門檻效應

英國心理學家利亞姆·哈德森（Liam Hudson）寫道：

有充足的實例證明，智商170分的人比智商70分的人的思維更加縝密，即便是分值差異小些，但只要存在差異（如100分和130分），情況就都差不多。但是，當兩個人的智商都很高，這種規律就被破壞了。一個智商130分的科學家跟一個智商180分的科學家都一樣可以獲得諾貝爾獎。

用哈德森的話說，智商值更像籃球隊中球員的身高值。身高為1.68米的人能不能進職業籃球隊？這個可能性幾乎沒有。想進入職業球隊打球，身高起碼要1.83米，當然1.88米優於1.85米，1.91米優於1.88米。但是自身高超過某一高度後，身高的作用就會驟減。一個2.03米的球員並不一定會優於一個1.98米的球員。（偉大的籃球運動員邁克爾·喬丹，其身高就是1.98米。）一個籃球運動員只需要身高足夠高，超過職業隊的身高門檻就可以了。同樣的，智力也是如此，智力門檻同樣存在。

讓我們對「門檻效應」這個概念進一步進行探討。既然智力因素僅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作用，那麼超越這一程度，智力發揮不了作用的時候，另外一些因素就開始發揮作用了。這又有點像打籃球：一旦你的身高足夠高，人們就開始關注你的速度、球感、靈活性，以及球技和投籃準確性了。

智商對於人的職業生涯或者生活，只起到一個門檻的作用，而且這個門檻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是很高。

劉易斯·特曼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著名心理學家，其專長是測試智商。目前世界各國通用的標準智商測試，就是他發明的。從1921年開始，劉易斯·特曼就滿腔熱忱地把測試智商、發現天才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在聯邦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他組織了一個團隊到加利福尼亞州的中小學進行測試智商的研究。學校各班的老師首先從班級挑選出聰明的學生，然後對這些學生進行智商測試；測試成績排在前面10%的學生，進入下一輪的智商測試；在下一輪測試成績達到130分以上的學生，接著進入第三輪測試。

根據幾次測試的篩選,最後挑選出最聰明、最有發展前途的學生。在劉易斯·特曼的親自組織、指導下,先後對25萬名中小學學生進行了智商測試,其中有1470名學生的智商在140至200之間。心理學家心目中的這些年輕天才,被人們稱之為「特曼人」。

所有這一切,都被他寫進了《天才基因的研究》這本厚厚的紅皮書中。他自信地認為,對一個孩子的發展而言,除了道德,幾乎沒有什麼比智商更為重要的事情了。他堅定地相信,特曼人一定是美國未來的精英群體。

但是特曼錯了。他過於固執地推崇處於智力金字塔尖上的「特曼人」（1%的佼佼者中精選出來的1%），而忽略了一個事實—智力在現實中的作用並沒有那麼大。

等到「特曼人」成年，特曼結論的謬誤性就顯現出來了。這些天才少年長大後有幾個後來出書，寫文章，在商業方面獲得成功；另外幾個擔任公職，其中有兩個擔任高等法院法官，一個擔任市法院法官，還有兩個在加利福尼亞州議會供職，最出色的一個在州一級政府擔任高官。但是，「特曼人」之中很少有全國知名的人士。他們的收入還算可以，但並不屬於高薪。他們中大多數人的職業只能算是普通，其中一個人的職業成就即便按照特曼自己的標準也算是完全失敗的。這些被挑選出來的天才最終沒有一個成為諾貝爾獲獎得者。實際上，特曼的調查組當年也測試過兩個小學生，他們後來成為諾貝爾獎得主——威廉·肖克利和路易斯·阿爾瓦雷斯。但是當時他們兩個都沒有被選中，因為他們的智商不夠高。

社會學家皮特里姆·索羅金在一篇犀利的批評文章中寫道，如果特曼當年隨機選取和「特曼人」有相同背景（摒除智商因素）的學生作為觀察對象的話，多年以後這些學生的成就可能跟他精挑細選出來的差不多。「沒有想像力或其他天賦條件，」索羅金說，所謂的天才群體也只不過是一個有天賦的群體。」當特曼出版第4卷《天才基因的研究》時，「天才」一詞幾乎從他的文字中消失了。「我們發現」，特曼帶著失望總結道，「智力與成就之間並不是真有那麼大的關聯。」

