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殺》背後的歷史：蔣介石的「韓國夢」

近年的韓國電影中多有涉及到日本殖民時代韓國抗日義士的作品，比如2015年由全智賢、河正宇、李政宰主演的《暗殺》，以及去年代表韓國參加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角逐，由宋康昊、孔劉主演的《密探》。

細心的影迷會發現這類題材電影有一些共同點，譬如參與暗殺行動的義士們都要先前往中國的上海接頭，再返回韓國執行任務，而向他們下達任務的人士都或多或少與金九、金元鳳這兩個人有聯繫，甚至在《暗殺》中，這兩位人物就直接出現在電影里。

為什麼當時韓國的抵抗人士要以上海為基地？金九與金元鳳是何許樣人物？他們的行動是否得到了當時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援助與支持？蔣介石對於這批在華韓人又有怎樣的憧憬與期待呢？

本文就以蔣介石的對韓外交戰略為主軸，為大家梳理一下電影背後所不為人知的中韓秘辛。

大韓民國在上海成立

1910年，日本并吞朝鮮，半島內各革命勢力面臨愈發嚴酷的鬥爭環境。為了躲避日本殖民機關的密集搜捕與殘酷鎮壓，大批矢志朝鮮獨立運動的人士陸續來華。

1919年3月1日，漢城爆發了著名的反日示威運動「三一運動」，一些多年旅居中國的韓籍人士出於響應國內形勢及團結在華政治力量的需要，於同年4月8日，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22號玄楯的住所內召開了「第一屆臨時議政院會議」，議定國號為「大韓民國」，並選舉李承晚擔任臨時政府國務院總理（9月，臨時政府改總理製為大統領制，仍以李承晚為大統領）。

4月17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霞飛路（今淮海路）321號正式掛牌辦公。臨時政府的宣告成立在近代韓國獨立運動史上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國民黨公開表示支持韓國建國

不過，誕生之初的臨時政府勢單力孤，急需在中國國內尋找到一支可以長期提供必要支援的進步勢力。其中，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成為了他們最為屬意的對象。

1921年11月，臨時政府派出其重要成員申圭植作為專使赴廣州，與當時正在南方領導護法運動的孫中山會面，並呈交草擬之《中韓互惠條款》，希望可以獲得孫中山方面允准，在資金供給以及軍事人員培訓方面為臨時政府提供切實性的援助。

中韓是唇齒相依的鄰邦，在追求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的鬥爭中相互扶持，實乃題中應有之義，這也完全符合孫中山本人所一貫堅持的「泛亞洲主義」的理念。可惜，對於此時的孫中山來說，軍閥環伺之下，自身力量也十分單薄，對韓國臨時政府的種種訴求深感愛莫能助。

打開援韓新局面的使命，只有交由素以孫之「繼任者」自居的蔣介石來完成了。

時間到了1927年，隨著蔣指揮的國民革命軍在北伐戰爭中節節勝利，由國民黨主導未來中國政局已無疑問。1928年3月15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刊載了一篇題為《幾個韓國青年的一席話》的文章，以韓國青年的口吻呼籲道：

「我們唯一的希望，是貴國的人民與政府，一方面為貴國的國權，一方面為援助被壓迫的民族，與我們以充分的援助。」

這篇文章的出現，等於公開表示了國民黨對韓國獨立運動的支持態度。

蔣介石出於自身的戰略考量，對援助在華韓人一向十分積極，蔣最初的目標是希望能組訓一支韓人游擊武力來配合北伐軍掃清東北的張作霖勢力，不過自「東北易幟」之後，通過援韓來牽制日本的色彩愈發濃厚。

特別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在全國瀰漫的「反日」氛圍之中，南京國民政府開始有計劃地加大援韓力度，其中一個重要的支援對象便是此時由金九領導的韓國臨時政府。

那麼，這個頻繁出現在影視作品中的人物金九是何許人呢？

「中統」扶持金九訓練軍事人員

金九，名昌洙，別號白凡，綽號斗來，1876年出生於黃海道海州的一個農民家庭，少年時的金九曾參加了1894年的「東學黨起義」，起義失敗後，他隻身逃往中國東北，繼續進行抵抗日本軍隊的活動。

1896年，金九於鴟河浦襲殺日本商人土田讓亮被逮捕，這本是應當判死刑的重罪，然而由於金九宣稱他的舉動是出於明成皇后被日人所殺的義憤，竟然得到高宗特赦，很快便被釋放，金九頓時成為了朝鮮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

△金九

此後，金九因反日又數度入獄，「三一運動」後，他逃亡至上海，參與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組建工作，連續擔任警務局長、內務總長等要職。

前面提到，臨時政府的首任國務總理是李承晚，然而李承晚當選後卻與政府中的其餘成員頻繁發生齟齬。1921年，李遠赴美國，其後即以「臨時政府駐美代表」的名義長期滯留美國，直至二戰結束都未在返回中國。1927年，金九繼任臨時政府首班（國務領），承擔起了領導責任。

