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福柯如何談論新自由主義？| 城與邦

本文授權轉載自「土逗公社」（微信號：poto_groundbreaking）

前言

北大學生到底得了什麼精神疾病？是心理醫師危言聳聽？還是確有其事？爭論只在輿論中漂了幾天，就被新的捐款風波壓到了池塘底。

有好事的朋友挖出歷史線索，指出「人生路越走越窄」的故事並非今日獨有，早在80年代初的「潘曉來信」中便提了出來。那時的青年人，漸漸發現雷鋒式的無私奉獻道路走不下去，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彷徨掙扎。那時他們所能找到的最好答案，莫過於證明自己出於私利做的事情也同時會為社會帶來價值——「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

這句寫在文革落幕後市場化浪尖上的格言，倒也不是什麼新想法，在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中，被用來駁斥重農主義學說的，便是「人人發揮最大特長帶來總體利潤最大化」的一套交易理論。

而在1979年的講座結集《生命政治的誕生》（Birth of Biopolitics）中，福柯討論的，正是這樣一個問題：「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這句話背後，隱藏著怎樣的政治與經濟思想變化，而這種變化，又如何帶來了新的主體關係，為新自由主義時代嘗試通過人口、性和健康實現治理的生命政治做好鋪墊？

而福柯所理解的新自由主義，又是怎樣的一套東西？

新自由主義國家恐懼症，藉助納粹災難誕生

1979年的福柯，面對的是將由撒切爾、里根與[此處有內容被隱藏]所代表的世界新自由主義時代。這個時代精神包含了減稅，包含了政府脫離經濟領域，包含了自由意志主義，也包含了裁撤社會福利網與前所未有，大步邁開的全球化。

在正統的左派腔調中，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來源，要追溯到20世紀上半葉的奧地利學派，追溯到哈耶克、米塞斯和波普爾的「朝聖山學社」。從60年代的東歐、70年代的美國，到80年代的[此處有內容被隱藏]，被福柯稱為「秩序自由主義者」的這批思想家們，用市場化把曾經盛極一時的凱恩斯主義、社會主義、國家干預經濟統統都逼到了角落裡。

左派大聲抨擊他們，說這是恢復自由放任的邪惡資本主義。但福柯說，我們先不急著批判，不如先看看為什麼他們的論點說服了那麼多人。

在福柯看來，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成功，必須回到他們的歷史背景中。納粹與大屠殺，構成了這一背景畫布的主軸。

在納粹之前，從19世紀開始，德國陸續產生一系列對自由主義的批評與阻礙：經濟上的保護主義、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維穩、戰爭帶來的計劃經濟動員、20世紀初風靡歐洲大陸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等等。在秩序自由主義者看來，納粹主義把這些反市場反自由的內容全部整合在一起。構成了國家力量的無限膨脹。福柯認為這裡存在著一種發明出來的「必然關係系統」，哈耶克們把納粹德國的所有特質羅列出來，並宣布這些要素（經濟計劃、政黨化政治、種族主義、戰爭）彼此之間連鎖觸發——只要有一項，就會有另一項，最終就會有納粹（94）。

福柯說，在左派（或者說，在波蘭尼和熊彼得）那裡，納粹誕生於社會對資本主義單向度危機的反應——資本主義帶來生產的集中化，集中化帶來社會權力的擴大，而非民主的權力集中造成了極權的危險。但秩序自由主義者，則通過連鎖要素把證明推到國家身上——從而撇清了市場的責任，在這種論證中，問題根本不在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與危機為納粹帶來了機會，而是只有把資本主義放到不接受市場的，國家強大的社會中，才會出現納粹這樣的怪物。

福柯顯然對這種漏洞百出但卻征服了無數人的論述感到無可奈何（不恰當地說，這就像是在說，因為二氧化碳在太陽光下才有溫室作用，所以要把全球變暖的罪魁推給太陽——當然，真有人是這麼說的）。他無可奈何地總結說「（秩序自由主義者認為）正是這些（國家干預經濟的）技術合理性構成了資本主義全部兩個世紀，無論如何也有一個半世紀歷史中的納粹主義的起源。」——原來納粹的種子埋下了兩百年耶！（99）

