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的歸鄉路：猶太民族的錫安主義

01-27

安娜（暨南大學，歷史研習社社員）

只要我們最深最深的心底
殘存著猶太最後的心靈
讓眼睛朝向東方，向東方遙望
望一眼錫安已舊的山嶺

我們的心並沒有死亡
兩千年來唯一的希望
做個自由人再次回我的故鄉
再回到錫安和耶路撒冷
——以色列國歌《希望》

1948年5月14日下午4時，以色列國第一任總理戴維·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宣讀了以色列的建國宣言，一個現代的猶太國家建立。在外敵入侵，內部動蕩的情況下，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這個氣候乾旱，資源貧乏，地形崎嶇多山的地方搖搖欲墜地立國。

在之後的歲月里，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發生了五次中東戰爭，直到現在也戰火不斷，卻越打越強，不斷開疆擴土，同時實現了經濟、科技、教育和軍事的飛速發展，成為了一支世界上不可忽略的強悍力量。以色列的發展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許多人也提出問題：為什麼建國地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對猶太人意味著什麼？是什麼樣的理念在支撐著猶太人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立足？要解答這些問題，離不開對錫安主義（Zionism，又稱猶太復國主義）的理解。

與《聖經》一樣古老的歸鄉情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倫國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Ⅱ）攻入耶路撒冷，將猶太人擄掠到新巴比倫王國，開始了猶太人的巴比倫之囚時期（公元前586年—公元前539年）。《舊約》的《詩篇》137.1-6描述了猶太人第一次與故土錫安（巴勒斯坦）分離的痛苦與歸鄉的渴望：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

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
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
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
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的歌吧！」
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
我若不紀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最喜樂的，
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

可是，這不是猶太人最後一次與故鄉的分別。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羅馬軍隊攻下，成千上萬的人淪為戰俘或奴隸，更多的人流離失所；公元135年，猶太起義軍難敵強大的羅馬軍隊，失敗後被徹底逐出自己的家園，開始了長達1800年的漂泊流浪。

▲猶太人無奈地離開自己的家園

對於永遠的異族人、流浪者來講，沒有什麼比回家更使人心馳神往。回到故鄉這一美好的願望貫穿著猶太人的生活，猶太人祈禱時是朝著耶路撒冷方向的，每年的逾越節他們都彼此祝福「來年相聚在耶路撒冷」。雖然在19世紀才誕生「錫安主義」一詞，但是錫安主義本身沒什麼新奇，早在巴比倫之囚時期就已產生了。

兩種主義

同樣是在19世紀，錫安主義被賦予了政治性內涵，也就是說，錫安主義不再是希望回到巴勒斯坦這麼簡單，它要求猶太人擁有自己的獨立國家，在世界上真正的取得自己的地位。

1896年2月，第一位錫安主義者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在《猶太國》一書中宣告：「巴勒斯坦是我們永遠難忘的歷史性家園」，「馬卡比人將會再度崛起，我們最終將作為自由的人們生活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並在我們自己的家園裡平靜地死去」。他認為沒有自己的家園，猶太人永遠不會安全。

在當時的環境下他有十分充足的理由這樣想。1891年，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任命反猶主義者謝爾蓋大公為莫斯科總督，謝爾蓋即刻就從這個城市趕走了兩萬猶太人，引發了一場大規模撤離，在1888年到1914年之間，有兩百萬的猶太人離開了俄國。在歐洲其他國家，人們對猶太人的種族仇恨一浪高過一浪，但是與此同時，民族主義以及法國大革命勝利所贏得的自由主義思想也鼓舞著猶太人。

赫茨爾為了建立一個猶太國家的理想奔走勞碌，在44歲的時候就英年早逝。他成功地發起了猶太復國運動，在這場運動里，出現了眾多派別，各家各陳己見，爭論不休，其中影響較大的為兩個派別：以赫茨爾為代表的政治復國主義和以阿哈德·哈姆（Ahad Haam）為代表的文化復國主義。

現實主義的救火方案

政治復國主義認為建立猶太人政治上的主權國家是第一要務。赫茨爾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終結猶太人在大流散中所忍受的痛苦、仇恨和迫害。該主張旨在解決日益嚴重的反猶主義問題：只有建立了自己的祖國，才不會被人欺負。它強調生存，強調現實，強調挑戰，著眼點在於解決當下的實際問題。

