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霸權下的「非暴力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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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讀者投稿，作者張躍然，原題目《抗議活動中的暴力》。

加州伯克利大學在騷亂後的校長信中寫道：「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強烈譴責……使用暴力手段破壞演講的個人」，隱性地向暴力示威行為做出了道德判斷。縱觀西方的社會運動史，暴力和非暴力的道德分野卻不見得那麼涇渭分明。

"過分迅速地下道德判斷，只會掩蓋了「抗議活動與暴力行為的關係」這一問題背後的巨大討論空間，自身也就成為了帶有強烈權力壓迫意味的道德規訓機制的一部分。"

「對弱者而言，暴力抗爭手段是她們手中為數不多的、甚至是僅有的武器。面對顯見的巨大權力不平等，要求弱勢的一方一定不能主動使用暴力、對其中選擇使用暴力的個體一味譴責，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在高牆和雞蛋之間到底站哪邊」的問題。」

2017年2月1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爆發抗議示威活動，對右翼人士Milo Yiannopoulos來校演講一事表達不滿。抗議活動中，約有150位一襲黑衣的蒙面人士做出了放火、向警察投擲石塊和煙花、砸毀玻璃等暴力舉動，Milo Yiannopoulos的演講被迫取消。關於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已經有伯克利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等媒體平台提供了較為詳細的報道。但事件中牽連出的「抗議活動與暴力行為的關係」問題，以及校方事後的回應，卻值得更進一步的討論。

事件發生之後的第二天早上，校長Nicholas Dirks向全校師生髮了一封郵件，表明校方的態度。郵件的第一段是這樣寫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強烈譴責那些入侵校園、滲透到和平示威的學生當中、使用暴力手段破壞演講活動的個人。我們深感遺憾的是，這個團體所發起的暴力損害了發言者的第一修正案權利以及那些合法機會抗議者的權利。（UC Berkeley condemns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the actions ofindividuals who invaded the campus, infiltrated a crowd of peaceful students,and used violent tactics to close down the event. We deeply regret that theviolence unleashed by this group undermined the First Amendment rights of thespeaker as well as those who came to lawfully assemble and protest his presence.）」無獨有偶，學校官方的新聞報道也寫到：「暴力是由大約150個蒙面的煽動者發起，他們進入校園並攪亂了一場本來非暴力的抗議活動。（Theviolence was instigated by a group of about 150 masked agitators who came ontocampus and interrupted an otherwise non-violent protest.）」

從校方的官方表態中，不難讀出一種自我洗刷的意味：學生們是和平的，施暴者是外來的（校長的郵件中甚至用了「入侵」一詞），學生和施暴者決然沒有關係。然而，支撐這種切割的事實依據何在？在沒有弄清黑衣蒙面人的身份之前，如何就能斷定其中沒有伯克利的學生呢？如何能確定黑衣蒙面人群體在事前策划行動時和伯克利的校園組織沒有聯繫呢？在黑衣蒙面人施暴過程中，是否有一部分學生袖手旁觀甚至推波助瀾呢？在以上關鍵事實均不清楚的情況下，急於擺出一副「不是我乾的，這事不賴我」的姿態，固然有保護學校聲譽的考慮，但同時也顯示出校方缺乏擔當。

比自我洗刷更成問題的，是校方在表態中對暴力示威行為做出的道德判斷：只有非暴力、和平的抗議行為在道德上才是正當的，而一旦在抗議活動中使用了暴力，那麼不僅不值得大眾的支持，更是應該被千夫所指。在這樣的話語中，似乎和平抗議才是唯一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街頭運動形式，似乎我們的道德版圖上就沒有給暴力示威留下任何空間。

這種「非暴力示威」和「暴力示威」的道德二分法，真的站得住腳嗎？我們難道忘了，西方社會運動史上許多重要的、至今被我們銘記的篇章，都包含示威者使用暴力的部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英國婦女普選權運動、美國勞工運動中，運動參與者都廣泛使用過暴力手段；1963-1970年間，非裔美國人在多個城市發起暴動，這是種族平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1969年發生在紐約的石牆暴動，更是被看做美國LGBT平權運動最早的里程碑。對於進步主義平權事業來說，暴力示威一直是一股重要的推動力量。

從根本上說，抗議示威活動的核心意義本就在於，通過對日常生活秩序造成擾亂，來達到表達某種訴求、彰顯示威者力量、吸引大眾關注、迫使特定群體做出回應的目的。而在美國社會中抗議示威活動越來越常態化、例行公事化、走過場化的今天，非暴力的抗議手段已經在很多情況下無法對日常生活秩序構成任何威脅，更不能體現出抗議示威活動的上述意義。將非暴力視作抗議示威應該遵循的道德底線，無異於掏空抗議示威活動天然的內在反叛意涵、使其徹底淪為政治花瓶。

