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近而又陌生的攝影——回顧2017色影無忌新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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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杜揚

本文首發於圖蟲網

2017年1月8日，二〇一六新銳攝影獎在上海·M50·新時線媒體藝術中心（CAC）揭曉，來自河南安陽的高山憑藉作品《第八天》摘得大獎，並獲得總價值10萬元的創作基金及攝影器材等。而攝影師陳海舒、程新皓、郭國柱、古力予、楊圓圓，分別獲得二〇一六新銳攝影獎的入圍獎，以及創作基金1萬元。攝影師孫俊彬獲得了EOS青年影像獎，並獲創作基金1萬元及 EOS 5Ds 套機。

大獎揭曉已經過去一周有餘，在處理完手上的一些事情之後，我得以靜下心來沉澱、回顧對這次新銳獎的一些印象。我一直試圖採用一種更加「親切」的方式來寫攝影，試圖使我的文字能夠更容易被大眾理解，而不要有太多艱澀的學術語言。

一個比賽能為藝術家帶來的是什麼？不僅僅是物質獎勵，知名度和曝光度，隨之而來的種種機遇……我想，更多的是一種狀態的變化，一個必須接受的「成長過程」——能與業界最優秀的人物交流的同時，也必須直面來自他們的質疑與普通大眾的不理解。這些剛剛上路的年輕藝術家們非常明白：他們需要直面自身的缺憾與局限性，懷揣著更通透的自我認知，和可能必須自我顛覆和推倒重來的勇氣。

作為媒體，也作為曾經參與過類似展覽的攝影師，去上海報道此次新銳獎，更像是赴一個聚會——從策展人、評委到藝術家，他們多數於我而言並不陌生。這份熟悉感和信任感，使得我們之間的交流能更親密一些，也能聊聊那些「官方發言」之外的東西。在這篇回顧當中，我收集了這些零碎的、有感而發的語句，比起結論式、評價式的寫作，它更像是一疊「思維的草稿」，能讓我們一窺這些年輕人們尚未定型、還在生長著的思考過程。

「與其去解釋新銳是什麼，不如說是每一年都因為湧現了新人和新作品而不斷在重新定義新銳，重新定義攝影。」——王歡（新銳獎策展人）

這些年「新銳」不斷被提及被訴說，而比起一個明確的定義，它更像是一個具有流動性的辭彙或者說群體。「新銳」（這個詞）就像「攝影」一樣在不同時期發生著不同的變化，甚至是顛覆性的，以至於它很難再像字面含義一樣名副其實。這就好像我們當下所定義的攝影也根本無法和一百七十幾年以前的「攝影」所等同了一樣。所以，與其說新銳是什麼，不如說是每一年都因為湧現了新人和新作品而不斷在重新定義新銳，重新定義攝影。
回過頭來，我們再反觀攝影來時的路，比起其它作為藝術創作的媒介（甚至不談媒介只談方式），即使它沒有通過複雜的策略關照一件宏大的事件，即使沒有眼花繚亂的嘗試，它仍然能夠通過它最樸素的方式讓人感動，攝影還是有這樣的力量。這也是今年的活動結束後這幾天我所思考的。走在前面的攝影，正在發生的攝影，回溯本體的攝影，無論哪種樣貌，都有它的魔力讓人喜歡。或許，攝影本身的包容性要遠比我們想像的強得多。
對於評委的選擇這一點，多樣性、跨領域、國際化這些是新銳攝影獎一直所保持的，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今年評委的選擇便是來自世界各地最為活躍和優秀的攝影活動家。因為獎項本身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所以從一開始我們就提倡邀請不同領域、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人們。無論是從事理論研究還是機構的從業者抑或是策展人、出版人。不同經驗之間的碰撞或許就是讓一個事物顯現全貌最好的方式。

「看著Wolfgang的照片，我不再去想這是拍的什麼。」——高山（參展藝術家）

高山，在結束生命頭七天未知時間後的第八天，被他現在的母親抱養，開始了新生命。現在生活在河南安陽。而此次，高山獲得二〇一六新銳攝影獎年度攝影師大獎的作品《第八天》正是圍繞著他母親的日常生活所展開的一場親密訴說。

在與Marcel Feil的專家見面會中，我無意中談到了Wolfang tillmans對我的影響，並引出了羅斯科。在我觀看Wolfang的照片的時候，例如他拍的一些水果的照片，花的照片，或者在果醬旁有一顆大蒜，等等這些……看似是一些平淡無奇的家居瑣碎之物，而拋開這些物體原本的特質，在觀看的時候把裡面所涉及的具體的物體顏色化，它們就變成了一個個小小的色塊；當看羅斯科的畫時，那些顏色沒有特指任何東西，看到這些色塊會被裡面的所傳達的細節顏色與自身的情感聯繫起來，慢慢地吸入到畫面里，無窮盡的聯想就此展開。
而wolfgang的展覽給我的感受也恰恰如此。展覽不在敘事，沒有具體指向，畫幅與尺寸之間的律動感讓我想到羅斯科。羅斯科是一張畫，Wolfgang就是一個展覽：照片被放到巨大，或者巨小，弱化畫面中的事物，變成顏色的分布，在藝術家的布置下，產生了強烈的顏色反應。看著他的照片，我不再想這是拍的什麼，而會被某一塊的顏色吸引，從而產生聯想。