南京國民政府方面由陳果夫、陳立夫為首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直接與金九聯絡，CC在財政上大力援助金九，每月提供定額補助法幣五千元；除此之外，還專門於洛陽設立「中央軍官學校洛陽分校軍官訓練班」，作為金九訓練韓籍軍事人員的基地。

朝鮮義烈團：金元鳳的暗殺路線

不過除了金九，還有另外一批在華韓人也得到了國民政府的援助，這便是以金元鳳（又名金若山）為核心的「朝鮮民族革命黨」勢力。金元鳳的成長經歷與金九略有不同，1898年，他出生在慶尚南道密陽郡的農民家庭，少年時代接受了十分正統的儒家教育，朝鮮農村的殘破景況逐漸使其萌發了反日的想法。

1916年，金元鳳來到中國天津，入德華學堂習德文，之後又前往金陵大學。1919年11月，在「三一運動」的刺激下，金元鳳聯合尹世胄、梁健浩等人在吉林宣布成立「朝鮮義烈團」。

△金元鳳

義烈團以實施暗殺為主要的行動手段，將矛頭對準了日本殖民政府高官及親日派賣國賊，金元鳳希望通過一系列成功的暗殺破壞活動，能夠動搖日本在朝鮮的統治（顯然，類似電影《暗殺》及《密探》中的諸多情節都是取材於義烈團成員的暗殺行動）。

不過，事與願違，由於敵我力量過於懸殊，義烈團的行動總是敗多勝少。1926年春，金元鳳帶領17名義烈團成員南下廣州，進入黃埔軍校成為第四期學員，接受系統性的軍事訓練。在校期間，金元鳳與共產黨、國民黨兩方的學員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但他本人在思想上則更同情於共產黨，站在左翼的立場上。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金元鳳主動前往南京面謁蔣介石，提出了《中韓合作反日倒滿》建議書的激進主張，儘管蔣礙於國際形勢無法立即接受其建議，但有鑒於金黃埔軍校畢業的背景，蔣秘囑由軍事委員會對金元鳳加以援助，並由金在軍校的同學力行社成員滕傑與其聯絡。

軍事委員會不光在財政上支持金元鳳，還在南京郊外的湯山開辦「朝鮮革命幹部訓練班」，培養韓籍軍事幹部。在軍事委員會的幫助下，金元鳳的實力不斷增強，至1935年夏，金元鳳宣布成立「朝鮮民族革命黨」，該黨的初創人員達700人之多，成為當時韓國獨立運動的第一大政治力量。

至1937年抗戰爆發時為止，在蔣介石的默許下，南京國民政府一直維持著對金九、金元鳳兩撥人馬「雙線支援」的策略，一邊由中央組織部支援金九的韓國臨時政府，一邊則由軍事委員會支援金元鳳。

蔣介石這樣做似乎只是為了求一個權宜方便（譬如由軍事委員會出面與曾為黃埔軍校學生的金元鳳溝通顯得更為合適），倒並不好說他有什麼「分而治之」的企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雙線支援」埋下了此後金九、金元鳳兩派長期不和的種子，對韓國獨立運動的長遠發展並非有利。

在電影《暗殺》中，我們看到飾演金九與金元鳳的兩位演員坐在一起，向義烈團成員交待暗殺計劃，這種情節無疑只能是出於現代韓國人的一種美好想像，因為在1930年代，兩方人馬完全沒有聯合一致策划行動的可能性。

抗戰爆發：蔣介石想整合兩支韓國獨立力量

1937年夏，「盧溝橋事變」爆發，中日進入全面戰爭狀態。

抗戰的爆發，對在華推展獨立運動的韓籍人士帶來多重影響：一方面，中國此後可以不再顧慮日本的壓力更加放開手腳支援韓方；另一方面，隨著在華韓人對中國的倚賴進一步加深，以金九、金元鳳為核心的兩大勢力在爭奪中方援助資源、宣示自身政治合法地位的內鬥亦更趨白熱化。

金元鳳的「朝鮮民族革命黨」在戰時獲得極大擴充，1938年10月，在得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許可後，金元鳳開始籌建自身的武裝力量「朝鮮義勇隊」。

義勇隊由83名韓籍軍官為骨幹，通過招募在華韓人，參加抗戰；至1940年，人數已發展至300人，轄有三個支隊。金九所領導的臨時政府則隨著南京國民政府一路播遷至重慶綦江，看到金元鳳勢力發展得如火如荼，金九同樣請求蔣介石允許其組建「韓國光復軍」，蔣在稍作猶豫後，同樣表示同意。

