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霧霾問題的三重思考
前言
本篇文章是一個層層遞進的認識過程，每一層都是基於上一層的觀點，更深刻的剖析、批判與反思，以得到更加深入的結論。這一套闡述分析的過程，就是辯證法三大規律中的「否定之否定」規律。所以要看的不僅僅是簡單的觀點，更要掌握這種分析方法。
第一重：覺醒的民意
首先必須要承認的是，現在霧霾問題受到了廣泛的關注，是進步。所有勇於發聲的人，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現在」霧霾問題「廣受關注」，是有一些問題值得討論的。因為霧霾不是這幾年就有的，華北地區廣泛的重工業建設從建國後就開始了，諸如水泥廠、焦化廠等「霧霾製造大戶」平均都要有三十年以上的歷史了。更何況之前農村燃燒秸稈問題、大規模使用燃煤問題，都比現在嚴重得多。華北地區的霧霾，至少從我小時候記事起就存在了。所以我不得不指出一個非常悲涼的事實：那就是霧霾問題之所以受到了如此廣泛的重視，是因為它飄到北京了。
剛上大學第一年寒假，學校在石家莊組織藝考我去幫忙，同行的一位老師今年第一次來河北省，她表示非常震驚說你們冬天怎麼是這個樣子的，我表示非常不解——冬天難道不就應該是這樣子的么？就這幾天的北京霧霾，同一個辦公室的同事都感覺呼吸道不適，而我一個華北平原出來的孩子依然安之若素，表示身經百戰見的多了。
記性好的朋友應該還記得，霧霾問題、PM2.5等概念為眾人所熟知，還是2012年美國大使館在自己網站上公布北京空氣狀況才引發廣泛傳播的。所以這個悲涼的事實就是：霧霾早就存在了，但是直到它飄到了北京，直到它影響了洋大人，這事才壓不住了。我國的社會分層就是這樣：一洋二趙三少民，北上港的土著四等人。作為三線省會城市的五等公民，我們的死活自然是不被人關注的，更不要提縣城、農村的「低等生物」了。然而叨擾了洋大人的美好生活，這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了。傅作義在《建國大業》里說得好：北平是大城市，要影響國際觀瞻的。再加上在北京謀生活的年輕人，很多是樂於表達自己意見的，藉助社交網路革命的東風，霧霾問題已經躋身最重要的時代性話題之一。
再多扯一句，為啥最近幾年霧霾這麼重還飄到北京了，我專門請教過一位學環境的朋友，他大概解釋了這幾點原因（轉述他的觀點，我對於這方面的知識了解很少）：1、私家車的爆炸性增長；2、全球變暖，來自西伯利亞的冷空氣減弱，冬天風小了；3、還是風的問題，記不記得曾經的華北平原一直有嚴重的沙塵暴，後來因為奧運會，北面建了大量的防風林，現在沙塵暴幾乎絕跡，但霧霾也吹不走了；4、還是最根本的原因一直沒有解決——化石能源的燃燒、污染企業的治理。
言歸正傳，從柴靜女士的《穹頂之下》開始，霧霾話題就一次又一次衝進輿論漩渦的最中央。在大多數情況下，人民往往會成為沉默的大多數，不過這一次在嚴峻的個人健康威脅下，不吝於發出自己聲音的人越來越多了，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進步。
第二重：繞不開的客觀規律
但是備受關注又如何呢，早在《穹頂之下》刷爆朋友圈的時候，我就悲觀地指出：霧霾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的聲音，確實能夠給霧霾問題帶來一個關注度，然而想要解決問題，只關注度是沒有用的。因為橫亘在我們面前的還有一座翻不過的山：客觀規律。無論是人的決策，還是一個公司、一個國家的決策，所遵循的永遠只有一條原則：收益>成本。
當時為霧霾的事情沒少跟朋友們爭論：
如果我做出一個決策，它的成本大於收益，那麼我就是一個不理性的決策人；公司這樣會破產；政府這樣會證明它是一個低效的、不合格的政府。我當然希望解決霧霾問題，天天吸毒我的內心壓力也很大，跑步都不想跑了，感覺再這樣下去焦慮症都要犯了。但是不是我想解決就能解決的，為什麼霧霾問題遲遲解決不了，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成本>收益」的問題，就是這麼簡單。
