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巴做田野調查，我學到了什麼？

對古巴革命的理解，不能離開對古巴民眾日常生活和古巴社會日益多元的價值觀的了解。

作者：政見特約作者 陳禹

我去過兩次古巴。第一次是2006-2007年，作為交換生在哈瓦那大學學習了八個月；當時,勞爾-卡斯特羅剛接替菲德爾-卡斯特羅成為古巴黨和政府的一把手。第二次是2010年底，為了寫碩士畢業論文在古巴做田野調查，主題是哈瓦那的個體經濟經營者從公有部門進入私營經濟部門的經歷。

在哈瓦那近兩個月的田野調查中，我做了15個深度訪談，採訪了計程車司機、人力車夫、街頭小販、各類旅遊業從業者、學者、政府官員等人群，並在一家家庭餐館打下手做參與式觀察，以了解個體經濟從業者的經歷。

古巴的「個體戶」

在古巴，公有制經濟以外的「第二經濟」 （例如黑市或以物易物）其實一直都存在。1993年，古巴政府開放部分行業允許私人參與。此後，私營部門逐步擴大。2010年前後開始的新一輪經濟放開，和古巴經濟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以及勞爾-卡斯特羅政府相對實用主義的立場有關。

2013年的一份政府文件，列舉了170多類允許私人參與的經濟活動，涉及餐飲業、小手工業、零售業、維修、房屋租賃和中介、護理、文化娛樂等行業。2012年人口普查顯示，當年全國有個體戶37.46萬，占就業人口的7.7%。 2014年，全國有48.34萬個體戶，占就業人口的9.7%；其中哈瓦那有13.67萬，占就業人口的13.6%。不過，由於大量從事私營活動的人可能沒有執照，這些數據其實低估了個體戶和個體經濟的規模。即使如此，與70年代末古巴95%勞動力在公有部門就業的情形相比，個體私營經濟的規模顯然大大擴張了。

和拉美地區其他國家相比，古巴的個體戶受教育水平較高。個體戶平均收入高於公有部門職工的工資，且多數沒有被排斥在普惠的社會福利體系之外。但同時，他們也不得不面對嚴厲的政府管制。

個體戶不是一個同質化的階層。他們當中的一部分參與到旅遊業中，提供面向外國遊客的住宿、交通、手工藝品等服務。另一部分針對的則是計劃經濟在物資供應和服務上的不足，以及當地人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需求，特別是在城市交通、零售業和餐飲等領域。我有次陪一個在校研究生挨家挨戶敲門出租盜版DVD，每張收取10比索，一天租出20張，入賬200比索，而2010年古巴製造業平均月工資是433比索（Anuario Estadístico de Cuba 2010）。

當然，因為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政府的執法力度，不應隨意誇大這種小生意的盈利前景，但這是日常生活中「市場」與「消費」對舊體制產生衝擊的千千萬萬的例子中的一個。不難理解，很多人即使不成為全職或註冊的個體戶，也會從事一些私營活動補貼自己的收入。用當地常用的一句玩笑話說，「我們古巴人是靠發明創造過日子 (Los cubanos vivimos inventando)」。

從事旅遊業的個體戶有更多機會獲得外匯，但他們的稅負也更重，且經營狀況更易受季節性因素和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即使同一領域的個體戶，因其經營是否合法，獲得收入的方式和風險也不同。例如，古巴人稱呼街頭那些主動和外國遊客搭訕，提供各類服務（常常是非法的）、信息，並收取報酬的掮客為jinetero——作為旅遊業的底層參與者，他們時常面臨警察的盤查和驅逐，每日的生存面臨很高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儘管他們的收入可能仍高於公有部門支付給專業技術人員的工資。 在田野調查中，我的訪談對象這樣評價那些遊走在法律邊緣的「個體戶」：

們的收入可能仍高於公有部門支付給專業技術人員的工資。 在田野調查中，我的訪談對象這樣評價那些遊走在法律邊緣的「個體戶」：

「他們這些掮客能幹得很。他們對周圍這些街區的情況了如指掌，知道哪些地方有民宿，條件如何，收費如何。他們會帶客人來，這點很好。但他們也跟我們要錢，有時要我們從客人每天的房錢里抽5個可兌換比索【注】給他們。要知道我一天才收客人20個可兌換比索。你要不給他們，他們以後就會到處亂講，什麼這家店很差啦，不要去住啦。我是怕了這些人。有時候客人講好要來住，結果路上遇到這些能說會道的掮客或者計程車司機，說自己認識更好更便宜的住處，就把我的客人帶走了。」

