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霧月十八》如何幫我們理解當代美國政治

本文是「馬克思主義與政治」三部曲的第一篇，該系列的後兩篇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如何解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馬克思主義在美國政治學界是怎麼死的》。

【摘要】《霧月十八》提醒我們，特朗普的上台，完全可以看作是資本主義的政治調適、或者資產階級統治方式的轉換而已。

從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一刻起，許多輿論就將這一事件戲稱為「唐納德-特朗普的霧月十八日」。人們樂衷於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下稱《霧月十八》）中的隻言片語透視美國大選，指出波拿巴復辟與特朗普上台之間的相似性。

然而，這其中的大多數分析往往流於表面。

作為馬克思最有代表性的政治論述之一，《霧月十八》中蘊藏的洞見是複雜而深刻的。這就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如何從《霧月十八》的論述中，提煉出具有生命力的概念、視角和分析思路？這些思想資源，究竟如何幫我們更好地理解特朗普上台這一事件背後的美國政治整體走向？

《霧月十八》寫了什麼？

1848年，法國人推翻了七月王朝的專制政權，建立第二共和國，但只維持了短短三年。「霧月十八日」指的是1799年11月9日（法蘭西共和國曆的霧月十八日），是拿破崙發動政變的日子，法國大革命就此終結。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指的是拿破崙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發動政變、終結第二共和國、最終走向君主專制復辟，重演法國大革命的結局。

歷史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起源於激進思想的1848法國革命，在短短三年之後就走到了君權復辟的結局？這是馬克思寫作《霧月十八》時試圖回答的問題。

對馬克思來說，答案就在各個階級的政治互動過程中：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擁有生產資料的小規模生產者）、無產階級、小農、流氓無產者（沒有正式營生的社會邊緣人）在馬克思筆下一一登上政治舞台，展開複雜的交鋒。

在各階級聯合起來推翻了七月王朝之後，無產階級首先發現，如果不採取極端行動，新的共和國政權勢必被資產階級主導。無產階級發動「六月起義」，但最終失敗，從此被逐出了政治舞台。第二共和國的憲法制定過程，被資產階級中「共和派」所控制的立憲議會牢牢掌握。

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當選總統，並獲得了大資產階級的支持。在波拿巴的暗中幫助下，直接代表大資產階級的「秩序黨」通過一系列行動，以「立法議會」取代了之前的立憲議會，將政治主導權從「共和派」手中奪了過來。在奪取了政治主導權之後，秩序黨卻在議會內外受到代表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挑戰。通過武力鎮壓、撤銷普選權等一系列鬥爭手段，秩序黨最終摧毀了社會民主黨的政治能量。

在此刻，代表大資產階級的秩序黨看起來已經完全掌控了局勢。然而，之前一直被看做秩序黨盟友的波拿巴卻開始露出尖牙厲爪，一步步鞏固自身權力。這樣一來，作為總統的波拿巴與秩序黨所控制的議會開始直接交鋒。波拿巴不僅成功地將流氓無產者動員起來，還坐擁小農的支持。更不幸的是，大資產階級也背叛了原本代表他們利益的秩序黨，倒戈向波拿巴。這種形勢下，秩序黨議會在波拿巴的步步挑釁面前無所適從、步步退縮。最終，波拿巴成功發動政變、解散議會、廢除1848憲法，第二共和國宣告終結。

波拿巴的上位之路

在這段故事中，有一個問題特別值得深思：對於各股政治力量，我們都能指出其代表了哪個階級的利益，但波拿巴是個例外——他走上政治舞台，卻不是任何階級的政治代表，而是在個人利益的驅使下左右逢源，策略性地在特定時刻爭取特定階級的支持。

為什麼偏偏是沒有階級代表性、只有個人利益的波拿巴，在政治鬥爭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這個問題，又可以被切分為兩個小問題。第一個：為什麼波拿巴能當選總統？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釐清總統選舉這一政治過程的性質，尤其是要明白：總統選舉與議會選舉，是根本不同的。

《霧月十八》明確指出了這一點：

「每位議員只代表特定的選民群體或地區、甚至僅僅代表了湊夠七百五十這個數字的要求，而總統是由全體國民選出來的，總統選舉是作為主權行使者的人民每四年便運用一次的王牌。國民議會和國民的關係是形而上的、抽象的，總統和國民的關係卻是個人化的、具體的。議會中的議員們代表著國民精神的各個不同方面，但總統卻是國民精神的實在化身。和議會相比，總統擁有某種近似於神權的權利；他之所以成為總統，是因為人民的恩賜。」

