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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額爾古納昆案到土耳其政變:埃爾多安、葛蘭與軍方勢力的三方博弈

2016年7月,土耳其的一場政變震驚了世界,吸引了人們對土耳其政局的關注。從2015年7月大選以來,土耳其政局長期處於動蕩不安之中,到了今年的政變終於達到了一個高潮。那麼土耳其政變的策劃者是否如總統埃爾多安所稱,是長期潛伏在土耳其政府內部的葛蘭組織?或者如其他人猜測,是傳統的世俗派軍方勢力呢?到底是哪些因素影響了這場政變的發生,這場政變的背景是什麼?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必須要對土耳其軍方勢力的發展與衰落做一定的了解。

上一次土耳其政壇發生如此大的震動,還要追溯到2008年,土耳其政府對反政府的神秘組織Ergenekon(中文譯為額爾古納昆)展開大規模調查,並揭露軍方長期以來陰謀推翻政府的野心。那麼,從2008年土耳其政府對額爾古納昆組織展開案件調查至今,土耳其政局發生了怎麼樣的演變?在這場政治博弈當中,究竟又有哪些參與者?這些將是本文試圖論述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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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曾經是主宰土耳其政局的決定力量,是土耳其世俗主義的捍衛者(或者如西方批評的那樣:「民主的破壞者」)。1960年,1971年,1980年和1997年,軍方四次發動政變,都順利推翻了當時的政府,扭轉了土耳其的政局。軍方在某種意義上是凱末爾的直接繼承人,他們以一種原教旨主義的方式,恪守凱末爾主義的每條原則。

1980年的政變以後,軍方在社會的方方面面重塑凱末爾的影響力:重新創立凱末爾時期的人民之家、土耳其語言、歷史協會;在土耳其大街小巷掛滿凱末爾的畫像;加強對凱末爾主義的宣傳教育;定期舉辦對凱末爾本人的紀念活動……我們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看到這樣一個已經去世幾十年的國家領導人,依然能夠在社會中佔據這麼大的影響力。包括現在,每年的11月10日,凱末爾去世的日子,土耳其都會拉響防空警報以示默哀。對凱末爾的尊敬已成為土耳其社會的「政治正確」,是任何政黨都堅決不能違背的。軍方在土耳其能掌握這麼大的勢力,與凱末爾個人的威望是分不開的。

凱末爾改革最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將土耳其徹底世俗化,具體政策包括廢除哈里發制度,關閉宗教學校、蘇非教團等等。在90年代以前,土耳其嚴禁任何政黨與宗教發生關聯。70-80年代,兩個伊斯蘭主義政黨——國家秩序黨(Milli Nizam Partisi)與國民拯救黨(Milli Selamet Partisi)——都遭到了政府的查禁(兩者是繼承的關係),1996年全國大選,埃爾巴坎領導下的宗教政黨繁榮黨獲得多數,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並與其他黨派組成了聯合政府。軍方感受到了伊斯蘭勢力的威脅,於是就有了1997年的「備忘錄政變」——軍方用一紙備忘錄要求政府下台,這一次政變在土耳其被稱為「後現代政變」(post-modern darbesi),藉此我們也可一窺軍方在土耳其政界近乎「至高無上」的權力,甚至不需要動用武力就能左右政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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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軍方的力量是怎麼樣被遏制的呢?有趣的是,無論中國還是西方,論述歷史上軍方在土耳其政界勢力的學術論文汗牛充棟,然而軍方勢力衰敗至今,具體分析軍方勢力如何沒落的文章卻非常之少。尤其是震驚整個土耳其社會的Ergenekon案,充斥著各種陰謀論-----埃爾多安與葛蘭的聯盟,軍方叛國的嫌疑,綢繆已久的政變等等;案件發展的過程懸念迭起,幾乎像一部精彩的好萊塢大片。

