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在美國政治學界是怎麼死的

【摘要】由斯考契波發起的一場學術論戰，將馬克思主義掃出了美國政治學的集體記憶。

如果你今天問一個在美國念政治學的學生「你知道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嗎」，對方很可能一臉懵逼——「那是什麼？能吃嗎？」

的確，在當今的美國政治學界，馬克思主義的存在感形同於無。拋開政治理論研究不談的話，幾乎找不到年輕一代的實證研究者在承接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脈絡，幾乎找不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意識、分析視角和理論工具。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並不能說，馬克思主義在美國政治學界「衰落」了——事實上，它從來都沒有興盛過，也就談不上衰落。但是，在美國政治學百餘年的學科發展史上，也出現過不少學者嘗試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努力。在特定的時刻，這些嘗試創造了機會，使得馬克思主義完全有可能在美國政治學界獲得更大的影響力。

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嘗試為什麼失敗了？美國政治學為什麼沒有抓住這些機會？在那些充滿可能性的時刻，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之間，進行了怎樣的交鋒？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由著名政治學家斯考契波（Theda Skocpol）激起的一段學術論戰，就是這樣一個重要的時刻。

斯考契波：忘掉馬克思主義吧

上世紀七十年代，隨著美國民權運動和新左派運動風起雲湧，激進主義思潮開始在美國社會科學界興起，政治學也不例外。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家——尤其是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和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思想開始被美國政治學界所注意。而一批年輕的美國政治學者——比如Ira Katznelson、Frances Fox Piven、Adam Przeworski、Dietrich Rueschemeyer、Fred Block等人——也逐漸成長起來，開始在實證研究中主動擁抱馬克思主義。看起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小陽春就要到來了。

在這個時候，斯考契波走上了舞台。

其實，斯考契波本人學術旨趣的形成，和馬克思主義有著不小的關係。在她讀博士的時候，對她影響最大的老師是著名歷史社會學家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而後者最著名的著作《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被許多人認為是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範式的經典作品。

1979年，斯考契波出版《國家與社會革命》一書，一時引起轟動。她在書中主張，不能將國家看做是某些階級或社會力量的附庸或工具，國家就是國家本身，國家的統治者和官僚是擁有獨立意志、利益和能力的行動主體，這便是「國家中心主義」的分析範式。雖然她在書中將國家中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範式對立起來、並一再批判後者，但她自己的分析框架依然帶有強烈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強調國家與階級的互動關係——比如地主階級與國家統治者的鬥爭角力、國家制度結構的崩潰對農民抗爭的促進作用。

但一年以後，在一篇影響力極大的論文中，斯考契波將她的「國家中心主義」進一步絕對化，更為猛烈地批判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

斯考契波認為，在解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行為和公共政策制定時，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出了三條解釋路徑。

第一，「工具主義」理論認為，國家是資產階級進行統治的工具，國家行為受到資產階級——至少是一部分資本家——的直接控制。

第二，「功能主義」理論認為，國家中的政治精英完全可以是獨立於資本家的，這種獨立性使得國家可以跳出特定資本家的個體利益、調和不同資本家的利益衝突、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框架的穩定、保護資產階級的長遠整體利益。

第三，「階級鬥爭」理論認為，當被壓迫階級、尤其是工人階級發起抗爭行動時，國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他們的訴求，尤其是在經濟危機導致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力下降的時候。

在斯考契波看來，這三條解釋路徑都是無效且錯誤的，因為它們忽視了國家、政黨等政治因素的獨立作用。一方面，作為獨立的政治行動者，國家掌權者、政黨領袖並非被動地回應或服務於各個階級，而是主動地塑造並推動他們自己的政治議程。另一方面，國家機器的結構、制度設計、之前制定的政策，這些政治遺產極大地限制了各個行動者的行動空間。

因此，她聲稱，任何針對國家行為和政策制定的分析，必須從政治舞台本身出發，將國家和政黨——既作為行動主體又作為制度結構——放在分析的中心，而不是優先考慮階級和其他社會力量。

為了支持這一理論立場，斯考契波分析了美國1929大蕭條之後羅斯福新政時期的政策制定，尤其是1935年《國家勞工關係法》的出台。《國家勞工關係法》是美國勞資關係史上最為重要的一部法案，它首次從制度層面確認了工人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禁止僱主對工會事務的干預，並設立了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作為保障上述權利的仲裁機構。這一勞資關係框架一直延續到今天。

