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史以外的攝影史

本文刪改版首發於新浪網「品圖」頻道「鬯言」專欄。本文為完整版本。

撰文 | 楊雲鬯

在我念高中的時候，當時的高考制度要求學生選擇一門除語數外以外的「專業課」，文科生可以選擇歷史、政治和地理。我選擇了歷史作為自己的「專業」，並用心把歷史教科書背了個遍，以應對高考。說來幸運。這段經歷讓我懂得了「歷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基本內容——一種對於過往的事件的書寫，也讓我對於這門很有「故事性」的學科產生了濃厚興趣。大學期間，念的書多了，才知道高中的歷史書並不全面。一來歷史不是唯一的，而是被闡釋的；二來得知了一種關於歷史學書寫本身的學科——歷史編纂學（Historiography）。

這門學科研究的是歷史作為一種文本是如何被書寫的。它提出了幾個問題：書寫歷史的歷史傳統本身是如何被建立的？誰是書寫歷史的主體？書寫歷史的權力是通過怎樣的形式被賦予的？對攝影著迷後，我閱讀了一些寫攝影的書籍，其中不乏歷史類讀物。而在諸多理論性書籍中，對於攝影與歷史的關係也有很多論述。這些閱讀經驗，讓我對攝影（史）的書寫產生了濃厚興趣。另一方面，隨著本科與研究生人類學專業學習的深入，我逐漸對於主流的攝影史書寫提出了質疑。儘管我不得不承認一般的攝影史寫作對於入門者而言已經很有幫助，但我同時堅持認為，對於這些主流攝影史局限性的批判也需要被提及。唯有如此，攝影史的書寫才可以更加全面、細緻。例如，在攝影術誕生之初，它曾被優生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作為科學研究的工具。在社會進化論學者赫伯特·斯賓塞的倡議下，他提出並發明了「複合肖像」（Composite Photography）的概念。在對拍攝對象們的雙眼位置進行固定的前提下，通過多次疊加和曝光，高爾頓試圖創造一種「均值肖像」（average portrait），以從面相學（Physiognomic）的角度來判斷人類健康與否、美醜、甚至是否具有犯罪特徵。這一例子在許多專門的攝影史書籍中很少提及，卻廣泛存在社會學家和藝術批評家的文章之中。

弗朗西斯·高爾頓的「均值肖像」，試圖通過在同一張底片上對「同一類人群」進行疊加拍攝，得出具有某種相同特點的人的特定形象及特徵的照片。攝影：弗朗西斯·高爾頓，1883

如果說高爾頓的這一事例過於不為人所知，那麼他的堂兄，鼎鼎大名的生物進化論奠基者查爾斯·達爾文（Darwin）利用攝影研究人類情緒的事例，也可算是很好地反映了「作為科學研究工具的攝影」這一主題了。在《達爾文的照相機》（Darwin』s Camera）中，作者菲利普·普羅傑（Philip Prodger）通過大量達爾文拍攝的照片，向我們展現了達爾文在1870年代最為重要的研究之一——首次利用攝影作為科學研究的工具，探討在生物進化論理論視野下的人類情緒表達方式的改變。遺憾的是，筆者同樣幾乎沒有在任何攝影史中讀到過這一段精彩的歷史。

選自Philip Prodger, Darwin』s Camera, 2009。攝影：查爾斯·達爾文，1871

由此可見，攝影史的書寫並不是完整無缺的。歷史與攝影的關係顯而易見。在攝影術發明之初，照片作為一種「光的語言」（塔爾伯特語），成為了歷史的註腳。儘管我們早已知道，照片中所凝固的瞬間並不一定代表著真是的歷史，但對於知道歷史編纂學的人而言，歷史本身也未必存在著「真實」。作為文本的歷史是被書寫的。歷史學家的案頭書決定了什麼被記錄，什麼又被遺忘。寫歷史的人，也正是創造歷史（作為一種文本）的人。攝影其實就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歷史編纂學。與書寫歷史文本不同的是，我們在拍攝或瀏覽照片時，常常無法意識到自己成為了書寫歷史的主體。在（被）拍攝照片時，我們選擇什麼應該在取景框中，什麼不在；我們還會面對鏡頭自然微笑，在家庭或朋友聚會面對鏡頭的瞬間進入某種時間靜止的狀態做出動作、露出笑容。瀏覽照片時，照片就像裝滿了記憶的抽屜。打開相簿，我們能夠想起當時為什麼要拍，怎麼拍，並記起當時的喜怒哀樂。nn