在福柯自己看來，納粹顯然不是國家力量的全面擴張，甚至可以反過來說是國家（契約論意義上的國家、法律意義上的國家）的大潰敗，這是因為在納粹德國，國家變成了抽象「volk」（大眾）意志的工具，它和大眾之間不再有矛盾對立，也因此根本喪失了擁有獨立法律人格的地位；國家官僚的行政管理遊戲被對元首政治忠誠所削弱；而國家的一切關係轉由政黨調節——國家從屬於人民共同體、從屬於領袖、從屬於政黨（96）。

福柯說，秩序自由主義者會說這些不礙事，這些是「超國家」，是「國家補充」，是』新的國家」（96）——看起來（儘管福柯沒有這樣明說），他們似乎把所有和權力、屠殺有關的東西，都稱為國家。這成為某種「國家恐懼症」，國家成為了馬克思筆下的商品拜物教（65）——人們迷信價值，卻看不到價值的來源——而在這裡，人們恐懼國家，卻用迷霧把國家籠罩起來。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納粹，沒有大屠殺的陰影幫忙，就無法論證這種「國家恐懼症」，而「國家恐懼症」的害處是什麼？一方面，這是把本來多層次，多維度的問題統統單一化，用一種「否定神學」包裹起來，把不同形態組織的國家統統變為一種東西加以恐懼。而這種恐懼，形成了「我們這個時代各種當前論題的標誌性特徵之一」。（65）另一方面，這種對國家的理解，其實遮蓋了新自由主義對社會和市場關係，乃至更重要的國家政治維度的全面重整，遮蓋了新自由主義本身醞釀與實際操作的二戰之後的國家建構——新自由主義恐懼國家，但新自由主義自己孵化國家！這種國家又是什麼？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福柯先分析：新自由主義如何解讀市場和個人。

新自由主義：社會-市場的辯證與經濟理性人

福柯認為，新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初醞釀的時候，已經和古典自由主義顯示出很大區別。

在古典自由主義中，交換是市場的本質，自由交換帶來共同繁榮。而在新自由主義中，處於核心地位的不是交換，而是競爭。福柯認為，當古典自由主義說「自由放任」的時候，是承認了自然形成的市場，政府要尊重這個領域的存在，不去干涉；但新自由主義的競爭並非一種自然形成的狀態，而是胡塞爾意義上的「本質」（eidos），它不是現實的具體之物，只有通過現實中的行為才予以呈現，但其本身只是一種「形式」。（101）

競爭-市場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中的本質化，造就了如下一種處境——市場不是必然存在，而是要由國家撤出，主動不干預才得以呈現——市場要從社會分離出來的前提是國家撤出，並且因為社會一直存在著干預市場的衝動，國家還要主動阻止社會幹預市場，為後者創造條件。就這樣，市場和社會兩個概念分離開來，新自由主義國家需要通過治理後者，達到保護前者的目標（144-147）。這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反對熊彼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的依據——他們反對資本主義存在集中化趨勢的論斷，認為這種趨勢僅僅出現在社會中——所以要制止資本主義危機嗎？限制社會就好了（156-157）。

而另一方面，福柯指出，在美國的自由意志主義者之中，市場競爭理論在經濟學蔭罩下延伸，擴大自身的適用範圍。

「人力資本」是其中的重要例子。福柯說，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勞動」是生產中的一個要素，要放在生產關係中進行考察。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拋開了這個理解，把勞動變成供求關係予以分析——不同種類的勞動變成不同種類的稀缺資源，在競爭中分配，而勞動的所有者，是買家也是賣家。於是，勞動從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變成了理性選擇的主體，人變成了自身勞動的企業主，他需要投資優化自己的勞動能力，權衡市場動態把自己賣出高價。

人力資本理論把市場原則伸入了原先完全不屬於市場的領域，而不僅如此，它還進一步延伸，婚姻可以解釋為最小化交易成本、養育子女是勞動換取心理收益……（216-218）一切社會行為，最終都要放在市場「理性」下得以解釋，我們見證了 homo oeconomicus 即經濟理性人的誕生。