「我收穫到了很多別人在18歲時得不到的東西。」——古力予（參展藝術家）

作為最年輕（18歲）的入圍藝術家，古力予的攝影是純粹的：沒有複雜的概念與文字的矯飾，她的照片最大限度地呈現出了一種乾淨和放鬆，同時又帶著些敏感與精緻。閱讀那些似與夢境相關的意象，像是閱讀一首明快的童詩：簡單直接，同時又包含了許多神秘與想像。「須彌藏芥子，芥子納須彌」——古力予作品中對於微觀世界的關注會讓我想起這句禪語。我也喜歡她所說的：「不論是生物、樹木又或者事物，它們都像是長者……同樣，美好的事物也會饋贈給每個人去擁有，自然包容了我的所有，教我學會享受孤獨所帶來的安逸，在自然靜謐的氛圍中尋找屬於自己的明鏡。」藉由攝影，她直面了她自身的孤獨無助，而她的表達和她的照片一樣清明澄澈。

這次新銳獎可以說是我第一個純粹意義上的展覽，大家對我作品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甚至展覽籌備前便引發了不少憤懣的呼聲。不過也證明了大家對這些作品的關注度。在上海的布展過程很觸動我，也讓我享受其中：可以作為一個局外人，通過肉眼去直觀地看清自己作品最完整的一面呈現眼前，在拍照時自己想追求的空靈與虛幻也全部在燈光的打照下表現得淋漓盡致。在擺放好原本設定的格局後，我對自己的拍照又一次做了簡單的梳理。
後藤先生問過我一個問題，他讓我在一定範圍內選擇最能代表我個人的畫面，幾次的篩選後，我最終敲定了一幅灰色系，那不僅僅是我比較滿意的，也是個人感覺最能代表我當下的心境，以及我對自己的規劃的。灰色是介於黑白之間，然而也從不向任何一方倒塌，最中立的，像是我現在對於攝影的理解。

▲古力予選擇的照片
其實一直以來，我把攝影都看得太重，太過依賴和寄於依託，總覺得我的才華一定要鋪展到這上面才得以顯示。但是後來看到周國平先生的話：「一樣東西，如果你太想要，就會把它看得很大，甚至大到成了整個世界，佔據了你的全部心思。最後無論你是否如願以償，都要及時從中跳出來，如實地看清它在整個世界中的真實位置，亦即它在無限時空中的微不足道。這樣，你得到了不會忘乎所以，沒有得到也不會痛不欲生。」
在獎項公布的後期，家人的肯定和陪伴，朋友的支持與合作是我認為最難能可貴的，在與他們的探討與磨合中我收穫到了很多別人在18歲時得不到的東西，第一次很認真地看到了攝影並不是我之前設定好的全部，而只是構成我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只不過這很小的一部分，我給他無限放大了，才會有這樣的得失心。從上海回來，我沒有再繼續拍照了。晌午，讀著周國平的《只有一個人生》的同時，帶著我的狗狗在院子里曬太陽。或許這是一個過程吧，也或許是近期我鑽研了水谷吉法的圖像過後的一種微觀感受：之前在畫面上刻意的氛圍營造，許是讓我的圖像顯得略「飄浮」與「不耐看」，所以此刻我正打算沿著一個嚴格的線路去計劃著，也希望自己能做到藝術與理論兼備。

「藝術是一種拒絕，而非邀請。藝術應該是一種搏鬥，身體的搏鬥，而非搏鬥的姿態。」——程新皓（參展藝術家）

程新皓《來源不同的時間》採用音樂上的復調敘事，構建了一座處於虛擬與真實之中的茨滿村。程新皓試圖用這組作品去關照一個城市化過程中村莊的現實，並以此去梳理城市化背後的邏輯。

如果說古力予的作品是感性的，直觀的，程新皓的作品則呈現出了一種相當的理性。在藝術家之外，程新皓另一個廣為人知的身份是北大化學博士，這一科研背景與其要求的嚴謹思維方式使得他的藝術創作也帶著科研式的秩序和精確。從之前在三影堂摘得資生堂獎的《一條河流的命名》到此次的《來源不同的時間》，「明確」「有效」是他對自己作品一以貫之的要求。這種「不能直接理解」的複雜，讓人不自覺地在他的作品前面慢下來，從「觀看」進入「閱讀」，由「感受」進入「思考」。