實踐智力

有這樣一種特殊技能，它能讓你說服教授把課從上午調到下午，能讓你在辯解一宗謀殺案時振振有詞。心理學家羅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mberg）稱之為「實踐智力」（Practical Intelligence）。斯滕伯格的實踐智力包括「知道該向什麼人說什麼話，該在什麼時候說，怎樣說才能達到最好效果」。這種技能更像是一種程序化概念：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為什麼知道，也不需要解釋為什麼。

這種技能本質上是一種實踐能力：這不是關於如何辯解的知識，而是幫你正確了解形勢從而獲得你想得到東西的知識。準確地說，這是一種與智商測試所考查的邏輯分析能力完全不同的能力。用技術術語來說，就是普通智力與實踐智力「相互垂直」：一方存在不代表另一方也存在。你可能有很高的邏輯分析能力，卻缺乏實踐智力，也有可能有很高的實踐智力卻沒什麼邏輯分析能力，或者—如同奧本海默（書中的成功例子）一樣幸運—這兩種能力都很強。

實踐智力從何而來呢？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邏輯能力從哪兒來，邏輯能力起碼一部分來自基因。蘭根（書中提到的智商比愛因斯坦還高的天才）6個月開始說話，3歲自學閱讀，這是天生的能力。智商測試所測量的，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天生的能力。但是，社交常識是門學問，是一系列可以習得的技能。我們獲得這類技能的場所是家庭。

特曼的研究結果中，這些處於下層社會的家庭出生的天才少年，最終幾乎沒有一個僅依靠自己的智力獲得成功。而他們最欠缺的恰恰就是這種實踐智力。

在上半部分「機遇」的最後，作者舉了喬·弗洛姆的例子，來說明機遇如何在各個方面影響一個人的命運。

文化傳承

小鎮哈倫

在肯塔基州東南部，阿巴拉契亞山脈延伸地帶的坎伯蘭高原上，有一個名叫哈倫的小城。這裡地處偏僻，人煙稀少。1819年，來自不列顛群島北部地區的8個移民家族在這裡建立了哈倫縣。他們的祖先在18世紀從英國移民到維吉尼亞。之後，為了開拓更多土地，他們不斷向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挺進。這個小縣城一直很貧困。在建城頭100年里，這裡的人口很少，很多時候不足1萬人。第一批移民剛到這裡的時候，他們只能養豬、放羊，在山谷中辛苦維繫著小片耕地。

而然哈倫能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開闢哈倫的第一批移民中的兩大家族——霍華德家族和特納家族——之間的恩怨情仇。這兩個當地古老的家族，時代仇殺，你很難想像，在19世紀的美國，這裡奉行的卻還是非常血腥暴力的生存法則，經常發生兩個家族的混戰，導致整個縣城秩序大亂，死傷無數。

這是為什麼呢？和睦相處就這麼難嗎？

「年輕牧羊人的尊嚴產生於第一次爭吵的關鍵時刻，」民族志學者J·K·坎貝爾在一篇論述希臘牧羊文明的文章中寫道，「爭吵必然發生在公共場合，可能在咖啡館，也可能在廣場，更可能發生在兩家草場邊界，一家的牲畜跑到另一家的地盤被人罵被人打的時候，暴力回應便不可避免。」

在英國，這些邊陲地區都是天高皇帝遠的窮鄉僻壤，數百年來爭端就沒有消停過，當地人一直生活在暴力衝突之中。這些牧羊人竭盡山地所產，在貧瘠的土地上艱難維生。在這樣的地方，家族成員緊密團結，應對外部世界的粗魯與混亂，他們逐漸形成了無條件以鮮血捍衛忠誠的品性。當這些移民來到北美，進入美國那些同樣偏遠的、不受政府法律管轄的山區或土地肥沃的邊界地區—如同哈倫縣那樣的地方，他們就將舊世界的榮譽文化完好無損地移植到了新世界當中。

