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死刑 —— 大牟田四人殺人案(1)
之所以有這個由頭,是因為這起發生在九州福岡縣大牟田的惡性殺人案,結果是判了一家四口人死刑 —— 父親、母親和兩個兒子。案件給我帶來更多思考的,是家庭教育和成長環境,對於子女的影響。
成長於黑社會老大的家庭中,兩個兒子為何沒能意識到暴力的危害?
深受身為黑社會成員而飽受歧視的父母,為何不金盆洗手,或者規勸兒子們從良?
也許我們都能從這個案子中找到一些答案。
我們在小的時候,可能曾經都夢想過家中有個混黑道的大哥罩著自己。但這一切如果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又會對長大成人後的我們,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期待各位的思考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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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岡縣大牟田市,曾經擁有著日本產煤量最多的煤礦,也因此造成了這個地區持續了幾十年的繁榮。
從戰後的一個不足千人的小村開始,短短十幾年時間裡,大牟田變成了擁有20多萬人口的城市。因為居民多是進行採礦的體力工人,儘管城市規模一天天增長,但人口素質卻每況愈下。70年代的大牟田,市面上遊盪著大量的黑社會和暴走族,街頭巷尾的暴力衝突時有發生。對日本暴力團體黑社會有所耳聞的讀者,可能會聽說各種各樣的都市傳聞:「日本的黑社會都跟上班族一樣」、「黑社會遇到麻煩的時候也會報警」、「最厲害的黑社會就是山口組」等等。然而這並不是真相。
日本範圍內的黑社會團體,隨著建立時間的久遠,以及規模的擴大,會逐漸成為警方重點取締的目標 —— 所有的據點都被警方24小時監控,團體成員都必須在警方登記等等。所以,很多老牌組織,比如山口組、住吉一家、稻川會,在表面上都必須表現得遵紀守法才行。相對來說,一些新成立、規模較小的組織,因為缺乏警方的監控,反而在使用暴力上更加突出。在這些小團體中,最出名的就是「工藤會」和「道仁會」。
道仁會的徽章(代紋)
工藤會的徽章(代紋)
(在日本九州遇到了這個徽章可記得千萬躲開,別說我沒警告你。)
工藤會和道仁會,分別位於福岡縣的北九州市和久留米市,分布於福岡市的一北一南。兩家有個相同的特點:極端暴力性。
(工藤會一家的繼承儀式,注意看裡面還有老外呢。後排那些白頭髮的老爺爺,那眼神一看就不是什麼善茬。)
究竟有多暴力呢?
他們敢光天化日之下,闖進那些掛著「不歡迎黑社會入店」的店家,用手槍直接打死店長;因為懷疑團體總部周圍的鄰居向警方通風報信,就在晚上全家人聚餐的時候,打開大門向裡面扔手榴彈。道仁會擁有的重火力武裝,迫使福岡縣警在對其進行取締工作時,不得不請求自衛隊出動戰車進行援助;而工藤會的名聲更大更壞,2014年被美國財政部和聯邦調查局認定為「世界上黑社會團體中最為殘暴的組織」。
道仁會僅僅擁有不到600名成員,卻在80年代短短几年的時間裡,先後對擁有13000名成員的山口組,和超過3000名成員的住吉一家先後宣戰,史稱「山道抗爭」。在正式宣戰之後,道仁會派出了一批批人馬,對各地的山口組和住吉一家的據點進行「踢館」,放火焚燒另外兩家黑社會的地盤,其中動用了輕重機槍的衝突次數多達40多起。不僅如此,道仁會還對福岡縣警展開了「獵頭行動」,多次襲擊警車、警局,搶奪武器。這樣的犯罪規模,也確實屬於史上罕見的暴力組織行為。
道仁會和工藤會到目前為止,暴力活動仍都處於活躍狀態。2007年,福岡縣法庭曾經針對道仁會的一起殺人案,徵集了五名市民作為證人出庭作證。然而到了法庭上,這五名市民中有四名,都因為懼怕道仁會的報復行為,而在法庭上改變了證詞,否認了自己目擊的事實。
