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新時代的「新窮人」

前言

1月9日，剛剛進入2017年的人類世界就損失了一位傑出的思想家，91歲的齊格蒙特·鮑曼在英國的家中溘然長逝。

鮑曼於1925年出生在波蘭一個貧苦的猶太家庭，階級出身讓他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共產主義者，並在與納粹德國的戰鬥中屢屢戰功，成為了波蘭最年輕的一批校級軍官。但是種種政治風波讓他不得不背井離鄉，在英國開始了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成為了與大衛·哈維、沃勒斯坦、齊澤克齊名的左翼學術領袖。「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莫過於此。

鮑曼是一位高產的學者，他最傑出的貢獻在與他現代性、後現代性的研究，以及對消費社會的深入剖析。他的主要作品可以用「9+1」來概括。「9」包括三部「三部曲」：其中《現代性與矛盾性》、《立法者與闡釋者》、《現代性與大屠殺》並稱為「現代性三部曲」；《後現代倫理學》、《生活在碎片中：論後現代道德》、《後現代性及其缺憾》稱為「後現代性三部曲」；《流動的生命》（無中譯本）《流動的現代性》、《流動的愛》稱為「流動現代性三部曲」。這個「1」是指他的《工作，消費，新窮人》，「新窮人」這個概念，就是本文要探討的內容。

（一）窮人的定義：從生產到消費

「窮人」，不就是「窮」么，為什麼還要有新舊之分呢？因為我們社會在飛速地發展，詮釋這個社會的定義也必須要跟得上歷史的進程，鮑曼就是分析研究了當代（也就是後現代）社會中貧窮問題。

首先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由於相當長時期內的生產過剩，「生產」已經不能像資本主義發展之初那樣規定社會的方方面面了。取而代之的則是「消費」，在美國、西歐、日本，消費佔GDP的比重平均可達約70%上下，可見發達國家已經完全進入了「消費主義社會」，而在消費社會中，定義「窮人」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

傳統定義的窮人是與「生產」有關的——比如收入少，比如失業者，比如為社會創造更少的價值。在消費社會，用鮑曼自己的話來定義：「消費社會裡的窮人，其社會定義或者說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換言之，就是準備不夠充分的消費者。」換而言之，不在乎你為社會生產多少東西，而是要看你能為社會消耗多少生產剩餘。消費社會需求的是消費能力和意願，這二者無論哪一種無法滿足，那麼就是我們當今社會的新窮人。「新」窮人的核心元素是：缺陷的消費者（flawed consumer）——面對消費社會巨大的生產過剩，這些收入水平僅夠維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窮人，不能購買、無法選擇，他們辜負了這個24小時營業、購物中心林立、處處是導購小姐迷人微笑的物質世界。

鮑曼認為，消費社會的「消費自由」具有欺騙性，這種欺騙性表現在消費慾望主導的自由、快樂和幸福都是虛假的，更是永難滿足的。消費除了自身的維持和強化外沒有別的目的，消費也無需其他事物來證明其合理性，這使一切理性和激情都以滿足和提升慾望為意義和最終歸宿。

為了提升消費能力，絕不能讓消費者休息——就像「生產年代」中的資本家竭盡所能通過加班、降低工資和福利竭力保證剩餘價值最大化一樣；消費社會他們則是拋出一個又一個誘餌，讓消費者們不斷置於一種新的誘惑之下，保持一種持續激動狀態：「你已經要剁手了？別啊，更好的你還沒見到呢」

社會學家讓·鮑德里亞在其著作《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在傳統生產社會中，消費能力是階級地位的體現，然而在當今社會，消費則是對下層階級的安慰劑：「物，成為了對那些無法改變（階級地位）個人或群體的一種補償」。是「有缺陷的消費者們」一種精神上和價值上的「自我泅渡」。

消費的快樂，已經不僅僅來自於佔有生活必需品的自由感，而是來自於攀升為社會主宰性群體的渴望與期待。還有什麼比佔有商品的能力更能證明著現代人的生存能力呢？還有什麼比購物時刻所激活的豪情，更體現成功者的偉大豪情呢？消費社會就是通過樂觀、快慰和自信的購物者形象，悄悄改變和塑造了人們的自我認同。

