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張之爭」觀後感：當林毅夫擁抱了米塞斯，一場無趣的辯論發生了
經過入世以來的十年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富貴的命卻得了富貴的病」。人力成本飆升導致供給疲軟、次貸危機導致需求不足，全社會的共識都是「made in China」這條樸素的、被世界大家庭中的後進生們玩過不知道多少遍的發展快車道終於在中國玩兒不轉了。此時，「產業升級」變成了全社會的共識：某次央視財經峰會上，當我看到柳傳志先生信誓旦旦地說聯想要搞高端水果的時候，我一口老血噴在了屏幕上。
所以，在很多人看來，這場辯論在某種程度上是能窺見自己身處的國家向何處去的一個水晶球。
另外，這場辯論雖然現在看挺稀罕的，但是這據說就是中國經濟學界九十年代的日常。那時候大家不管發表，天天就跟這兒爭這個……
真特么爽……
辯論之後，我也一直在找很多關於這場辯論的解讀，但是人就是這樣，很多時候我們並不是想看鞭辟入裡的觀點，而是想看有誰說出了自己想說的。畢竟因為每個人的知識結構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也不同，於是我想說的一直沒有被找到。
終於，在消化了幾個月之後，我還是本著 I can I up 的精神自己上了。我試圖說服你的是，僅就這場辯論本身而言，非常無趣……
表現在：
- 在這場辯論之前，一方面，中國經濟學界大都旗幟鮮明地站在了林毅夫的對立面，而社會大眾因為林教授素有「吃相難看」之名，所以也對張的觀點報以同情；另一方面，林的言論更多地是為了（向金主們）推銷自己的「新結構經濟學」，所以之前很多話的確也說得很過火。所以林在這場辯論中，為了挽救自己的公信力，處處以一種可憐、無辜、被誤解的形象出現，尤其是在自己「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政策主張當中，他一直著力強調前者，也一直避重就輕地咬住他人對自己的誤解不放。這使這場辯論難以形成針尖對麥芒的爭論。
- 其實雙方都無力拿出足夠的數據和事實來說服對方，偶爾引用幾個事實，還都是極其含糊的案例。雖然我自己不是做產業政策有效性這方面研究的，但是，我認為能夠說服我的是「XXX在19XX年用XXX數據和XXX方法發現產業政策對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沒）有顯著作用」，但兩人整場辯論中都絲毫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你能聽到的是「沒有任何國家的產業政策是成功的」和「沒有任何國家成功的產業升級是沒有政府實施的產業政策行為的」，這不是經濟學家之間應有的辯論，這是北方農村基督徒和朋友圈佛教徒之間的辯論。
事實上，我不認為把任何學術爭論變成大學辯論賽能討論出任何真知灼見，一場學術辯論最好的陣地依然是期刊。
但沒辦法，大眾喜歡這種形式，所以資本也喜歡這種形式。
一、關於產業政策升級的「林氏藥方」
這篇文章並無意要擺出關於「產業政策到底有沒有用」的事實，他們倆孰是孰非也不是我所關注的東西。這篇文章關心的重點是兩個人在各自運用的理論中有哪些本來值得好好聊聊的點沒有被顧及到，比如林的理論中就有幾處明顯邏輯不自洽的地方。此處，張在自己的論點中非常明確地表露了出來：
- 政府沒有足夠的知識來指導市場怎麼發展、發展什麼（這是張皈依奧地利學派之後的老生常談）；
- 政府沒有激勵去讓市場有效率（這是張早期研究激勵理論時的老生常談）。
這兩個觀點都沒有什麼新奇的，但是即使我們從這兩個攻擊中往後退一步，林先生的理論依然有其不自洽之處。比如，當《新結構經濟學》一書出版時，林先生曾邀請四位國內的經濟學家寫書評，我導師的那篇中就指出了：林所描述的「政府」，有著太多不同的角色了，在林講的故事裡面，當他需要政府是什麼樣子的，政府就是什麼樣子的：當需要政府是「小政府」或者「守夜人」，政府就是小政府，當需要政府是一呼百應無所不能的大政府的時候，政府就是大政府。就像孫悟空的如意金箍棒一樣：
