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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就醫另一面:為何境外醫院在中國「水土不服」?

美國的休斯敦和波士頓,成為中國人最新的聚集地,他們從大洋彼岸長途飛行而來,只為尋求更好的治療方案。

美國得克薩斯州第一大城市休斯敦的安德森癌症中心(The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被喻為全球癌症治療的「最高法庭」,數百位中國患者將這裡視為最後的希望。

36歲的乳腺癌患者方若,兩個月前在國內確診為乳腺癌,多家北京三甲醫院告訴她「必須切乳」。方若在確診後的第五天直奔休斯頓,當安德森中心給出「不但保乳,而且為避免化療對生育系統的損害,可以先取卵冷凍再化療,恢復期後通過試管受孕」的治療方案時,喜出望外的方若失聲痛哭。

馬薩諸塞州首府波士頓則擁有多家哈佛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受益於其頂級科研能力和臨床試驗資源,美國半數以上的新葯在此誕生。

大量中國患者為葯而來。一位在中國已被判處「死刑」的肺癌晚期患者在此已經「多活」了兩年,他正在積極爭取「入組」——進入尚未上市的新葯臨床試驗環節,「再堅持兩年,我相信癌症可以被攻克」。

中國患者大量出現在全球頂級醫院,背後是中國與發達國家在診斷、治療、藥品之間的差距,以及中國富裕階層的崛起。僅以乳腺癌為例,歐美國家的保乳率在40%以上,而中國的平均保乳率為5%-10%。在癌症領域,中國患者五年生存率為30.9%,美國的這一數字為66%。中國境外醫療患者群體規模尚無權威統計,但業內普遍認為,中國境外醫療規模已達千億美元級別。

中國患者「自帶現金流」,被境外醫院視為國際業務開拓的「優先市場」。去美國治療癌症、去日本精密體檢、去英國心臟手術、去韓國美容整形、去泰國做試管嬰兒、去瑞士注射羊胎素??遍布全球的醫療網,正在以中國為起點,被快速打通。

「自帶現金流」患者

與國內不足20萬元的治療費用相比,方若在美國花了近百萬元的高昂成本。雖然美國的平均治療費用高出中國4倍以上, 同樣的抗癌藥價格比中國貴了6倍,但梅奧診所國際轉診主任MelissaGoodwin對財新記者表示,中國患者數量呈幾何增長態勢,已是僅次於中東的第二大國際患者群體。

美國私立醫院針對本國患者的治療受定價體系和保險公司的雙重製約,而國際患者定價更為自由,且全部收益歸醫院所有。中國患者的群體畫像是——多為重症患者,治療費用高昂,普遍沒有商業保險,現金支付為主,注重醫療質量和服務品質,具有極高的忠誠度和開發潛力,被視為最佳「現金流患者」

與國內標準化的治療方案相比,美國腫瘤治療已進入個性化治療的「精準時代」,通過基因檢測確定靶向葯是癌症治療的必備程序;而在中國,基因檢測尚未普及,靶向葯挨個試錯看療效是普遍做法。

以重症醫療為主的境外醫療服務公司盛諾一家CEO蔡強對財新記者表示,在其服務的千餘名中國患者中,70%在美國治療時更改了方案,其中包括大量的病理診斷錯誤。

另外,美國醫院實行「病人中心制」,即圍繞病人組建專家團隊,例如,肺癌患者的專家團隊成員包括內科醫生、肺病醫生、腫瘤醫生、放化療醫生、康復醫生、營養師和社工等,診療方案力求符合患者全流程需求。

一位唾液腺癌患者對財新記者表示,在過去一年,他被三家國內醫院診斷為甲狀腺癌,接受了半年治療並切除了甲狀腺。但術後病情仍在惡化,他最終在安德森癌症中心被確診為唾液腺癌,通過基因檢測找到了靶向葯,病情得到控制。

更多的患者是為了新葯出境。受制於中國新葯審批滯後,中國癌症靶向葯比歐美國家落後了五到八年。截至2016年6月,美國食葯總局共批准了72個抗腫瘤靶向葯,其中只有不到30%在中國上市。為獲得新葯,大量患者不惜違法「代購入境」,或常駐美國等待新葯機會。「很多患者直接問我們,『我需要PD-1(抗腫瘤用藥),美國哪個醫院有我就去哪兒』。」蔡強說。