斯考契波斷言，馬克思主義的三種解釋路徑，都無法解釋美國1935年《國家勞工關係法》的出台。

「工具主義」理論強調資本家對國家的控制，但《國家勞工關係法》在幾乎遭到資產階級一致反對的情況下還是出台了。「功能主義」理論指出國家中的政治精英可以是獨立於資本家的，但當時美國聯邦層面國家機器的弱勢和碎片化根本無法支撐這種獨立性。「階級鬥爭」理論強調被壓迫階級——尤其是工人階級——抗爭行動的重要性，但斯考契波認為，1935年以前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嚴重不足，工人抗爭動員能力的增強恰恰是《國家勞工關係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她進一步說明，對《國家勞工關係法》的通過來說，最重要的因素是國家內部的政治精英、尤其是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Robert F. Wagner，因為瓦格納對推動《國家勞工關係法》出台的重要作用，這部法律又被稱為「瓦格納法」）的主觀能動性。而民主黨在議會中的議席優勢、議會與總統的博弈、早期新政政策的失敗，為瓦格納等人的行動創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觀條件。

換句話說，斯考契波認為：在這段故事中，與國家的制度、結構、政策遺產相比，尤其是與國家中政策制定者的主觀能動性相比，國家之外的階級與社會動員的重要性十分有限。

通過對純粹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國家本身的能動性和自主性的強調，斯考契波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學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蓋棺論定式的否定。

年輕的挑戰者：斯考契波錯了

對斯考契波最為有力的挑戰，來自一位年輕的政治學家。1989年，時任康奈爾大學政府系助理教授的Michael Goldfield在《美國政治學評論》發表論文，對1935年《國家勞工關係法》的出台給出了一種新的解釋：工人階級的政治動員，尤其是共產黨等激進組織在動員中發揮的作用，是促使法案出台的最主要原因。顯然，這一解釋的內核，是斯考契波批判的三種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階級鬥爭」理論。

斯考契波之所以認為「階級鬥爭」理論無法解釋《國家勞工關係法》的出台，是因為她斷定1935年以前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嚴重不足。但在Goldfield看來，斯考契波的這一論斷是錯誤的。一方面，斯考契波所使用的衡量工人階級政治力量強弱的指標——比如公會成員數量和罷工次數——根本無法反應1930年代初期勞工運動的規模和激烈程度，尤其是勞工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的聯結。另一方面，在定量地衡量勞工運動強弱的時候，斯考契波無視了當時勞工運動所發生的質的變化——在共產黨帶領下，勞工運動持續不斷地激進化。

Goldfield指出，1929年大蕭條造成的失業率高企，使得失業工人的抗爭行動在勞工運動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先鋒角色。然而，因為失業工人既不可能組織工會也不可能發起罷工，所以這些抗爭恰恰是公會成員數量和罷工次數等指標無法包含的。

自1930年開始，共產黨人在多個城市組織了規模龐大的失業工人示威集會，且頻頻使用暴力抗爭手段。在1931年的芝加哥和1932年的底特律，示威集會現場甚至出現了列寧的畫像。通過媒體的傳播，這些示威活動在社會上造成了轟動影響。

與此同時，在農民中間、在學生中間、在非裔美國人中間，激進化的政治動員也在快速擴散，共產黨的影響力大幅提升，許多獨立的進步主義政黨也陸續湧現。可以說，整個美國社會瀰漫著強烈的激進氛圍。

在這種大背景下，產業工人的自我組織和抗爭行動也不可避免地激進化了。雖然從工會規模和罷工次數上看，產業工人的抗爭幅度在1934年之前沒有明顯的增加，但激進的抗爭方式大大加強了勞工抗爭的影響力。

而1934年，可以被視作美國勞工激進抗爭的總爆發。一年之內，在托萊多、明尼阿波利斯、舊金山先後爆發了三起近乎於革命一般的大規模暴力罷工。這三起罷工不僅均由激進組織領導，而且獲得了失業工人和農民的鼎力支持。它們大大鼓舞了全國工人的鬥爭士氣，在許多地方引發了罷工潮。