「大些——大些——再大些——」
我要~這鐵棒有何用……
其他的槽點也很多呀……比如，很多經濟學家篤信市場經濟的原因是中國人脫貧、致富，到現在變成了「中高收入國家」，就是因為市場化，即所謂「改革開放」：一方面內部市場化，改革了配給制，擺脫了短缺經濟學的魔咒，另一方面對外市場化，加入了世界分工體系。但是林指出，市場化充其量算是發展的「必要條件」，絕不是充分條件，比如拉美，比如東歐，都不能算成功，而東亞各國搞大政府，基本上都成功了。
所以，照搬「西方那一套」也不是完全有用的嘛。
然而，這些不成功也不能就歸咎為「小政府」。事實上，拉美國家的天主教傳統v.s.盎克魯-撒克遜的新教傳統和東亞儒家文化傳統，也可能是解釋拉美為什麼沒發展好的原因。而實證證據表明，東歐的斯拉夫人是全世界最短視、自控力最差的一群人，因此縱慾傳統v.s.禁慾傳統可能是解釋東歐為什麼沒發展好的原因。
我這麼說，並不是說我的說法一定是對的，但是這麼舉例子就說明「大政府」是必須的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這屬於「遺漏變數」。
不過就像之前提到的，林毅夫的「辯白」（姑且用這樣一個略帶語言色彩的詞語）可以被歸結為「有為政府的前提是有效市場」。在這裡，林與計劃經濟的極左思潮堅定地劃清了界限，反覆重申自己的政策主張中給市場經濟留出了空間。
所以，看看林毅夫版本的「有效市場」究竟是什麼還是大有助益的。
林的理論大概的意思是，一個國家的產業升級能否成功，必須依照「比較優勢」這一客觀規律，即找到自己在國際分工體系當中最合適的位置。但僅有比較優勢還不夠，實現目標的更核心的要素是，政府能不能給新興的、符合比較優勢規律的產業配套以足量、足質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正所謂「要致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種樹」。不過，林在這一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籃子裡面究竟有什麼這個問題上莫衷一是、語焉不詳，比如是不是有對某個產業進行定向補貼這一點。
這就需要政府「有為」，需要稅收和財政支出，因此政府就應該「大些，再大些」。
但是這裡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偏題聊一下——從經濟學理論上說，比較優勢理論從來就不是什麼顛撲不破的真理。簡單的比較優勢模型僅在當假設「兩個國家、兩種商品、一種生產要素」成立時成立。當這個假設不成立的時候，會出現反例 （參見：Dixit & Norman, 1980, pp. 95-96）。而複雜的比較優勢理論，即所謂的「Hecksche-Ohlin」模型，難以將特殊化的生產函數得出的結論推廣到一般情況，這是由瓦爾拉斯均衡理論中的「Debreu-Mantel-Sonnenschein定理」，即「萬物皆可能定理」決定的。
即使我們不糾結於一般均衡理論複雜的數學推導，我們還是要問這樣一個林毅夫自己也意識到的問題：政府（以及市場）憑什麼判斷什麼是自己的比較優勢呢？比如時下的中國，如果有人問你，中國現在的比較優勢是什麼，你說你知道嗎？不止你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們的政府不知道，我們的經濟學家不知道，我們的企業家也不知道，以至於讓我不得不懷疑比較優勢這個東西只能是一個hindsight。就這麼一個誰都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你假設大家都已經知道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為了挽救這一點，林毅夫先生，一個一直以來被冠以大政府鼓吹者之名的「紅頂經濟學家」，居然用了經濟學中的「極右派」、鉛筆社國產奧地利學派的精神支柱——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經濟學理論來彌補這個漏洞。