前面說過,道仁會和工藤會兩家分據福岡縣的一北一南。道仁會以久留米市為中心,輻射的範圍包括了周邊的各個城鎮,離久留米僅僅25公里的大牟田市,也自然成為了它的勢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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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主人公北村一家,就住在大牟田。
父親北村實雄,是大牟田當地的黑社會團體「北村組」的老大。北村組是隸屬於道仁會的「二次團體」—— 北村組的上層組織叫做「村上一家」,而「村上一家」的上層組織就是道仁會。除了打理組內事物之外,北村實雄還在經營著一家建築公司。當然,建築公司也是隸屬於團體內部的,作用是為組織的非法收入洗錢。
在建立當初,北村組在大牟田當地控制著相當大的地盤,除了對街上店鋪徵收保護費之外,北村組還同時控制著街上的暗娼收入,並且替幾家高利貸公司撐腰,為他們處理債務糾紛,上門討債等等。
母親北村真美,比丈夫實雄小15歲,當地暴走族的大姐大出身。年輕時代的北村真美,被附近的人們稱為「女中豪傑」,在暴走族聚眾鬥毆時,曾經一人單挑對方男性頭目,並且將對方打得頭破血流。也因為這樣的經歷,北村真美在成年後被北村組物色,並且成為了組長北村實雄的妻子。
當上了北村組的「壓寨夫人」的真美,性格也沒有絲毫收斂。當有年輕的暴走族騎著隆隆作響的摩托從北村組總部門口經過時,她命令手下人開車一起去追那些暴走族,並且親自對那些年輕人大打出手,甚至把暴走族團體里年輕的女孩子們的門牙打掉。當組內有成員犯錯誤收到懲罰時,作為一家之母的她,非但沒有上前阻止丈夫的私刑,甚至與實雄一起對成員們拳打腳踢。
好景不長,從80年代中後期,大牟田市開始關閉轄區內的煤礦,到1997年,大牟田市的所有煤礦宣布徹底關閉。工作機會的減少,導致了人口逐漸流出。在30年的時間裡,大牟田市的人口便從巔峰期的25萬人驟減到了不足14萬人。
人口的減少,意味著經濟的下滑。自然,黑社會的收入也就隨之下降。一方面是業務收入幾乎減半,另一方面是上層組織道仁會與各大黑社會團體開戰,對旗下團體的上繳金額反而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為了完成上層團體的命令,北村一家不得不縮進開支,並且命令手下們更加努力地斂財。然而這樣一來,北村組的成員們覺得在組內的生活越來越難熬,紛紛提出了退出北村組,轉而投身其他團體。
就這樣,到了90年代中期,北村一家剩下的手下已經寥寥無幾,除了家裡人以外,只剩下了2、3名成員。同時,北村一家經營的建築公司,也因為居民人數的減少,業務驟然萎縮,陷入了經營困境。為了擺脫這樣的局面,同時維持組織的運營,北村實雄不得不開始向自己傘下保護的高利貸公司們借錢。
黑社會向高利貸公司借錢來維持組織的上繳金,這事聽起來匪夷所思,但卻是實實在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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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黑社會業務出現了萎縮,但高利貸公司們的日子,其實越來越好過。
因為經濟的衰退,所以大牟田當地的大部分中小企業都面臨了經營困難的問題。看過《半澤直樹》,或者是《銀行職員殺人案》的讀者們一定都有印象,這些小企業其實並不是銀行們的放貸目標。於是,中小企業們不得不向高利貸借錢:一方面是為了維持企業的運營,另一方面是能夠暫時維持一個「良好」的經營狀況,寄希望於銀行可以網開一面,同意自己企業的貸款需求。而當銀行貸款到手之後,這些企業便有錢用來償付高利貸的借款。