文化傳承是事件背後更強大的力量，它植入人性，影響長存。經過數代傳承，即便產生文化的經濟、社會和人口等條件已經消失，這種文化也會一直完好無損留傳下來。文化直接決定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為模式，其作用如此巨大，以至於沒有它，我們將無法認知世界。

稻田與數學

看看下面這串數字：4，8，5，3，9，7，6。大聲讀出來。現在放下書本，花20秒時間記憶一下，然後把數字按正確順序背出來。

如果你說英語，你只有50%的可能在20秒內記住這串數字。但如果你是中國人，你正確記住數字的可能性幾乎是100%。為什麼呢？因為人類大腦存儲數字的記憶周期是2秒鐘，也就是說人們可以很容易記住兩秒鐘內讀完的東西。以中文為母語的人之所以能夠很容易記住「4，8，5，3，9，7，6」這串數字，原因是他們的語言系統在兩秒鐘內就能讀出這7個數字。而英語則不行。

作為對照，亞洲學生對數學就不會感覺那麼迷惑。他們憑腦子可以記住更多數字，做算術速度也更快。他們的語言對分數的表達就體現了分數的本質—這一切都有可能使他們更傾向於喜歡數學，正是因此，他們在上數學課或做家庭作業的時候就會更努力一點。這樣他們就進入了一個良性循環。

中國還有個說法叫作「一年忙到頭，吃穿不用愁」。「一年忙到頭」？對於悠閑自得採集蒙果果的土著人，或是依靠睡覺過冬的法國農民，或是任何生活在非稻田文明地區的人們來說，這樣的諺語真是莫名其妙。

很顯然，努力工作的精神品質在亞洲人身上很常見。在西方的各大名校，亞洲學生總被認為是最後離開圖書館的人。他們有時甚至因為這種看法而備感冒犯，因為他們覺得這種模式化的標籤是某種輕視的表現。然而亞洲學生依舊視努力工作為美德。

事實上，本書所涉及的成功案例均是那些比同輩更加努力工作的個人和團體。比爾·蓋茨還是孩子的時候就沉迷於電腦，比爾·喬伊也一樣。甲殼蟲樂隊花了數千小時在漢堡練習演出，而弗洛姆在機會降臨之前，已經在不入流的併購訴訟生意上打拚多年。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而稻田中產生的文明的精華是，通過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和貧窮中尋找人生的真正價值。

這種觀念——休息問題影響工作成績——自然跟亞洲的關於學習和工作的理念不同。亞洲人的這種世界觀形成於稻田之間。珠江三角洲的農民每年種植兩季甚至三季水稻，休耕時間很短。事實上，稻米的營養成分主要得益於水的灌溉，所以人們耕種的次數越多，收割的糧食也越多。但是西方農業卻恰恰相反。無論是麥田還是玉米地，每隔幾年必須休耕，否則土地很快會貧瘠。每年冬天都有一些土地需要休耕，而休耕就會減緩春種秋收的節奏。據此，教育改革者對學童大腦耕耘的方式就容易理解了。在建立教育規範的時候，人們通常遵循與此類似的其他規範，而他們只知道小麥的種植需要休耕。所以，頭腦即便需要耕耘，也不應過量，否則就會貧瘠。如何避免大腦貧瘠？那就是將暑假假期延長——這項美國特色的文化遺產對美國學生的學習方式影響深遠，直至今日。

忽然之間，亞洲人在數學方面擁有優勢的根本原因浮出水面。在亞洲，學校的暑假並沒有那麼長。為什麼？因為，凡是崇尚勤奮取得成功的文明，都不會讓學童隨隨便便放3個月那麼長的暑假。美國學生每年在校時間平均為180天，而韓國是220天，日本則是243天。

事實上，富裕家庭孩子與貧窮家庭孩子的差距主要是在非在校時間內形成的。

小威廉成績的提高依靠的就是增加學習時間，假如巴爾的摩所有的小學生也增加學習時間一年，會跟他一樣提高成績。另外第2個表還說明，學生無論貧富，經過同等努力，成績提高的幅度是一樣的。

