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優秀筆記_唐安安_《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前幾日讀完錢穆先生的《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只能說讀懂了一小部分。一是因為我吸收總結的能力弱，二是因為缺少相關背景知識，所以很多問題沒法深入思考。但正因如此，讀這本書對於搭建知識架構幫助尤大。而且每次讀前人的著作，都深懷感激之情。如果沒有他們的整理總結，就不會有如此多唾手可得的書可以讓我們直接了解過去到底是怎樣的了。

本書包括四篇文章：《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博士家法考》，《孔子與春秋》，《周官著作時代考》，最後一篇我只是翻過，沒有細讀。下面寫的一些收穫不是按文章順序寫的，而是按照綜合的吸收，寫我感興趣的點。

1學術與政治關係密切

學問不僅是學問。從秦開始，如果學者能夠被立為博士，就有著「承問對」的地位，會關係到政治。特別是漢朝，可能一派學問上台，這一批的人都能參與政治，而不受重視的學問派別，可能連博士都立不了，連「在野」都不如了，無人問津。所以齊學、今古文之爭會尤為重要。

文化思想在任何時候都是君主所必須重視的，不然很容易亂人心。書中說昭帝元鳳年間，學者敢於依古以違時政，深信陰陽之運、五德轉移，本不抱後世帝王萬事一姓之見。看來王莽篡位也利用了這種學術風氣，利用漢運中衰之說。所以不能說學者有歌功頌德的行為就一定是獻媚，也可能是當時的學風趨向如此。

還有利用學問達成政治目的的。比如說成帝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劉向領校五經祕書。這個祕書包括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最後整理出十一篇，號為《洪範五行傳》。其實是劉向利用災異之說，為了幫助成帝對抗外戚王氏，但終不奪王氏權。

當然，以上這些例子細究的話都有很多內容可以發掘。因為現在讀書少，所以就不展開說，等以後相關信息補充更多，再自己作一些總結。

2齊學

漢代盛行齊學，除了魯詩、穀梁春秋、高堂生傳禮、費氏易等，各家博士例如齊詩、施孟梁丘易等要麼是齊地之人，要麼師承齊地的文化。這可能跟過去的稷下學宮有關？稷下學宮興盛，培養了許多人，這些人再收徒講學，整個齊學就開枝散葉了。魯學重訓故（這個訓故不知道跟清朝的訓詁在內容上有何區別？得要比較文本才行，不然同樣的名詞下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內涵），治學者嚴謹保守，不是很受統治者喜愛；齊學言陰陽災異，作傳，風格詼奇駁雜，能趨時求合。不過陰陽災異如果結論不準，或者忤逆帝王之意，會有下獄乃至喪命的風險。

漢武帝用董仲舒「天人感應」之說是利用齊學鞏固皇權的例子嗎？我不明白言陰陽災異的人是真的相信這套學問，還是只當做謀取利祿之手段？或者因為學風如此，同僚如此，陰陽災異如普世價值一樣深入人心？對這套學問的背景需求是什麼？

3漢代的學術變化

漢初用黃老之術、申韓刑名治國，產生文景之治的積累。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說經成為利祿之途，於是說者日眾，經說益詳密。而經之異說亦益岐，於是宣帝有石渠閣會諸儒論五經異同。當時一經分數家，各立博士，是為了以後說經都限於此諸家，不要再生岐異。

也就是說，漢武帝時候開始有五經博士，但是博士說經分家，是從宣帝石渠閣議奏之後開始的。且後來還產生了章句、家法之說。簡單地說，章句家法是為了應對論敵。

元帝時貢禹、王吉提倡恭儉之說，不滿武帝以來的重法輕禮和奢侈。所以元帝尊信貢禹，這又是一大變。書中說漢武帝、宣帝用儒生，頗重文學，事粉飾。元、成以下乃言禮制、追古者，亦一時學風。王莽事事復古，也是孝元遺風。

由上面可以看出，西漢至新朝200多年，學術至少有四個階段。這種變化關係到社會、政治、經濟，我一時也理解不了。

4今文古文

錢穆先生說西漢時候，六藝、詩書，皆古文也。這裡的六藝我一開始不清楚指書數禮樂射御還是詩書禮易樂春秋。我想前者在禮崩樂壞之後貴族教育不一定還遵照這個標準了，後來看到錢穆先生說六藝及六經，那應該指的就是後者了。