議會中的議員，代表著特定選民群體的利益，但總統卻代表著「全體人民」來掌握國家機器。選舉總統，是選出一個人作為全體國民的符號象徵。換句話說，在總統選舉中，「代表特定的選民群體和利益」從一開始就不是其原則或目的。總統是「國家整體」的代表，因此總統候選人需要聲稱自己代表廣泛的「人民」，而避免給選民留下「某個特定階級的政治代表」的印象——正因為波拿巴不是任何階級的政治代表，他才能承載著跨階級的政治支持而當選總統。

今天的總統選舉，也往往體現出這種特點。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希拉里，都宣稱自己代表某種普適意義上「人民」的聲音，而不是特定階級或利益團體的傳聲筒。他們背後的選民構成，也的確十分多樣。支持特朗普的群體，囊括了宗教保守勢力、不滿的白人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大資本。而支持希拉里的群體，涵蓋身份政治意義上的弱勢群體、城市窮人、工會、職業中產階級和一部分新興資本。

總統選舉的這種特點，早在波拿巴時代就已經顯示出來。

但要理解波拿巴為何能成功復辟，必須考慮另一個問題：波拿巴為什麼能成功擊垮議會、徹底打碎議會的政治制衡？

最直接的解釋是，由秩序黨控制的議會過於軟弱，在波拿巴一步步向議會進攻的過程中一味退讓。但我們需要追問：議會為何表現得如此軟弱？這個問題的答案，指向了議會作為代議制民主機構的內在問題。

在議會和波拿巴對峙的時期，秩序黨議員們要想捍衛自身的政治利益、擴大手中的權力，就需要保衛議會制度、與波拿巴對抗。然而秩序黨背後的大資本家們，卻出於對政治穩定下賺錢做生意的渴求、對強大國家機器的依賴、和更加複雜的政治原因（後文詳述），選擇了支持波拿巴。於是，議會中的秩序黨人作為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其自身的政治利益與大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出現明顯矛盾，也就是所謂的代表性危機。

在代表性危機之下，這些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們有兩條路可選：要麼就順從大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向波拿巴投降；要麼就徹底地追求自身的政治利益、與波拿巴鬥爭，這就要求秩序黨人跳出「代表大資產階級」的框架，轉而去尋求其他階級作為民意基礎，或者打造一種無關於階級的民意基礎。但秩序黨議員們的實際做法卻是，一直在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名義上的「階級代表性」之間掙扎，在波拿巴的步步緊逼之下無所適從，最終也被其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徹底拋棄。

今天的代議制民主，已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

也許我們可以認為，秩序黨議會的垮台，實際上揭示了代議制民主機制的一種內在缺陷。

在通俗理解中，代議制民主的運行機制是這樣的：各個社會群體選出自己的政治代表，這些政治代表作為特定社會群體的利益傳聲筒，參與政治決策。代議制民主之所以是「民主」的，是基於這樣一種預設：政治代表在參與政治時，是依照其代表的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行事的。

但實際上，代議制民主機制選舉出的政治代表，並不是其代表的選民群體控制的木偶，而是有主觀能動性的獨立個體。他們自身的政治利益，必然會或多或少地偏離其理論上應該代表的選民群體的利益。

理論上講，面對這種不可避免的利益分化，n政客需要在個人利益與其代表的選民利益之間求得最大公約數。但是在現實中，總有某些具體的議題上，政客個人利益與選民利益無法被統一，導致政客的私人立場和他理論上代表的群體立場出現直接矛盾，成為可見的代表性危機（正如秩序黨和大資產階級在是否支持波拿巴的問題上表現出的那樣）。

當代表性危機出現時，政客們若想在代議制民主的遊戲中不被淘汰出局（或者說，不犯下秩序黨議員的錯誤），就必須以個人政治利益為坐標，模糊他們原有的代表性。這種模糊化的努力，往往需要政客們停止宣稱自己代表著某個特定選民群體的利益，而通過尋找新議題、建構新的身份認同和利益訴求等方式，將自身包裝成某種廣泛利益訴求的代表、打造某種包含多個選民群體的龐大支持基礎。因為一個政客所宣稱代表的選民群體越單一，其自身利益與該選民群體利益之間的分化就越容易被察覺，喪失該群體支持對政客自身政治利益的影響也越致命，秩序黨就是前車之鑒。