讓·鮑德里亞拓展延伸了鮑曼「有缺陷的消費者」這一理論，他認為「新窮人」在工作中越來越感到疲憊和乏味，才使他們更願意通過消費來尋求心理補償。他們不停地購物、旅遊、娛樂，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樣，固執地寄希望於在消費的幫助下找回工作中所缺失的意義和樂趣，二者註定是一場無望的自我泅渡。也因此，「新窮人」的享樂主義有一層抹不去的悲觀主義色彩，是一種對固化社會自我麻痹的選擇。

然而消費真能夠化解「新窮人」的身份焦慮，並為他們帶來一種輕鬆愜意的審美化生活嗎？對此所有人都不持有樂觀態度。大衛·利斯曼說：「閑暇本身不能決定工作的好壞，但工作不順可以使閑暇失去樂趣。對大多數人而言，只有工作有意義，閑暇才有意義。」在當今社會，購物已經成為一種釋放情感和宣洩自我的方式，然而無論怎麼掩飾或者強調自己需要購物，購物本身都已經脫離了它本來的意義，成為可以獨立表達人的主體價值的形式。（《消費社會》，讓·鮑德里亞，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大城市中的年輕人，尤其被這種撕裂的認同感所折磨：一方面，購買力的匱乏養育了他們精打細算的購物方式；另一方面，匱乏的購買力又刺激著他們瘋狂佔有商品的內在慾望。簡單地說，越是匱乏購買力，越是急需購物的狂喜來填補；反之，越是深深體會著購物的狂喜，也就越是深深感悟到自身購買力匱乏所帶來的焦慮。

在工作狀況得不到改善，甚至還越來越惡化的前提下，「新窮人」們所迷戀的消費也不會顯示出任何神奇的力量。它既不能化解他們的身份焦慮，也不能抵消或補償他們在工作中感受到的不幸。從某種意義上講，為「雙十一」和各種購物打折瘋狂的我們，都是消費社會的奴隸，也是作為「新窮人」階級無可奈何的選擇。

（二）窮人的價值：從工作倫理到消費美學

如果說經典意義上的窮人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產物，那麼，「新窮人」則是消費社會和消費文化的伴生物，他們同樣是資本主義經濟從工業經濟向金融資本、從實物經濟向虛擬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產物。與之相變的，是窮人「價值」的改變。

在基督教年代中，窮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贖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現的上帝的象徵媒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窮人"逐漸從道德話語中擺脫出來，在社會和經濟的雙重脈絡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窮人意味著貧困，即商品和金錢的匱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窮人代表著人口，代表著巨大的勞動力資源，代表著源源不斷的財富。在資本積累中，有多少窮人進入工廠，意味著能夠創造多少的剩餘價值可供剝削，也就意味著資本積累的規模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於是乎，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 為了把窮人們趕入工廠，統治階級和精英社會炮製出了一套「工作倫理」，大致包括不勞動者不得食、工作最光榮、人不去工作那和鹹魚有什麼區別……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的《窮人法》和邊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決了貧困帶來的社會動蕩問題，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邊際收益壓榨到最大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就指出：「窮人存在的原因不僅在於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於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如果窮人多勞動而少消費，就能使國家富強，使國家致力於經營土地、殖民地、礦山，生產行銷世界的產品。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這就是窮人最大的價值。

然而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窮人在生產社會中作為勞動就業大軍和儲備力量存在的意義已經喪失，窮人的概念是通過在消費市場的消費能力來界定的。「工作倫理」已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消費美學」——「過有意義的生活」已經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實現，而只能在超級市場的琳琅滿目中夢想成真。

人類歷史的各個階段，都是依據特定的秩序和規範，每個社會用自己的形象建構窮人，給出存在窮人的不同解釋，發現窮人新的用處，並採用不同的方式解決貧困問題。但是，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窮人，成為了徹徹底底、完全意義上沒有用的群體。社會對新窮人沒有了要求和期待，把他們從頭到尾地審視一遍，依然沒有發現一點價值，註定要被這個社會無情地「驅離」。