經濟理性人當然不是現實中人的生存方式，而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提出的某種行動主體。然而經過數十年的經營，經濟理性人到底是理論，還是現實存在的活生生的人？從80年代到如今越來越多的「精緻利己主義者」，似乎顯示出某種趨勢。

回到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上，詭異的情形出現了：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中，社會要從市場剝離出來，並予以治理，以保證市場運作的有條不紊，而另一方面，市場本身變幻形式，它進入社會，進入最基本的分析單元，在理論上把個人變成企業，變成經濟理性人。那麼，新自由主義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治理，是否既是社會治理，也是市場治理了？福柯是否在暗示，新自由主義以市場和社會的辯證法，完成了承諾不干涉市場，卻又最使勁最深刻介入市場——市場化的社會運作的微妙操作？

這樣一來，「政府不干涉市場」就變成了「政府不干涉，但治理一切」。

新自由主義國家：社會契約的空心化

在第一講中，福柯便指出，新自由主義是一整套「治理術」——即政府管制社會的辦法，它和以前的統治術不同，不以任何自然法或先天價值作為衡量治理正義與否的標準，而是只在乎治理的投入和產出——是否以最小的干預實現了最大的治理效果？

在福柯看來，新自由主義的這種治理術，彷彿帶有某種生命的東西。它不僅是國家的工具，也是反過來賦予現代國家以生命的合法性源頭。如果進一步追溯，在二戰之後的德國，正是新自由主義治理術帶來了聯邦德國主權的合法性。

當代德國建立在納粹德國的廢墟上，在戰爭的痛苦面前，民族國家的一切存在條件都虛無化了。「沒有歷史的權利，沒有法律的正當性，可用來建立一個新德國。」（69）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的用武之地來了。

在歐洲秩序自由主義者的理論中，國家的存在是維護競爭市場的存在，在這個邏輯中，國家的存在就是為了盡量讓自己看起來不存在。這構成了一個封閉的邏輯循環，無懈可擊。在福柯看來，把這種邏輯放到戰後德國，就可以從空氣中長出國家存在的必然正當性，而且不需要觸及階級、民族這些危險的問題。1948年「德國經濟之父」艾哈德（Erhard）的放開價格計劃即是如此——同時避免國家對經濟的約束，也避免「蟻民國家」（赤貧的失敗國家），放開市場獲得經濟建設，而這一切，又呼籲國家主權的存在。在戰後德國的主權僵局中，這條路線相當於一根救命稻草，是「一種法律上的權宜之計」，而「當代德國永久出現了一條從經濟制度到國家的線路」（70），就連左翼的社會民主黨，也要在承認這條主權路徑的基礎上行動（73-74）——這也是福柯認為德國社民黨不成功的根源。

這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第一種國家主權。而在大西洋另一邊的美國，市場競爭的概念，進一步進入司法，進入傳統上屬於契約理論的部分。在這種邏輯下，「罪行是什麼」這樣的問題，都可以以「個人利益」的語言重新表述——罪行是「面臨懲罰的行為」，是個人利益因為面臨懲罰而可能的損失。而法律的作用，就是用個人利益的供求原則調節罪行「市場」的平衡，比如在控制毒品的例子中，用極高的價格門檻嚇阻外人進入毒品犯罪市場，而用最優價格穩定吸毒者，確保他們不因為高額利潤而傷害更多人。

在這整套市場原則擴展其自身適用範圍的理論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是經濟理性人的假設。「經濟理性人」假設了人們都以自己各自的「利益」行動，而福柯敏銳地指出，這種行動主體的預設，和社會契約論中的「權利主體」，完全變成了兩種不同的東西。（241）

福柯指出，在社會契約的傳統中，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權利，形成社會/國家的方式，是人們犧牲、讓渡一部分權利出來，形成主權契約。而在市場-利益的圖景下，個人不能犧牲自己的利益，必須追求利益最大化；其次，市場（在新自由主義者口中）的最奇妙之處，便是每個人按照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去行動，自然會有看不見的一隻手負責協調，使得全體的利益也最大化，成為「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的雙贏、多贏、共贏局面。