代議制民主之下政治代表的主觀能動性問題，不僅體現在個體政客身上，也體現在政黨身上。n新近的一些政治社會學研究認為，政黨不是被動代表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是積極主動地塑造新的利益訴求、身份認同、群體分界。更有甚者，政黨也會通過話語宣傳、政策收買等手段，積極收編浮現的新社會思潮，將具備潛在革命性的新認同扼殺在萌芽中（比如美國民主黨對獨立勞工運動的收編）。同時，當代議會制度也給政客提供了足夠空間（比如在不同選區之間、兩院之間、乃至議會與行政機構之間切換）去模糊自身的代表性、創造性地重塑自己的支持基礎。

這樣看來，代議制民主制度發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再是「代表性」的政治。我們很難把當今某政客或政黨的支持群體，歸納成某個具有清晰身份和訴求的社會群體，更無法將該政客或政黨看作這一群體實際上的政治代表。政客和政黨從自身利益出發，確實會在特定情境下選擇性地回應特定群體的訴求，但他們本身不以「特定群體的政治代表」身份參與政治決策。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許多國家原本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最終擴大或轉換了自己的選民基礎（比如英國工黨和加拿大新民主黨）；以及，為什麼許多國家出現了純粹以吸引最多選民為己任的「囊括型政黨」（catch-allnparty，既包括一些沒有清晰政治立場、純靠歷史上遺留的動員結構來吸住選民的黨——如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也包括有清晰立場、但希望用自身立場廣泛討好選民的黨——如德國另類選擇黨和義大利五星運動）。

如此解讀《霧月十八》，我們可以看到：總統選舉本就不以代表性為原則，而代議制民主制度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失去了代表性政治的意涵。因此，對「某某政客究竟代表什麼人」的分析，可能已經無助於我們理解當代民主國家的政治。我們恐怕不能將支持特朗普的群體看作是他實際上代表的群體，特朗普也不必然會回應某個支持他的群體的利益訴求。

如何超越選舉政治

馬克思對於選舉政治的態度是辯證的。

一方面，無論是在早期著作《法哲學批判》還是晚期著作《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都肯定了選舉作為民主制度一部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據對《霧月十八》的以上解讀，選舉制度的框架本身，很難實現政客對選民的有效代表，它提供的是一種抽象的、而非具體的「民主」。那麼，我們是否有可能去彌補選舉政治的內在缺陷呢？

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制度設計，使選民有渠道對他們選出來的政治代表進行更直接的問責。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以巴黎公社為模版，提出了一種他認為相對理想的民主制度。該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選民有權隨時通過投票來解僱他們選出的政治代表，而不需要等到幾年一度的選舉時另選他人。

另一種解決方案則是運動式的。在《霧月十八》中，曾經有兩個階級面臨其階級利益與代表本階級的政客個人利益明顯脫節的狀況，但結果卻完全不同。

一邊是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性危機。起初，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是立憲議會中的「共和派」，但大資本很快發現「共和派」不能有效代表本階級的現實利益訴求（維護政治穩定），因此他們轉而支持秩序黨，作為更加直接的政治代表。再到後來，大資本發現其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與秩序黨成員的個人政治利益出現分化，於是轉而支持波拿巴。

另一邊，工人階級也在遭遇代表性危機。在「六月起義」之後，工人階級自身已經沒有可能擁有獨立政治代表了，只能將社會民主黨作為政治代表，但當社會民主黨在議會中向秩序黨妥協的時候，工人階級只能聽之任之。

在「六月起義」的沉重打擊之後，工人階級的政治動員能力羸弱，使得他們沒有能力要求「名義上」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民主黨向自己負責。與之相反，大資本的政治動員能力強，因此在出現代表性危機時，能夠果斷更換新的政治代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其中的關鍵在於，不同社會群體的政治動員能力不同，因此對政客施加影響和問責的能力也不同。動員能力強大的群體，有能力切實影響到政客的個人利益與政治前途、迫使任何政客回應他們的利益訴求,n不管這些政客名義上代表著誰。

換句話說，在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事實上都不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時，特定群體要想讓自身的利益訴求在政治中真正發揮作用，就不能坐等著「被代表」，而必須在選舉政治之外、在社會當中，培育草根動員力量，自下而上地壯大自身的政治行動力，正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寫到：「無產階級的力量在街頭」。