當然，這也是一位學者應有的理性和客觀。
二、米塞斯的「有效市場」
我覺得這裡有必要補救一下（如果不算太晚的話），這裡提到的「有效市場」，與金融經濟學和尤金·法瑪沒有關係。
如果你對「國奧」和「鉛筆社」這個群體有了解，你會知道，這些旗幟鮮明的中華田園古典自由主義者兼無政府主義「巴金」們的「信仰」，源於米塞斯和他的另一個學生羅斯巴德。二十世紀初，全世界湧起「未來必是赤旗的世界」的思潮，而在這個過程中，米塞斯和他的弟子哈耶克挽狂瀾於既倒，獨自擎起市場經濟萬歲的大旗，舌戰了諸多計算機社會主義者。而這一切恰恰就是從「知識」這個時至今日主流經濟學都不太敢碰的概念上展開的（把「知識」數學模型化是非常困難的）。而「林氏藥方」，正如我們之前所分析的那樣，欠缺的恰恰就是一個關於知識的理論。從這個角度看，林毅夫找答案的方向非常犀利。
為了講清楚這個理論，我將不得不再次從現代經濟學的基石——一般均衡理論說起。根據一般均衡理論，在一組足夠理想的完全競爭市場中，一個價格（向量）能夠使市場的供需平衡當且僅當（不妨參見我之前的回答：交換的契約曲線上每一點的邊際替代率是否相等？ - 陳茁的回答 - 知乎）：
價格=每個消費者的邊際效用=每個廠商的邊際成本。
而1. 每個消費者的效用函數、2. 廠商的生產函數、3. 經濟的初始資源稟賦一起，決定了每個市場中交易的資源（商品或服務）的「相對稀缺性」，一種資源的存量越少、生產成本越高、對效用的提升能力越明顯，這種資源就越稀缺。而上面給出的那個式子表明，當市場供需相等時，資源的價格就反映出了這種商品有多麼稀缺。
按照斯密的《國富論》舉個例子：如果一頭鹿的價格是0.000001隻海狸，那麼如果這個價格能夠使供需相等，那麼這表明鹿是一種不怎麼稀缺的資源，而海狸非常稀缺。假如有一天：
- 一頭鹿的價格變成了100,000,000隻海狸，如果市場還能供需平衡，那麼我們知道鹿非常稀缺；
- 一頭鹿的價格變成了100,000,000隻海狸，但鹿賣不出去，市場不能供需平衡，那麼100,000,000這個數字並不能說明鹿是不是稀缺。
換言之，價格本身能夠反映出商品相對稀缺性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這個價格像槓桿一樣，恰恰能使供求平衡。
這就好比我們小時候上課無聊去找一支筆的重心一樣。
根據這個思路，米塞斯批判計劃經濟的思路是這樣的：一個「計劃」，比如每個人這個月吃多少糧食、喝多少水、用多少燈油，必須以一定的知識作為基礎。這個經濟的計劃者，即使它真的是宏觀經濟學模型中假設的那個充滿父愛的經濟獨裁者，也必須知道自己有什麼家底，知道自己有多少糧食、有多少水、有多少燈油。否則，啊啊啊~即使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也變不成美好的春天。
那麼，經濟計劃者到底要怎麼知道自己的家底呢？
朋友們，你們知道你自己家裡到底都有些什麼東西嗎？或者問個更簡單的問題，你知道自己有多少存款嗎？
儒家學說講修齊治平，齊家尚且如此難，何況治國、和平和圓圓乎？
米塞斯認為，人類經濟的自髮狀態之所以總是以「市場」這種形式存在的，是因為市場經濟提供了關於資源相對稀缺性的知識。一個自發的市場，只要達到供需平衡，我們就能夠知道什麼資源更稀缺，什麼資源不稀缺。比如，當我們換外匯，我們要看官方的比價是不是「正確定價」的時候，我們一般要看「黑市價」，因為黑市價表示了外匯真實的相對稀缺性，而官方價因為匯率管制則未必。有了黑市價作參考，我們就可以去套利，這就是對於均衡價格這種知識的運用。
好了，我們回到林毅夫的「有效市場」。林毅夫說，我們要知道自己在哪方面有比較優勢，那麼就是要搞清楚我們什麼東西多，別人什麼東西多嘛。那麼，當你看到煤在山西買的價格很低、在東北賣的價格很高，你可以很容易地知道山西在產煤方面有比較優勢，這裡面的道理非常簡單。當然，要判斷山西在產煤方面有沒有比較優勢對我們來說已經不用看價格了，但是，「治大國如烹小鮮」（當然我並不知道這裡為什麼引用這句話），一個國家相對於世界各國的而言比較優勢在哪裡，並不總是這樣簡單的常識。