正如這個Ergenekon這個名字的來源一樣(這是關於古突厥汗國起源的一個神話,額爾古納昆是阿爾泰山脈內的一個山谷,據說突厥民族在一場戰役戰敗後被困在山谷里達數世紀之久,後來在灰狼「阿史那」的帶領下走出了山谷,建立起突厥汗國,而突厥汗國的可汗也以「阿史那」為姓),這個案件本身也同樣撲朔迷離,以至於到現在大部分土耳其人仍然不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

有說法稱Ergenekon組織是CIA在潛入在土耳其的秘密分部,甚至連庫爾德工人黨的領袖阿卜杜拉.奧賈蘭也不知為何被捲入此案件,被指認為該組織成員,一時這個案件在土耳其鬧得風風雨雨,多名軍部高級官員受到牽連,因此下獄(包括前任土耳其軍部總司令:?lker Ba?bu?) 案件共有275名被告,涉及面非常之廣,包括政界、媒體、教育部門等等。然而總的來看,受牽連的主體依舊是軍方高層。

Ergenekon組織被描述為為一個秘密的,奉行世俗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的一個恐怖組織團體,其目的是利用恐怖暗殺活動,挑起土耳其民族與其他民族的矛盾,乘亂控制土耳其政壇,推翻土耳其的政府與民主體制,而這樣一個陰謀組織的主要成分就是軍方。據稱,該組織曾於2003年試圖策劃政變推翻剛剛通過大選上台的正義與發展黨,這也就是後來我們所知的「大鎚運動」(Balyon Harekat?)。

有關這次「陰謀政變」有著太多的疑點,幾乎沒有人能夠確證事件的真實性。整個事件更有可能是政敵編造的子虛烏有的活動。到現在,土耳其社會已基本定性「大鎚運動」是葛蘭組織一手操辦的無端構陷。葛蘭組織利用其在司法部門的影響力,在證據尚不確鑿之時,就倉促定案,將大批軍方官員定罪。包括前軍隊總司令Ayta? Yaman,前海軍司令?zden ?rnek和前空軍司令?brahim F?rt?na。目前大部分案件的被告都已經平反被判無罪。這起案件人為操縱誣陷的特徵非常明顯,後來曝光「政變策劃書」文件,使用的是word 2007版,而政變陰謀明明發生在2003年,然而法院就是以這樣荒謬的證據進行審判的。不過,對土耳其民眾而言,事件的真實性可能並不重要,葛蘭組織要做的,就是破壞軍方的名聲,對他們展開調查,隨後的事情就可以私下解決了。

2010年2月21日,對這場未遂政變的審查正式開始,49人被逮捕,隨後一直到2011年7月都不斷有人被捲入這場事件。大部分在案件中受牽連的軍官都長期在受審前處於長期被拘留的狀態,這顯然是違背正常的司法程序的。土耳其軍部數次對此提出抗議,要求展開新聞發布會做出解釋,卻一直沒有回應。2012年9月21日,365名案件被告終於獲得了他們的終審判決,其中300人被判刑。在這場漫長的審判過後,軍方在土耳其的聲望大大縮水,軍方從世俗的捍衛者,變成了一群暗中操縱政局、翻雲覆雨的陰謀團體。

Ergenekon案件有太多疑點,幾乎沒有人能確證其真相。

(來源: CHP Medya)

事實上,軍方從1960年政變以後,一直「監控」著土耳其多黨政治的發展,積極地對土耳其政治施加影響。這種影響究竟是正面還是負面暫且不論,但它破壞了一個正常的民主制的發展,自然也就引起了多方的反對。反對派包括西化的自由主義者、庫爾德民權運動者與伊斯蘭主義者。好在這些反對群體由於政治主張差別太大,很少統一成一個力量,軍方在土耳其的勢力也就一直沒有被撼動。可以說土耳其的民主制向來是「有限度的,受操控的民主」,軍方就是那個調節者,將自己的凱末爾主義標準強加到整個土耳其社會。