從德國到美國，新自由主義國家的主權，在福柯眼中建基在了多贏的市競爭場烏托邦上——沒有人要犧牲，不會有犧牲，每個人獲得利益，只會有更多利益——那麼為什麼還需要主權者？儘管今天的國家仍然看似維持著社會契約主權形式，但新自由主義理論似乎已經可以排除這種主權的存在（假如今天的人已經全部變成經濟理性人的話）——但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治理又深深扎入市場化了的社會中——那問題來了，新自由主義下的民族國家主權，是否因為這樣的運轉而發生了變化？既然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社會契約主權分道揚鑣，既然社會和市場的界線，不干預政策和社會治理之間又那麼曖昧不清，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沿著福柯的思路下去，是否可以說當代包含了經濟理性人的國家主權，已經變成了某種「利益主權」？「市場-繁榮帶來現代主權」的圖景下，像極了「績效合法性」的模式，難道就沒有帶來一種截然不同的合法性嗎？

生命政治從市民社會拜物教中誕生

《生命政治的誕生》其實毋寧說是《生命政治前傳》。在這一系列《前傳》授課中，福柯討論的是，哪些東西為生命政治創造了條件。這其中，包括創造生命政治可以施加的主題（經濟理性人）與生命政治可以使用，並加強自身的治理術（社會幹預）。

分析了新自由主義歷史脈絡、經濟領域的擴張與經濟理性人的誕生之後，福柯把視角轉向了政治領域。位於這個領域核心的，是當今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者說，「公民社會」。

福柯指出，這個公民社會，最早是洛克在《政府論下卷》中提到的政治社會，然而在18世紀，它經歷了一系列變化，變成了另一種東西。

這個變化，在福柯筆下呈現為某種市場原則的入侵。福柯總結了弗格森在1783年對市民社會的論述：18世紀開始，市民社會被理解成了一種隨著人的天性而無所不在的「聯繫」，成為了一種自發的權力來源，它像是某個「江湖」，在其中人的行動是跟權力而非經濟有關的，但這些權力的運作，也符合「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的原則。於是在這裡，契約模式同樣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市場化的權力模式，市民社會成為了市場和契約政治中間的某種模糊之物。

在弗格森之類的市民社會理論家那裡，這種市民社會，以其自身人人利益最大化達致最大公共利益的預設，成為了「歷史的發動機」，得以消除社會中的各種矛盾。

那麼現代國家的治理，如何在市場和市民社會中間進行呢？

這不是福柯這節授課的要點，但福柯大略地指出，在市場-市民社會中，都滲透了基於「利益」而非契約的當代經濟理性人，經濟理性人看似極度自由，追逐最大的利益，但正因為此，其一切行為都有據可循，可以得到理性化的認識，從而成為現代講求治理效率，講求用最小干預量達到最大幹預效果的「合理性治理」的最理想對象——最自由的人，最好控制。

而新自由主義曾經以「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召喚千千萬萬的經濟理性人，但與此同時，福柯也指出，重農主義國家——及秉持「我活就要別人死」的社會達爾文式世界圖景的國家，仍然可以在內部容納一個承認經濟規律的專制主權者——他放權給自由市場（251-252）。而儘管斯密批判說，這種圖景將由於主權者不具備如此鳥瞰的能力而不可存在，但福柯也提到，新自由主義的政治，並不是一種治理術，而是多種「治理合理性」——多種治理術的「互相交錯、互相支持、互相爭論、互相鬥爭」，在其中產生了現今的政治——我們時代的主權者和君主的等價物。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經濟理性人和權利-契約主體，應該是衝突的概念，卻在當代社會中並行不悖，看似辯證的矛盾雙方，卻在這個市民社會中靜止下來，對立存在但卻不運動了，這就是我們今天觀察到的世界：契約的外殼仍然存在，但裡面生活的，都是作為「利益」主體的經濟理性人，國家的主權，其實是一種類似企業的利益計算，而非社會契約。在1979年的福柯眼中，這大概就是新自由主義理論可能帶來的最可怕結果：消失不見的國家保證了無所不在的市場，無所不在的市場帶來了無所不在的經濟理性人，無所不在的經濟理性人組成了有形無實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在形式上穩住了社會契約國家與公民權利，但又從內到外，把它實實在在地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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