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考克和斯金納筆下的馬基雅維利｜城與邦

作者：曉 辟（律師，政治哲學業餘愛好者）

前言

　　「城與邦」在二月刊載了《誰的馬基雅維利》一文，介紹了葛蘭西、阿爾都塞和列奧施特勞斯視域中的馬基雅維利。對現代性的反思是葛蘭西、阿爾都塞和列奧施特勞斯三人解讀馬基雅維利的共同背景，但因為既有觀點和立場的不同，三人筆下的馬基雅維利也展現出全然不同的面貌。本文則將介紹另兩位20世紀政治思想史大家，波考克和斯金納筆下的馬基雅維利。共和主義是20世紀對現代性反省的另一種重要視角，波考克和斯金納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二人的共和主義立場卻存在一定差異，這種差異可以從二人對馬基雅維利的闡發中窺見一斑。

一、 軍事美德與「積極自由」

　　粗略的說，共和主義是指以古希臘或者古羅馬政治傳統為榜樣，並且在現實的政治制度中復活一些被認為有價值的傳統要素。波考克和斯金納都同意，馬基雅維利很大程度上繼承了15、16世紀義大利共和主義的傳統，並且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古羅馬為事例進一步推進了共和主義的觀點。[1]但問題是，馬基雅維利繼承的共和主義傳統以及他推崇的古羅馬政治到底是怎麼樣的？

　　按照波考克的理論，文藝復興時期共和主義傳統的核心觀念直接來源於古典作者，特別是亞里士多德。這一傳統強調公民作為政治性動物積极參与城邦的各項政治生活。波考克進一步指出，在馬基雅維利筆下，共和國需要克服的政治困難不僅有內部的權力分配和權衡的問題，也有來自於外部的攻擊和侵略。馬基雅維利給出了兩種解決外部風險的方法，一種是自我約束、限制軍力，儘可能避免交戰；另一種是擴充軍力，並主動採取積極擴張的對外政策。羅馬共和國選擇後一種方法，並且與之相對應的選擇武裝共和國的平民。因此，維持羅馬共和國、軍事擴張、武裝平民之間產生了內在的聯繫。從另一個角度看，平民積极參加戰爭成為最直截了當的一種參與政治生活的方式，而在戰爭中勇於作戰乃至甘願為了共和國犧牲生命的軍事美德也就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美德，「好公民」和「好軍人」在羅馬共和國中達到了統一。這也可以解釋，在《馬基雅維利時刻》一書中，波考克特地強調了《戰爭的技藝》這本馬基雅維利並不那麼出名的作品，將《戰爭的技藝》與《論李維》放在一起解讀，體現的同樣是波考克獨有的觀點。

　　波考克進一步說，這種對軍事美德的闡釋和亞里士多德的主流理論是存在差異的。主流理論中的民眾參政指的是選舉官員、投票表決國家政策或者直接擔任公職人員等行動，但是馬基雅維利認為這些行動大多猶豫拖沓，難以應對共和國實際面臨的突發危機和挑戰。所以馬基雅維利將民眾參政的形式轉變為武裝參戰。通過這種對傳統理論的改造，馬基雅維利既保留了民眾最大程度參與政治行動這一共和主義的內核，又使得共和國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更好的克服外界的挑戰，從而儘可能長久的維持共和國。

　　馬基雅維利身後，共和主義的含義在在各國又繼續發生流變，並且逐漸被自由主義理論所取代。但共和主義強調公民積极參与政治生活並且和政治體相互促進完善，仍然是一種看待個體與政治社會關係的獨立視角。這種公民與政治體之間存在內在聯繫，進而要求公民積极參与政治生活的觀點有些類似於以賽亞伯林著名的「積極自由」概念。但相比於以賽亞伯林的理論，共和主義一方面指出消極自由/積極自由的二分法並不符合西方政治思想發展歷程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又賦予了「積極自由」更加豐富的內涵和內在價值。

▲　波考克人像

二、 斯金納的另一種「消極自由」

　　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中，斯金納同樣肯定了《論李維》在相當程度上「是對共和政治思想的悠久傳統的一種比較正統的貢獻」，但斯金納強調馬基雅維利在一個關鍵問題上採取了純屬「異端」的做法。按照共和主義的正統觀點，共和國中的公民既然以公德和公共利益出發關心和參與政治問題，自然應該克服、也可以克服個人私利和小團體利益。相應的一個維護自由的共和國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防止任何一部分人關注私利，並進而為了一己私利制定法律。但馬基雅維利在《論李維》中指出，羅馬共和國始終存在兩種不同的傾向，即下層階級的傾向以及上層階級中與之對立的人的傾向。下層階級和上層階級之間不斷爭執和衝突，以至於勉強達到平衡才是羅馬共和國的實際情況。馬基雅維利進一步提出，他的大多數同時代人一方面強調共和國有陷於內亂的風險，同時又為政治自由的價值辯護，卻沒有意識到這兩者是存在衝突的。羅馬共和國的騷亂是公民積極參政的結果，而這種騷亂和階級衝突不僅不會使共和國解體，反而能夠產生有利於自由的立法從而鞏固共和國。在斯金納對馬基雅維利的解讀中，我們也可以發現積極參政、公民自由、共和國等關鍵詞，但這些關鍵詞的具體含義和上文提到波考克描繪的羅馬共和國有著顯然不同的面貌。