經濟學家汪丁丁教授在《長期霧霾的政治社會效應》一文中指出，北京地區的霧霾導致的經濟損失大約在每年700億元。那麼對比一下治理霧霾的成本：APEC藍、閱兵藍可以算是霧霾成功治理的典範，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在接受採訪時說：「通過那幾天的會議，可以看出，霧霾成因很簡單。就是我們的重化工業和我們的汽車發展得太快，帶來的環境問題。治理霧霾並不是沒有辦法。就是一個辦法『雙限』，第一限廠，第二限行。限廠就要把我們的工業企業調結構。如果要很快把中國的霧霾治理好的話，並不是不可以。但是付出的代價很大。據說APEC期間，我們為了治理霧霾，相關省市的損失，有的幾十億，有的上百億。反過來說，如果想付出小成本，就要有長周期。」（http://money.163.com/14/1130/10/AC9RQU D100253B0H.html）可以預估，治理霧霾大約一個月的損失，就可能同霧霾一年的損失相當，如果你是執政者，你會怎樣選擇？
在會議前和會議中（11月5日-11日），北京市以及鄰近五個省份的工廠都被勒令停工關閉，目的是令碳排放量至少減少30%，以迎接21個國家領導人的大駕光臨。根據瑞士信貸(CreditSuisse)估計，這種措施已經影響到了中國鋼產量的四分之一、水泥產量的13%、工業產出的3%，進而可能對中國11月份工業增加值增速產生0.2-0.4個百分點的拖累。這會使得總體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從9月份的8%降至7%-7.4%左右。按照一周0.3%的平均速度，一年五十二個周對於工業增長的負面影響可以達到15%，那麼根據我國工業總產值271392億元（取2014年數據），如果全年保持APEC藍的水平在工業上要犧牲大約的產值在4萬億左右。當然，這也再一次證明了洋大人是一等公民，畢竟國際觀瞻的收益才能大於工廠關停的成本。
這個世界的利益糾葛太多了，我們站在一個城市居民、一個辦公室白領的角度，肯定會對霧霾深惡痛絕，覺得它負面影響高於一切，但是這個世界畢竟不僅僅只有城市白領。如果我是一個決策者，我會想，為治理霧霾關停工廠對GDP影響有多少，會不會影響我的政績；關停工廠工人怎麼安撫，會不會去北京上訪；就算治理霧霾成為了政績考量一級標準，關停的工廠會不會偷偷復產，我手頭有多少工作人員可以去執行這個政策……
來看兩則新聞：
《外媒：中國逾6成地下水被列為不適合人類接觸》（地方消息 ·http://21CN.COM）：中國環境保護部周四稱，2014年中國近三分之二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被歸類為不適宜人體直接接觸。中國將淡水分為六個級別，去年中國環保部監測的968處地表水中，僅有3.4%達到了I類水質標準。
《山西原環保廳長劉向東被查，或涉8.5億污染源監控項目》經山西省委批准，山西省環境保護廳原黨組書記、廳長劉向東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公開資料顯示，劉向東2013年從山西省環保廳廳長任上去職後，當年7月調任山西省委巡視一組組長。耐人尋味的是，山西省紀委通報劉向東落馬消息時，僅提及其早前的環保廳主官一職。山西是能源大省，山西官場「塌方式」腐敗所涉官員多被指與能源領域有關。而環保系統扼項目上馬的「前置」關卡——環評審批，這項職能也被認為是扼其命脈。
目前，我國有230萬家污染企業，高污染企業70萬家，重度污染企業有23萬家，而全國的環保機關工作人員總計約7萬人，就算全員上陣，不休息，每人每天查兩處，也只能每個污染企業每年巡邏20天，其餘345天完全屬於無控狀態。那麼普遍花巨資建設的在線監測系統怎麼樣？2013年12月山西某地泄露200餘噸有害化學品，而之前投資上億建設的在線監測系統卻一刻不停地堅守在崗位上彙報【一切正常】的數據值，最後以環保廳長涉嫌嚴重違紀被查告一段落。資本家為牟利無視環境法律是環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政府監管不力或者說有心無力也是難辭其咎。畢竟早在幾十年前三廢（廢氣、廢水、廢渣）的處理工藝，就已經國標完備，並且明文規定作為工廠生產流程的一個必備環節了。廢棄物處置跟工業發展完全不存在矛盾和制約，相反環保工業也是現代重工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所謂一江春水，本向東流，其間或私放超排，或視而不見，亦免不了向東南西北流竄一番。