凱末爾主義籠罩在土耳其上空,凱末爾的原則相當於一條隱形的紅線,任何反對派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在這一背景下,庫爾德民族身份被剝奪,宗教活動受到壓抑,甚至公民自由集會表達反對意見的權利也時常受限。因此,在Ergenekon案件開始之時,民間普遍認為,這是軍方為所欲為操縱政權的時代的結束,是土耳其民主的開始,自由的黎明。

然而,如今事實已經表明,軍人政治完全讓位於文官體制並不必然意味著民主,在Ergenekon案件中,太多的疑點沒有澄清,法院就倉促定罪,整個司法程序都顯得極度不規範,又有人為操縱的嫌疑。另外,對案犯的審判從2008年10月開始,一直延續到2013年8月,這一場曠日持久的審判更是讓人覺得,是政府故意扣押被告,拖延審判進程,以跳過司法程序,私下了結。司法審訊的大部分內容都因為涉密而不對外公開,因此傳出來的都是些聳人聽聞、不足為信的謠言。比如有消息稱Ergenekon組織應對亞美尼亞裔的專欄作家赫蘭徳.丁克(Hrant Dink)被暗殺負責,2007年4月在馬拉特亞省(Malatya)三名基督徒被惡意殺害,也被歸罪到該組織頭上。

似乎所有曾經轟動土耳其社會的負面新聞、一切土耳其都可以歸咎給Ergenekon,以至於該組織成為了土耳其一切混亂、失序和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這種種陰謀論的謠言成為了街頭巷尾人們爭相討論的熱點話題,真相反而變得不那麼重要。

Ergenekon彷彿麥卡錫主義在土耳其的翻版,因該案件受到審判的275人中,很多與軍方並無聯繫,更不可能參與那些匪夷所思的謀殺案件。他們被捕受審不由不讓人懷疑這不過是又一場政府針對反對派的「清洗計劃」。

不過問題還不止於此。漸漸地,有媒體報道出葛蘭組織在爆出Ergenekon案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當時葛蘭本人還是埃爾多安的盟友,兩人尚處於攜手對抗軍方的階段。2011年,7名記者被逮捕,包括一位名為Ahmet ??k 的記者,據稱他當時正在寫書揭露葛蘭運動全面滲透入土耳其軍界的陰謀,書名也頗具陰謀論的色彩: 「?mam?n Ordusu」——伊瑪目的軍隊,象徵葛蘭對土耳其軍隊的直接操控。2010年8月,一位名為Hanefi Avc?的警察官員和「前葛蘭運動支持者」出版了一本相關書籍,指控葛蘭組織「操縱司法進程,任意指派組織的成員或親信擔任法官,給案件被告定罪」,另外,葛蘭組織「在清除軍方勢力的過程中,不遺餘力地在司法界和軍界安插自己的人馬」。

這位Hanefi Avc?發表該言論後不久,就於9月28被警察逮捕,而本來兩天後,他就要在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他對葛蘭組織指控的文件證據。從今天來看,葛蘭組織在土耳其建立平行政府的事實已經頗為明顯。有說法稱,在政變以前,葛蘭組織的成員幾乎佔據了司法界、警界的半壁江山。因此,埃爾多安在政變後立刻指稱葛蘭是幕後的主使,很可能是所言不虛。近兩年陸續有媒體曝光葛蘭組織利用其操縱的媒體在社會中散播謠言(葛蘭組織控制著土耳其之前發行量最大的報紙Zaman以及Samanyolu電視台)煽風點火,極力吸引公眾對Ergenekon案件的關注度,簡而言之,葛蘭組織一手策划了整個Ergenekon案件的曝光和審判過程。