1940年9月17日，「韓國光復軍總司令部」在重慶正式成立，光復軍下轄四個支隊，由金九的親信李青天任總司令、李范奭任參謀長。

至此金九、金元鳳兩派的競爭已從戰前單純的組織與人事蔓延至火藥味濃烈的軍事領域，雙方互相在報紙上攻訐對方的武裝並非革命武力，不能代表朝鮮全體國民，氣氛頗不友好。

蔣介石出手：收編朝鮮義勇隊

兩派日趨激烈的內鬥迫使蔣介石不得不考慮出手整頓，改變早先以調和為主的「雙線支援」策略。

所謂「整頓」，自然不是簡單地將兩撥人馬歸攏在一起，而是必須選擇以兩派中的某一派為主，對另一派力量加以合併。那麼在金九、金元鳳兩派中，到底選擇哪一派作為扶植對象呢？這對於蔣介石來說實在是一個頗費思量的問題。

實際上，這兩派勢力各有利弊：金九一方，立場偏右，與蔣介石的政治取向相契合，然而內中人員多保守，暮氣沉沉，還屢屢傳出貪腐醜聞，外界的觀感不佳；金元鳳一方，雖然積極有為，充滿朝氣，但立場左傾，與中國共產黨乃至蘇聯的關係都很密切，其勢力發展壯大會否對國府構成威脅，相當值得憂慮。

經過反覆斟酌，蔣介石最終決定放棄金元鳳，全力支持金九的韓國臨時政府，蔣本人堅定的反共立場無疑是促使其作出上述決定的關鍵因素。與此同時，蔣亦開始著手收編金元鳳的「朝鮮義勇隊」，將其全數納入金九的「韓國光復軍」系統，並由國府直接掌控這一支韓人武力。

1941年11月13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向光復軍下發「韓國光復軍行動準繩九條」，內中強調光復軍在中國境內一切行動都要受軍事委員會的指揮，餉蓄彈藥的補給也完全由軍委會調配，光復軍參謀長及各處處長職務均由中國軍人擔任。

在蔣介石的施壓下，1942年5月，金元鳳勉強同意擔任光復軍副總司令的職務，從此喪失了獨自掌握的武裝力量。

據稱，金元鳳因蔣介石的此番做法深感怨恨，這也為二戰結束後，其最終投奔北韓勞動黨政權埋下了伏筆。

抗戰後期：蔣介石力挺韓國獨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加入對日作戰，對於已在抗日戰場上獨自苦撐四年多的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來說，無異於一劑強心針。隨著中、美、英、蘇結成戰時同盟，徹底擊敗德、意、日軸心國的前景日趨明朗。

如何能活用手中「韓國臨時政府」這張牌，協助金九等臨時政府成員在戰後回到朝鮮，從而建立起一個對華友好、關係緊密的鄰邦，為戰後中國確立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成為此一時期蔣介石對韓外交策略的基本出發點。

本著上述目的，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開始積極倡言扶持韓國實現戰後獨立。

1942年3月22日，時任國府立法院長孫科在與臨時政府外交部長趙素昂會面時稱，中國將全力援助韓國完成獨立，並會在最短時間內承認韓國臨時政府。

同年5月30日，蔣介石的私人顧問拉鐵摩爾在一次講演中亦表示「承認朝鮮獨立只是時間問題」。這些言論都向外界釋放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中國是韓國臨時政府最堅定的支持者，並會在不久的將來實現對其的外交承認。

在如是般的輿論空氣下，1942年7月20日，由時任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及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牽頭，集合了國民政府內部各相關人士，共同研擬出了一份《對韓國在華革命力量扶助運用指導方案》草案，該文件的中心思想就是中國需要扶助朝鮮建成完全獨立自由的國家。

蔣介石在閱覽過該份草案後，強調國民政府應於原則上先於其他國家承認韓國臨時政府。經過反覆討論與修改，草案被重新定名為《扶助朝鮮實現復國運動指導方案》，並於12月27日得到核准，此後國民政府推展援韓工作基本皆以該《指導方案》作為政策依據。

英美的立場：被犧牲的韓國

不過，對蔣介石來說，無論是扶助韓國獨立還是正式承認韓國臨時政府，英、美盟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變得十分關鍵。

眾所周知，英國出於維護其戰前殖民利益的考慮，對實現戰後亞洲殖民地各國的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態度極為消極。蔣介石本人也因為同情印度獨立，且堅持在1942年2月的訪印過程中會見甘地而大大觸怒了溫斯頓·丘吉爾。

因而，英國在有關韓國戰後獨立的問題上反應十分冷淡，丘吉爾甚至放言「我出生以來就沒聽說過（朝鮮）這麼一個鬼地方！」不得以，蔣介石只好把遊說的目標轉移至美國方面。

糟糕的是，美國對於韓國獨立的問題，態度並不比英國好多少。

首先，華府上下對於金九的臨時政府是否值得支持頗感懷疑，1942年2月美國國務卿赫爾在致駐華大使高斯的信中即表示，美國不認為在現時承認韓國臨時政府，會對日本統治之下的朝鮮人產生什麼明顯的效果。

