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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一種學說指引,長期流散的猶太民族回歸先祖故土並取得了輝煌成就

勞工猶太復國主義是由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勞工政黨所奉行的思想,1977 年以前(尤其是1963年本一古里安辭去總理職務以前)以色列政府執行的也是這一思想。

獨立前,巴勒斯坦的勞工政黨為數不少,並幾經分合。到建國前夕主要有巴勒斯坦工人黨(馬帕)、統一工人黨(馬帕姆)、勞工聯盟和巴勒斯坦共產黨。 在上述黨派中巴共的思想最為激進,它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因而政治影響不大. 其他黨派則較為溫和.而觀點最溫和、影響最大的當屬馬帕伊(Mapai)。

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理論主要包含了四條理論支流:結合政治實踐途徑和傳統猶太教理想的猶太復國主義、主要繼承自青年工人黨的大衛·戈登民族主義、承接於勞工聯盟的猶太化社會主義以及建國之後成為主流的古里安國家主義。

作為一套居於政治光譜中左翼的理論體系,勞工猶太復國主義堅持猶太教義的訓誡,秉持集體主義的態度,借鑒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思路,運用國家主義的社會建設手段,以追求飽含民族主義色彩的目標與價值——在先輩的土地上建立並復興猶太民族國家

正如猶太復國運動進程所呈現的,在眾多的猶太復國主義理論當中,勞工猶太復國主義對於猶太民族復國理想的最終實現及以色列的建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以該思想學說為指導,猶太民族的復國願景由理想轉化為運動,並取得實質性突破

作為以色列建國政黨的意識形態,勞工猶太復國主義不僅是民族復國運動得以成功的思想保證,還塑造了這個新生國家的社會形態。它對於以色列的影響全面且深刻。

另一方面,雖然居於社會思想的主流,但該理論體系絕非完美。以色列成立帶來了社會狀況的巨大變化。理論體系在既有缺陷被放大的同時,未能及時回應社會情勢的變更。為此,以色列工黨和勞工猶太復國主義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理論的現實貢獻

以色列地區示意圖

來源: onegreen.net

首先,勞工猶太復國主義凝聚和團結了處於流散狀態下的猶太民族。對於猶太人問題的解決,各國曾設想過「巴勒斯坦方案」、「烏干達方案」、「美國方案」甚至是「中國方案」,猶太人自己也曾猶豫不決。

但勞工猶太復國主義對於復歸故土的執著和堅持,使得大多數的猶太民眾形成共識,確定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才是終結民族流散的歸宿。

在此基礎之上,以勞工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為指引,由以色列工黨領導的幾次「阿利亞運動(Aliya)」使得大批散居世界的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區(希伯來語「阿利亞」直譯為「上升、攀登」,是描繪猶太民族向故土移居的專有名詞。至1948年以色列成立,前後共有5次阿利亞運動,吸引了45萬移民來到這一地區。其中,第2至4次阿利亞運動具有顯著的勞工猶太復國主義色彩)。

同時,延續該理論號召猶太人移居以色列的觀點,馬帕伊政權在建國之後先後頒布了《回歸法》和《國籍法》,為全球各地猶太人的回歸提供便利。

懷抱著對美好生活的共同嚮往和達成復國夢想的興奮喜悅,猶太民族從四面八方向以色列彙集。

其次,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為民族復國夢想的實現提供了路徑。由於缺乏實踐指導,猶太民族復歸先祖故土的願望綿延近2000年,這種局面最終被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終結。

面對巴勒斯坦地區貧瘠荒蕪、人煙稀少的惡劣條件,勞工猶太復國主義以農業為切入點,鼓勵全體移民先驅投身到農業勞動中去。

這樣的努力為以色列農業取得矚目成就埋下伏筆,也為該地區的經濟奠定根本基礎(以色列的國土面積中沙漠佔比高達67%,但該國憑藉農業經驗和滴灌技術使得糧食自給率達到95%)。另一方面,以該理論為指引的「基布茲(Kibbutz)」社區契合自然狀況,集聚成員力量為本地區工農業做出突出貢獻。同時,在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的影響下,以色列的工業化進程得以迅速展開。

以色列的基布茲農莊

來源:鳳凰網

同時,勞工猶太復國主義助力猶太國務家為以色列事務爭取國際支持。領導猶太民族復國運動的政治家們,視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理論為指導思想,並且以其務實的理論取向為政治交往的行事準則。這些政治家在國際舞台上八面玲瓏、縱橫捭闔,極盡所能地為復國運動和以色列發展爭取合力,營造安全環境。