「有規定要我們登記每一個和外國遊客一起來的古巴人，然後把他們的名字交給政府。警察很聰明，他們把轄區里所有民宿的古巴訪客名單放在一起，如果發現哪個女人的名字今天出現在這個客棧，明天出現在那個客棧，就會懷疑她是妓女。不過，只要這些女孩子不惹麻煩，我們一般不登記她們。我們也曉得現在情勢艱難，生存不易，幹嘛要為難她們？我一般就是提醒下外國遊客自己小心注意。」

說這話的是一位民宿主人。他之前在一家國有文化單位工作，懷念經濟危機前清貧但平靜的生活。他經營民宿是為了生存，但也希望有一天可以攢夠錢開辦自己的音樂工作室。

此外，儘管規模有限，哈瓦那的個體戶中有一些是因家鄉經濟狀況太差，所以從外省前來首都尋找收入機會的移民。他們完全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謀生（例如，哈瓦那人力三輪車夫有不少來自這一人群），其中一部分在哈瓦那市郊搭建起臨時住所，形成新的棚戶區。

當政府遇到個體戶

政府對待個體經濟的態度是曖昧的。

一方面，政府認可個體經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就業問題、增加財政收入、彌補公有制經濟的低效和赤字（特別是旅遊、交通和零售等領域）。但另一方面，私營部門的擴張對古巴政府的治理提出了不少挑戰。政府擔憂，個體經濟會使供給制和計劃經濟的秩序受到影響、損害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力。

由於部門間收入的巨大差距，旅遊業這樣能獲得外匯的個體經濟領域，成為職業聲望最高的部門，使得公有制主導的重要領域（特別是教育和醫療）出現人才流失。同時，古巴革命致力消除的不平等，也隨著個體經濟的崛起而重新加劇。古巴經濟學家Mesa-Lago在2002年觀察到，在各種制度和結構性的限制下，古巴白人擁有僑匯來源的比例高於非裔古巴人；因為個體經營通常需要經營場所和啟動資金，所以擁有經濟資源更多的白人在個體經營上有一定優勢，這使得基於種族的不平等重新抬頭。

這種情況下，政府優先考慮的，是維護公有制經濟的正常運轉、維護社會平等和穩定，而不是非公有部門的經濟績效。在勞動力僱傭、物資供應、經營場所等方面，政府對個體經濟設置了大量制度性的限制，並課以重稅。

政府針對私營部門的政策，也時常出現反覆，並用頻繁的執法行動加以嚴厲管制。比如，直到2010年底，古巴政府不允許個體業主僱傭家庭成員以外的人員、規定只能使用自己的住房作為個體經營場所、甚至明確限制個體飯店的桌子數量（上述限制此後已逐步取消）。這種情況下，儘管個體戶的收入可能有限地高於社會平均水平，但幾乎無法擴大經營規模。一位訪談對象說到：

「你去看看允許個體經營的部門的目錄。這個太扯了。誰會去為幫人看孩子專門申請個執照？誰會去申請這些「執照」？不管你賺不賺錢都得交稅。我家裡要是有什麼壞了，我找個人來修修然後給點錢好了。誰會管他是不是有執照的個體戶還收了我的錢？我敢說這個所謂的改革就是政府搞出來平息外界政治壓力的。」

說這話的也是一位民宿主人，對政府持批評態度。他曾因父輩是西班牙人而拿到了西班牙護照，去西班牙闖蕩了一陣但一無所獲，只好回到古巴。他最大的願望，是讓自己的子女也有機會「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沉重的稅負，是個體戶們面臨的另一個大難題。2010年底，政府對哈瓦那某區面向外國遊客的民宿徵收每月每個房間230可兌換比索的稅。該區旅遊業較發達，民宿每間房每天的價格大多在20到35可兌換比索上下。也就是說，每個月至少要將每間房出租7到12天，才能完成稅收任務，而淡季時，可能連稅收任務都完不成。

在當時，包括民宿在內的古巴普通家庭很難上網，除非每月給國營旅行社一定費用刊登廣告，否則一般只能靠自己的人際關係推廣。民宿即使完成了稅收任務，剩下的利潤最多也只是讓手頭寬裕一些，無法真正致富。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和不確定性，常常使民宿主人陷入焦慮，或者冒著被發現的風險無照經營，以此逃避稅負。一個無照經營的民宿主人說：