如果說，攝影行為本身就是一個創造、經歷、回顧歷史的過程，那麼對於攝影史的書寫，則是一種「元寫作」——攝影史寫作者挑選著已被挑選過的原材料，閱讀著已被閱讀過的影像，並對攝影做出分類和分期。筆者並非認為攝影史毫無意義。相反，種種版本的攝影史中都閃現出了智慧的光輝。它們無不體現了作者對於攝影技術的大量知識和對各種理論的洞見。通過閱讀它們，讀者對於攝影的術語有了基本認識，也增加了自身對於攝影的理解與思考。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它們的局限性可以被忽視。顯然，任何一種歷史都是有取捨的。我們必須作為把關人（gatekeeper），在無垠又無序的原材料星空中篩選、截取並重新組合，以形成一種歷史的文本。在取捨與思慮間，「中心—邊緣」結構被確立起來，因為我們無法涵蓋一切，做到毫無偏頗。正是因為明白這一點，筆者認為，在主流攝影史的書寫以外，還有更多值得被發掘的歷史。我們不僅要看歷史寫了什麼，還要去追問歷史遺忘了什麼，是疏忽了還是主動的選擇。

結合我自身的知識結構，有兩種攝影的歷史我認為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視：一是社會科學家在攝影術的發展過程中對這一技術的運用，二是他們對於這一技術的認知的改變過程。在第一種攝影的歷史中，這些社會科學家，特別是人類學家，對於殖民時代的影像記錄推動了攝影術的全球傳播，並通過影像確立了殖民霸權。正如克里斯托弗·皮尼（Christopher Pinney）所認為的，人類學與攝影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對應關係，他們的歷史發展軌跡是同時進行，並相互呼應的。另一方面，以一種觀念史作為切入點，研究社會科學隨著時間的改變而對攝影的本體論問題上提出的迥然不同的概念，則將攝影置入了具體時空的不同語境中，對於傳統的攝影史有所觀照。

選自Christopher Pinney, Phot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2011. Franz Boas and O.C. Hastings,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British Columbia, 1897-1902。該印第安土著的照片為美國人類學之父弗朗茲·博厄斯與其同伴哈斯廷斯所拍攝，博厄斯是最早運用影像記錄土著人的人類學家之一，他還有影片的實踐。他的學生瑪格麗特·米德（Margret Mead）是視覺人類學的開創者。

皮尼的《攝影與人類學》（Photography andnAnthropology）一書就建立在 「攝影—人類學」歷史互動的基礎之上。攝影術在殖民歷史最初如何為西方人提供了消費「他者」的直觀影像？攝影術的發展如何促進了視覺人類學的發展並成為人類學家的研究工具？人類學家是如何在同時反思人類學對文化闡釋的合法性，以及用攝影表達「他者」的倫理問題的？囿於字數，筆者在此無法一一贅述。這些問題的提出與回答，卻讓我們看到了一條（甚至多條）獨立於傳統攝影史書寫之外的，卻與攝影的發展歷程息息相關的歷史。

選自Christopher Pinney, Photographynand Anthropology, 2011. Billy Hancock, Bronislaw Malinowski and BillynHancock, ...the ethnographers phallus, c. 1918。人類學家對於非西方社會的研究和記錄推動了攝影術在全球範圍內的流行。然而，早期作為殖民主義的代表的人類學家們，在攝影的倫理問題上值得反思和商榷。圖為英國人類學之父馬林諾夫斯基與特洛布里安島民的合影，這張照片常常被作為「人類學家中心主義」的反面例子。

選自Christopher Pinney, Phot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2011. Steven Feld, Frozen in motionnwhile dancing up and down in the dark longhouse corridor a dancer is seen as an"man in the form of a bird", c.1980s。上世紀70-80年代，在人類學家開始反思自己研究土著社會時的優勢立場與合法性時，他們同時注意到了視覺表達在客觀性和真實性上的不足。

當然，筆者無法涵蓋所有書寫攝影史的分類方法，比如專題史對於傳統攝影史的補充。在這一方面，諸如對家庭相冊的研究，展覽如托馬斯·蘇文（Thomas Sauvin）的《北京銀礦》，專註於收集拍攝於1985-2005年北京被遺棄的家庭相冊照片，通過殘損的底片本身作為介質，讓人同時感受到一種已經遠離的，而事實上並不很遠的過往。

「透過『銀礦』，人們得以用別樣的視角審視歷史……中國的『不久以前』無疑是段艱難的歲月，而蘇文卻發覺即便如此，仍有『數不清的幸福瞬間、笑容』，『人們仍擁有快樂的時光，他們一起玩耍、開懷暢飲，彼此相愛。』蘇文的『銀礦』終究還是喚起了國人對這段歲月的懷念。」（胡昊語）

托馬斯·蘇文（Thomas Sauvin），「北京銀礦」（BeijingnSilvermine），2013

托馬斯·蘇文（Thomas Sauvin），「北京銀礦」（BeijingnSilvermine），2013

最後，我想再次重申，一種「攝影史以外的攝影史」，值得更多人的關注。通過對這些處在「邊緣位置」（事實上，「邊緣」也只是相對的概念）上的史料進行整理和分析，我們將震驚於攝影在人類歷史上起到過的更多作用，也對於這一技術有更加完整的理解。除去人類學和專題史外，諸如動物學、植物學、地理學等等學科對於攝影的運用也同樣有趣，等待著人們的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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