2013年12月份,土耳其方面傳來了政府腐敗醜聞,埃爾多安本人的多名親信被司法部立案調查,甚至埃爾多安和自己兒子的通話錄音都被曝光出來。分析稱這是葛蘭組織在「接管」司法部門以後為進一步奪權,向埃爾多安發起的反戈一擊。有趣的是,埃爾多安與葛蘭的決裂恰好發生在2013年Ergenekon案件徹底結案,即軍方勢力被兩人聯手壓制以後。這兩個事件之間有無必然聯繫?這是否意味著兩個人互相利用後的過河拆橋?我們不得而知。

03

軍方的垮台不只體現在Ergenekon一個案件中。2012年,土耳其前總統,1980年政變的主要策劃人凱南.埃夫倫(Kenan Evren)以及當年政變的另一位參與者塔赫辛.薩辛卡亞(Tahsin Sahinkaya)被正式立案調查,告上了法院。事實上,這兩位曾經的軍方領袖皆年事已高,因健康原因無法接受審判,所以法律訴訟充其量只是走個形式。不過在這形式背後卻大有深意。

1960、1971、1980和1997年四次政變皆順利推翻了當時的政權,作為既成事實被土耳其人民接受,儘管土耳其官方對政變從沒有做一個準確的定性,但大部分主流媒體都將這些政變認可為「可以接受」「現實需要」的。而政變主謀事後被審判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土耳其前總統、前任軍方領袖竟然成了法庭被告,這等於徹底否認了1980年政變的合法性,也否認了軍方在土耳其政界的地位。

從某種角度說來,這也是埃爾多安的個人恩怨。在1997年軍方發動「備忘錄政變」,逼迫繁榮黨下台,隨後於1998年取締繁榮黨之際,埃爾多安正是繁榮黨的黨員,時任伊斯坦布爾市市長的他還一度因為「在公共場所進行宣傳」而被判處監禁。2012年埃爾多安的正發黨通過對前任軍方領袖展開調查訴訟,否認政變的合法性,等於是為之前的繁榮黨「平反」,正發黨作為繁榮黨的「繼承人」,其執政合法性也因此更加鞏固。自20世紀70年代起,伊斯蘭主義黨派與軍方鬥爭了40多年,看起來最終還是以宗教黨派的勝利而告終。

土耳其總統,正發黨主席埃爾多安

不過這個劇情同樣有些問題。一個是正發黨並不完全是繁榮黨的繼承者,兩黨的執政觀點有一定區別,相比起來,正發黨的宗教色彩要弱很多。另外,葛蘭組織發起的「服侍運動」(Hizmet)才真的是徹頭徹尾的宗教勢力活動,而葛蘭組織恰恰是現在正發黨最大的敵人。葛蘭本人作為賽義德.努爾西思想(Said Nursi)的信奉者,算是將他的思想傳承到了今天,並使之適應了現代社會。

凱末爾執政時期,對一切宗教活動都嚴格加以限制,自然也包括努爾西領導下的「努爾柱運動」(Nurcu)。他將賽義德努爾西從伊斯坦布爾流放到偏僻的土耳其東部山區,使之遠離政治中心,卻還是未能遏制其勢力的發展,努爾西在土耳其廣受尊敬,被譽為「時代的精英」(Beddi-üz-zaman)成為不少虔誠穆斯林的宗教導師。儘管凱末爾憑藉「國父」的身份在影響力上蓋過一頭,凱末爾主義也作為共和國的指導思想主導了土耳其政治近80年,然而作為其繼承者的軍方勢力卻還是葛蘭組織(可以視為努爾西思想的繼承者)的手中毀於一旦,這不也是某種意義上的諷刺嗎?