這也呼應了左翼思想家墨菲（Chantal Mouffe）的觀點：左翼政治力量要想實現自身的政治議程，就必須既以政黨的形式參與選舉政治，又培育獨立而活躍的草根運動基礎，兩者缺一不可。在選舉政治中奪取政治權力是重要的，但只有草根運動強大，才能儘可能保證左翼政黨在奪權之後不「變質」、真正實現對左翼訴求的代表。

神合貌離的資產階級與國家權力

《霧月十八》的故事中，還有另一個值得思考的重要問題：當時的法國資產階級為什麼最終在「由自己的政治代表統治」和「由波拿巴統治」之間選擇了後者？誠然，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強大的國家機器，更能維護個體資本家的經濟利益。但是，在資產階級的經濟考量之下，還有更深層的政治原因。

對資產階級而言,「由自己的政治代表掌握國家權力進行統治」，會讓國家政權帶有極為可見的階級統治色彩，這種可見性，很容易為被壓迫階級所察覺，使得被壓迫階級在腦海中將國家權力與資產階級統治畫上等號。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任何執政失誤，都將被看作是資產階級整體的責任；任何反抗國家權力的鬥爭，都有可能蔓延出反抗資產階級壓迫的訴求。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將不得安寧：國家權力運作中生產的任何不滿，都可以迅速轉化成反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

而波拿巴的好處在於，他在相當程度上獨立於資產階級，而且坐擁小農、流氓無產者等多個群體的支持。

這樣一來，資產階級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動員能力向波拿巴暗中施壓、迫使其回應資本的利益，但因為波拿巴政權不會被人們看作是資產階級政權，所以波拿巴執政的問題，就不會被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問題，反抗波拿巴專制的鬥爭，也很難演化出反抗資產階級的訴求。這樣一來，不管國家政權面對怎樣的挑戰、不論政權怎樣更迭，資產階級的結構性特權並不會受到威脅。事實上，波拿巴政權的最終垮台，也沒有改變法國的階級格局。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國家與資產階級的關係。政治學家米利班德（RalphnMilliband）認為，資產階級精英把國家機器攥在手裡，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而他的論敵NicosnPoulantzas 指出，國家機器相對獨立於資產階級中的個體資本家和派系，這種獨立性使得國家能夠調和不同資產階級派系的衝突、維護資產階級整體的利益。但從《霧月十八》的分析來看，最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安排其實是：讓資產階級和國家之間維持形式上的距離，以使得國家既不會被視作個別資產階級精英進行統治的工具，也不會被視作資產階級整體利益的代言人。

這樣一來，雖然資產階級還是能在相當程度上干預國家行為，但人們難以在意識層面將國家權力和資產階級等同起來。這種迷惑性的距離，最有助於維護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的長期穩定。當掌握國家權力的執政者強調自身的個人利益、或是將資產階級以外的其他階級納入其執政的民意基礎時，實際上是維護了國家權力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形式上的距離。

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特朗普贏得總統大選之後的所作所為。特朗普勝選以後，史無前例地將多位資本家和大公司領導人任命到內閣的關鍵職位上，被稱為「史上最富內閣」。在國務卿、教育部長、勞工部長、陸軍部長這種一般由職業政客擔任的內閣職務上，特朗普分別任命了埃克森美孚公司CEO、溫奎斯特投資集團創始人、CKE餐飲公司CEO、高頻交易巨頭Virtu Financial創始人。很多人指出，這種明目張胆地將資本力量引入政治舞台的做法，和特朗普競選時擺出的民粹主義反精英姿態相比，是十足的虛偽。n但我們更要看到，後者恰恰是前者的必要條件之一。

恰恰是因為特朗普的反精英姿態、因為他坐擁大量中下層選民的支持、因為他和共和黨建制派的緊張關係，使得他在大量選民的心目中和資產階級拉開了足夠的距離。他對於建制派政治精英的攻擊，一直圍繞著「建制精英和資本的密切關係」這一主題，也就暗示了自己是不會陷入這種關係當中的。特朗普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能說服選民無視「他自身是資本家」這一事實、而認為他不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言人，甚至是利用「他自身是資本家」這一事實完成這種說服（「我已經足夠有錢了，所以不會被任何人收買」）。正是因為特朗普在觀感上和資產階級拉開了距離，才使得他能在不招致嚴重反彈的情況下，為資產階級提供更直接、強力的渠道介入國家政治。