其次，美國最擔心的是一旦承認了臨時政府，是否會刺激蘇聯有所動作。

由於蘇聯在遠東地區掌握了兩個旅的朝鮮部隊，假如其在對日宣戰後南下朝鮮半島，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一個親蘇政權是易如反掌的，美國自然希望避免因過早承認韓國臨時政府，而引發東亞局勢的一連串混亂。

1942年4月13日，代理國務卿韋爾斯正式呈報總統羅斯福不同意承認韓國獨立。

總之，英、美兩大盟友對韓國獨立皆不表興趣，它們基本傾向戰後朝鮮半島應交由盟國託管。

蔣介石的魄力：《開羅宣言》為韓國發言

不過蔣介石方面倒並不氣餒，1943年開羅會議召開前夕，包括宋子文、孫科、王世傑、邵力子在內的國府要人分別於不同場合表達了支持韓國獨立的立場。

國府在韓國問題上堅定不移的態度，使得美、英雙方有所妥協讓步，美、英、中三國在《開羅宣言》里對韓國的戰後地位作了如下安排：「在適當時機允許朝鮮獲得獨立與自由」。

這一段文字無疑是蔣介石頂住壓力為韓國發聲所收穫的成果，朝鮮官民上下對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的表現均表由衷感佩，可以說《開羅宣言》的發布是蔣介石對韓外交戰略的一次巨大成功。

「韓國夢」的破滅：蔣介石投資失敗

然而十分不幸的是，自開羅會議之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無論是在參與戰後國際事務的能力上，還是在介入朝鮮半島事務的話語權上，其影響力都急速滑落了，「四強之一」成了一個令人尷尬的空名。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美、蘇雙方已就從軍事上分別佔領朝鮮半島南、北兩部達成了默契，而蔣介石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據理力爭的所謂「實現戰後朝鮮獨立自主」的建議已然是被丟到爪哇國去了。

另一方面，蔣介石雖然傾盡全力地援助韓國臨時政府，但雙方的關係卻總是沒能理順，不僅蔣介石方面「外交承認臨時政府」的許諾由於礙於英美的壓力始終「口惠而實不至」，而且國民政府對臨時政府事事干預與控制（特別是軍事委員會對光復軍的控制），也令金九方面漸漸產生不滿情緒。在多次向國府交涉後，1945年3月，光復軍正式脫離國府管轄，成為了獨立自主的部隊。

有關臨時政府中人的真實想法，1942年2月，趙素昂對美駐華大使高斯的一番話，或許透露出一些耐人尋味的信息，趙認為「中國想在打敗日本後將朝鮮置於自己的宗主權下」。

趙的上述看法當然只是一種臆測，但不可否認的是，蔣介石在推進其對韓外交的時候，總是隱隱約約地透露出一絲舊有的「天朝上國」施恩「屬邦」的氣息，這種受限於既往歷史的心態對於建設平等的中韓關係無疑是一種妨害。

戰後的朝鮮半島形勢波譎雲詭，在美國的強勢干預下，金九領導的韓國臨時政府被迫宣告解散，其成員只得以個人身份返回朝鮮（南韓）。金九返韓之後，政治命運坎坷，在與自美返國的李承晚爭奪韓國最高領導人的競爭中落於下風。

1948年7月，李承晚當選大韓民國首任總統，隔年6月26日，金九為極右人士安斗熙暗殺（很多人都指出此暗殺乃李承晚指使所為），蔣介石最終失去了由其長期資助與扶持的韓籍人士建立政權的機會。

1949年1月2日，在內戰中一敗塗地，風雨飄搖的國民政府正式承認大韓民國政府。同年8月，蔣介石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份訪問韓國。

對於此時的蔣介石來說，對韓外交的目的早就不再是為了扶持一個對華友好的鄰邦了，當務之急是要在「亞洲反共同盟」的名義下，與李承晚政權結成堅固的聯合陣線，並有意識地促發南北韓的緊張態勢甚至是戰爭。藉以誘使美國的軍力介入，並由此保障其最後的「反攻基地」台灣的安全（有趣的是，此後歷史的發展確實與蔣介石所預想的如出一轍）。

回顧蔣介石對韓外交的始末，正如林孝庭所指出的：「從抗戰時期、國共內戰一直到敗退台灣，蔣介石運用『朝鮮議題』作為服務於其自身利益與目標的重要工具，一直未曾間斷」，蔣的對韓外交手腕是務實的，同時又是機會主義的。

參考文獻：

1.林孝庭：《台海冷戰解密檔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

2.張祖龑：《蔣介石與戰時外交研究（1931-1945）》，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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