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我是一名漫畫家，我要拯救世界。」——浦澤直樹的「蝙蝠比利」（五）

文：王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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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漫畫家，我要拯救世界。」——浦澤直樹的「蝙蝠比利」（四）

「故事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呀。」

從表層故事來看，《蝙蝠比利》沒有解釋清楚的設定太多太多；它也同樣面臨著和浦澤直樹其他作品類似的「爛尾」指責。這部漫畫背後的情懷是感人的，但其表層故事有著重大的缺陷，也是無法迴避的事實。

浦澤直樹對製造懸念的技巧的把握常常會喧賓奪主，吊起讀者胃口的往往並不是他真正想表達的事情。比如《二十世紀少年》「朋友」的真實身份，從一開始就是「被遺忘的人」，即使浦澤直樹曾經明確表示這並不是一部推理漫畫，「朋友究竟是誰」這個懸念卻也一直吊在那裡，一直到最後才揭示出來；然而在浦澤直樹（與長崎尚志）看來，重要的不是「朋友」是誰，而是造就「朋友」的原因，和反抗「朋友」的過程。《怪物》中的約翰究竟是用什麼手法來操縱人心，到最後也沒有明確解釋；重要的並不是約翰如何做到這一切，而是造就約翰的原因，以及追逐約翰的過程中天馬醫師所領悟到的一切。

同樣地，在《蝙蝠比利》中，那隻吊足了讀者胃口的「蝙蝠」，以及被所有人追逐的「捲軸」，也留下了不少沒有解釋的地方。例如，漫畫情節里提及的「捲軸」究竟以何種方式影響人類的歷史？蝙蝠究竟如何來操控時間？如何解釋「師父」和雜風那段劇情中時間旅行的悖論？這種間接的時間旅行和「倒帶重來」又有什麼本質區別，為何前者可行而後者不可？「全宇宙只剩下這一個地球，因為其他平行世界中的地球全部毀滅了」——如此震撼的說法，為何一筆帶過，而完全沒有在後續情節和對話中進行展開？為何對蝙蝠的定義那樣模稜兩可，既是超越時空維度的又是存於人類內心的，甚至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內容？

《蝙蝠比利》對基督教神學「三位一體」等概念的化用，對「多維空間」、相對論理念、平行宇宙概念的使用，與對各種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拼圖一樣，牽涉到了一些東西，卻又蜻蜓點水——這些元素都為這部漫畫的受眾定位帶來了不小的尷尬——對這些知識了解得比較深入的讀者會覺得漏洞較多和仍顯淺薄，對它們了解不夠的讀者又會看得稀里糊塗。

《蝙蝠比利》的晦澀和自相矛盾，除了來自這種大雜燴式的歷史拼圖之外，還有一部分是來源於蝙蝠的多面性。就像前面說到的：蝙蝠既是驅使和操控人類歷史的外來意志，也是宇宙秩序的修復者，又是超乎世界的高維度存在；既是人的野心，也是人的謙卑，又是人創造世界編繪故事的才能。

這些身份依靠這樣的觀念聯繫在一起：人類的歷史歸根結底也是一種敘事，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歸根結底是人類自己。

「你的蝙蝠是黑的？還是白的？」

《蝙蝠比利》劇情進行到中期時，作品中的希特勒和愛因斯坦私下裡見了一面，並進行了一場談話。這個情節可能是「歷史上的可能性」和「為表達理念而進行的虛構」二者最明顯的衝突點。從歷史條件上來看，這種會面是絕對不可能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早在1932年12月在外旅行時就察覺到了自己可能會遭受迫害的危險，自那之後便一直沒有回到德國；而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掌權是1933年的事情。

那麼，在漫畫中安排這麼一場絕對不可能的會面，意義在哪裡？

這兩個歷史人物在《蝙蝠比利》的世界觀里，代表了面對蝙蝠持不同態度的兩類人：一種人被蝙蝠燃起強烈的野心，一種人對蝙蝠身後的世界表示謙卑。他們二人的會面具有很重要的結構性意義。