因此，有效市場，實際上是有效的「要素市場」，這個要素市場能夠反映出資源的稀缺性，也就能夠讓政府（和市場）判斷出哪裡是自己的藍海，哪裡是自己可以調整自己產業結構的方向。政府就此和市場無間地配合，通過必要的「產業政策」來實現國家的大發展。
當然，這個理論不僅僅要求本國的要素市場是有效的，還需要世界各國的要素市場都是有效的。
但考慮到我國屬於全世界各國中市場最不有效的國家之一……
三、張維迎錯在哪？——什麼是「企業家」
對比我們之前列出的張維迎的兩個批判點和林毅夫「有效市場」的含義，我們會發現，這場辯論中雙方的論點變成了：
張：政府不能了解自己的比較優勢在哪裡！
林：政府可以通過市場了解自己的比較優勢在哪裡呀~
這時候，張陷入了一個非常恐怖的陷阱當中了：你要麼承認市場是無效的，要麼就得認可我的觀點。
而此後，張的反駁如同隔靴搔癢一般，一直沒有摸到理論的G點，讓屏幕另一端坐在山東大學興隆山校區圖書館106室深情注視著對面以研究研讀《電工學》為名玩手機的小男生的我異常鬱悶……
但是偉大的張維迎教授還是按照一個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固定套路，搬出了「企業家」這三個字。從那開始，他每一句話後面接哪句話幾乎都在我意料之中了：企業家才是對於市場的未來變化感覺最敏銳的人，政府不是，企業家才是對自己判斷負責的人，政府不是，企業家才是最可愛的人，政府不是。
云云。
但是，他始終沒有說清楚，自己的這一大套東西，究竟和林毅夫的有效市場究竟不兼容在哪裡？如果沒有差別，那你還反對什麼？
在我看來，反駁林毅夫的正確姿勢必須兼顧以下兩條邏輯：
- 為什麼「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不能兼容？
- 「有效市場」真的有效嗎？如果無效，為什麼我們更需要市場？
關於第一條，我覺得是非常容易組織論辭的，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證上的，這一點張維迎自己已經說得非常透徹了。而第二條，則更有挑戰性一點，如果「有效市場」很難有效，那麼為什麼我們要堅持一個無效的東西，則幾乎是一個不可完成的任務。
但也正是在這條思路當中，「企業家」這個概念才能夠以正確的方式被打開。
可惜，張維迎的辯論中，對於「企業家」這三個字的理解非常的混亂，比如：
- 他沒有區分「有企業家身份的人」（比如咱馬雲爸爸）和「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林毅夫在辯論中就很犀利地指出，我從金門游泳回來辦了CCER，我是沒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嗎？（轉述有私貨~）
- 他沒有指出在「企業家精神」或者「企業家能力」這個籃子里，究竟都有些精神或者能力呢？在張的言論中，企業家精神一會兒是「警覺性」，一會兒是「創新」（而且他自己好像也沒說明白什麼是「創新」，到底是科技發明的創新還是商業模式的創新），一會兒又變成了「冒險精神」。
這其中，第二條更關鍵：相比於林毅夫認為政府是如意金箍棒，張維迎認為企業家是如意金箍棒。
「大些——大些——再大些——」
我要~這鐵棒有何用……
那麼，究竟什麼是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呢？
據《柯林斯英漢雙解大詞典》，An entrepreneur is a person who sets up businesses and business deals，似乎譯為「創業人」更符合這個詞語的本意。但是，在經濟學看來，企業家絕不是「自我僱傭的勞動者」那麼簡單。列一組關於在市場化相對徹底、市場條件相對優越的美國創業人過著一種怎樣的生活的數據：