「做這個地下生意（民宿）太困難了……我總是面臨這樣的煩惱：我希望有更多的客人來住，又怕客人是美國人或者以色列人。誰曉得政府有沒有跟蹤他們，然後發現我這個地方沒有執照？客人住進來了我也提心弔膽。要是他們在外面被偷了，或者發生點其他什麼事報警了，警察肯定要問他們住哪，我又會被發現。要是客人不自覺，比如搞個吵死人的派對，弄得鄰居們不開心，鄰居們會不會舉報我？我兩邊都不能得罪，都得討好。前段時間我這裡住了個來自XXXX的客人。這個XX實在是沒有教養，他兒子也是慣得不像話。有天這孩子把陽台的窗戶打破了。我又沒錢修，就叫他們賠。他不答應，我們大吵了一架。後來他對我大叫『我曉得你這個生意沒有執照，回頭我就去舉報你』。當時外面很多人都聽到我們的爭吵。我能怎麼辦？我只好隨他去。」

這位民宿主人，之前在一家國營公司從事裝修，一年前開始經營民宿。因為自己「社交網路太窄」，民宿總是慘淡經營，湊不夠申請執照的錢，更擔心有了執照後也交不起稅。然而，沒有營業執照，民宿又很難公開招攬顧客。

「終於等到我的勞動被國家承認了」

九十年代，官方媒體常指責個體戶投機倒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有很多個體戶被罰沒財產的例子。在與政府管制和沉重稅負周旋的過程中，很多個體戶有著「受害者」的體驗和記憶。

我打下手的這家飯店，位於哈瓦那比較破敗的地段。因周邊基本沒有旅遊業，主要服務當地居民。飯店就是老闆家的客廳：兩張桌子，八張椅子，窗戶上掛著當日菜單和價目表，遇到檢查就摘下。老闆一直是革命的擁護者，退休以後經營飯店為補貼家用，又因為無法負擔稅負和執照費用，只能冒用另一個稅負較低的項目的執照應付檢查。因為老闆與鄰居和執法者的關係不錯，飯店得以勉強維持。不過，老闆每天都在焦慮兩件事：如何獲得食材和防盜 。

2010年12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和飯店老闆一起收看勞爾-卡斯特羅的電視講話。這次講話中，勞爾公布了為次年四月份古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準備的社會經濟政策綱領，並號召全社會進行廣泛討論。勞爾提到，要尊重個體勞動者的勞動、將其當做革命的一部分。聽到這裡，老闆瞬間熱淚盈眶，因為「終於等到我的勞動被國家承認了」。

我在田野調查中看到，面對嚴厲、搖擺不定且無孔不入的政府管制，面對短缺的物資供應、不斷增長的競爭、以及不確定的全球經濟形勢，個體戶們通常的應對方式包括延長工時、對政府隱蔽部分或全部生意、以及擴展自己的社會網路。

例如，因為不存在批發市場，個體戶為獲得經營需要的物資，一般需要排長隊、輾轉不同供應部門，或者訴諸黑市或關係。在技術使用（如互聯網）和勞動力僱傭被嚴格限制的情況下，人人都有的資源也就只剩下汗水和奔波了。

不過，嚴厲的政府管制有時候也難以實施，要麼是因為其自身邏輯充滿矛盾，要麼是因為基層執法人員的選擇性執法。在個體戶們巧妙的「躲藏」或與基層執法者的共謀（「關係」和「賄賂」）中，看似無孔不入的政府管制被這種消極而無聲的抵抗化解了一部分。國家和個體戶們之間，也形成了一道充滿變數、張力和妥協的邊界。

總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個體經營成為古巴經濟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經營和公有制經濟並不是互相隔絕的兩個部門，而是緊密聯繫，儘管這種關係是高度不平衡的。個體部門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公有制部門的嚴重危機，成為公有制重要的補充。但是，個體部門的地位仍非常脆弱，在物資、信息和關係網等方面，仍保持著對公有制經濟的高度依附。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古巴革命