赫茨爾相信反猶主義是猶太人悲劇的根源，而猶太國家的建立可以完全解決反猶主義，因為猶太人所處的不正常的生存環境完全是因為猶太人是一個流散的民族，沒有自己的領土和祖國。一旦國家建立，猶太人的存在就可以正常化，猶太國會變成全世界所有希望保存猶太根基的猶太人的家園，而至於其他猶太人，他們會放棄自己的猶太身份，徹底融入進他們的居住國家。這樣一來，猶太危機可以得到一勞永逸的解決。

▲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

並且他強調解決猶太人的苦難的迫切性，該問題十分嚴重，必須得到緊急的解決。他的想法其實非常貼合現代猶太人的早期歷史。在中歐和東歐愈演愈烈的反猶主義最終變成了二戰中駭人的大屠殺，這說明了赫茨爾對於猶太人苦難的嚴重性和該問題得到解決的迫切性的看法是正確的。

但是赫茨爾的許多其它理論沒有被歷史所證實。很多在西方國家的猶太人並沒有移民到以色列，而且他們努力不讓自己失去猶太身份，拒絕同化。而且以色列的建立並沒有根除反猶主義，雖然在二戰後，反猶主義的問題得到極大的改善，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支持自由、多樣化的思想的傳播，以及對於猶太人大屠殺的抗議。甚至可以說猶太人的主權國家的建立反而使得一種新的反猶主義興起，該反猶主義主要流行於伊斯蘭和第三世界國家中，對新建立的猶太國充滿敵意。

赫茨爾像是一個救火隊員，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解決當下可見的災難。而阿哈德·哈姆則更像一個真正的目光長遠的戰略家。

立國之前先立心

赫茨爾更多地是在關心猶太人的危機（Theaf fliction of Jews），而阿哈德·哈姆所關注的是猶太教的危機（Theaf fliction of Judaism）。這裡所說的猶太教並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宗教，猶太教於猶太人像是儒家於中國人，它是一種文化、生活準則、社會規範，是一個民族的凝聚劑。

從表面上看，哈姆所關心的不是猶太人所面臨的政治危機，而是散居各地的猶太人的文化危機。他承認他沒有靈丹妙藥去拯救作為個人的猶太人，但他一心想著拯救作為一種精神實體的猶太教，換句話說，他希望「救本」。

哈姆竭力提倡重視文化精神對於猶太民族繼續生存下去的巨大意義，國家的政治重建應該以內在精神的維繫為基礎。在哈姆的理解中，猶太民族的生存並不依賴任何外在敵人，而是自發的，取決於猶太人自身的文化凝聚力或他所說的「民族精神」。

▲以色列國旗的藍白兩色是猶太教僧侶披肩的顏色

對於政治復國主義他也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他看到了政治復國主義的局限並比赫茨爾更具長遠眼光。政治復國主義運動的出現不是因為猶太教陷人困境，而是因為猶太人陷人了困境。因而，他堅決反對在否定猶太教文化延續性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政治國家，即僅僅為猶太人提供一個避難所的做法。

對於哈姆而言，那些通過西方種族反猶主義看到自身猶太特性的西方猶太復國主義的創造，只能緩和猶太人個體的肉體痛苦，而非整個猶太民族的悲劇。對此，他忍不住譏諷道，倘若反猶主義突然消失，赫茨爾的猶太復國主義也就很快不復存在了。哈姆富有遠見地預言，赫茨爾那種由德裔或法裔等猶太人拼湊而成的單純政治性國家是不現實的，因為沒有自身民族文化的國家將失去對流散地猶太人忠誠上的吸引力。

那麼，該如何使猶太人有一個堅實的文化認同根基？在當時的外部世界，民族主義已形成，各民族以本民族的精神表達自身，譬如英國人有著盎格魯—薩克森民族獨有且根系牢固的的傳統、文化、氣質，這些都使他們與其他的民族區別開，他們有足夠的文化底氣說自己是英國人。那麼在那樣的時代，猶太文化也必須在其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原發地通過創造合適的文化條件，而非一個獨立國家的方法，去建立一個「猶太文化大本營」。在那裡，猶太精神將得以發揚光大，並最終建立一個具有猶太文化民族性的、而非僅僅是猶太人的國家，「這個逐漸擴大的猶太安居地將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民族的中心，在這裡，它的精神將在所有層面發現它所可能的最大完美程度的純粹表現與發展。」