在這樣的邏輯之下,高利貸公司的業務反而在經濟下滑期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企業能夠「騙到」銀行貸款,這自然是皆大歡喜;如果拿不到貸款,那麼高利貸公司便會讓黑社會上門,強行徵收利息和本金,必要的時候也會扣押甚至典當公司的車輛、機械、地產等等資產。這樣一來,北村一家所保護的幾家高利貸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然而給到北村一家的「傭金」,因為依據保護費的繳納條件,實際金額卻少得可憐。北村一家的財政危機得不到解決,看著這幾家高利貸公司吃香喝辣,自然分外眼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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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另兩名被告,是北村真美的兩個兒子。
北村一家總共生有三男兩女,其中長子北村孝,是真美在暴走族時代與一名同為暴走族的男性生下的兒子,在她與北村實雄結婚後直接帶了過來。次子北村孝紘,是實雄與真美所生的第一個孩子。孝與孝紘的關係是同母異父的兄弟,儘管如此,孝紘對比自己年長三歲的哥哥孝崇拜有加,對他言聽計從。
因為並非自己所生,所以實雄對孝的態度並不很親近,反而相當溺愛孝紘。在孝紘年幼的時候,實雄常常帶著他在北村組的事務所里玩,教給他很多打架的技巧,甚至讓組員們充當他的陪練,讓他打著玩。對於孝紘的要求,實雄全部儘力滿足他,開著車帶著他去購物、逛街,甚至當著他的面,對地盤內的店主們敲詐勒索錢財。在這樣的影響下,孝紘從小便養成了凡事不順心便付諸暴力的習慣,從小學時便多次打傷同學。由於家裡是黑社會,所以不僅孝紘有恃無恐,就連被打的學生家長們也不敢對他家表示抗議。
進入中學之後,孝紘的行為更是變本加厲。他不滿足於在學校作威作福充當「老大」,而是糾集了一群社會青年,在各個學校里以毆打不良少年為樂,在街上對成年人進行攔路搶劫,並且策劃並參與了多起針對女性的猥褻、強姦和輪姦案。孝紘這樣的行為,已經遠遠超過了我們印象中「抽煙、喝酒、打群架」的不良少年的行徑,而是徹徹底底的犯罪。
由於老爸的關係,孝紘的這些犯罪行為都被掩飾了下去,通過對被害人的賠償和威脅恐嚇,讓這些被害人主動撤銷了報案。
在北村孝紘之後寫的手記中,曾經這樣自白:「中學時代的我,根本不是什麼『素行不良』,而是徹底的壞人。」
另一方面,作為長子的北村孝,因為得不到父親的重視,叛逆心理與日俱增。他初中畢業後,為了增加自己的實力,參加了空手道的道館,也結識了一批社會青年,甚至一度與父親的敵對團體走得很近。這段時間裡,他被一家相撲館看中,讓他入了門。17歲時,他的個子長到了173公分,體重142公斤。
(我在網上找了找17歲300斤的胖子的照片,發現大概是這個樣子的。)這裡再插幾句嘴,講講日本的相撲選手養成制度。
相撲運動,尤其是傳統的「大相撲」,因為運動員的體型特殊,並且有很多規則、禮節需要掌握,所以是不接受「半路出家」的選手參賽的 —— 並不是覺得自己胖就能去參加相撲。
「大相撲」一詞,指的是兼具表演、傳統和競技功能為一體的職業相撲運動,也就是我們中國人頭腦中對「相撲」一詞的固有印象:
圖為蒙古籍大相撲橫綱(冠軍)白鵬,身高192公分,體重155公斤,是日本大相撲中人氣最高的幾名選手之一。他是大相撲運動有史以來獲得優勝次數最多的橫綱。順便說一句,日本現任大相撲的橫綱選手共有四人,其中三名都出自蒙古。除蒙古之外,歐洲的匈牙利也向日本輸送了大量的相撲選手,但成績欠佳。圖中進行的儀式是「橫綱土俵入」,作為每一場相撲比賽的開幕及敬神儀式舉行。左邊的人被稱為「太刀持」,右邊的人稱作「露拭」,在儀式中作為橫綱選手的侍衛登場。
所有正式的大相撲選手,都需要經過日本相撲協會的體檢和體能測試,包括身高、體重、血壓、血糖等等檢驗,以及50米跑、投鉛球、挺舉等等考試,才能獲得新生資格。相撲新生需要由「相撲部屋」的接收,才能正式成為培訓中的相撲選手。相撲部屋一般由退役的相撲選手運營。作為專業的相撲選手培訓機構,這裡負責了參加培訓的新選手們的衣食住行,所有的選手都需要在相撲部屋中經過集體生活,攝入設計好的飲食,參加同樣的訓練,最短在幾個月之後就獲得登台出賽的資格。