控制和監督，以及被看作是善舉的道德責任，是自古以來對窮人社會建構採用的方式。而在後現代社會，就如鮑曼所說：「因為後現代社會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反而大量削減勞動力以減少成本，過去的那套方式已經不合時宜。在今天，為了符合社會規範，社會成員需要學會積極快速購買和消費商品，可是窮人沒有這種條件，因此，窮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為讓人擔憂和討厭、沒有用處的人。」

（三）窮人的現狀：福利國家的崩塌

伴隨著窮人在新社會中的價值缺失，新窮人的處境也越發艱難，很明顯的趨勢就是福利國家的崩塌。

當今社會（無論是國內還是發達國家）一個很明顯的現象，那就是對底層、對窮人持續的污名化過程。不同於「勞工階級」（working-class）意味的窮富對立，"下層階級"（lower-class）指向的潛在社會流動，"底層階級"（underclass）一詞的出現並風行，成功建構起了一個無用且危險的窮人形象。Underclass一詞，最初是由繆爾達爾在1963年預言"去工業化"的危險時首次使用的，即工業生產的萎縮，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業和沒有資格受雇。這個辭彙在很長時間裡並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國家制度開始遭受重挫的時代），在大眾媒體和公共共識中，"底層階級"逐漸演變為"窮人"的代名詞。（三浦展：《下流社會》，文匯出版社，2007）

在美國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決書中，「底層社會」這個詞語的出現往往伴隨著很長的相關列舉——少年犯、輟學這、癮君子、單身母親、搶劫犯、縱火犯、未婚媽媽、皮條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詞語讓所有體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

伴隨於此，兩個相關的概念也開始同時被販賣：首先，貧窮不再是一個社會議題，而只關乎個人選擇。淪為底層階級被視為是自主的選擇——故意的或者默認的。用鮑曼的話說就是：「指責窮人因為不願意工作而陷入慘境，因此給他們安上道德墮落的罪名，且把貧窮當成是對罪惡的懲罰，成為了工作倫理在全新的消費社會裡的最後一項任務」。

另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就是把貧窮議題從底層階級的話語系統中分離出來，同時慷慨地贈與窮人們犯罪、反社會的添加劑。"底層階級"從物質的極度匱乏中走出，變成危險與犯罪的同義語。以社會治安的名義隔絕窮人，零忍讓（zero tolerance）政策的風行，監獄和更長期更苛刻的判決，聯手其他眾多社會機構，迫不及待地處決這些高風險的不穩定群體。當貧窮成為一種罪行，監獄開始代表衰退的福利機構出手挽救窮人。福利供給的削減，與犯罪率的上升，警力和監獄人口的增加，同步發生；眼下在主要資本主義大國，監獄產業均呈現欣欣向榮之勢。當窮人由社會問題轉變為典獄學和刑法學的問題時，窮人就不再僅是生存競爭中的失敗者，他們儼然成為了這個消費社會的頭號內部公敵。（《新窮人·新工作·新政治》，劉昕亭，《中國圖書評論》2012.4）

鮑曼在書中寫道：

沒人想要窮人，沒人需要窮人，窮人被人拋棄，那裡是窮人的歸宿呢？最簡單的答案是：消失。首先，把窮人從大街和其他公共場所遷走，這些場所是消費社會的成員使用的。更好的情況是，如果他們手裡的文件不夠完備，就可以剝奪他們所有的社會責任。如果沒有驅逐的理由，就把窮人監禁在偏遠的監獄或集中營里，最好的地方是亞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動的監獄裡，那裡他們看不到任何人，甚至連獄警也看不到幾次。

還要把窮人從社會群體和道德責任中驅逐出去。這可以用剝奪者和墮落者的語言改寫故事來完成。把窮人描繪成鬆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標準。媒體樂意與警察合作，向喜歡看轟動新聞的公眾呈現駭人聽聞的圖片，充滿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亂、在破舊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護的不法分子。向公眾們明確：貧窮問題就是犯罪問題，然後用對待罪犯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