再引用一篇新聞：《石家莊工人：真怕霧霾沒把我們毒死 先把我們餓死》——來看一下我們這世界複雜的利益糾葛。
石家莊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為數眾多的水泥廠被強制關停，一度造成當地建築工地水泥短缺，水泥價格飆升。同時，帶來的失業人口也成為不穩定因素。至今，因為拆除工廠導致企業關門，仍有部分企業主通過各種途徑上訪。對石家莊拆除水泥廠的做法，有企業主表示說：「政府拆了我們的工廠，但是霧霾依然，那我們的企業豈不是白拆了？損失該由誰來承擔？」
確實，雖然水泥市場被徹底整頓，但是石家莊的霧霾還在霸佔著黑榜榜首。接下來，挨板子的輪到了石家莊葯企。
製藥業一直是石家莊的支柱產業，在全國葯企百強榜中，來自石家莊的葯企佔據5個名額。在石家莊史無前例的霧霾應對措施中，為數不少的葯企被停產整頓。
石家莊東開發區的一家知名葯企員工告訴《鳳凰周刊》，停工令開始的時候，執行力度很大，不少葯企確實停產了，但是後來有的復工或者開啟部分產能。這位受訪人士所在的葯企，減緩了生產班次，員工的績效受到影響。
「原本一個月就2000多塊錢工資，這下限產了，收入又少了。」他說，「真怕霧霾沒把我們毒死，先把我們這些底層員工餓死了。」
所以為什麼說「霧霾問題無法解決」呢，要考慮到對經濟的影響，要考慮到工廠的死活，要考慮到工人的訴求，更要考慮到政府的執行能力、執行意願，有些事情不是政府想不想做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做的問題。——它做不到，你逼它它也做不到，因為你微不足道。這就是會在相當長時間內製約我們的「客觀規律」。
治理霧霾是一個全球性的難題。牛津大學主辦的《Environmental history》上面的文章《The smoke of great cities: British and American efforts to control air pollution, 1860-1914》講紐約、倫敦、曼徹斯特等大城市的污染治理：
These anti-smoke measures went largely unenforced... Any reductions in smoke that did result from anti-smoke laws and litigation were more than offset by increases from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s and industries...（這些治理煙霧的措施大部分都沒實現……因為反煙霧法律和訴訟帶來的煙霧排放減少根本抵不過被迅速增長的人口和工業排放的增長）
第三重：與天斗，其樂無窮
再深想一層，就會更加悲觀：為什麼霧霾問題「成本>收益」，就是因為霧霾下我們付出的機會成本還不夠。如果說霧霾治理不好，老百姓們要造反，要揭竿而起上井岡山啦，你看政府是不是麻溜地關掉所有廠子、讓所有機動車限行了。這就成了一個「收益>成本」的決策。然而為什麼沒有這樣呢，因為霧霾問題還遠遠沒有到能逼人造反的地步，所以它的預期成本還是提不上來，這就是客觀規律的制約。
這裡悲觀就在於，恐怕我們真的要等到因為霧霾死一批人，還是一大批人，這個預期成本才能足夠上去，霧霾問題才真正能到非解決不可的地步。然而這一步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我在《還有多少進步，要用魏則西們的生命來換》這篇文章中寫到過，真的是要出了「死人」這樣的事情，一些我們社會存在許久的膿包、毒素才會被重視、擠出來，最悲哀的莫過於此，因為對於我們草民來說，只有這一條命最「值錢」了。