葛蘭組織領導者法圖拉·葛蘭(Fethullah Gülen)

04

然而故事發展到這裡還不算結束。到了今年3月份,「劇情」又發生了一次大逆轉,經法院重審,Ergenekon案件中的大部分主謀,均因案件證據不足,疑點太多,而被宣布無罪釋放,尤其是土耳其前軍部總參謀長?lker Ba?bu?在被判無期徒刑後(土耳其已廢除死刑,無期徒刑是最高刑罰),又重新改判無罪,可謂是一波三折。

被關押的軍官之一Tuncay ?zkan被無罪釋放 (來源:CHP Medya)

在Ergenekon案僅僅結案兩年以後,政府就對案件進行重審,徹底推翻原判,這也體現出土耳其政局的千變萬化,難以預料。埃爾多安與葛蘭分道揚鑣,軍方力量被徹底壓制,就目前來看,葛蘭組織對土耳其政府,尤其是埃爾多安的本人要遠遠大於傳統的軍方勢力。埃爾多安在對抗葛蘭組織的過程中亟須一個可靠的盟友來穩固其後方,此時,軍方反倒成了他最好的選擇。

與此同時,土耳其的外交環境恰恰為軍方勢力的發展提供了絕佳的土壤,當下正是軍方展現其用武之地的大好時機。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和PKK僅僅持續兩年的停火協議於2015年宣告破裂,東南安納托利亞地區衝突再起,另一方面土耳其以打擊恐怖組織之名對敘利亞展開軍事干涉,出兵敘利亞北部,佔領傑拉布魯斯,將庫爾德武裝YPG趕回幼發拉底河以東,並計劃與敘利亞地區盟友教權聯軍進一步南下佔據巴卜;在伊拉克,土耳其政府對伊拉克什葉派政府與民兵組織進軍北部遜尼派城市摩蘇爾極為警惕,也已排除地面部隊與庫爾德自治區政府的聯繫,從而引發了與伊拉克政府的外交危機。

土耳其政府這些動作自然少不了軍方的支持。或是埃爾多安本人早就籌劃好要倚重軍方展開軍事行動,或是軍方事先為埃爾多安獻計獻策,主動參與到土耳其爭奪地區領導權的戰略規劃當中,無論是哪種可能性,土耳其現在強硬的對外政策頗讓人回想起上世紀80年代軍方主導政局時耀武揚威,陳兵敘利亞邊境的場景。

目前土耳其的正發黨政府幾乎將新奧斯曼主義奉行為基本國策:對內加強民族主義宣傳,培養民眾的大國自豪感,在社會中普及奧斯曼歷史文化的教育;對外則加強軟實力構建,增強土耳其文化對周邊國家以及突厥世界的向心力,通過積極干涉敘利亞、伊拉克國內局勢力圖控制乃至主導中東的地區形勢…這些激進的大國沙文主義措施,顯然都少不了軍方的支持和參與。因此,軍隊在土耳其內政、外交當中起到的作用重新得以恢復,並且仍在不斷增長。那麼,這是否意味著,軍方的地位甚至說土耳其政治會回到2008年Ergenekon案件以前的局面呢?

也許是。不過現在的土耳其政治和2008年時相比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政府與軍隊處於合作而非鬥爭的關係當中。政府能否實現其「新奧斯曼主義之夢」,軍隊是至關重要的決定因素。從歷史來看,奉行凱末爾主義的軍方是反對新奧斯曼主義的,原因很簡單,凱末爾是推翻奧斯曼帝國才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國,為強調共和國的合法性,他必須將奧斯曼帝國塑造成一個腐朽、落後、反動的封建形象,將奧斯曼帝國與保守的伊斯蘭教勢力聯繫在一起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另外,從20世紀20-30年代的國際形勢來看,土耳其共和國完全沒有向外擴張的空間,即便是凱末爾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嘗試改變英法兩國剛剛建立起來的中東政治格局。土耳其獨立戰爭的勝利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外交的勝利,凱末爾很好地把握了英法兩大國領導人的心理,盡量不去觸犯兩國在中東的利益,以確保他們不會真的出兵向土耳其開戰。因此,以賽克斯-皮科協議為基礎的中東政治格局和國家邊界只是經過微調,便一直延續至今。直到伊拉克戰爭與敘利亞內戰創造出巨大的政治真空,ISIS的橫空出世意外地創造出了一種重塑中東政治環境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改變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之間自伊斯坎德倫被劃歸土耳其以後維持了80多年的邊境線,重新標畫中東世界的地圖。

