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面臨一種新的社會危機
以色列只是中東地區一個面積很小的國家,建國時間也只有短短的六十多年,卻在電子、通訊、農業、生物技術和航空等領域擁有先進的技術和明顯的優勢,成為中東地區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也成為了世界的焦點。以色列社會高速發展的同時,緊張的族際關係可能成為以色列社會面臨的一種新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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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5日,以色列議會通過了《回歸法》,以法律的形式來踐行猶太復國主義,表達了歡迎流散於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移居以色列。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相繼移居以色列,大大改變了以色列的人口結構。猶太人在國家政權中佔據主導地位,阿拉伯人處於國家的邊緣地位。在統治集團內部,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是以色列國家的締造者,把握著國家的政權,把持社會各個領域的重要位置,亞非裔猶太人處於邊緣地位。不得不注意的是,這時的猶太民族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組成的,他們在來源國家、宗教、語言、風俗和飲食等方面有著巨大的差異。大致而言,這時剛組建的猶太民族內部大致分為兩個族群:歐洲裔的猶太人和亞非裔的猶太人,也可以分為東西方猶太人;在國家內部,主要分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兩大民族。族裔的複雜性和文化的多樣性是以色列所面臨的重要挑戰,至今以色列仍沒有處理好複雜的族際關係。
作為一個多族群的國家,以色列人口最大的特點就是多樣性。整體來看,主要分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但基於移民背景、經濟方式、宗教信仰、政治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差異,也可以進一步區分成若干次族群。由於次族群間社會政治經濟地位的差異,族群間的主要矛盾表現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構成了以色列族群分化的基本對應關係。國家認同和民族構建增強了以色列的族群性,這種族群性不僅表現在民族文化層面的差異,而且還表現在族群政治層面。為了政治目的,注重強化族群認同。族群政治不僅是政黨支持的重要基礎,也是政治觀念的分野。以色列政黨在政治多元化、民主化的競爭中成立,各政黨能否得到族群的支持,關係到政黨競爭的成敗。
以色列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領導人內塔尼亞胡(右)和以外交部長、議會最大黨前進黨主席利夫尼,
圖片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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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族群特徵來看,阿拉伯人很難融入以色列國家構建之中。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語言、心理、文化習俗、宗教信仰方面有著非常明顯的差異。語言上,以色列阿拉伯人講的是阿拉伯語,不過多數族裔都具有同時通曉希伯來語的雙語能力。在民族認同方面,多數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沒有融入以色列社會,他們生活在自己的領地,講阿拉伯語。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並非是完全同質的,當第一次中東戰爭時,有名望的阿拉伯富人階層和幾乎所有的專家、教授、技術人員,以及普通老百姓都逃走了,剩下的15萬人大多是生活貧困、文化教育水平相對落後的阿拉伯人。從當今以色列社會發展看,大多數阿拉伯人處於社會的底層,經濟條件和政治權利相對較低。社會分層、貧富差距、政治權利的不平等不斷加大,特別是強調以色列猶太國家的屬性,這些問題實質上加大族群矛盾。
以色列建國初期,移民來源廣泛,使用語言繁多,他們帶來了形形色色的文化、價值觀等。對一個新興的國家來說,進行整合是必要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決定國家意識形態和精神狀態,塞法迪猶太人和以色列阿拉伯人等族群是需要改造和被融入的一群人。自上世紀60年代來,強大的移民浪潮改變了以色列的人口構成。東方猶太人的數量逐漸超越西方猶太人,以色列國內的阿拉伯人逐漸淪落為少數民族。東西方猶太人政治地位不平等、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地位的差異,都成為了以色列社會發展的不穩定因素。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雖然不是數量上的多數,但佔據大部分的社會資源。他們是以色列國家的締造者,把握著國家的政權,把持社會各個領域的重要位置。以他們的價值觀、文化、生活方式為「模子」,消除族群間的分離和界限。正如前總理本·古里安所言:「必須把這一堆雜七雜八的東西溶化掉,在復興民族精神這個模子里重新加以鑄造。」在實現「一個民族,一種語言」的過程中,過於強調猶太屬性,忽視阿拉伯文化,誘導族際矛盾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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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從屬族群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接受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包括新政府和新身份,使之變得更加文明進步。他們最終沒有被排斥於社會主流之外,使這些新移民也取得成功,躋身於中、上層社會。少數族群的社會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使他們對任何不公正待遇的感受和反抗都增強了,這本身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表現。然而要達到完全的民族混合或同化,決非輕而易舉的事情。固有的種族歧視、階級分層和宗教對立,極大地阻礙了族裔成員的同化與融合,使得民族多樣性長期延存。
在國家的政權中,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控制著以色列族群政策大權,對其他非猶太人採取歧視性的政策。創造一種合法化族群從屬關係的政治社會制度,甚至給他們優於普通公民的特權。這為族群鬥爭埋下了伏筆,使以色列的民族構建陷於崩潰。
以色列是一個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建立的「霸權式族群政治體制」,在其中族群霸權體制里保存民主程序,包括一個基本固定的民主結構和行為方式,比如選舉、議會制度。霸權式的民族國家一方面和穩定的制度相關,政治不穩定與體制中少數民族和邊緣群體的合法性密切相關,這導致了社會的無序和制度的功能障礙。少數民族往往通過增加政治兩極化和加強反政府遊行和抗議來表達對政治體制的不滿。然而,這樣的民主造成了結構緊張,因為它要求國家給少數民族一些實質的政治權利,而不是空頭支票。
公開許諾民主和否認少數民族平等之間的裂縫越來越大,產生族群政治典型的緊張和衝突。這種對族群衝突的敏感性和族群秩序長期不穩定是政治變革的強大引擎。同時,還得關注主導族群優勢喪失和一系列民主化的矛盾。權力分享制度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民主國家模型,其結構和本質是更民主和平等,嘗試處理族群間的分歧,讓每個族群成員得到平等的權力。
以色列阿拉伯人舉行「土地日」抗議活動,
圖片來源:新華網。
猶太復國主義是以色列解決族群問題所面臨的巨大障礙。事實上,我們正在見證主導族群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視其他族群的利益,特別是處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事務上。從這個意義上講,是不可能實現社會穩定,可能導致未來族群間的衝突,族際矛盾甚至轉變成以色列社會新的危機。以色列主導族群書寫的遊戲規則,以色列阿拉伯人很難改變這樣的局勢,而在以色列的政治語境中去解決阿拉伯人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
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者同盟」主席赫爾佐克,
圖片來源:新華社。
在未來,以色列不可能維持現有的族群格局。隨著社會的整合和族群的力量變化,它不得不接受徹底的改變。允許不同族群間有平等的表達權,享受自由基礎之上的公民平等,這一轉變會受到邊緣族群的歡迎。阿什肯納茲在政治、文化、經濟和社會制度的主導地位,決定了以色列國家並非是符合多有族群利益的民主國家,這是以色列族群政治重建的障礙,也是國家分化的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As』ad Ghanem, Ethnic politics in Israel:the margins and the Ashkenazi centre, Routltdge 2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2010.
今日主筆 李明偉
註: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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