現有獲得公認的相撲部屋共45個,而一旦從這些相撲部屋中「畢業」,相撲選手們獲得的工資也隨著比賽成績,幾何級數般地增長。一般來說,剛剛參賽的選手的年收入大概是200萬日元左右,大致相當於應屆畢業生的工資。但如果表現出色,升入「十兩」級別便可以獲得1600萬日元的中高收入,「前頭」的收入大概為2000萬日元,取得「橫綱」級別後年薪甚至會達到4500萬日元。
目前在日本大相撲選手中共有2名中國國籍的現役選手,其中內蒙古出身的蒼國來排位最高,為前頭二枚目。出身北京順義的呂超,在2010年升入十兩,但不久後因為腰傷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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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北村孝在15歲時,收到了一家相撲部屋的邀請,成為了這家部屋的正式門下弟子。然而因為與同門弟子發生了內鬥,短短半年後便被部屋開除,回到了家鄉。儘管被相撲部屋開除,但北村孝龐大的體格,馬上受到了當地黑社會組織的青睞,很多組織登門來請他加入。因為繼父北村實雄的關係,他選擇了加入自家的北村組,但因此與另外幾家租住結下了梁子。在此後幾年中,他成為了家中的打手,與對抗的各家組織展開了小規模的火併。
另一方面,弟弟北村孝紘在1999年被松根相撲部屋相中,並且正式加入了門下。從小形成了交橫跋扈的性格的他,在這家部屋中受到了嚴格而規範的管束。耐不住寂寞,同時也打不過師兄們的他,選擇了在半年之後逃跑。然而,部屋的師父得知他耐不住訓練而逃回家時,並沒有暴跳如雷,而是只身前往福岡的大牟田,面對面地說服了北村孝紘返回相撲部屋繼續訓練。
堅持訓練了1年左右之後,孝紘在2000年3月第一次出場比賽,遭遇的是剛剛出道,但後來成為了橫綱的「日馬富士」。僵持不到一分鐘,孝紘便被日馬富士一帶一送,用上手推出投技扔出場外。之後孝紘因為缺乏經驗,在之後的比賽中弄傷了脖子和腰,還一度弄得右眼視力低下。受到傷病困擾,面臨著人生十字路口的他,此時又受到了另一個打擊。
北村孝因為殺人,被警方正式拘捕。
北村孝回到家鄉大牟田之後,很快成為了缺乏人手的北村組的得力成員。然而因為並非老大實雄親生,所以北村孝在組織中的地位始終是一個「干臟活的人」,得不到父親的重用。實雄的私心,意思也很明確:希望將組織傳給自己的親生兒子孝紘。
另一方面,因為比孝紘年長3歲,身體從小又非常魁梧,所以北村孝一直是同母異父弟弟孝紘的「偶像」。當孝紘在中學時需要幫手打架時,北村孝總是帶著小弟們挺身而出,替他撐門面做靠山,所以對孝紘來說,也就慢慢形成了對哥哥孝的心理依賴。很多需要動腦子出主意下決定的時候,脾氣容易衝動的孝紘都會放心地交給哥哥來做決斷,以至於變得對哥哥言聽計從。在他的眼裡,哥哥是一個智勇雙全的出色的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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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說說北村組的老大實雄。
北村實雄是一個典型的「老派」黑社會。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還保留著一些昭和時期黑社會的傳統,有兩樣東西絕對不碰:毒品和妓女。之所以有這樣的風氣,這要從日本黑社會的形成說起。