更重要的是，在歷史上的進步主義社會運動中，抗議示威者大多處於社會結構中的絕對弱勢地位。她們所抗議的對象，往往是政治權力、經濟權力、話語權力的掌握者，而暴力的抗爭手段則是弱者手中為數不多的、甚至是僅有的武器。而在當代的街頭運動場景中，不管抗議者是否算是社會結構意義上的弱勢群體，她們在具體的抗爭情境下無疑是弱勢的——站在他們對面的，是國家暴力機關。面對這種顯見的巨大權力不平等，要求弱勢的一方一定不能主動使用暴力、對其中選擇使用暴力的個體一味譴責，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在高牆和雞蛋之間到底站哪邊」的問題。

那些被視為「非暴力抗爭」代表人物的政治領袖，他們的主張只能被視作特定歷史階段、特定情境下的個人選擇，不應被看做是評判抗議示威運動的普遍道德標準。同時需要指出的是，「非暴力抗爭」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起道德霸權的過程，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而這正是新左派運動走向衰落、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右轉的時刻。「非暴力抗爭」的道德霸權，實質上是日益右轉的主流社會對社會運動的一種規訓：你們想鬧的話可以鬧，但不能超出我給你們劃好的那條線。這種道德規訓，本就是社會壓迫機制的一部分，更在某些情況下帶有鮮明的階級色彩：主流中產階級通過對非暴力原則的推崇，將處於更弱勢地位群體的抗爭行動污名化。

伯克利校方事後的官方表態所起到的恰恰就是這種作用：它不僅是對這一次事件中的暴力抗爭者的道德污名化，更是對「暴力抗爭天然就是不正當的」這一道德觀念的強化。它掩蓋了「抗議活動與暴力行為的關係」這一問題背後的巨大討論空間，自身也就成為了帶有強烈權力壓迫意味的道德規訓機制的一部分。

進一步說，在抗議示威活動中是否可以、是否應該使用暴力，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策略問題。對於暴力抗爭是否正當，道德上的評判沒有說服力，而必須進行一系列策略上的考量：抗爭希望達成的目標是什麼？暴力手段是否可能達成這樣的目標？有沒有比暴力手段更可能成功的抗爭策略？暴力手段是否會在抗爭目標之外造成嚴重的負面後果？暴力手段所要求的一系列配套條件是否都具備？

真正令人遺憾的是，這次伯克利校園抗議活動中的暴力行為，從策略角度看完全是個失誤。

之所以說這次暴力抗爭是策略失誤，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已經被許多評論提及：Milo Yiannopoulos來校演講這件事，往好了說是右翼勢力的挑釁，往壞了說是右翼勢力的陰謀。Milo Yiannopoulos在各大校園巡迴演講，其根本目的無非就是激起學生的抗議，以顯示如今「被左翼勢力控制的高校」多麼不尊重言論自由。為達到這個目的，他根本就不需要真的把講座辦成，如果因為示威者的過激舉動導致講座辦不成，他更可以用極低的成本收穫巨大的道德話語資源。而這次的暴力示威，可以說是輕鬆中了右翼的圈套。

更重要的是，此次暴力示威的參與者忽視了一個關鍵事實：暴力手段要想真的成為有效的鬥爭武器，必須要靠一系列意識形態手段的支撐，必須依賴暴力手段以外的方法為暴力手段的使用營造有利的民意氛圍。暴力的使用者，需要發展出一套意識形態論述和象徵性的符號，從而對使用暴力的理由給出有說服力的闡釋，通過公共輿論空間的宣傳和動員，來贏得廣泛的支持、對暴力行為的質疑者進行有力回擊。換句話說，暴力抗爭一定要伴隨意識形態抗爭，要有與暴力行為相配合的抗爭話語和抗爭願景。

在這一點上，#BlackLivesMatter# 運動是個相對成功的例子。在抗議活動中出現暴力行為之後，面對公共輿論的廣泛指責，運動參與者迅速發展出了反擊的話語。通過引用馬丁-路德-金的名言「對於那些無法被人們聽到的人來說，暴動就是他們的語言（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以及對「警察打死那麼多黑人你們不憤怒，砸毀幾間店鋪你們就憤怒了？」邏輯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輿論風向。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言，身邊很多原先對運動中暴力行為抱有否定態度的自由派人士（主要是白人）在這樣的話語動員下扭轉了態度。

而在這次伯克利的暴力示威前後，沒有看到任何關於使用暴力的輿論準備工作，沒有看到任何關於為何要使用暴力的論述。打一架就散了，這算怎麼回事？

持有進步主義立場的人士應該意識到，在美國目前的形勢下，我們面對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場戰爭。我們不僅要有熱情、有勇氣、有決心，更要有一種嚴肅的、而不是像過家家一樣的抗爭態度。這就要求我們在衡量具體的抗爭手段時，拋棄缺乏實質意義的道德判斷，走向政治成熟，認真思考策略問題、認真問一句「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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