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歐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
從1943年到1945年，所有被反法西斯同盟軍所解放的土地，包括義大利、法國、低地國家，德國、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挪威、芬蘭以及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和希臘都進行了程度不同的去納粹化運動。所有納粹的佔領區人民都呼籲著對納粹合伙人乃至衍生到對德國人的復仇，納粹帝國痛苦的掠奪和佔領的記憶讓他們感到憤怒。例如在1943年到1946年，共有超過1萬到1.5萬義大利人在盟軍控制區域因為叛國罪被判處死刑，在法國，這個數字是9000到1萬人。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在1945年到1946年由於極端的仇德運動最終導致超過100萬德意志人被驅逐出境。
當地的新政府對這些運動都採用了不同的應對方式，或順應或安撫。但是總體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中歐和東歐的去納粹化運動往往更徹底和有效，而西歐的行動卻往往是輕微的無力甚至是完全的溫和和赦免。例如在挪威，超過5.5萬人加入了納粹組織的民族集合黨，所有成員都接受了審判，可只有極少數人被判處5年以上的監禁，死刑只有25人；在荷蘭，超過20萬人遭到調查，最終只有40人被執行死刑；法國是較為嚴厲的，一共審查了超過30萬起叛國案件，並且判處了6700人死刑，但是實際執行處罰或是監禁的人很少，到了50年代大部分這些犯人都被釋放了。 所有這一切都體現在了西歐戰後政府的構成之中，1945年戰爭結束後，義大利戰前85萬公務員中，只有6500人被開除。1946年，奧地利戰前29.9萬公務員只有70818人被解僱或審判，22萬人依然繼續為新政府效勞。義大利的憲兵部隊和希臘的國家警衛隊幾乎原封未動，僅僅只是在戰後更換了制服。 這樣的情況導致了很多戰時抵抗力量與新政府之間矛盾的激化，最暴力的例子就是希臘，國王喬治二世組建的新政府完全繼承了舊納粹維持政府的幾乎所有成員，抵抗運動被完全排斥出政府並且一旦放下武器就會遭到政府系統的迫害，最終這種對立情況導致了希臘內戰的爆發。所有這些政治上不穩定的矛盾加上戰爭對西歐造成的巨大損失，到1947年，法國和英國不得不承認本國工農業生產復甦計劃的失敗，並請求美國提供支持，最終使得美國介入了西歐的經濟重建工作。這使得接下來數年內美國公司得以大範圍掌握西歐的市場份額，而英法這樣的舊殖民帝國則用更殘暴的方式掠奪殖民地的方式來尋求補償。在1945年5月阿爾及利亞發生了不滿法國提高賦稅的塞提夫起義，在鎮壓起義後，約4萬阿爾及利亞人被處決；1947年，在當地民眾起義失敗後，法軍在馬達加斯加處決了超過10萬人。這些行為適得其反的進一步瓦解了殖民帝國在當地所能得到的支持。
而與之相對應的中歐和東歐，去納粹化運動的規模和審判嚴厲程度遠遠高於西歐，比如在南斯拉夫，到1947年就有超過6萬人作為納粹合作者被處決。中歐和東歐的去納粹化運動的對象不僅僅是南歐和西歐審判中常見劃分的「個人罪行」，而是以社會地位和階層來判斷的整個群體。清洗法西斯和納粹勢力，是作為社會重建的核心部分與抵抗運動相結合一同成為新政府的主要目標。在中東歐，幾乎所有戰前和戰時的政府機構成員都會受到審查並大部分被完全排斥出新政府。例如在匈牙利，1945年成立了超過3000個地方委員會旨在囚禁和審判疑似納粹合伙人，這些委員會完全由新提拔的來自工廠或農村的積極分子，其中很少是黨員，但他們最終構成了新政府的主要部分。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捷克斯洛伐克，1944年8月發動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的斯洛伐克國民委員會（SNR）和1945年5月發動布拉格起義的捷克國民委員會（CNR）的成員組建了新政府的主要部門。當然在很多專業部門，依然保留了很多有經驗的舊成員，如在波蘭的司法部門有60%的任職人員戰前就已在任並在接受審查後被認為是可以信任的，可是40%的新招募人員的加入新政府依然是西歐所沒有出現的。
由於納粹的支持者或流亡政府往往都是原來該國社會的上層，對他們的審判伴隨著沒收財產和對社會資產的重新分配使得這些國家的新政府擁有更多的資源來進行恢復工作，同樣在這些國家，經濟上大規模土地改革和工廠的重新開工也為農民和工人的支持打下了基礎。 與西歐在美國介入前緩慢而低效的重建工作相比，中東歐的國家更快的恢復了經濟。如波蘭在1944年2月3日的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做出了重建華沙的決定，到1946年底，波蘭的工業產值已經恢復到了戰前的70%，國民收入達到戰前的50%。作為對比荷蘭和比利時的恢復水平分別只有戰前的60%和30%~40%。這樣的狀況同樣發生在德國的蘇聯佔領區部分，儘管承擔了對蘇的巨額補償以及德國東部本身就比德國西部工業化程度低60%，但是在實行土地改革和計劃經濟後，德國的蘇占區的工業產值和糧食供應從1946年開始就在增長，而美英法佔領區的經濟狀況直到1948年馬歇爾計劃資金的注入才開始恢復。連逃離匈牙利的反共難民都不得不承認「共產主義者以極大的熱情進行經濟建設，他們在這方面甚至稱得上是天才」。
去納粹化運動對歐洲的影響是長期的，在西歐的盟軍佔領區，去納粹化運動的弱化緩和了社會上層對於清算的恐懼，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這些地區和國家的結構相比戰前幾乎原封不動，這也使得經濟重建工作難以進行，國家完全無法找到足夠進行重建投資的資金，政府也難以貫徹大部分改革計劃，最終只能期待外國援助的到來。而在蘇聯佔領區新建立的中、東歐政權，去納粹化運動伴隨著實質性的社會改革，即使在大部分地區還沒有建立社會主義政權的情況下，這些臨時政府也通過蘇聯紅軍以及抵抗力量從政治和經濟上摧毀了納粹和法西斯影響的根基，並且重建了一整套經濟系統，而且與西歐不同的是，中、東歐國家甚至幾乎完全是靠自己重建經濟的，這些國家在當時不僅不能指望蘇聯或其他同盟國進行經濟援助，甚至其中很大一部分國家還要承擔對蘇聯與法國的大量經濟賠償。
在中、東歐共產黨主導的臨時政府和聯合政府的行動下，除了舊的封建勢力和法西斯上層被清除，還承諾實現蘇聯式的工業化，這種改變的道路吸引著大部分當地普通居民，並且與一戰後中、東歐大部分國家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直到二戰都一直保守脆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不用說共產黨在領導重建工作中獲得的巨大威望，同時人民民主政權這一被廣泛採用的和其他資產階級黨派妥協的聯合政府形式事實上起著巨大安撫作用。 政治上，隨著新政權的建立和對舊統治勢力的清洗，大量的政府部門的空缺以及對舊政權機構人員的不信任帶來的是社會政治熱情空前高漲。中、東歐的政治參與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狀態向千千萬萬普通民眾開放，這種政治上活力也為接下來數年內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基礎。下篇：中東歐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中）
參考文獻、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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