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談｜重金屬音樂擴散全球，互聯網是源動力嗎？ | 政見CNPolitics

重金屬音樂都已經成為熱門研究，蒼老師和鳳姐還會遠嗎？

作者：政見觀察員 聶可

對很多人來說，重金屬音樂已經不那麼 「重」 了。

儘管不是人人都能接受這種音樂類型，但生活中充斥著大量更難聽的聲音，相比之下，重金屬音樂至少還是一種 「音樂」，並頻繁地出現在音樂節、體育場和電視廣告里。

在中國，音樂愛好者對鐵娘子（Iron Maiden）和齊柏林飛艇（Led Zeppelin）的名字已不再陌生，肆伍、霜凍前夜、AK47 等本土重金屬樂隊也都擁有大量粉絲；而超載、唐朝等老牌樂隊如今則被奉為經典，他們在多年蟄伏後頻繁亮相，唐朝甚至在 2014 年獲得了華語金曲獎頒發的 「殿堂級樂隊獎」。

這一成就在 30 年前樂隊成軍的時候恐怕難以想像：如果不是著名音樂文集《怎樣鑒別黃色歌曲》在 1982 年就已出版，那個時候還沒有對中國樂壇產生重要影響的重金屬音樂一定也會榜上有名。

那麼，重金屬音樂是如何從一個個別地區的地下邊緣文化，變成如今在全球擁有很多死忠、能登大雅之堂的音樂流派呢？

這個問題不僅出現在中國，也出現在世界範圍內。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重金屬文化從北歐、西歐、北美一些小地方，向全世界擴散開去，在各地生根發芽，這個過程和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以及信息技術革命的出現在時間上有重合之處。

學者 Mayer 和 Timberlake（2014）通過研究重金屬音樂於 1991 年至 2008 年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指出重金屬音樂文化的擴散與互聯網的發展及個人電腦的普及程度關係緊密。

互聯網東風吹響重金屬音樂擴散全球的號角

一些讀者可能會想：任何一種曲風的普及，都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重金屬音樂有何不同？

兩位學者的研究出發點，便和重金屬音樂的特徵有關。他們認為，與很多其他類型的搖滾音樂及流行音樂相比，重金屬音樂風格一直保持著大量的非主流甚至反主流的特徵，比如巨大的音量、高度失真的音色、故意扭曲的唱腔，尤其是大量涉及種族主義、撒旦主義、戀屍癖等非主流或者十分小眾的主題，很難通過主流媒體或者主流文化機構的傳播來進行擴散，結果這些樂隊仍然在市場上佔據一席之地，有的甚至在商業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因此，重金屬音樂的傳播和其他許多更為主流的音樂類型的傳播有本質區別。

為了從理論上區分這種文化擴散的模式，兩位學者採用了 Rogers（1983）提出的擴散理論。根據這一理論，擴散模式可以分為：中心化的（centralized）/非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經濟的（economic）/政治-文化的（political-cultural）。其中，中心化的擴散模式指大型機構或中介通過自身的功能和強力迫使別人接受，非中心化則指較為平等的個體或團體自發地接受；經濟的擴散模式指能夠快速獲得經濟回報的產品或技術的擴散，政治-文化的則指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擴散。

重金屬文化的擴散，顯然屬於非中心化的政治-文化擴散模式（decentralized political-cultural diffusion）。這種擴散模式普遍缺乏可量化的指標，在響應機制的邏輯上十分模糊，研究起來十分費勁，因此也就很少有人願意去接這個鍋。

Mayer 和 Timberlake 的接鍋方式，是指出互聯網本身作為一種非中心化的技術，與重金屬音樂緊密呼應。為了證明這一點，兩位學者考察了著名重金屬音樂網站 The Metal Archives（下稱 MA）中記錄的不同國家在 1991 至 2008 年裡每一年所有新組的重金屬樂隊發行處女唱片的數量，並且通過先期的研究，認為這個數字也可以用來衡量重金屬音樂在該國該年份的消費水平和普及程度。他們還採集了這些國家的人口、互聯網及電腦用戶數據作為對比，並控制了凈收入、政治開放程度、市場開放程度、地理位置等因素。