　　在斯金納看來，共和主義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存在很多差異。為了佐證這一點，斯金納考察了馬基雅維利的《論李維》以顯示馬基雅維利並沒有使用亞里士多德的很多預設，比如人類並沒有被視為一種天然具有政治性和合群的動物，而是一種易於無視政治責任的動物。更重要的是，共和國中的個人具有不同的利益和目的，並不能假定必然存在所有人共享的終極目的，就像馬基雅維利筆下的羅馬共和國存在著階級之間的永恆衝突。既然共和國中的公民不存在某一個特定的終極目的，那麼公民參與政治同樣不是一項目的，而是促使共和國富強，同時防範共和國損害個人權利的一種手段和工具。

　　從更大的視角看，斯金納把共和主義闡釋為介於個人主義和亞里士多德式的社群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在斯金納的共和主義理論中，共和國保護的並不是積極自由，而是消極自由。只不過這種消極自由並不是自由主義式的，消極自由的含義並不是免於受到外力的強制和干預[2]；而是指一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獨立意志行動，而不臣服於其他人的專斷意志[3]。比如馬基雅維利在《論李維》中比較了君主制和共和制，並且將兩者置於對立的狀態下。馬基雅維利還強調只有當一個國家的人民處於共和制度之下，並且「把他們自己政府的韁繩控制在自己手裡」的時候，才能說他們是不受奴役地自由生活。斯金納相信，這一「新羅馬」/共和主義自由觀來源於古羅馬政治傳統，並且在馬基雅維利的《論李維》中得到了再一次的肯定。

▲　斯金納人像

三、 插敘：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城邦政治

　　為了解釋上文提到的概念「亞里士多德的傳統」和「羅馬共和國的傳統」，值得在此做一小段插敘。我們現在討論古典時代的城邦政治時，通常並不進一步細分古希臘城邦制度和羅馬共和國的制度。在歷史上，波利比烏斯和西塞羅等人也確實是利用已經成熟的古希臘政治理論來描述和解釋羅馬共和國的政治體制。但如果要進一步細究，則可以發現古希臘城邦最著名的代表雅典和羅馬共和國的制度其實存在非常大的不同。我們熟悉的雅典政治制度包含了大量公民直接參政的制度，包括公民大會、陪審團、抽籤選拔官員等，使得公民確實有機會實質性的參與日常政治生活。羅馬共和國則沒有這些制度。相反，羅馬共和國的制度給予貴族和政治精英顯著的優待，羅馬的平民卻缺乏常規的政治途徑表達訴求，只能謀求一些「體制外」的手段，比如遊行、騷亂或者在戰時拒絕參戰並集體撤離，這些手段是反常的甚至是極端的。如果只著眼於日常政治生活，很難說羅馬平民是積极參加公共生活的公民。概言之，希臘城邦和羅馬共和國傳統保留的政治經驗是不太一樣的。

▲　「壞的政府」（bad government）的隱喻

四、 結尾

　　馬基雅維利恐怕是歷史上最讓人難以理解和總結的思想家，不同後世的研究者從各自的立場出發看到的是全然不同的馬基雅維利。波考克和斯金納雖然都承認自己的共和主義思想受惠於馬基雅維利的著作，兩人對馬基雅維利的解讀也有許多共通之處。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其中的顯著差異，乃至窺探到共和主義思想本身的差異。[4]

　　波考克和斯金納都有大量作品闡發對馬基雅維利的解讀，限於本文篇幅和筆者本人能力無法做全面性的介紹，只能在本文中試舉數個例子做一簡要比較。筆者本人的閱讀範圍和認識非常有限，但筆者仍然希望借這篇既不全面也不成熟的文章，讓讀者可以注意到這個有趣的話題。

注釋

1. 作為一個對比，列奧施特勞斯認為馬基雅維利的觀點是對古典政治理想的全面顛覆，而波考克和斯金納均堅持馬基雅維利是延續古典政治理想的重要人物，限於篇幅本文將不會對這一問題做進一步討論。僅就筆者本人觀點，造成這一對立的一項核心因素是，列奧施特勞斯所推崇的古典政治理想與共和主義的立場本來就有著天壤之別。

2. 斯金納認為「免於受到外力的強制和干預」這一標準是由霍布斯最早提出的，詳見《霍布斯與共和主義自由》。

3. 對這種自由觀的詳細闡釋也可以參見佩迪特的《共和主義 : 一種關於自由與政府的理論》。

4. 這種差異可以進一步衍生為兩種不同的理論框架，比如羅爾斯將波考克的理論稱為「公民人文主義」，而把斯金納的理論稱為「古典自由主義」，並進一步說明他本人的理論和古典自由主義沒有實質性的不相容，但是與公民人文主義則有著基本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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