這就是哈姆從猶太文化困境與發展角度所提出的文化復國主義思路。雖然絕大多數猶太人實際上不可能回歸故土，但精神上的「放逐」則可以避免。因此,需要建立一個猶太人精神上的家園。只有這樣，文化猶太復國主義才能在復國之前，為歐洲猶太人帶來精神上的鼓勵和滿足，恢復他們的民族認同以及在異文化中的自尊。

對錫安主義的質疑和批判

以色列的建國標誌著長達1800年的猶太人大流散的終結，無疑也標誌著錫安主義的成功。不過，建國就代表著錫安主義已完成它的使命，是時候退出歷史舞台了嗎？然而現實證明錫安主義在以色列依然有著勃勃生機，對現代以色列的方方面面的政策和民族文化產生巨大的的影響。

隨著以色列的國家發展，一派新的錫安主義興起：後錫安主義。

後錫安主義，成型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其對以色列的立國基礎錫安主義加以批判和質疑，尤其是質疑阿拉伯方面是否應單獨承擔巴以衝突的責任。後錫安主義者站在巴勒斯坦人的角度反思以色列的一系列舉措，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要求，反對以色列國家強加給來自中東國家的東方猶太人的迫害，傾聽他們所提出的抗議。他們尋求將他們的批評和對這些邊緣群體的歷史納入以色列的教育、傳媒和文化體系。這些群體的歷史不是被完全抹去，就是被淡化模糊，他們希望可以結束這種可悲的局面。

▲中東戰爭中的驚慌的難民

後錫安主義思潮的影響可以從曾在以色列引起巨大爭議的修改教科書事件看出：2007年7月22日，以色列教育部宣布批准了該國阿拉伯學校三年級社會與公民課使用新版教科書。新教科書首次承認，1948年的以色列獨立戰爭對巴勒斯坦來說意味著「災難」。儘管佔據主體地位的希伯來語課本並未進行相應修訂，但這一改動仍然在以色列社會引發了多方爭論。該決定得到了以色列阿拉伯社團以及議員的讚揚，但也同時激怒了猶太右翼和宗教勢力，全國宗教黨主席奧萊夫（Zevulun Orlev）要求總理奧爾默特解除教育部長的職務，並稱修改課本的決定是「反錫安主義的和反對以色列作為一個猶太國家的存在」。

在大屠殺問題上，後錫安主義者力主大屠殺記憶個體化，使這段往事變得活生生起來，給予受害者及其家屬尊重與關懷。後錫安主義者抨擊錫安主義者把大屠殺作為工具來建立國家合法性的意識形態，認為以色列輿論濫用了大屠殺民族記憶，為爭取國家地位而無視倖存者的苦難、抹去倖存者文化身份，以證明對於「他者」（others），包括正統派猶太教徒、東方猶太人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否定與壓制是合法的。

後錫安主義對以色列在中東衝突中政策的反思與批判及重述以色列歷史的嘗試鼓勵了以色列和平力量，對於抵制宣揚「大以色列」的強硬民族主義勢力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這對於未來巴以衝突的解決無疑是有利的，但是後錫安主義在以色列並沒有成為一股足夠強大的思潮，許多人反對後錫安主義，稱後錫安主義者為叛徒。

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在1800年的苦難中，古老的錫安主義從未斷絕，19世紀末它成為一項政治運動，更是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儘管派系林立，論辯不休，但其核心始終如一，那就是回到巴勒斯坦故地，獨立、繁榮地生活。可以說錫安主義在以色列建國時已達到了它的目的，但是它已經深深浸透在以色列民族的思想文化中，並依然會在之後的日子裡作為這個國家的引路燈引領猶太民族向未來走去。

參考文獻

1.[英] 西蒙·蒙蒂菲奧里：《耶路撒冷三千年》，張倩紅、馬丹靜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4年。

2.（簡化字）和合本《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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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劉金忠：《猶太教復國主義研究》，博士學位論文，西北大學世界史專業，2003年。

7.Eliezer Don-Yehiya: Zionismin Retrospective, Modern Judaism, Vol.18, No.3, 100Years of Zionism and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State of Israel (Oct., 1998), pp.26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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