1. 一本出版於2009年的以《美國天使投資的真相》為題的著作考察了美國創立於1996年的510654家企業在六年之後的境遇。作者發現，有超過50%的創業者已經不能在2002年被觀察到了，銷售額能達到十萬美元的新企業一共不到40%，而銷售額能夠達到一億美元的公司有175家，佔總數的0.03%。
2. 一篇發表於2010年的論文告訴我們，所有文章所用數據能夠調查得到的創立於1976到2001年的美國企業，只有約一半能存活超過四年，只有約30%能夠存活超過十年。而在那些活下來的企業中，大多數在自己的第一年就達到了自己公司有史以來的最大規模，這說明它們雖然沒有破產，但是一直在衰退。籃球迷們知道這樣一句話，叫做「新秀即巔峰」。
3. 另一篇發表於2010年的論文研究了美國1987年到2008年間22000個受過風投資助的新企業的創始人脫手公司時自己的凈資產，此時凈資產為0的創始人佔全部人數的約75%，加上受風投資助的創始人的工資低於其他創始人，這證明做一個公司並在合適時間（比如納茲達克上市）脫手套現根本就是一個幻想。
4. 一篇發表於2000年的文章利用1984開始的SIPP數據發現，對比那些超過經營超過十年的企業創始人和那些這十年中給別人打工的打工仔，中位數創業人無論在初始工資還是工資增長方面都被中位數打工仔「完爆」，這個差異達到了中位數創業人收入的35%。這說明這些創業人雖然還在堅持，但只是打腫臉充胖子罷了。
忍不住想at你乎周源老闆一下……
《淮北子·胡扯訓》有詩讚曰：
張村有個張千萬，隔壁九個窮光蛋。
平均起來數一數，個個都是張百萬。
但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合法的富一代幾乎都是企業家，在2015年的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世界前二十位的富豪中有十五人是某個蜚聲海內外的大企業的創始人，它們曾經都像我們一樣是一棵棵「無人知道的小草」，但現在，他們總能把自己同豪華遊艇和勵志講座聯繫起來，被大多數人仰望、關注、膜拜和唾罵。因此，創業者是一個成材率相當低、淘汰率相當高的職業。那些真的能夠爬到財富巔峰的企業家，刨除運氣因素，必然是有某種特殊能力的人，即所謂的「企業家能力」。而敢於冒著這麼大的風險和「天下之大不韙」去創業的人，必然有某種「精神」，即所謂的「企業家精神」。所以，一籃子精神和能力被統合到了「Entrepreneurship」這個詞中，難怪張維迎的使用會這麼亂了。
但是，作為理論，一個概念不應該這麼含糊不清、無所不包，不應該是一個如意金箍棒。反而，它應該有明確的定義，這個明確的定義必須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假設，因此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失真」——一個理論的本質就是一組假設。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提取出「企業家」最本質的一面進行研究，否則我們就不得不把自己局限在這樣的討論當中：
A：具有冒險精神但是無意於任何創新活動的人算是企業家嗎？
B：不算，算是「賭徒」。A：那致力於創新活動但是不具備警覺性的人算是企業家嗎？B：你無聊不無聊……
換言之，一個關於「企業家」的有意義的定義，必須依賴於一個關於企業家的理論而存在，因為理論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企業家籃子中的不同的特質會被提取出來。
這個問題不解決，你們又拿不出經驗證據來說明誰對，那麼，老二位，你們還有什麼可掙的？
題圖來自：智庫眼中的林毅夫張維迎之爭：産業政策什麼時候用才是真問題-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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