瑪麗塔之幸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家卡爾·亞歷山大。亞歷山大針對巴爾的摩市650名公立小學學生，從一年級開始進行數學與閱讀技能的「加利福尼亞測試」，然後隨年級增長追蹤成績變化。以下是小學一年級至五年級學生閱讀成績表，按家庭經濟狀況分——高、中、低收入家庭。

學生一年級入學時，依家庭經濟狀況不同，他們的知識與能力差別明顯。富裕家庭的孩子比貧窮家庭的孩子得分平均高出32點—順便說一句，巴爾的摩貧困家庭一年級學生的經濟狀況的確很差。再來看第5列，也就是學生在五年級時的成績。經過4年的學習，窮人家的孩子與富人家的孩子成績差距開始成倍擴大。

這種「成績差異」現象並非偶然，而是被反覆觀察確定的。對這一現象的解釋可能會令某些人不快。第一種解釋是，貧窮家庭的孩子沒有富裕家庭的孩子學習能力強，因為他們不夠聰明；第二種解釋—也許比第一種樂觀些—我們的學校教育使差學生變得更差：學校沒有提供足夠的教育。

巴爾的摩市的學校並沒有在學年結束的6月讓學生進行加利福尼亞測試，但他們在暑假過完，開學後的9月對學生進行測試。亞歷山大認為校方舉行的第二次考試可以幫助他進行附加分析。他可以比較學生開學時和期末時的成績，以此精確掌握學生在學年內的成績變化情況。假如他比較上一學年期末和下一學年開學的成績，他就可以測算出學生暑假的學習情況。換句話說，他可以——起碼是部分地——了解各類學生一個學年內產生了怎樣的成績差異，一個暑假裡又產生了怎樣的成績差異。

下表展示的是當年9月開學到來年6月放假前，學生考試成績增幅情況。其中總計列是小學5年的成績增幅累計。

第2個表格顯示的情況跟第1個表格截然不同。第1個表似乎在表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學校教育中落後了，但是第2個表說明事實並非如此。看一下總計欄，低收入家庭學生小學5年成績累計增長量是189，比富裕家庭孩子的184還高出5個點，他們只是比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低。而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比其他兩類孩子的得分都高。

第3個表格顯示的是暑假期間學生閱讀成績的變化情況：

看出問題所在了么？我們看看第1列，即小學一年級學生暑假過後的情況。富裕家庭的孩子9月回到學校時，他們的閱讀成績提高了15點；而同期貧困家庭的孩子閱讀成績下降了近4個點。窮人家的孩子在學期中有可能比富裕家庭的孩子學得多，但在暑假期間，他們卻大大落後了。

再看這個表格的總計列，即暑假期間的得分總計。窮人家的孩子閱讀成績只增加了0.26。也就是說，在閱讀方面，只要沒開學，窮人家的孩子就沒有任何長進。而富人家的孩子暑假期間閱讀成績躍升了52.49點。

事實上，富裕家庭孩子與貧窮家庭孩子的差距主要是在非在校時間內形成的。

20世紀90年代中期，試驗性公立學校KIPP學園項目在紐約盧·賈里格初級中學宣布啟動。KIPP學園是個教育項目，它的出現旨在對上述教育問題進行改革，給很多貧窮家庭的孩子提供改變命運的機會。學園採取大班授課的模式：五年級的兩個班，每班有35名學生。KIPP的學生入學不需要考試，而是從布朗克斯區適齡四年級學生中隨機抽選。學生中有一半是非洲裔美國人；其餘的是西班牙裔。這裡有3/4的學生來自單親家庭，有90%的孩子符合學校的「免費午餐」計劃——也就是說這些學生家庭的收入很低，需要聯邦政府負擔孩子的午餐費用。