這一局面帶來了兩大後果。第一，在掌握國家權力的政治精英中間，一種「革命就要到來了」的恐懼開始蔓延。第二，此前一直掌控勞工運動走向、立場較為溫和保守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簡稱「勞聯」）發現，他們對勞工運動的影響力開始被激進組織、尤其是共產黨人所蠶食。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精英必須要為了避免他們眼中革命爆發的可能性而做些什麼。看起來，暴力鎮壓不是一個好選擇。許多人害怕，對勞工運動的鎮壓很可能使得勞工運動更加激進，反而加速革命到來。不少掌權者認為，資本家對工會組織的抵制，以及政府對資本家破壞工會的默許，恰恰就是導致勞聯影響力下降、激進勢力在勞工中抬頭的重要原因。

這樣一來，對政治精英們來說，唯一合理的選擇就是：對勞工作出有限度的妥協，將勞工的抗爭納入制度化的軌道，從立法層面支持勞聯等溫和保守力量領導勞工組織，從而消解激進組織的影響力。正是在這一構想之下，《國家勞工關係法》才獲得了多數政治精英的支持。Goldfield援引檔案說明，在法案交付表決前的多次議會辯論中，「再不通過這部法律，工人就要革命了」在當時的議員們中間是一種非常流行的觀點。

有趣的是，在關於是否通過《國家勞工關係法》的討論中，絕大多數資本家們都表示反對，因為對工會組織權和工人罷工權的法律確認顯然會損害資本家個體的短期經濟利益。因此，政治精英們對法案的支持，恰恰也印證了「功能主義」的觀點：獨立於資本家的國家政治精英，常常能擺脫資本家個體的短期利益考量，而以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整體穩定、保護資產階級的整體長遠利益為基本出發點。

Goldfield總結道，《國家勞工關係法》的出台，恰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強大解釋力。這個故事的本質，是政治精英在面對急劇激進化的勞工運動時，為了避免革命、保全資本主義制度而做出的必要妥協。

一輪剛正面

1990年，斯考契波與合作者在《美國政治學評論》發表文章，對Goldfield的解釋提出質疑。在她們看來，Goldfield的階級鬥爭框架不能解釋這樣一個事實：1933年出台的《國家工業振興法》，已經給了工會以名義上的保護，但其中的條款缺乏有執行力的制度設計，也沒有禁止黃色工會和僱主對工會事務的干預。1934年六月，議會再次通過了一項法案，重申以上條款。而在短短一年以後，《國家勞工關係法》的出台否定了之前法案中對勞工權利有名無實的保護，建立了制度渠道保障工會組織權和工人罷工權、禁止黃色工會。

斯考契波提出的問題是：從1934年到1935年，議會對勞工權利的立法保障在短短一年之內從「有名無實」變成「有名有實」，如何解釋這一重大轉變？1934-1935年間，勞工抗爭的規模和烈度基本維持在同一水平，這個不變的因素無法解釋議會態度的變化。

斯考契波進而指出，在這關鍵的一年中，有兩個因素髮生了重大變化，直接促成了《國家勞工關係法》的出台。

第一，在1934年的中期選舉中，民主黨的席位出現明顯增加（眾議院席位從313上升到322個，參議院席位從59上升到69個）。這種執政黨在中期選舉中議席增多的情況，僅僅是南北戰爭之後第二次出現。與此同時，立場較為開明進步的共和黨議員和獨立議員的數量也增加了。中期選舉的結果，改變了議會的整體政策傾向。

第二，從1934年後期開始，《國家工業振興法》的失敗變得越來越明顯。人們開始清楚地看到，這部法律沒能扭轉經濟頹勢，甚至使衰退變得更嚴重。 美國政府的一系列制度特點，比如行政機關的弱勢、對商業組織的依賴、立法與司法機關的制衡能力，實際上註定了《國家工業振興法》的失敗。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工業振興法》所代表的勞工政策路線及其支持者也失去了合法性。這就造成了政策真空，使得羅伯特-瓦格納等人有了更大的活動空間去說服其他政治精英，尤其是通過對《國家工業振興法》中「有名無實」路線的批判來突出「有名有實」路線的好處。《國家工業振興法》失敗的教訓，成了支持《國家勞工關係法》的動力。

總結起來，斯考契波的觀點依然是：導致《國家勞工關係法》出台的最主要因素在國家內部，而不在國家以外。議會成員結構的調整、早期政策失敗的教訓，改變了政治精英之間的力量對比，使得具有高度主觀能動性的特定政治精英一下子有了足夠的空間和資源去推進他自己的政策議程。