然而，這種從邏輯和理性出發的作品，在講求「有效」的同時，也使得普通觀眾對於作品的理解成本變高。若是不藉助文字說明和闡釋，便很容易成為大家「看不懂」的照片。在與程新皓聊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很是通透明晰：

「在我的觀念里，好的藝術是一種根本上的差異化，而這種差異並非是某種同質化的多樣性，而是獨特性。也就是說，它不是，也絕對不能是一種現成的語法，或者一種現有的語法系統中所包含的可能性。因為每個年代，藝術都在被語法化，絕大部分的實踐者是在這個現有的語法系統中挑揀字詞，創造鏈接。但實際上，這是系統的自我繁殖。我們以為自己在面對感性直觀，在被擊中，實際上這套迴路早就被規訓好了，我們只不過是按下了一個按鈕，某種被打好包的感情就出現了。換言之，真正能動的主體消失了，存在的是資本主義批量製造的可供消費的情感。那什麼是我認為的好的藝術？它一定是在這個體系之外的生成，一定是無法被一種現有的語法系統直接接收而不使這套系統發生改變的東西。你要吃他，你會痛苦，會不適，會食道脹裂，會開腸破肚，然後，你會在自我的修補當中，生成一個新的感覺的平面。藝術是一種拒絕，而非邀請。藝術應該是一種搏鬥，身體的搏鬥，而非搏鬥的姿態。」

「一個人的身份並不僅僅是他自己認定的那個樣子，而更多的是在社會中其他人所看到的、所承認的樣子。」 ——陳海舒（參展藝術家）

在作品《Zona Rossa》中，陳海舒運用多種文本（攝影、電影片段、歷史書信、採訪），對義大利維蘇威火山以及周圍所環繞的18個「紅色區域」進行探究，從不同角度再現了維蘇威火山的多重屬性：它不僅是自然物，同時也是政治、宗教、歷史、文化和科技的操作對象。海舒希望藉此展現出人類社會與自然災害之間的動態關係：不僅僅是人類消極地防禦來自自然的危險，在我們的社會中危險的概念也不斷地被塑造、被修正、被操作。

這次上海之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面談的時候Cristina de Middel對我的作品的評價是「很歐洲」，她指的不是作品內容是一個歐洲的題材，而是作品的風格和結構。
這讓我非常吃驚。我2009年來到德國，在這裡生活了7年。但我一直以為我是永遠不會完全融入德國社會的：我不愛去Party，我很少用Facebook，我總是自己做中餐吃，我娶的是中國太太……而且我的專業是與文化相關的，這使得我自以為比其他大多數在外留學的理工科學生更加註意自己文化層面的變化，甚至有時是有意識地防備著這種變化。我還曾認為，只有更多的去接觸其他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身份，所以我覺得我有理由說，我比很多中國人更明白中國人這個身份的意義。
但是Cristina的評價完全顛覆了我的自我評價。這是第一次有人這樣評價我的作品，但更觸動我的是這個評價背後對我的身份的重新辨認。我非常感謝Cristina的直言相告——她在做出這個評價的時候不無顧慮地對我說：「也許這是一個很蠢的評價，也許並不存在一個『歐洲』的風格或者『中國』的風格……」。但是我想她是對的，一個人的身份並不僅僅是他自己認定的那個樣子，而更多的是在社會中其他人所看到的、所承認的樣子：身份本來就是一種社會屬性。我也許低估了這幾年德國生活對我的塑造，也許在潛移默化中，我已經吸收了太多的「歐洲」。如果她，一個歐洲人，第一眼就能辨認出我的作品中的「歐洲」，那至少說明在一部分人看來，我真的有點「歐洲」了。
當然我想這對我今後的作品不會有太大的影響，我不會從今以後刻意地讓自己更加「中國」或者更加「東方」。這與刻意讓自己「國際化」一樣，是很容易露怯的。

「從16、7歲起我就清晰地知道，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熱情都將會與創作息息相關。」——楊圓圓（參展藝術家）

楊圓圓最新作品《浪漫之旅》由一系列攝影與攝影裝置、少量文字與一個觀眾可以切身體驗的「綠屏照相館」構成。比起其他入圍者，楊圓圓的布展經驗顯然更為豐富，對於各種裝置的運用使得這組作品在現場有著獨特的互動性。有趣的是新銳獎作品集當中楊圓圓的那本小zine，封面設計也很容易讓人想到90年代特有的國產小畫冊（或作業本？）的風格。