執政者與資產階級在觀感上的距離越大，資產階級事實上的政治活動空間也就越大。試想，任何一個建制出身的總統候選人，難免被人懷疑與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暗中聯繫（比如希拉里），一旦在內閣中任命大量資本家，很容易被廣泛指責是「資產階級的走狗」。但特朗普在競選中的堅定反資本、反精英姿態，具有相當的迷惑性，所以就算他事實上做出一系列親資本舉動，也有大量選民堅信他不會淪為資本利益的代言人。類似，如果特朗普政權今後在執政中出現任何問題，這種迷惑性的距離，會讓很多人不把這些問題看作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問題，而看作是特朗普個人作為野心家的問題、或者是右翼民粹主義路線的問題。

在波拿巴和特朗普的案例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某個階級將執政者和國家機器玩弄於股掌之中，也不是國家高高在上地統治、調和各個階級。相反，資產階級和國家權力維持了足夠的形式上的距離，實際上卻是相互依附的關係；恰恰是形式上的距離，使得二者的相互依附更加緊密、更加安全。

國家機器，與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悖論

從國家權力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出發，我們最終需要反思國家機器本身。

波拿巴一步步完成復辟的過程，也是他作為總統所掌控的官僚國家機器一步步擴大自身權力、擺脫議會約束的過程。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指出：一個相對自主的官僚國家機器，本身就是一個利益集團，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擴大國家機器的權力，就是這個利益集團的最高利益（雖然國家機器成員內部也會出現利益分化）。

這個相對自主的國家機器，很大一部分是運轉在民主制度之外的。而在馬克思看來，不民主的國家機器，很容易變成巨大的反動力量。如果不直接將國家機器本身民主化，這種反動的可能性就無法消除。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國家的三權分立暴露了它的局限：三權分立的原則，是將議會這個理論上直接向選民負責的代議制民主機構，與掌握行政權力的官僚制國家機器區隔開來，從而不讓民主的力量進入國家權力日常運行的內部。隨著掌握實質性權力的國家機器越來越龐大，理論上代表民主意志的議會如果無法有效制約國家機器，必將淪為無關緊要的「辯論俱樂部」。

在特朗普正式就任的時刻，我們面對著巨大的不確定性，「沒人知道這個瘋子會做什麼」的擔憂蔓延開來。作為龐大的官僚國家機器的最高掌控者，他在相當程度上擁有「為所欲為」的能力。而從根本上說，這種不確定性是近數十年來美國行政權力不斷加強、立法機構的制約作用不斷弱化、官僚國家機器的規模和自主性不斷擴大的制度後果。

在理想的狀態下，特朗普即便是作為總統，也理應沒有能力去改變美國民主的權力制衡，然而事實上他卻有，這是建立在權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日益失效、議會越來越淪為「辯論俱樂部」的基礎上的。

坐擁龐大國家機器的波拿巴，成功擊垮了代議制民主、實現君權復辟；而同樣坐擁龐大國家機器的特朗普，也不斷表現出進一步繞過、甚至突破民主機制限制的跡象。

馬克思會認為，這其實暴露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深刻悖論：資產階級希望通過民主方式維持自身的經濟、政治、社會權力，但民主機制不可避免地留出了被壓迫階級向資產階級發起挑戰的空間。通過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被壓迫階級能夠在特定條件下為資產階級製造麻煩，甚至孕育出更激進的抗爭可能性。因此，在必要的時候，資產階級為了維持自身權力，會撤回到反民主的路線上。

在1848年革命之後，資產階級的反民主路線體現為明目張胆地剝奪普選權等民主權利，以及最終支持波拿巴的君權復辟。而到了今天，資產階級已經發展出了更加複雜而間接的反民主策略，它不需要簡單粗暴地破壞民主，而是通過代表性政治的消解、國家機器自主性的強化等方式，將民主制度虛化、掏空。

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描述的，從民主共和國到君權復辟的過程，本質上可以看作是資本主義在政治制度層面的一次自我調適，雖然調適的結果，也許超出資產階級最初的預料。而特朗普的上台，也完全可以看作是資本主義的政治調適、或者資產階級統治方式的轉換而已。《霧月十八》提醒我們，這種政治調適並不是什麼罕見的例外，而恰恰是植根於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一系列內在趨勢當中。而當這種調適發生時，那些用來支持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意識形態話語，並不能抵禦調適帶來的政治後果。

（感謝尤玲對本文的寶貴貢獻）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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