在同一期《美國政治學評論》 中，Goldfield對斯考契波的質疑給出了回應。他認為，斯考契波的解釋框架還是站不住腳。

Goldfield首先指出， 民主黨及其他進步派政治精英在1934年中期選舉中的大勝，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偶然事件，甚至也主要不是因為這些政治精英對於特定選民群體的策略性動員。恰恰是風起雲湧的勞工運動和激進社會運動，創造出一種沒人可以忽視的社會氛圍，這種激進氛圍直接左右了選舉結果。

其次，並不是開明進步的議員越多，議會就越有可能出台帶有進步主義色彩的法案。Goldfield舉例，1936年選舉後的議會中，進步派議員數量又有大幅增加，但那一屆議會卻沒出台什麼回應進步主義訴求的法案。因此，決定議會立法議程的最關鍵因素，不是議員的構成，而是當時的社會環境。只有當大規模的激進社會運動足以讓人感覺到「不得不去做些什麼」的時候，進步派議員才真正有動力和能力去回應進步主義的訴求。

Goldfield進一步強調，不能因為勞工運動的烈度和規模在1934-1935年間沒有明顯變化，就認為它不能解釋這一年之內議會立場的轉變。社會運動對政策制定者的影響，是有滯後性的、不斷累積的。對政治精英來說，真正起作用的，是一連串暴力罷工所帶來的一天天強化、一天天擴散的「革命也許就要到來了」的恐懼。即使勞工運動的烈度和規模在1935年沒有繼續增加，但足以使這種恐懼感變得越來越強烈，使政治精英們在恐懼感影響下轉變了立場。

學術界的集體記憶與集體失憶

由於《美國政治學評論》上的質疑與回應不能超過一輪，這一場學術論爭沒有再繼續下去。這一場論爭中究竟誰是更有道理的一方，對這個問題，不同的人當然會得出不同的答案。但弔詭的是，隨著時間推移，論爭中的一方竟然幾乎被完全遺忘了，而另一方的觀點則被大部分政治學者當作「學界共識」接受下來。

甚至於，這場論爭本身也漸漸被遺忘了。在政治學界的集體記憶中，斯考契波給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致命一擊，在斯考契波之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沒有被認真對待的必要；斯考契波的「國家中心主義」理論，成了後續學術研究的默認出發點。被忘記的是，對於斯考契波的批判，曾經有Goldfield這樣的學者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給出過有力的回應，雙方曾經發生過激烈的學術交鋒，馬克思主義對政策制定過程的解釋力，並不一定就不如國家中心主義理論。

之所以出現這樣嚴重的不對等，斯考契波本人的因素當然起到了一定作用。在1979年之後，斯考契波在政治學和社會學界成為了影響力極大的中堅一代領軍人物，而Goldfield在論戰之時還只是一個剛找到教職沒幾年的無名新生代。而斯考契波本人那種決絕、不留餘地、有壓迫感的行事風格，也進一步強化了她為學術界設置議程的能力，尤其是在青年學生中間。

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日趨保守的大環境對學術界的影響，以及美國政治學界自身在二戰後的意識形態保守傳統。

1970年代以後激進社運傳統在美國的衰落、尤其是蘇東劇變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使得馬克思主義在美國學術界喪失了很大一部分吸引力和合法性（對這個問題，駱斯航在《在一九八九之後》一文中進行過系統的論述）。

而另一方面，因為資金來源的轉變，二戰後美國政治學在研究對象和成果上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冷戰意識形態的議程所塑造，而政治學者們又需要通過一種價值中立的語言來模糊或者對沖這一意識形態背景（對這個問題，駱斯航在《政治學在美國：戰爭、意識形態、資金與學科發展史》一文中進行過系統的論述）。

更加悲劇的是，在美國政治學最近二十年的「科學化」發展中，定量數據分析和因果推斷技術的使用在新生代政治學者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優勢地位，連斯考契波所代表的那種對政治過程的歷史分析和「大理論」建構傳統，也被嚴重邊緣化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似乎更難以想像馬克思主義在美國政治學的復歸。

然而，這樣的政治學，是否還能夠回應這個劇烈變動的時代所拋出的最為緊迫的問題？是否還能加深我們對這個時代的整體性理解？是否還能夠走出象牙塔，將自身變成社會變革的有機組成部分？

也許，我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將學術論爭史上那些被遺忘的重要時刻找回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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