考察了 150 多個國家的狀況後，他們發現，幾乎每個國家的重金屬樂隊每年發行首張專輯的數量，和這個國家裡的互聯網及電腦用戶的數量，有很強的正相關性。尤其是在 1990 年以前還沒有什麼重金屬樂隊的國家裡，互聯網及電腦用戶每增加 1%，這一年重金屬樂隊發行首張專輯的數量能夠增加超過 5%，數字相當可觀。

此外，從地域上來說，一個地方的重金屬樂隊先站起來，會帶動周邊地區和國家的重金屬樂隊一塊兒站起來，由先站帶動後站，從而達到共同站起來。由此，他們得出結論，重金屬音樂是藉助了互聯網普及的東風，由個別地區逐漸擴散到全球，從而成為全球範圍內的熱門音樂類型的。他們同時認為，可以用同樣的視角來考察其他相似的非主流文化類型。

這一研究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指出，一種技術革命的擴散會帶動擁有相似意識形態的文化產品的擴散。這一研究似乎也說明了，正是互聯網這種看上去更民主的媒介，打破了重金屬音樂這種亞文化因為上不了檯面而難以傳播的局限，聯繫起各地本來相互隔絕的一個個非主流人群，並進而通過星星之火燒了整個草原。

然而，這個研究也有很多問題。首先，從研究對象來講，兩位學者在 MA 上的採樣只是針對了發行實體唱片的樂隊，而新時代的樂隊很有可能出於經濟上的考慮不發實體唱片，只在網上發電子唱片，這是互聯網帶來的音樂行業的一個新的轉變，但這個考察互聯網能力的研究卻沒有考慮進來。這個研究也沒有考慮到音樂圈就這麼些人，有些新樂隊的新唱片很可能是之前某個樂隊解散或單飛出來的音樂人拉了其他一些熟人另開爐灶，因此這些新唱片的增量未必代表重金屬文化普及的增量。

其次，重金屬音樂不是一個同質化的音樂類型，黑金屬、死亡金屬、新金屬、前衛金屬、長發金屬（Hair Metal）、農業重金屬，各有各的獨特個性，互相鬥爭，互相看不順眼，全放在一塊兒討論，未必合適。此外，這個研究中缺乏對擴散接受端的考察，忽略了各地重金屬愛好者的主動性，以及不同社會對多元文化不同的包容程度，這使得整個擴散過程看上去像是一種西方非主流意識形態對全球文化單方面的 「皮下注射」。

社會轉型孕育大量重金屬歌迷

一些更早的研究也許可以作為參考和補充。Harris（2000）用更微觀的視角考察了重金屬音樂在地方的接受和再生產，他重點研究了重金屬音樂當中最為極端的幾種音樂類型（黑金屬、死亡金屬等）的擴散和本土化過程，並把巴西著名的死亡金屬/激流金屬樂隊埋葬（Sepultura）作為主要考察的對象。

Harris 提出，極端金屬風格似乎更加小眾，為什麼以埋葬樂隊為首的極端金屬樂隊卻贏得了大量的巴西歌迷？甚至，生在巴西這個重金屬進口國，埋葬樂隊又是如何能夠進軍美國，並打入主流市場？通過對音樂的歷時性分析，Harris 發現，埋葬樂隊的音樂可以分為兩個時期：1984 年成軍至 1995 年，樂隊以主動挖掘並模仿黑市中能夠聽到的歐美極端金屬樂隊為主，用蹩腳的英文以及搞出與歐美樂隊類似的動靜宣告自己和國際接軌；1996 年的專輯《根》（Roots）是樂隊風格的轉折點，這是他們來到美國進軍國際市場後，首次系統地將巴西傳統音樂元素融合進自己的音樂，成為樂隊最為暢銷的專輯之一。儘管1997 年，樂隊主唱宣布離隊並組了新樂隊飛魂（Soulfly），但兩支樂隊都把民族聲音和金屬音樂的融合嘗試持續了下去。