也有人是為了質子和重離子治療、達芬奇機器人、可降解血管支架而出境治療。在美國,被稱為「殺癌利器」可直達腫瘤病灶的質子和重離子治療系統在過去二三十年被熟練使用,可用微創方法實施複雜外科手術的達芬奇機器人也在大醫院普及,可降解的血管支架在逐漸代替金屬支架。而在中國,第一個質子重離子中心於2015年落地上海,達芬奇機器人最近兩年才被大量引進,可降解血管支架尚無上市案例。

日本是中國患者的第二大目的地。日本的醫療費用在發達國家中處於低位,平均費用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部分醫療項目甚至比中國更低。「在日本,質子重離子項目一個療程15萬元人民幣,上海質子中心的價格是27.6萬元。白血病用藥格列衛,日本售價1萬多元人民幣一盒,中國為2.6萬元一盒。」

主要面向日本市場的醫療服務機構厚朴方舟將用戶群體拉低到中產階級,創始人兼CEO王剛對財新記者表示,前往日本的中國患者的病種更加多樣化和普遍化,雖然癌症仍占第一位,但佔比不超過50%,心臟病、丙肝、腦神經外科患者在快速上升,艾滋病、癲癇、疑難病症患者也在增多。

東京的癌研有明醫院是日本排名第一的癌症治療中心,「我們是公立醫院,國際患者價格僅比本國患者貴不到2倍。」癌研有明醫院國際部經理張薇對財新記者表示,中國患者已逐步超過歐美患者和東南亞患者,占該醫院國際部患者的半數席位。

同樣做心臟、神經等「嚴肅醫療」項目的英國、德國,正逐漸被中國患者所接納;瑞士因羊胎素等醫美項目成為中國貴婦的最愛;韓國、泰國、新加坡、印度等國家和地區提供了整容整形、疫苗基因、試管嬰兒、體檢療養等「輕醫療」項目。「說走就走的醫療旅行」已漸成潮流。

境外醫院「水土不服」

擁有龐大人口基數的中國,無疑是境外醫院的掘金目的地,但受制於政策管制,進入中國並非易事。

最先進入中國大陸的是台灣醫院。2005年,台灣最大的連鎖醫院長庚醫院通過與廈門市海滄區政府合作,獲准在廈門建立第一座分院。同步合資建院的還有長沙的旺旺醫院、崑山的宗仁卿醫院和南京的明基醫院等。但十餘年來,這些台資醫院都無法複製在台灣的傳奇效應。

直到2014年7月,中國才對外資獨資辦醫敞開大門,試點局限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七地,審批權下放到省級,但在醫療設備購置審批、醫保對接和醫生執業資格等配套政策方面一直未有明確的落地細則,使外資醫院進入中國仍有諸多「玻璃門」。

美國頂級醫院也嘗試進入中國,但進展緩慢。2015年1月,梅奧診所與高瓴資本聯合成立轉診辦公室惠每醫療,欲將梅奧診所的知識和管理體系引入中國,並作為商業項目出售給民營醫院,同時為中國患者提供轉診、遠程會診等服務。

目前,惠每醫療與和睦家、美中宜和等民營醫院已達成培訓管理等項目合作,但轉診方面的進展低於預期。據知情人士透露,轉診的障礙在於沒有內地醫院願意主動將自己的病患導出,且惠每醫療在境外只對接梅奧診所,這與普遍合作幾十家國外頂級醫院的中介公司相比,缺乏競爭力。

美國醫療聯盟體系則與上海投資規模最大的中外合資醫院嘉會國際醫院,在腫瘤中心和輔助生殖中心項目上達成深度合作。嘉會國際醫院歷經獨資、合資、業務方向等方案調整,計劃於2017年正式開業,欲打通聯盟旗下「哈佛系」醫院的遠程醫療和轉診服務。