實地田野調查的經歷讓我意識到：對古巴革命的理解，不能離開對古巴歷史和拉美歷史的把握，也不能離開對古巴民眾日常生活和古巴社會日益多元的價值觀的了解。

革命前夕的古巴，很多社會和經濟發展指標居於拉美的前列，甚至今天哈瓦那的很多標誌性建築還是革命前的作品。然而，表面繁榮之下的經濟基礎非常薄弱：與很多單一種植業的拉丁美洲國家相似，革命前的古巴經濟高度依賴蔗糖出口，世界蔗糖市場價格的波動對古巴經濟和就業影響巨大，並造成嚴重的季節性失業和貧困問題、巨大的社會不平等和政治動蕩。1953年政變上台的巴蒂斯塔建立了殘酷的獨裁統治。同時，美國資本（如聯合果品公司）在古巴擁有大片土地，牢牢控制了古巴的經濟命脈並享有各種特權，且因反共需要積極支持獨裁政權。這些因素，都激起了古巴民眾普遍的民族主義情緒。

古巴革命起初並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1961年古巴革命轉向社會主義，是國內改革中的各種矛盾和國際政治相互作用的結果。此後，古巴採用計劃經濟模式，逐漸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國有經濟部門。

隨著1972年古巴加入經互會，得益於穩定的蔗糖出口市場和蘇聯提供的大量廉價原油，古巴經濟經歷了一輪快速增長（1971-1985），並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工業化。革命同時帶來了一套比較先進和人性化的免費教育和醫療體系——這在社會排斥和貧富分化極為尖銳的拉美地區格外引人矚目。古巴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著重於社會正義和「人」的健全發展，極大地激發了拉美左翼對社會變革的熱情和想像力。

和其他社會主義政權相比，古巴的政治體制和文化相對開放，革命領導人也試圖使革命保持最初的生命力。但官僚化、特權化和言論管制等傾向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現。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前期，古巴在工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加深了對經互會體系的依附。八十年代，古巴一度引入了若干市場化的措施（特別是在農業領域），但這些措施很快就因為對既有社會經濟秩序挑戰太大，在1986年的「糾偏運動」中被廢棄。

八十年代後期，古巴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日益暴露，增長陷入停滯。再之後，蘇聯解體使得古巴失去了最為重要的能源來源和貿易市場，引發了一次深重的經濟危機（官方稱為「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1990年到1993年，古巴的GDP下降了30%左右。差不多到2005年，古巴的人均GDP才恢復到1985年的水平。雪上加霜的是，美國對古巴經濟加緊封鎖，嚴重阻礙了古巴經濟的恢復。

從九十年代開始， 政府不得不採取一些新的經濟政策來應對危機，例如重新發展國際旅遊業、吸引僑匯、有限度地對外資開放、在一些部門允許個體經濟等等。古巴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轉，同時也不得不重新融入世界經濟。

這一經濟改革過程是非常謹慎和搖擺的。直到最近，官方對改革措施的定位仍然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更新」（Actualización），對市場經濟的理念並不信任。政府更關心的仍是政治和社會穩定，也依然將政權合法性建立在普惠的社會政策和革命意識形態上。因此，從「轉型」、「市場化」、「改革開放」等視角來理解九十年代以來古巴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是有局限性的。

出生在九十年代經濟危機之後的古巴年輕一代，並未親身感受過革命前後社會氛圍的巨大對比，也沒經歷過相對寬裕、平等和封閉的七八十年代。同時，美劇和外國遊客的湧入，尤其是消費主義的興起，對這一代人的影響是巨大的。另外，長期的物資匱乏動搖了支撐社會政策的物質基礎。這些因素，都給古巴共產黨未來的執政帶來了巨大挑戰。

十年前，菲德爾-卡斯特羅已經通過政權平穩過渡而退居二線，他的去世更多的只是一個符號。學界對下面兩個問題的探討仍有待加深：一是，古巴是否有明確的發展模式？或者，古巴模式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樣的？二是，古巴政府和社會如何回應有限的經濟改革造成的新的社會矛盾和訴求？古巴經濟模式的一些市場化元素、美古關係的改善，並沒有完全回答上面兩個問題。簡單粗暴的市場-國家兩分法、歷史終結論的假設、或以中國的改革開放經驗衡量甚至輕視他國的經驗，對理解古巴現行政治經濟體制並沒有益處。

【注】：古巴從1994年起實行貨幣雙軌制（古巴比索和可兌換比索）。2010年，1可兌換比索相當於24古巴比索。可兌換比索作為外匯券，用以回籠僑匯，基本以1:1的匯率盯住美元。街頭上有不少以可兌換比索標價的小型超市，物資供應相對充足，但也更昂貴。2014年，哈瓦那製造業行業的月均工資是617.7古巴比索（約25可兌換比索）。一些效益好的單位或企業除了用古巴比索發工資外，也會發一定數量可兌換比索的獎金。

（作者為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社會學系博士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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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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