「你的蝙蝠是黑的？還是白的？」

唐麻雜風在和愛因斯坦要簽名、給愛因斯坦看自己畫的蝙蝠漫畫的時候，被愛因斯坦如此質問道。愛因斯坦說，倘若連這樣的事情都沒有弄清楚，就不要輕易地去尋找這隻蝙蝠。結合《蝙蝠比利》尾聲處三隻蝙蝠的對話，和整部漫畫中的相關情節，可以總結出，所謂的「黑蝙蝠」是遵循宇宙規律的「管理者」，對人類的存在抱持消極態度，認為人類是應該消除的、影響宇宙平衡的存在；「白蝙蝠」則堅持人類能夠成就更多，不斷地激發人類的野心，想要看看人類究竟能做到什麼，可以看做是人慾念的催化劑。

愛因斯坦對希特勒說，最好不要被白蝙蝠說的話慫恿了——「眺望著自然的風景，最終就能發現形形色色的答案。所謂的理解自然的真理就是這麼回事。但是你卻不打算理解它們，甚至還想去扭曲它們。」「如果你的蝙蝠是白的……這世界就會變成地獄吧。但最後的最後……你也會被白蝙蝠背叛。」

希特勒遇見的正是白蝙蝠。它對希特勒說：「你不想成為這個世界的英雄嗎？」也正是這樣的慾念，導致了後續的瘋狂。

選擇希特勒和愛因斯坦這兩個人盡皆知的角色，可以利用他們背後龐大的歷史潛文本，讓「蝙蝠的慫恿會讓人做出多麼瘋狂的事」這一問題由納粹的瘋狂行徑默然應答，無需再另耗筆墨。他們是兩塊拼圖，和其他一些拼圖碎片（比如傳教士沙勿略、彌次郎、忍者、下山事件等等）一起拼成了《蝙蝠比利》中的那個新構建出來的「歷史」。漫畫中對天主教傳教士沙勿略的事迹也有很大的挑選和改動，這些類似的與歷史的出入明顯並不是無心之失，而是有意為之。

在對歷史事件的把控上，《蝙蝠比利》並未試圖做到像手塚治虫的《三個阿道夫》那樣與歷史緊密銜接，而只是挑選可用的歷史碎片，拼接到這個有蝙蝠存在的世界觀中。它也因此無法深入到歷史的細節，只能串聯起一個個片段的表層；就像人物主要以象徵意義出現一樣，具體的歷史也不是深研的對象，而是某個概念比如「悲劇」「惡行」「瘋狂」等的象徵。讀者與其說看到了一個完整的故事，不如說是看到了一系列還算有點新意的設定，和一系列包裹著設定的外殼。

在《蝙蝠比利》臨近尾聲時，凱文·古德曼終於在原始人洞窟通過月光的投影見到了真正的蝙蝠。他見到了三隻蝙蝠——其中兩隻永遠在不停爭吵，不停地用各種手段影響著人類；而月亮上的那隻蝙蝠則一直在靜靜地看著這一切。這裡借用了基督教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位一體形象，但也並沒有化用與三位一體密不可分的「道成肉身」的概念，只是膚淺地借用了「三」和「一」的表層形象。在黑蝙蝠與白蝙蝠的吵架內容中，裹挾了關於希特勒與愛因斯坦的二元對立關係——

其中一隻蝙蝠說：如果那位科學家（指愛因斯坦）知道了你的真相，一定會失望的！另一隻蝙蝠說：真是可惜，我原本以為那位獨裁者（指希特勒）能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像地獄一些的！——慫恿希特勒的白蝙蝠也見過愛因斯坦，只不過，愛因斯坦選擇了無視這隻白蝙蝠，放棄「成為英雄」這樣的慾念，而將注意力全部放在對宇宙真理的把握上——放在傾聽黑蝙蝠和世界的聲音上。

凱文·古德曼在洞窟中聽黑白蝙蝠的對話感到十分迷惑，他終於問道：「你們究竟誰是黑的，誰是白的？」兩隻蝙蝠異口同聲地說：

「這要由你自己決定。」

這裡，黑白蝙蝠的界限也被模糊了。白蝙蝠說到底，也只是人之慾念的催化劑；真正做出善惡抉擇的，是人的意志自身。哪怕某人見到的不是白蝙蝠而是黑蝙蝠，也仍舊可以像貪戀捲軸的菲尼等人一樣產生「只要控制了蝙蝠就可以控制歷史了」的慾念，造成與被白蝙蝠慫恿類似的效果。被自己的慾念攫住之後，要如何面對或實現這一慾念，就完全是人自己決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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