日本的黑社會,從形成時期開始,便有一種「任俠」的氣質:以行俠仗義為己任,宗旨是保護鄉里不受外來勢力的侵犯,與當權者作鬥爭。在日本諸多黑社會團體里廣泛受到崇拜的「清水次郎長」、「會津小鐵」等人,都是明治時期社會上著名的俠客。以礦工、船工、鐵路工人、建築工人為主的下層勞動階級,以及賭徒、失業武士等等為首的社會閑散人員,為了保護自身團體的利益,以及維持所在地區的治安和執法(其實是私法),便逐步形成了各個黑社會團體的雛形。作為提供保護的報酬,鄉鎮地區會向這些團體支付一些感謝金,這也就是「保護費」的由來。在這一點上,日本的黑社會(Yakuza)與義大利西西里的黑手黨有相當之多的相似之處。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黑社會團體的生存條件發生了變化。明治初期各地的動亂相繼偃旗息鼓,日本政府的統一司法體系也在地方得到了落實,所以作為「自衛手段」的黑社會,也就失去了最初存在的意義。為了維繫組織的存在,各個黑社會不得不開始尋求其他的賺錢之道,於是在收取保護費之外,涉獵地下錢莊、高利貸、走私、賭博、組織賣淫、毒品和販賣勞動力,便成為了二戰後日本黑社會的存身立命之道。
而在日本幾十個黑社會團體中,也存在著兩種派別:硬派 和 軟派。
硬派對自身的標榜非常明確:反權力,反暴政。所以身為硬派的黑社會團體們,大部分不會接觸毒品和賣淫、拐賣人口,因為這與「保護鄉里」的宗旨有違。他們往往會與警察系統保持著高度對抗的關係,同時與一些行業的工會組織保持良好合作關係。
而軟派則更加「現實」,對反抗權力沒有什麼興趣,存在的目的只是為了賺錢。所以他們往往會偽裝成「無害於社會」的組織,表面上經營一些店鋪,但私底下進行著包括組織賣淫、販毒的生意,與一些國家的蛇頭進行人口買賣,同時也力圖與警方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
顯而易見,無論是「道仁會」還是「北村組」,都屬於這種硬派黑社會。所以北村實雄在自己的組織里,嚴禁任何成員參與組織賣淫和販毒的行為。但這樣一來,日子自然也就變得清苦。
從中學時代起,孝紘便在哥哥的庇護之下,背著父親,偷偷開始了組織女高中生賣淫、敲詐和販毒的生意。因為瞞著家裡,所以生意的收入都歸兄弟二人自己分配。孝紘去相撲部屋進行修鍊的時間裡,家鄉的生意都交給哥哥孝一人打點。而與此同時,孝也扮演著北村組打手的角色。2000年6月,北村孝因為對敵對組織挖角失敗,對方的小頭目前來討要說法。北村孝糾集手下,在一處停車場內對那名小頭目進行了長時間的毆打,最後將對方活活打死。在之後的警方強制搜查中,警察從北村組的事務所里搜出了幾包毒品。為了將事態終結,北村實雄命令由北村孝去警方自首,將殺人和持有毒品的罪名全部一人承擔下來。
從北村實雄的態度來看,他完全是把北村孝當做一枚棋子來擺布。
在警方自首後,北村孝在家中為他聘請的律師的指導下,將殺人事實解釋為過失殺人,同時將毒品解釋為自己使用,於是原本的故意殺人和販賣毒品的罪名,都被改為過失傷人致死,和非法持有毒品。因為當時北村孝只有19歲,所以按照日本的《未成年保護法》,他僅僅被判處了三年零六個月的少管所拘役。在少管所中關押了16個月之後,北村孝便被家裡保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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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北村孝的受審入獄,對於北村孝紘卻是一個打擊。
一直以來自己所崇拜、包庇著自己的哥哥,卻被親生父親當做棋子來擺布,這在孝紘看起來是很不公平的。父親實雄對孝紘的溺愛,除了不希望他年紀輕輕便沾污了雙手之外,其實還有一個目的:他也希望自己的兒子不要成為黑社會。
在日本的黑社會成員們,尤其是現代社會,大多數都飽受歧視。隨著大城市社會治安的逐步強化,以及農村人口向大城市的高度集中,中小城鎮的經濟活力進一步減退,原本對小城鎮社區具有高度依存性的中小黑社會團體,都紛紛陷入了解散的危機之中。在這樣的危機之下,原本是60-70年代黑社會骨幹的成員們,也相繼進入了中老年時期。他們組織解散後生活的自立,受到了再就業困難和社會排斥的雙重壓力。於是很多中年黑社會成員,都會阻止自己的孩子們涉足這個灰色產業。