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為以色列爭取到包括《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蘇東國家援助和美國安全保證在內的巨大政治利益,對於該國生存至關重要。

理論存在的缺陷

第一,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理論體系的內部結構失衡。在復國運動時期,民族復歸這個共有目標為這套理論體系的思想要素構造了合作平台,各項理路大致能夠相輔相成,理論體系的結構也基本平衡。但是,以色列成立之後,勞工猶太復國主義體系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各項理路合作互動的局面消失。

首先,古里安國家主義呈現一家獨大之勢。復國運動的歷程使得以色列政壇具有濃厚的強人政治色彩,執政黨領袖古里安享有明顯優勢,其代表思想也因此成為該國政治實踐中的重要準則。並且,古里安國家主義強調對社會力量的集中調用,順應了這個新興國家提升實力維護安全的發展需求,從而符合邏輯地凸顯於既有體系之中。

以色列首任總理本·古里安,工黨創辦者之一。

來源:biography.com

其次,民族主義學說與勞工猶太復國主義離散。因強調勞動意義而同猶太化社會主義形成呼應的戈登民族主義,隨著社會經濟的完善逐漸失去了理論存續的土壤,在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性不斷下降。

與此同時,幾次中東戰爭之於以色列好似一劑強心劑,以「彌賽亞救世說」和追求「大以色列」為代表的激昂民族主義情緒在該國抬頭,並吸引了可觀的追隨者。這樣的民族主義學說動能巨大,既有理論體系的框架難以將其消化,致使其同右翼政治思想結合。

再次,猶太化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追求被犧牲。猶太化社會主義認為以色列只有以社會主義國家為發展目標才能達到猶太民族的徹底解放。但面對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夾擊,猶太化社會主義在現實環境中有心無力。以色列建國之後,古里安對這條理路的遏制更使得相應的理論追求無從安放,最終化作歷史。

第二,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理論的社會回應能力不足。隨著國家的建立,以色列由革命型社會迅速轉變為建設型社會。社會性質的更迭帶來主要任務的轉變,維繫和建設這個新興國家成為中央政府的第一關切。

然而,以建立民族國家、取得國家政權為指向的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理論面對情勢的突然轉變準備不足。引領移民先驅們在復國運動中取得巨大勝利的革命性理路,對「革命」成功後緊隨而至的國家建設需要,顯得比較陌生。在建國之後,由於新移民的湧入和四次中東戰爭等原因,猶太社會出現了許多新問題。

面對它們,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的應對顯得強硬而僵化,缺乏作為主流意識形態應該具備的回應能力。另一方面,理論更新較之於現況改變的滯後性,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既有理論體系指導社會實踐的困境。全新而複雜的社會情況超出了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的原來關切,導致其社會回應能力進一步受限。

西蒙·佩雷斯

以色列前總理、總統,工黨創辦者之一

退出工黨加入前進黨後當選總統

來源:搜狐網

作為以色列建國政黨的指導思想,勞工猶太復國主義具有突出的歷史貢獻。它吸納各家思想之所長並將其劃歸到統一的學說語境中,有效地調動了民眾,凝聚政治團體,進而形成合力。同時,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的視野與影響是廣泛的,對該國的政治運轉、經濟發展、國防建設和社會文化等領域產生了塑造性的效果。

但是,由於無法調和理論要素之間的矛盾和平衡體系內各學說之間的張力,勞工猶太復國主義在以色列建立之後逐漸呈現疲態。同時,猶太民族主體任務的變化要求既有思想的性質從革命型向建設型轉化,勞工猶太復國主義未能夠完成這一轉變,從而無法及時地回應新興社會的訴求。這進一步加劇了該理論的頹勢。

二者的交互作用加之工黨高層的矛盾與變動,致使以色列工黨在1977年大選後下野,勞工猶太復國主義也隨之蛻化為一種普通的社會思潮。可以發現,以滿足政黨訴求並對社會進行相應改造為指向的政黨意識形態,具有強烈的工具性特徵。這樣的性質要求它以社會環境和國情民情為理論依託,及時做出適應的理論更新,才能持續地為本黨提供幫助。

今日主筆 吳詩堯

參考文獻

【1】Judah Matras, 「The Jewish Population, Growth, Expansion of Settlement, and Changing Composition」, in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Israel ed, S. N. Eisenstadt, Rivkah, Bar-Yosef and Chaim Adler, New York, Praeger, 1970, p. 320.

【2】Mark Garmaise, 「Struggling to Survive: The Israeli Kibbutz and Market Capitalism」,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15, No.4, (Summer 1993), pp.52-54.

【3】黃民興:《試論作為民族主義的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的特徵》,載《史學月刊》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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