我上一步中想到了，霧霾問題涉及到諸多利益集團，所以看似是一個無法解決的死局。但是為什麼不再多想一步呢：比如說，消滅這些利益集團，讓真正的所有人的利益、讓真正的未來更大化的利益來指導我們的決策？
霧霾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工廠化石原料的燃燒，然而我國的清潔能源如風電、水電卻無法廣泛使用。繼續引用一篇新聞：
「當前很多水電央企與地方政府關係極不正常。在地方政府召集的某些會議上，很多領導幹部對水電企業工作人員態度惡劣。這跟改革開放初期水電開發環境大不一樣。」陳雲華說，「雖然水電行業有其光鮮的一面，但我們在一線工作的人，感受到的痛苦也非常深刻。」
另據介紹，很多地方特別不重視環保，也妨礙了水電發展和國家戰略實施。「目前我國環境問題嚴重，如何合理消納清潔能源顯得尤為重要，但當前水電等消納問題仍然突出。」陳雲華說，「在『十三五』電力規劃中，有一條輸電線路叫雅中直流，是四川電網第四回特高壓直流工程。去年底經過電規總院研究，落地點選擇了江西，但由於江西計劃大規模建設火電項目，所以當地政府明確向國家能源局行文，提出不願意接受四川水電。這一環境效益巨大的項目遭到拒絕，值得引起進一步思考。」
（中國水電世界第一背後危機重重 電改引企業不滿）
前幾年江西省為了地方火電廠的利益拒絕四川水電入境，現在依然鮮為人知。風電也遇到了同樣的境遇，許多地方政府拒絕接受風電，風力發出來的電併入不到電網體系中，只能白白地浪費掉。原因在於北方許多省市中，煤炭資源是經濟發展的支柱，而「煤礦-火電廠-工廠-政府」已經形成了一個穩固的利益集團，為了保證煤礦的銷路，為了工廠廉價的用電成本，為了本地的GDP和稅收，各地政府寧可拒絕清潔的風電。能源行業把這種現象叫：棄風。根據國家能源局的公開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平均棄風率達15%，某些地區某些時段甚至高達60%。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數據。更喪心病狂的是，在新疆、雲南一些地區，當地政府甚至要求清潔能源發電廠向火電廠提供補貼，更讓清潔能源舉步維艱。
我說治理霧霾是「成本>收益」，那麼這個成本是誰的成本，是大資本、地方官僚的成本，還是人民的成本？那麼這個利益是誰的利益，是不是全民的利益？一些企業為什麼不用清潔設備，因為貴啊，換一套生產線要花多少錢、用清潔能源要貴多少，這都是阻礙他們保護環境的動機2015年河北就宣布全省的鋼鐵、水泥、電力、玻璃四大行業的排放脫硫、脫硝、除塵全部達標，只不過雖然設施設備到位，為了省錢企業平時卻不開；政府為什麼消極應對環保監管，因為稅啊，搞得我任內數據不好看，萬一再弄出點失業率、群體事件更是大問題，還不如我們把眼睛蒙上，假裝一切都沒發生過。
這就是為什麼環保運動和左翼運動是不分家的，因為他們的矛頭都是指向——大資本、官僚、特殊利益集團。日本「文化大革命」退潮後，不少左翼領袖就投身環保事業，如津村喬，在山田水間繼續與張牙舞爪大資本作鬥爭。在日本幾次重金屬污染事件中，包括水俁病之後的索賠工作，都可以看到左翼團體的身影。
我們說完了階級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再來說一說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
有很多反對霧霾治理的聲音，認為減少污染就會重創經濟、製造失業？到底是什麼阻礙了治理污染？荒誕的體制問題、私有制攫取利潤的不擇手段、發展的停滯。一言以蔽之——落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治理污染的過程，就是追求更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過程。為了保住落後產能的利潤從而維護所謂短期的就業，就像為了「大清百萬漕工衣食所系」的漕運而拒絕發展效率更高的海運一樣荒誕：好像維護了工人們一時的飯碗，卻阻礙了他們擁有更好的生活和未來。