前幾天看見這個，挺應景的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變」（鮑曼語）開始，西方世界曾經引以為傲的福利體系徹底改頭換面：稅收大幅度減少，社保一削再削，窮人們被更多地丟在社會底層自生自滅。慢慢免除了社會福利的美國，在近20年中20%最貧窮的家庭總收入下跌了21%，貧困兒童的數量從200萬增加到了500萬，同時得不到社會救濟的老弱病殘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議員支持削減福利，比爾·柯林頓對此發表看法：「我們所知的福利國家已經完結」。美國學者華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的指出：「美國社會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貧困，而是減少窮人數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濟對象的標準）。這個細微差別意義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窮人』是那些只關注自己而沒有任何要求的隱形窮人。簡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樣生活。」

總而言之，新時代要求新窮人有這樣的覺悟：不好意思給社會添麻煩了，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這一點我還想多說兩句，近年來「反政治正確」已經成為了另一種「政治正確」，尤其在去年發達國家這種思潮呈一種爆發性的噴涌狀。無論是川普各種出格的言論還是西歐難民潮引發的巨大的爭議，傳統的「政治正確」似乎已經被丟進了歷史的垃圾桶。但是，在真實的世界中，歧視、不平等、剝削與壓迫所帶來的負面效用，要遠遠遠遠的大於一點矯枉過正的「政治正確」；換句話說，所謂的「白左」們的政治正確壓根就沒在社會真正確立起來，卻已經被棄之如履、踩得千瘡百孔。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無論是「普世價值」還是「政治正確」，都是西方現當代思想家們對複雜矛盾的現實社會，提出的一種妥協和調和式的價值觀（可詳見我之前的文章：《什麼說有利於弱勢群體的「不平等」才是公正？》），然而目前來看這種調和和妥協根本無法被客觀現實所接受，那麼調和既然不行，這一股長期被壓抑與忽視的地獄火遲早要噴發出來，到時候會吞噬誰可以不一定，反正泥腿子們早就一無所有了。

（四）窮人的未來：當代馬克思主義何去何從

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鮑曼所有基於後現代消費主義的研究，都是說的發達國家。為什麼發達國家不需要窮人來被剝削、貢獻剩餘價值了呢，因為他們已經站在了世界吸血體系的最頂端，有無數的第三世界國家可以為他們提供廉價勞動力：「耐克運動鞋在充滿虐待的越南的血汗工廠生產，芭比孩子用品由蘇門答臘島的童工生產，星巴克咖啡來自瓜地馬拉被太陽烤焦的咖啡園，殼牌的石油來自尼日三角洲被污染的貧窮的村莊……」所以發達國家中的窮人們，如果不能消費，那就連牲口都不如了。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在當今世界依然適用。

所以「新窮人」的理論對於現實中國的指導意義在哪裡呢，我在《被割裂的北上廣深》一文中寫到過：中國就是一個小世界，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就是發達國家，站在了全國的吸血體系上。在光怪陸離的一線城市中，在消費社會壓迫下尋求「精神泅渡」和「價值泅渡」的小白領們不在少數。畢竟在扁平的世界中，我們面臨的問題總是相似的。

鮑曼指出：「今天的窮人，比任何傳統意義上的窮人，比任何過往時代的窮人，都更為無望，更為痛楚。」他們不再是宗教意義上的救贖對象，也不再充當生產社會裡穩定的勞動後備軍，幫助窮人已經喪失了任何經濟利益，他們被徹底逐出了道德義務的世界。那麼窮人的出路在哪裡，鮑曼也很悲觀，無論在書中還是知道他生命結束，都沒有給出一個關於未來的分析預測。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窮人還是新窮人，他們的出路必然在馬克思主義上去尋找。人類歷史上，各種形形色色的思想和方法論如諸多宗教、自由主義、功利主義、絕對主義、目的論等等，只有馬克思主義是給窮人、給無產階級的指導思想。

勞動的解放、勞動者的平等和自由，作為20世紀偉大的無產階級運動的成果凝聚在新興國家及其憲法之中。工人國家的憲法原則是一個將勞動階級及其利益視為普遍利益或普遍利益的核心部分的政治進程的產物。