通過分析埋葬樂隊的案例，Harris 指出，極端金屬音樂向外擴散的初期仍然是以一種粗糙的方式為主，例如埋葬以及其他巴西極端金屬樂隊的成員大多是通過郵寄、黑市交易的地下方式獲得歐美的音樂資源，並通過單純的模仿把這種音樂帶給少數本地的音樂聽眾，影響力十分有限。真正讓這些樂隊走到台前的，還是巴西在八九十年代的開放性的經濟轉型後，搖滾音樂在巴西尋得了大量市場，並培育起了歌迷金主。儘管這些極端金屬樂隊的聽眾大多是比較窮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階級，但他們數量眾多，使得樂隊獲得了極高的聲譽。

這個時候，吸引巴西本土歌迷的實際上是這種兇猛又新鮮的音樂形式。而埋葬樂隊一開始對歐美極端金屬的充分模仿，擺出了與國際接軌的姿態，於是也迅速被國際樂壇注意。而他們在後期對本土音樂風格的借鑒，不僅成為了樂隊身份的標識，也讓極端金屬音樂在發源地 「出口轉內銷」，在世界各地成為巴西金屬音樂的代表。

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可以這麼理解唐朝樂隊：樂隊對中國傳統音樂形式的借鑒，不僅讓樂隊成為了中國最出名的金屬樂隊之一，也成為了最出名的中國金屬樂隊之一。這個本土化和再出口的情形，不是簡單的用互聯網的普及就可以完全解釋的。

社會主流價值觀擁抱重金屬音樂

在接受端，除了重金屬樂迷，整個社會的接受程度也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如果一個社會整體的主流價值觀拒絕重金屬這樣的藝術形式，重金屬樂迷數量再多也沒什麼用。當然，這個 「社會整體的主流價值觀」 很難去量化，但我們也許可以用人們是否對重金屬音樂有更大程度的包容能力來衡量。

Bryson（1996）曾經考察了美國人對於重金屬音樂的包容程度，他通過問卷調查發現，受教育程度與對不同類型音樂的包容程度有一定的關係。在收入和職業地位相近的情況下，學歷越高，難以容忍的音樂類型越少。也就是說，即便一個高學歷者和一個低學歷者都不算喜歡重金屬音樂，前者也會比後者持有更包容的態度。根據這個研究的邏輯，高學歷的人更能夠接受多元化的音樂類型，那就意味著，一個社會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這個社會整體對不同音樂類型的包容性也就越強。

這個研究的重要性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從理論上來看，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駁斥了布迪厄在《區分》中持有的教育程度越高接受能力越低的看法；第二，從對本文的意義來看，研究結果說明了教育程度也是非主流文化擴散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整個非主流文化的擴散過程是非常複雜的。

第二個意義尤為重要，因為這牽涉到自由教育的根本邏輯。每個個體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奇奇怪怪的癖好和傾向，也許誰也不比誰更高尚，但文化傳統決定了一些會比另一些更吃香。實現個人的文化自由，就是在不受到也不開展道德綁架的前提下，能夠自如地進行文化實踐。自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增強人與他人溝通和理解他人的意識，因此教育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在觀念上的枷鎖。

儘管衝突論者和人類生存本性所導致的社會分層會一直衝擊這樣的自由烏托邦，但這就是自由教育的價值：一個能夠包容多元價值的社會，不僅讓這些非主流文化能夠拿的上檯面，也能讓很多事情拿的上檯面。在很多年前，把金屬音樂作為學術討論的對象也是難以想像的事情，而現在不僅可能，更是成為多元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如若這樣的進程能夠繼續保持，筆者很看好，在不久的將來，對蒼老師和鳳姐的研究也可以成為顯學。

參考文獻

Bryson, B. (1996). 「Anything but heavy metal」: Symbolic exclusion and musical dislik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884-899.

Harris, K. (2000). 「Roo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within the extreme metal scene. Popular Music, 19(1), 13-30.

Mayer, A. & Timberlake, J. M. (2014). 「The fist in the face of god」: Heavy metal music and decentralized cultural diffus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7(1), 27-51.

Rogers, E. (1983).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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