學問分王官學與百家言。王官學是古學，包括六藝、詩書，為史官所掌握。百家言是今學，包括諸子。但王官之學並不一直只掌握在史官手中，詩書傳播於民間，王官之學也就流而為百家。

文景時儒術未盛，經師尤乏，博士不限於五經傳記，諸子百家皆得為博士。而漢武帝時儒術興盛，博士限於儒生經師。博士以家言上抗官學而漸自躋於官學之尊。劉歆想要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我覺得這裡不能說都是古文或者都是今文，因為古文尚書貌似是偽書，伏生口傳的才是真正的尚書文本。

東漢光武帝喜圖讖，章句、圖讖合稱為章句內學，是今學。不治章句者為古學。章帝有白虎觀議奏，此後章句之業積重難返。我還有一個地方沒懂，錢穆先生前面說過古文今文區別在於文本，但是討論東漢的時候又說治章句就是今學，治訓故就是古學，也就是用治學方法來判斷今古之學。我不懂今古文，也要以後再讀書填補這一塊的知識。

5兩漢、唐、宋明、清的學術變化

漢時講經，經文是重中之重。魏晉時以經史子集來劃分書籍。唐代既不尊一家言，也不重王官學。私家不再有自創一家之言來改革當代政教的魄力，所以作者說唐朝學者著作，很少能列入子部。

西漢時王道是人道的最高表現、最高實踐。韓愈以下，講求人道。其實佛教也很講究內聖的。而到了宋代，變化更大。小戴禮記的《大學》把治國平天下包括到正心、誠意的線上。看重內聖，偏忽外王。孔子孟子接近，孔子周公疏遠。禮樂制度變成形而下。治國平天下要從心上做工夫。

漢儒講經學，重於針對周、秦以來的王朝政治，宋儒重於針對釋、老教義。四書重在格、致、誠、正的個人修養上，先教皇帝做聖人，而不是明王。宋人高舉孔子和老聃、佛陀爭長短。

我沒有讀過宋明理學，對於魏晉也只看過《魏晉玄學論稿》，而且這本書讓我產生更多疑問，具體以後再說。之前我讀經史側重《春秋左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這些書還是非常偏事功的，而且裡面的人，除了災異和一點占卜，好像沒有什麼虛的東西。所以我對錢穆先生總結的唐以下至宋的學問很好奇，想了解到底為何有這樣的變化。而且以我目前的看法，心學對實際做事沒有指導意義吧？總覺得王道對做事很有幫助，但是唐宋以後就不注重這個了。

清代學術興訓故、考據之風，看似是偏重小學了。這是對經文做了大量整理、解釋的工作？但對經文本身的意義可能沒有很多闡述。這種狀況也延續到今天吧？

以上是我膚淺的理解，肯定有不到位或錯的地方。看了之後只想讀更多的書，填補、調整自己的知識架構。

王天苗先生點評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是錢穆的代表作，此書四篇文章有不少洞見，可見錢穆的努力與鑽研。由於錢穆對五經掌握不深，因此還是局限於史料的梳理，昔日讀時甚為嘆息。

但凡涉及經學史，就必須對五經有深入紮實的掌握，才能作出相對貼合歷史的論斷，否則必流於空疏，處處顯得隔靴搔癢。這不僅是錢穆的問題，也是有清以來涉及經學史諸公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前人無法解決，因為不要說貫通五經體系，單單《周易》、《尚書》、《春秋》就已經難倒2000多年的人了，目力所及，無人得解。

時常為古人所嘆，譬如錢穆的書中，許多地方其實就是一紙之隔，只要再深入一步，就能豁然，可惜卻都止於魯縞，說到底，就是對王官之學根本典籍的疏離。

唐安安的《讀後》里有許多疑惑，這些疑惑能提出就已經就好，不要急於尋求所謂的答案，他人道來終歸淺。隨著學問的深入，這些問題都會在某個時段自動消散，或許這樣才能得到真切的提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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