階級政治雖然依託於工人階級這一客觀的社會階層，但它預設了一種基於宏觀的理論分析而產生的政治鬥爭的方向，階級政治只有在階級超越自身利益而代表普遍利益的條件下才能產生，即只有當意識到消滅階級和階級差別是一種階級使命時，階級政治才能誕生。基於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及其矛盾的分析，工人階級被確立為一個政治性的階級，這個階級的鬥爭指向消滅階級的未來，從而代表了人民的普遍利益和人類的最終解放。

不過新時代新新時代一切情況都發生了變化，鮑曼理論的意義也在於此：窮人難以像過去那樣團結起來把自身的苦難變為公共關懷。在馬克思那個年代，工廠制和流水線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工人的集中程度，加上資本家經常延長勞動時間和加大勞動強度，工人們的反抗情緒很強。只要將革命意識傳播給工人，他們就很容易團結起來進行反抗，把自身的貧窮歸結為社會問題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整體性問題，用革命的方式改變他們的命運。這實際上是把無產者每個人的困境轉化為公共社會問題。

然而新時代一切情況都發生了變化。在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窮人和富人們地位雖然不平等，但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然而現今窮人們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精神上已不再具有平等性，併產生了恥辱感、內疚感。鮑曼指出，並不能將"貧窮"簡單折價為物質匱乏乃至身體痛苦，它同時亦是一種心理折磨與社會壓迫。消費社會中的"新窮人"並非闖入大觀園的劉姥姥，他們不是在驚鴻一瞥中偶然撞見一個洞天福地，而是必須生活在為富裕的消費者們所設計的社會空間中，但是消費社會所倡導的生活模式，連同消費至死的不渝精神，對低收入群體來說，根本遙不可及。所以消費社會的"新窮人"，意味著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著不能勝任挑選的社會職責，意味著羞恥感和不合群。當消費社會苦心孤詣地訓導其成員體驗"新消費生活模式"的時候，對於"新窮人"來說，他們感受到的，不僅僅是金錢與物質的貧乏，還有最痛苦的剝奪與失落。他們永遠處於社會的底層，並無法像過去那樣團結起來反抗上層階級。這與我之前文章中提到過莎士奇亞·薩森的理論：兩極分化已經不能來解釋這個世界，這個世界的關鍵詞是「驅離」——窮人里這世界越來越遠，越來越無望。

不過，由於消費社會中的「新窮人」甚至會擁有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術水平，在政治領域，我們不難在埃及、突尼西亞的反抗運動、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及擴展至其他地區的各種「佔領」運動，以及莫斯科街頭的示威活動中看到他們的身影。與歐洲和美國在去工業化過程中誕生的「新窮人」有所不同，中國的新窮人萌芽於社會主義體制向後社會主義體制的轉變過程之中，他們的命運與勞動從價值之中心源泉向資本價值增值之中介的角色過渡息息相通；但與歐洲和美國的狀況相似，這一群體是新興媒體的積极參与者，顯示出較之新工人群體強烈得多的政治參與意識和動員能力。從微博和各種網路傳媒直至紙面媒體，「新窮人」都異常活躍，其話題遍及各個社會領域。但迄今為止，這一群體的動員能力及其政治訴求與新興工人階級或者說農民工群體的命運沒有多少直接的關聯。這是一個缺乏長遠社會目標的階層，其代表人物大多是脫離了貧窮、活躍於消費性媒體、操弄著全球性政治—文化話語的人物。（《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汪暉，《開放時代》，2014.6）

「新窮人」身上的政治潛力是一個有待探索的領域：他們是不滿的源泉，卻未能展開新的政治想像；他們在消費不足中幻滅，卻不斷地再生產著與消費社會相互匹配的行動邏輯；他們關心社會的變革，播散著從自由民主、平等多元、民族主義到全球化等各不相同、自相矛盾的價值，卻甚少將他們對自身命運的思考與另一個窮人階層及其未來聯繫起來。這一切，都是留給未來可以想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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