而KIPP學園最有名的就是超長的學習時間。以下是一個12歲女孩瑪麗塔在KIPP學園的一天。

早晨5點45分起床是一天的好開端，」她說，「起床後，刷牙，洗澡。如果起得晚點兒我會在學校吃早餐。因為我吃飯時間長，我經常被老師提醒。我在公交車站會與好友黛安娜和史蒂芬會合，我們通常能坐上第一班車。我下午5點放學。如果在路上沒耽誤時間，我5點半就會回到家。我跟媽媽簡單打聲招呼就開始做作業。如果作業不多的話，我做作業會用2小時到3小時，晚上9點左右做完。如果作業里還有篇論文，我可能要做到10點，10點半也試過。媽媽經常打斷我做作業，叫我吃飯。我總想做完再吃，但她說要先吃飯。吃飯一般在8點左右，吃半個小時，然後我繼續做作業。有時等我完成作業，媽媽還想跟我聊聊學校里的事。我通常只能跟她簡單說說，因為我想趕在11點前睡覺。睡前我會把第二天的書包準備好，然後上床。我跟媽媽談論著白天學校發生的事兒，說不了多久，她就迷迷糊糊快睡著了，這時候一般是11點15分。我也很快就睡著了。第二天，所有這一切就重來。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房間。但是我們的房間很大，可以分成兩個空間。我們在房間的兩頭有兩張床，我跟媽媽總是無話不說。

瑪麗塔的生活並不是一個普通12歲女孩應有的生活，也不是我們傳統理念所希望的狀態。但是對瑪麗塔來說，原有的生活環境給予她的品性不足以匹配新環境——即周末和暑假與中產階級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一同補課，使自己的成績大大提高。她的生活圈子沒有給足她這些便利。那麼，她該怎麼辦？她只能放棄每天晚上和周末的娛樂，放棄與朋友在一起—這些都是她原先生活圈子的基本要素——回到KIPP加課。

這對孩子來說要求太高了么？的確太高。但是請想一想，瑪麗塔因為上了KIPP學園，她的前途有了多麼大的改變。瑪麗塔與KIPP達成了一項「交易」——瑪麗塔必須每天早晨5點45分起床，周六上課，晚上做作業到11點。作為交換，KIPP承諾給予這些身陷貧困的孩子擺脫貧困的機會。KIPP的學生中會有84%的人數學成績居於同年級平均水平之上，90%的學生畢業後會考取私立或教區高中，而不是布朗克斯區那些教學質量差的高中。高中畢業後，又有80%的KIPP學生最終考取大學。這些孩子很多都是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

故事來自牙買加

作者舉了一個自己的例子。從基於和文化兩個方面，講述了自己的家族如何從一個牙買加貧困家庭開始，一步步改善生活，甚至改變命運。

總的來說，這是非常有趣的一本書。作者用大量的數據佐證個性作用並非成功的決定因素，非凡的機遇和特殊的文化傳承，才是某些人得以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關鍵。而這些先天優勢往往被掩蓋在個人成功的光環之下。

討論原文作為結尾：

對於母親的成功，將其歸結為個人奮鬥戰勝了固有社會身份更容易被傳統所理解。這正如喬·弗洛姆的成功——他可謂史上最偉大律師—因為以他的種族，在他所處的時代，他所做出的個人努力是非凡的。他沒有出生在律政世家而是服裝廠工人家庭，然而這樣的身世依然為他提供了獨特優勢，他憑藉這一優勢最終戰勝了「白鞋」律師公司所代表的社會不公。比爾·蓋茨本可以安心接受天才的稱號，沒必要在回顧人生歷程的時候表現出謙卑：「是的，我是幸運的。」他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為他明白自己的成功的確因為幸運：沒有湖濱學校電腦俱樂部在1968年為他提供電腦，就沒有他今天的成就。無論是冰球運動員，比爾·喬伊，羅伯特·奧本海默還是任何意義上的超常之輩，都無法目空一切地說：「我的成就完全依靠我自己。」他們都是歷史與環境的產物，是機遇與積累的結晶。超級律師、數學天才和軟體企業家的成功依靠的也是人類的一般經驗，他們的成就絕非石破天驚也非神秘莫測。他們處在優勢與文化傳承的網路中央，有些是與生俱來的，有些則是後天養成；有些是自己爭取的，有些則僅僅是因為運氣—但所有這一切都是他們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說到底，所謂「異類」從來就不是什麼異類。

投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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