美國醫療聯盟在北京通州、深圳、烏魯木齊等地都有合作試點,但通州項目持續十年都未拿到審批。直到2016年5月,房地產公司泰禾集團大股東泰禾投資宣布與美國醫療聯盟體系國際部合作建設國際綜合性醫院,但對醫院的投資、規模和定位至今未披露進一步信息。

在中國尋求合適的合作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位美國頂級醫院國際部負責人對財新記者表示,他曾與中國多家商業機構接觸,探討合作辦醫的可能性,但尚無敲定的案例。他認為,美國頂級醫院都非常珍惜百年積累下的品牌,對品牌使用和醫院理念都有嚴格要求,「但中國商家總想濫用我們的品牌,想儘快賺錢,這不是我們的價值觀」。

2013年,恆大集團曾宣布投資百億元在廣東廣州或深圳建設國際醫院,具體合作方為哈佛醫學院附屬醫院布萊根和婦女醫院;同時釋放恆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訪問哈佛大學,布萊根和婦女醫院負責人來華選址等消息,轟動業界。據上述境外醫院國際部負責人透露,恆大在概念階段的高調宣傳引起了布萊根和婦女醫院的不滿,一度拒絕合作。直到2016年12月15日,恆大健康發布公告稱,雙方簽訂授權合約書,位於海南的博鰲恆大國際醫院將成為哈佛布萊根醫院在海外建立的首家附屬醫院。

中介機構野蠻生長

致力於把患者 「送出去」的中介公司也在迅猛發展。實際上,絕大多數境外醫院都接受個人預約,但重病患者通常需要大量的病例翻譯上傳工作,即便是慢病和「輕醫療」需求者,也會擔心在異國他鄉的食宿生活和醫院對接問題,中介公司抓住了這部分市場需求。

盛諾一家是其中典型的「會所式」中介醫療機構,主營美國重病醫療。盛諾一家CEO蔡強表示,其服務核心是專業匹配患者和醫院,為患者提供包括翻譯病例、篩選醫院和醫生、跟進醫療全流程服務。其服務費定價高昂,基礎價格多在10萬元以上,VIP服務定價在百萬元級別。「高凈值用戶要的是完美服務,而不是高性價比。」蔡強說。

在美國和日本的頂級醫院,中介機構的服務都在醫療流程之外,醫院的合作選擇也是開放的,一般不會和中介簽署任何排他性合作協議。所以對於不同中介輸送的患者,也不會有「加快流程」等特殊關照,中介機構實際處於「弱勢」地位。

中介機構在商業性醫療機構中會有較大的議價權,如美國試管嬰兒連鎖診所USIVF | HRC fertility (HRC),中介公司可以通過診所「返點」獲利。在洛杉磯,各類試管嬰兒診所就有幾十家,中國中介公司多達數百家。尤其在中國「二胎」政策開閘之後,大量中國患者湧向洛杉磯的試管嬰兒診所。業內普遍認為,境外醫療服務的利潤率在30%以上。

在泰國、韓國、新加坡、印度等地,中國中介機構不僅具有議價能力,甚至介入醫療流程,要求醫院提供「綠色通道」「VIP專區」等服務。一位在泰國做試管嬰兒的患者向財新記者介紹,她所在的曼谷ALL生殖中心,中介公司服務人員被奉為座上賓,「我們可以隨意挑選醫生,隨時見醫生,比當地人還方便。」

盛諾一家和厚朴方舟都對財新記者表示,公司在2016年基本能夠盈虧平衡,而在兩三年前,每年患者數量僅為幾十人時,公司均處於燒錢狀態。

經歷三五年的積累,境外醫療服務機構開始出現模式分化。 專註癌症重病的盛諾一家準備向「輕醫療」轉型,把眼光從美國一地,轉向英國和德國。蔡強介紹,「英國醫院費用是美國的一半,病種擴大到神經系統疾病、免疫系統疾病、糖尿病和高血壓管理等。」

盛諾一家董事陸勤超認為,可以打破高定價的束縛,增加不同價格的服務梯次,如遠程醫療、DIY部分醫療服務等,以降低門檻。

比如春雨國際,既通過PC和移動端產品做「一級批發商」,吸引境外醫療機構入駐,也提供一站式定製服務。微醫集團、好大夫在線、就醫160等移動醫療機構,幾乎都採取了同類戰略,紛紛搶佔境外醫療的入口。