更進一步的，農村中焚燒秸稈、散煤代表的是落後的生產力水平和貧窮的生活方式，貧困問題永遠是困擾人類的一大難題。
霧霾問題確實會受制於客觀規律，但是，我們人類就是在不斷挑戰客觀規律、戰勝客觀規律的過程中發展至今的。
最後說說歷史吧，新中國成立後，進行了土地改革、農田水利建設、農村掃盲運動、消滅傳染病運動、義務教育普及，再加上鄉村教師、赤腳醫生……人類社會的文明之光才第一次照遍了中華大地最廣袤的土壤。如果真從「成本-收益」來考量，讓底層人民爛在泥里自生自滅才是「最有效率」的「理性選擇」，然而我們是人，我們是戰天鬥地煙花至今不斷向前走的人。在當時看來，無論是鄉村教師還是赤腳醫生，都是付出了巨大成本的舉措，然而它們的功效逐漸顯現就要到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之後了：一個高素質的、大量的工業人口後備軍，賦予它多麼重要的意義都不為過。改革開放經濟騰飛三大條件：人口紅利、完整的工業體系、外資支持，其中前兩個都是前三十年完成的。可以說這些看似費工費力深扎農村的種種舉措，是中華民族騰飛的根基。
霧霾問題難不難？難。不過消滅霍亂難不難？消滅小兒麻痹難不難？消滅天花難不難？消滅性病難不難？
1964年中國政府宣布「基本消滅性病」，此後十幾年中國無性病歷史。直到1977年湖南出現一例男性淋病患者，這一紀錄才宣告終結，此後性病再次在中國蔓延。性病的消滅是伴隨著挽救和改造妓女運動展開的，有資料顯示，當時國家為了給身患性病的妓女治病動用財政經費支持達一億元之巨。
1960年11月，全中國最後一例天花被消滅。1952年，衛生部發出指示要求實行全民普及種痘，經過八年的努力，曾經的烈性傳染病、無葯可治的絕症、至少造成１億人死亡、另外２億人失明或留下終生疤痕、被稱為「文明殺手」的天花病毒，在人口最多、貧窮人口最多的國家裡，銷聲匿跡。
從1955年底和1956年春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防治血吸蟲病的群眾運動，在各個疫區蓬勃開展。江西省余江縣是血吸蟲病流行區，有6000多病人，近十幾年死於血吸蟲病的就有三千多人，1956年起，余江縣，開新溝、填舊溝，開新塘、填舊塘，消滅釘螺修建新的良田。1958年6月30日，經過兩年苦戰，余江縣宣布徹底消滅血吸蟲，6000多病人也全部治癒。
1950年公共衛生局頒布《傳染病預防及處理暫行辦法》，確定了14種法定傳染病，同時將鼠疫、霍亂、天花列為3大烈性傳染病，隨即展開全民滅鼠、滅蠅運動（後發展為「除四害」）。對城市中陰溝、污水池、糞坑、糞場、垃圾堆和56000餘戶住宅，噴洒殺蟲藥劑滅蟲，在農村中開展全民打鼠運動。新中國至今未爆發大規模鼠疫、霍亂。
二十世紀初，我國居民人均期望壽命為73.0歲，與建國前的35歲相比，大幅提升一倍有餘；全國孕產婦死亡率已由建國之初的1500/10萬下降至2008年的34.2/10萬，嬰兒死亡率由建國初的200‰下降到2008年14.9‰。同時，嚴重威脅群眾健康的重大傳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全國甲、乙類法定傳染病發病率從1949年的20000/10萬下降到2008年的268.01/10萬。中國成功地消滅了天花和絲蟲病，實現了無脊髓灰質炎目標，在總體上消除碘缺乏病階段目標，有效控制了麻風病、血吸蟲病、瘧疾等曾經嚴重威脅人民群眾健康的疾病。這些數據可以讓我們驕傲的宣稱，中國雖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水平，但是醫療衛生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經到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準，在第三世界國家中一枝獨秀。
最後用兩首詩做結尾吧：
《送瘟神》毛澤東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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