但是對孝紘來說,他從小對暴力耳濡目染,也在灰色產業里獲得了不少甜頭。能夠成為一名像父親和哥哥一樣耀武揚威,橫行鄉里的黑社會,對他來說簡直是夢想。於是在自己受到傷病困擾,哥哥又鋃鐺入獄的當口,孝紘做出了一個讓自己走上了不歸路的決定:辭去職業相撲選手的工作,回到家鄉,接替哥哥成為家中組織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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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孝紘正式告別了培養他接近2年時間的相撲部屋,回到了家鄉。儘管父親表示反對,但他還是執意成為了家中組織的一員。不僅如此,他還將自己在相撲部屋時認識,但先後放棄了相撲運動的幾名師兄弟,都介紹到了自己的組織里來。一時間北村組人丁興旺。然而,這並不是什麼好事。
人多了,就需要更多的收入。新添幾名成員的北村組,首先面臨的就是掙錢的問題。
之前說過,北村組最重要的經濟來源,除了保護費之外,便是來自高利貸的討債業務。為了進一步擴大收入,孝紘和父親、母親商量,準備幫助高利貸擴大業務 —— 借高利貸的人多了,於是討債的生意也就找上門來了。孝紘想出的主意,便是將暗娼私娼,與高利貸進行捆綁。
這個生意的邏輯是這樣的:
日本的法律里,對於控制女性賣淫,是進行嚴厲打擊的。也就是說,女性可以用「自己意願」與男性發生有償性交易,也就是「賣身」,但一旦她們需要將收入作為「管理費」交給一些組織,那麼便被認定是「控制女性賣淫」,會遭到警方的取締。
為了繞過這個法律禁令,孝紘說服高利貸們增加對年輕女性的放貸量,尤其是以個人消費為目的的貸款,主動降低利率,並且放寬放貸審批標準。這樣一來,原本針對小商鋪放貸的這些高利貸者,便搖身一變成為了「消費者金融業」,轉而投身面向年輕女性大規模投入資金。
當手頭的錢寬裕了,而且還沒有什麼利息壓力,很多年輕人便會開始大肆購買奢侈品和潮牌,在生活中講究排場。因為距離大城市福岡只有短短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大牟田本地的年輕人,甚至是臨近的佐賀、熊本的城鎮里,都開始從北村組控制下的高利貸們借錢。然而,當償還不上最初的貸款的時候,北村一家指示這些高利貸繼續放款,但逐步提高利息。在這樣設計的陷阱之下,一些借貸人越陷越深,最終不得不背上了無法償還的債務。而這時,就是北村組出面的時候了。
與以往的討債方式不同,北村組在孝紘的指導下,並沒有採取強制沒收借債人資產的手段,而是對其中大部分年輕女性進行威逼利誘,甚至動用輪姦和拍攝裸照的方式,來迫使她們成為暗娼,以賣身的方式來償還高利貸。這樣一來,從事賣淫的女孩們不得不將賣身所得收入,大部分交給高利貸者們,而名義卻是「償還貸款」。既不構成「控制賣淫」,又為高利貸們獲得了穩定的收入,孝紘的這個主意確實行之有效。
然而,高利貸者們的生意雖然越來越紅火,但他們的實力膨脹得太快,以至於對於北村組的依賴性都開始下滑。這是北村一家始料未及的。
在這些高利貸者之中,有一家高利貸與北村一家走動得尤為親密,這就是高見小夜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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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見小夜子,原本是在大牟田經營酒吧的一名媽媽桑。她與北村實雄幾乎同歲,是從年輕時代便相熟的老相識。在動蕩的70年代里,高見小夜子的幾家店面受到了北村不少的庇護。泡沫經濟中期,高見小夜子將自家幾處店鋪盤給別人,用換來的現金開辦了一家高利貸公司。順理成章地,這家高利貸也就成為了北村組的保護對象之一。