2016年9月,美家海外醫療被新里程醫院收購合併為「新里程美家」。為迅速開拓市場,CEO郭亮對財新記者表示,遠程醫療的市場價格多為3萬元以上,他們將積極推動國際會診費用降到1萬到2萬元。

遠程醫療實際是尋求第二診療意見,但按照中國政府規定,遠程醫療只能存在於醫院之間,中介機構所主導的遠程醫療由於無法提供足夠多的檢查資料而只能作為「諮詢意見」,並不能作為處方和診療方案。患者也很難找到願意按照境外專家諮詢方案來實施治療的國內醫院。

蔡強坦承,盛諾一家推出的遠程醫療服務雖然定價低廉,但好評度並不高,「幾乎是紙上談兵的廢紙一張」。

新里程美家則與眾安保險合作推出遠程視頻會診產品,健康人群每年花費不到100元購買眾安保險,即可接受一次國外專家遠程視頻會診服務。郭亮表示,接下來還會與保險公司合作設計出國看病的保險產品,「用保險的方式培養消費者使用海外醫療的習慣。」

另一個新興「輕醫療」是體檢,比如日本推出的早癌篩查項目。據厚朴方舟CEO王剛介紹,體檢產品在其銷售份額中佔25%左右,主要向B端(企業)售賣。

多家境外醫療服務機構對財新記者表示,體檢產品總價低,是不賺錢的買賣,但通過體檢項目可以拓展客戶規模,從中獲取「回頭客」。

不過,盛諾一家和厚朴方舟這類提供全程一站式服務的機構,則開始走向「重資產」道路。這包括在國內各城市建辦事處,在國外各地建服務點,高比例配備全職員工,置辦辦公、車輛等固定資產。在王剛看來,這種「固定成本高、變動成本低」的模式,不僅可以提高服務標準,還可以降低報價。厚朴方舟則致力於提高與日本醫院的深度合作能力,每個月都要為醫生髮放金額不菲的工資。「開銷龐大,按照級別劃分付費,有具體事務性合作再付費。」王剛說。

醫療金礦

境外醫療最大的「金礦」在於醫療本身,而非外圍服務。

2016年3月,中信產業基金宣布控股新里程醫院集團。這是首家全面對接境外醫療服務的中國內地醫院集團,此前曾有多家醫院嘗試與境外醫院做技術和患者對接,都局限於個別科室和項目。與中介相比,醫院首先在獲客上具備先天優勢。新里程醫院集團以腫瘤學科為主要診療方向,在全國各地撒開網路,旗下包括洛陽東方醫院、中信中心醫院等地方醫院布局。

新里程醫院集團CEO林楊林稱,「依託實體醫院獲取海外就診的患者是可預期的。假設醫院有床位1萬張,全年診量2000萬人次,按照1%轉化率計算,就可以開發上萬人做境外醫療服務,但目前國內跨境醫療機構每年輸送患者的數量還停留在百位數級別。」

新里程與美家合併後加快了國際醫療部的布局,到2017年,計劃完成搭建十家國內醫院的國際醫療部。按照林楊林的設計,新里程美家真正想做的是「全生命周期服務」,患者先在其下屬的國內醫院做檢查和治療,同時基於遠程醫療做境外第二診斷意見。如患者有出境需求,新里程提供所有境外對接和食宿服務,在境外治療之後,患者還可以回國後續治療,或將境外治療方案帶回國實施。

盛諾一家也曾考慮在國內建立國際醫學診斷中心,真正介入醫療流程。但蔡強認為,打通境內外醫療有一個難以理清的矛盾——你到底想讓更多患者來,還是想讓更多患者走?「如果從利益角度考慮,肯定是患者在我的醫院做全部治療收益更多,誰還願意把患者轉出去,賺那點服務費呢?」

林楊林認為,不能簡單鼓勵醫生轉出病人,而要鼓勵醫生與海外專家聯合會診,通過技術交流受益,與境外醫療對接,做大醫療產業鏈,輸送培養醫院人才,提高自身技術和管理水平才是真正目的。

作者:財新記者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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