Alec Soth在after party上問我和Cristina de Middel：「你最快樂的年紀是什麼？」
Cristina說，「30-35歲，真的是充滿能量的時期。那時候終於漸漸有了一點名氣，有了更多自信，對自己的創作也有了更清晰的認知。那時候真的每一天都散發著充沛的精力，是無比幸福的。」
我記得Alec Soth似乎也說了差不多的話。然後他們又說到了40歲後又開始會有一個下滑的階段，要挺過這一階段，並慢慢對自己再建立一個新的了解。
我問他們：「16-18歲不快樂嗎？我覺得青春期的時候每天都有用不完的熱情，什麼都不怕，對所有的經歷都好奇，就像普拉斯說的那種：『像是煙花，像把自己投入天空，發射向四面八方』，如果有難過的事，第二天睡醒就會忘掉。」但Alec和Cristina都一致搖頭，表示自己的青春期實在是不堪回首，尤其Cristina，她說,"14-20歲的階段簡直糟糕透了，連回想起來都覺得難受，不願去提。"
可能那一刻是在上海的4天期間第一次對於"新銳」一詞、或者對作為「年輕的創作者」有了最為直接和清晰的感受吧。雖然從16、7歲起我就清晰地知道，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熱情都將會與創作息息相關，而在10年後，自己也依然還是一隻雛鳥，還有太多需要學習的事，伴隨著體驗的增加，世界上的未知只會越來越多，而不會減少。Alec和Cristina所說的好年紀，自己都還完全沒有體驗。2016年的下半年我一直都很忙，幾乎從8月中旬開始，都是在馬不停蹄的參加駐地或展覽，在年前最後一個展覽結束後，開始慢慢地放慢腳步，開始反思與調整腳步，同時也充滿對將來的期待。

一些其他的零碎話語：

「每位藝術家的工作都非常精彩。由此也使我想到伯格森的一句話，『真正好的創作者會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有些時候，我們會去想怎麼做一個好作品，而往往最好的就在意想不到之處。我們的評選不是最絕對的標準，藝術本身不像是體育比賽，它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所以，我們是希望通過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引起一些討論和思考。希望新銳攝影獎可以對中國攝影起到推動作用。」——費大為（策展人，新銳獎學術顧問）
「長路漫漫，沒有藝術家的人生會因為得一個獎項而發生什麼改變，那是機遇降臨到做好準備的幸運兒身上，TA將面臨的是更多的挑戰和突破自己的勇氣；然而，更無需為失掉一場比賽而困擾，我們此時只需不斷調整腳步，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繼續走下去。」——何伊寧（青年策展人、攝影寫作者，新銳獎評委）
「（這次在新銳獎見到Alec Soth）就像看到一個認識了很多年的老朋友，我沒有刻意的找話題和他聊天，碰到時微笑一下，感覺特別親切。」——言由（攝影書策劃人、出版人，新銳獎評委）
「獎項對於年輕攝影師來說，是得到展覽機會和交流討論的一種方式，而不是通過獎項對作品進行評分。」——郭國柱（參展藝術家）
「這次入圍的攝影師很有意思，把程新皓和高山擺在一起，把古力予跟楊圓圓放一起，馬上就能看出有趣的差別。新皓化學博士出身，作品理性嚴謹充滿符號隱喻，基於現代化母體的創作已經規划到15年後。高山呢，中學畢業，自學成才，靠單純的感性衝動，沒有太宏大的敘事，日常，細膩。古力予18歲，住在四川樂山的一個村子裡，初中輟學，每天拿著一個佳能m2微單拍照，我覺得她的作品是一種初見，畫面里的事物來自她生活的周圍，因此她的照片是觀看經驗的直接表達，她不在乎藝術或者藝術家身份。楊圓圓是蠻成熟的學院出來的藝術家，能很好地使用不同媒介，達到作品要的效果。他們放在一起說不出誰高誰低，因此創作依循的完全是不同的路徑，而他們散發的氣質也都不同，它其實提醒我對攝影可能性的包容和探索，其實沒有一種標準，我覺得這屆評委當時會蠻糾結。」——孫俊彬（參展藝術家）

後記：

我並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夠有耐心讀完這篇文字。畢竟在這個信息過載的世界裡，人們的注意力都已經成為一種稀缺資源。隨處可見的是直白得不能更直白的標題，「一分鐘能讀完」已經成為微信文章的流行標籤。在這樣的信息節奏中，要求大眾慢下來，深入地理解和思考一組照片，似乎已經變成一件越來越不可能的任務。大部分人對「好照片」的認知是絢麗的、養眼的、不必思考也足以給予視覺快感的。人們似乎越來越不可能有耐心去理解難懂的當代藝術，而更寧可將時間花在調侃、嘲笑以及看別人嘲笑藝術家上。

而我仍然認為必須記得一句話：「不要輕易評價你不了解的事物。」如果不能深入了解和思考藝術家及作品本身，那麼不屑和輕蔑甚至算不得「批評」，至多是一種膚淺的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