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大燜鍋 | Breaking News：又一篇國產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註：林老師那篇還在上初中，宋錚老師那篇還沒參加工作，終於見證了這篇....

這麼千載難逢的機會，生硬插入一條硬廣吧：

一個待檢驗的假設：在其他條件均一致的情況下，每天品嘗工作論文咖啡館出品的咖啡飲品可顯著提高學者獲得Top Field及以上期刊水平的idea概率...

歡迎各位學者利用案例研究、OLS、field或lab experiment檢驗上述假設，但不得用自然實驗或者准自然實驗檢驗...

我店微信公眾號是：wpcafe，即將推出Academia、Idea、Classic及Deadline四款烘培咖啡豆及掛耳包系列，歡迎品嘗。

以下是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及世界銀行的四位學者

F1: 黃張凱，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副教授

圖片來源：http://www.sem.tsinghua.edu.cn/zh/huangzhk

F2: 李力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

圖片來源：http://www.nsd.pku.edu.cn/teachers/full-time/L/2015/052918142.html

F3: 馬光榮，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

圖片來源：http://sf.ruc.edu.cn/team/cz/8392.html

F4: 徐立新，世界銀行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

圖片來源：http://www.worldbank.org/en/about/people/l/l-colin-xu

論文鏈接：Hayek, Local Information, and Commanding Heights: Decentraliz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這是論文大燜鍋的一篇膜拜推送

註：本文得到作者之一李力行教授的修訂，在此感謝

信息對社會運轉至關重要。哈耶克在其發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年上的經典論文「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中指出，信息不可能完全集中在少數個體手中，有大量的地方信息（Local Information）是分散於眾多個體中的。因而在制度設計上，市場經濟中的權利下放對地方信息的高效利用是計劃經濟遠不能及的，也是市場經濟優於計劃經濟的關鍵點之一。因此，要想有效獲取並利用地方信息，分權是必行之路。

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著名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

圖片來源：http://www.rnh.is/

然而，學界卻鮮有研究實證檢驗地方信息對政府分權管理的影響。由Zhangkai Huang（清華大學），Lixing Li（北京大學），Guangrong Ma（中國人民大學）和Lixin Colin Xu（世界銀行）合作撰寫並即將發表於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論文「Hayek, Local Information, and Commanding Heights: Decentraliz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填補了這一研究空缺。作者發現中國國有企業下放的動因與哈耶克的論斷相符，為提高地方信息利用效率是90年代中期起中國部分國有企業由上級政府下放至下級政府的重要推動因素。

改革開放後，市場的開放與完善使我國國有企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為提高國有企業經濟效益， 90年代中期起我國開展了以「抓大放小」為戰略部署的國有企業改革。所謂「抓大」是說要重點抓好大型企業並充分發揮它們骨幹作用，而「放小」則是針對國有小企業而言的。在「放小」中，各級地方政府對隸屬於其的一部分國企進行了改組、租賃、承包經營等形式的改革，對另一部分國企則採取了下放至下級政府的措施。

在前文哈耶克的論斷基礎上，本文對國企下放背後的原因做出如下推斷：上級政府之所以選擇下放國有企業，是為了更好地利用地方信息進而提高國企的運作效率，這也就意味著政府會更傾向下放那些難以把控其信息的國有企業。而這種對企業信息的把控難度，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距離：距離越遠，越難以把握。此外，當距離給定時，企業間績效差別或者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溝通成本的擴大也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對國企信息把握的難度。

接下來，作者基於1998-2007年工業企業年度調查中1萬7千餘家國企的數據實證檢驗了上述推斷。作者的發現與推斷相符，離所隸屬政府越遠的國有企業越有可能被下放，並且這種「距離－下放」之間的關係在企業間績效差距越大的行業以及溝通成本越高的地區越強。

不過，儘管政府希望利用地方信息提高國企效率，其在下放國企時依然注意保留了對經濟命脈的把握：對於戰略性行業中的央企而言，上述「距離－下放」之間的關係明顯變弱。這一發現正是自列寧在1922年11月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提出「國家要佔領經濟領域戰略制高點」以來各國相繼實施的「戰略制高點」政策的體現（詳見Daniel Yergin 和Joseph Stanislaw的著作The Com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以及PBS發行的同名紀錄片；可在視頻網站搜索「制高點-世界經濟之戰」觀看）。

當然，除卻加強地區信息的利用外，代理成本（Agent Cost）也可能會影響政府下放國企的決定，即政府官員為了便於在國企身上尋租，上級政府會自己繼續管理距離近的國企、下放距離遠的國企，而下級政府則會遊說上級政府下放距離自己近的國企。對此，作者在回歸中分別加入了衡量收租情況的地區腐敗程度和企業盈利程度兩個變數。結果表明，不管是以哪個變數衡量，收租情況與企業和政府之間距離的交互項均不顯著，因而代理成本在我國國企下放中沒有起到明顯作用。

作者還使用了我國上世紀60年代三線建設時期大量企業內遷造成的地理位置的分散作為工具變數，並採用了企業與經濟而非行政中心的距離進行安慰劑檢驗，均驗證了基本結論的穩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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