不管這種可能性有多麼渺茫,它也足以刺激土耳其軍方,激發他們參與「重建奧斯曼帝國」的熱情。故而軍方自然可以不必死守凱末爾90年前的政策主張,一味地否定奧斯曼帝國的成就,反倒是加入這種重塑中東政治格局、再創奧斯曼帝國影響力的歷史進程中來。土耳其在外交政策上跟著北約亦步亦趨的時代早已過去,軍方的思想也在與時俱進,甚至可以說他們已經拋棄了傳統的凱末爾主義,在新的時代對凱末爾主義重新進行詮釋,使之符合埃爾多安的標準。

作為當今土耳其政治最顯赫的人物,埃爾多安本人也毫無疑問在等待著他個人在歷史中的地位。如果土耳其修憲成功順利過渡到總統制,那麼到2023年土耳其共和國100周年紀念時,埃爾多安很可能依舊是土耳其的最高領袖。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埃爾多安已然以一人之力,影響了21世紀頭20年的土耳其政治。其執政時間不斷接近於凱末爾(1923-1938)。而如果埃爾多安真的能夠憑藉軍隊的勢力構建土耳其在中東的主導地位的話,他自然也會在土耳其歷史當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記。

或許在現在看來,土耳其的新奧斯曼之夢看上去還近乎是天方夜譚,但在獨立戰爭期間,凱末爾挑戰的是擁有英、法兩個超級大國支持的,延續600多年、根深蒂固的奧斯曼帝國。在改革過程中,凱末爾在一個以伊斯蘭宗教信仰維繫的國家大力推行著西方式的世俗主義與他本人建構起的尚未成熟的土耳其民族主義。當時又有誰會預料到凱末爾將成為土耳其的國父並主宰土耳其未來幾十年的政局呢?

誠然,埃爾多安面對一個更加複雜的中東政治環境,況且新奧斯曼主義在道義上不佔優勢,在國內國外都是阻力重重。但如果埃爾多安能夠保證軍隊的忠誠,鞏固政局,長時間維繫其統治,實現新奧斯曼帝國的夢想倒也並非如表面上看起來那麼遙不可及。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一則新奧斯曼主義在土耳其已有群眾基礎,執政黨正發黨的民眾支持率也非常可觀;二來政變以後葛蘭組織的威脅短期內基本消除,反對派勢力逐漸減弱,埃爾多安的個人統治似已非常鞏固;若是再能夠成功修憲,埃爾多安連選連任,作為總統繼續統治7年應該不成問題。

Ergenekon的風波已經過去,軍隊一家獨大的歷史已然終結。隨著政變後葛蘭組織對土耳其政治影響力的衰落,政府與軍方的合作反倒日漸鞏固,土耳其彷彿正往新奧斯曼主義的道路上堅定前行,埃爾多安的帝國夢想真的有可能實現嗎?變數太多,未來幾年間土耳其將何去何從,只怕還沒有人能給出準確的預測。在埃爾多安、葛蘭與軍方這場三方博弈中,現在看起來埃爾多安顯然是佔據了上風,不過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葛蘭組織的勢力遍及全球,葛蘭本人作為一個宗教領袖的號召力依舊不可小覷。加上埃爾多安本人專制的作風早已在國際社會上引起廣泛批評,在土耳其國內,敢怒而不敢言者也是大有人在。

阿拉伯之春已經顛覆了我們對中東傳統政治的認知,讓我們看到了專制政權在群眾運動面前是何等的脆弱。埃爾多安能否經得起考驗,克服恐怖主義猖獗與民族矛盾尖銳的重重障礙,維護社會穩定,帶領土耳其實現中東版本的大國崛起?所有這些,都只有時間才能給出一個準確的答案。

今日主筆 / 劉全適

註: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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