80年代中期,高見小夜子與一名來當地投資生意的東京商人同居,並為他先後生下了兩個兒子:大兒子高見龍幸,二兒子高見穰吏。因為兩人並未結婚,所以兒子都跟了母親的姓。泡沫經濟結束,那名商人人間蒸發,高見小夜子便帶著兩個兒子獨自生活。
高見小夜子雖是單身母親,但她為人潑辣,行事高調,而且經常與一些男人搞得糾纏不清。這幾年時間裡,她更換男朋友的速度相當頻繁。儘管已經年過50,但她的打扮和化妝仍然保持著濃厚的泡沫經濟時代風格,也成為了當地街頭巷尾議論的目標。
進入90年代末,隨著亞洲金融風暴的來臨,原本苦苦支撐的中小企業們開始大批破產,高見家的生意出現明顯的萎縮。在北村組的提攜之下,高見小夜子的高利貸進行轉型,成為了控制著數十名暗娼收入的搖錢樹,她本人也購入了賓士跑車,時不時還帶著全家去海外旅行,日子過得風風光光。然而此時在暗處,卻有幾雙眼睛懷著嫉妒和羨慕的情緒注視著她。
這便是北村一家。
由於2001年之後,在小泉純一郎的領導之下,日本的經濟逐步復甦,所以大抵上違約貸款的數目也開始呈現下滑趨勢。高利貸們放出的消費者金融生意越來越好,但北村家分到的好處費卻沒什麼起色。在此之前,北村家已經為高利貸們的生存絞盡了腦汁,並且成功地幫助了這些高利貸從泡沫經濟時代苟活到了新世紀,但反過頭來,高利貸從業者們卻沒有主動向北村組提出過任何感謝和贈禮。這讓北村一家相當心裡不平衡。
而高利貸們的說辭,也非常有道理:他們的盈利從賬面上看雖然多,但大部分資金都作為本金投入了放貸業務,運營資本佔據了幾乎全部的現金流,手中的資金並沒有剩下多少。這樣一來,北村一家只能繼續苦哈哈地熬著日子,一面看高見小夜子繼續著她風光的生活。
2003年初,高見小夜子的高利貸公司需要開設新店鋪,於是便找到了北村實雄一家,想請他們來負責新店鋪的建設和裝修。看到來了大生意,北村實雄自然非常高興。他馬上聯絡起手下人,開始了施工的準備:聘請設計公司進行設計,購置材料,租用施工機械,組建施工團隊等等。
歷經一年的建設,公司的兩層辦公樓建成交付使用,總費用6600萬日元。然而當北村實雄興沖沖地拿著賬單去找高見小夜子結賬的時候,高見卻翻出了一張寫於1998年1月的借條,上面寫著:
「北村真美借款300萬日元,月息6.5%。」
高見拿出計算器,對北村說:本金300萬,月息6.5%,按照複利計算,到今天你們應當連本帶息還給我9600萬。不過看在你們盡心儘力為我們蓋了這麼一間漂亮的辦公樓的面子上,乾脆我就大方一點,咱們的賬務就算相抵了吧。
啞口無言的北村實雄一分錢也沒有從高見的手裡拿到,而是背上了6600萬元的虧損。這對於北村一家的經濟狀況來說,無異於沒頂之災。
而更令人難堪的是,高見小夜子不僅表面上是北村組的保護對象,更在私底下與北村組保持著灰色的合作關係,知道很多北村組無法明示的秘密。如果北村實雄強迫她拿出錢財,不僅會被同業人說壞了規矩,更可能導致高見小夜子直接反水,向警方進行告發。但是另一方面,北村組的生死存亡,也因為這筆債務的出現,蒙上了濃重的陰影。
在與妻子北村真美商議之後,北村實雄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他決定除掉高見小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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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死高見小夜子,其實並不是北村實雄的目的:他的目的還是在於弄到現金,來解決眼下的燃眉之急。真美與實雄合謀,準備夫妻兩人上演一場殺人越貨的陰謀大戲。
究竟這場陰謀是如何策劃的,而北村實雄他們是否又能如願以償,咱們明天早上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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