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棒子」起源小議

有人說，「棒子」一詞來自朝鮮人擅長種植玉米，所以房前屋後掛滿了玉米棒——但是玉米傳入朝鮮半島的歷史很短，李朝時代主要種植的還是水稻、小麥。

有人說是因為偽滿時期朝鮮偽警察經常用警棍毆打中國人——但是這一辭彙早在清朝就已經為人所知甚至家喻戶曉，不可能遲到偽滿時期。

還有所謂「朝鮮國王入京喝洗手水被嘲笑」的段子，更是扯淡無疑——朝鮮國王從沒進過京城，只有仁祖之子曾經作為人質被羈押在瀋陽。況且，這段子怎麼看怎麼像英女王喝洗手水故事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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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友貼出了南京大學黃普基的《歷史記憶的集體構建：「高麗棒子」釋意》一文（順便提一句，這位作者就是真·韓國人）。文中提到了最早可查的「棒子」一詞，是在清康熙年間的《遼左見聞錄》一書中：

朝鮮貢使從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謂之「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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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國婦女有淫行，即沒入為官妓，所生之子日「棒子」，不齒於齊民。鬢髮蓬鬆，不得裹網巾；徒行萬里，不得乘騎；藉草卧地，不得寢處火炕。蓋國中之賤而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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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王朝沒有廢除奴隸制，所以官奴、私奴廣泛存在。萬曆朝鮮之戰期間，就曾經有明軍將領（駱尚志）評論過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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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國有官奴、私奴之法，永世不通仕路，此輩豈無憾恨鬱結之心乎?況此危亂之時，此法猶存，其投入賊中者，宜不肯回來。其爲法弊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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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人金昌業在1712年出使中國的過程中和一個中國人談話，他是這樣評價的：「此處（中國）則飲食甘苦，衣服美惡，奴與主無分，以至其主騎馬，奴亦騎馬，而朝鮮豈曾如此乎？」

這個中國人說的話，也可以在金氏自己的記述中得到見證——「向晚起出幕外，見驛卒輩圍火，或坐睡，或以足向火而卧，互相枕藉」。兩班士大夫和翻譯、醫生等「中人」可以睡帳篷，而隨行的官奴就只能露天了。（順便說一句，那是農曆十一月底，地點大約是今天的丹東）

這些身份低微的僕役，在韓語里叫bangza，也就是「棒子」的語源。（朝鮮漢文寫作「邦子」或「房子」）

至於「棒子」一詞為什麼變成了對朝鮮人的蔑稱，劉永連、劉安琪的論文《不同的文化源流，交叉的歷史進程——「幫子」、「榜子"、「房子"與「高麗棒子」語詞關係考辨》提出了與黃普基不同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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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認為，「棒子」擴大為對朝鮮人的蔑稱，是因為朝鮮使團中的僕役們所做的惡行和使團沿途擾民所致。

丙申，使行宿於高橋堡王姓人家，失不虞費銀千兩，護送官走告寧遠府。自瀋陽核王姓一家人口，備盡酷刑，王妻不勝痛冤??每使行，過此堡，人睥睨不欲接待，作為口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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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朴思浩《心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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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投榆關店，館於店舍。飽聞行路刷馬人等攘奪市肆餅面，每欲治之，而罪人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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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午後途中有一漢人跪訴，乃刷馬人奪食飴糖事。駭甚。查出所犯人，倍償其直，重杖八十回示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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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途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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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首譯入來告日：即聞瀋陽消息，團練使以初十日出去，而刷馬驅人，多買禁物，出柵時必生事，然則於行次，亦甚可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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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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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待這樣的惡行，朝鮮使團為了維護國家尊嚴，動輒施以重刑。金昌業曾記載「決棍」（用棒子打人）行刑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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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臣出坐前階，捉入洛乞（在外將人打殘的僕役），刑訊一次，同斗刷馬夫崔可仁，決棍十度。杖時諸驛卒列立，一時發聲叫打。蒙古（周圍居住的蒙古人）據牆而見之，有驚駭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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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子打人這種刑罰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也許是「棒子」變成指代全體朝鮮人的根源。

而劉永連、劉安琪的文章，則對此持不同意見。他們更傾向於認為「棒子」一詞的擴大化和污名化，是多因素導致的，不能完全歸因於朝鮮使節團。

他們認為，朝鮮使節團的出訪次數並不多，接觸的中國人也很有限。同時，出訪頻率明遠高於清，但是清朝才出現這種說法，可能與明清鼎革之際，朝鮮與中國關係惡化有關。朝鮮稱清為「胡」、「虜」，清朝自然使用了同樣的蔑稱。

另一方面，「棒子」一詞的詞義擴大，也和北方方言用「XX棒子」蔑稱某一群體有關。《清史稿》有云：「臨江府，清初黑哲喀喇人所居。??西南，葛蘭棒子。」不能斷然否定這一用法對「高麗棒子」一詞產生的影響。

結論：朝鮮僕役——「棒子」們的惡行、中朝關係開始惡化和北方方言中「棒子」的用法，共同造就了「高麗棒子」這個富有貶義的辭彙。

（第二個原創專欄「李朝五百年」正在申請中，到時候會把這篇投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