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鈍：羅素是個「玄學鬼」嗎？

?《伊卡洛斯的飛翔》

17世紀佛拉芒畫家Jacob Peter Gowy所繪，現藏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

撰文 | 劉鈍（中國科技大學人文社科學院院長、《科學春秋》主編）

責編 | 李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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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日後成為著名遺傳學家的霍爾丹在劍橋大學發表了題為《代達羅斯》的演講，提出科學將對傳統道德提出挑戰並造福人類。哲學家羅素則在翌年給予批評性回應，在其發表的《伊卡洛斯》中，警告人類對科學的濫用將導致毀滅性的災難。

霍爾丹演講後第10天，以張君勱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人生觀》為契機，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科玄論戰」揭開了序幕。

儘管「科玄論戰」雙方的前台主將都有很強的西方教育背景，但是沒有證據表明他們知道霍爾丹的演講及後來羅素的批評。兩場論戰的同時性可以由一戰後中國與西方各自的社會文化環境得到說明。在西方，目睹現代戰爭帶來的空前浩劫，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反思人類對財富與權力的無節制慾望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在中國，高揚「五四」旗幟的知識分子們視科學為救國救民的利器，容不得對科學功用加以懷疑的言論。

霍爾丹與羅素之辯，以及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那場「科玄論戰」，都可以放在更廣闊的「兩種文化」視野下去考察。

1959年，英國人斯諾（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在劍橋大學作了一個著名演講，講題是《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他在演講中提出，存在著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由於科學家與人文學者在教育背景、學科訓練、研究對象，以及方法和工具等諸多方面的差異，他們關於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判斷經常處於相互對立的位置，而兩個壁壘中的人士又彼此鄙視、甚至不屑於嘗試去理解對方的立場[1] 。（此處刪去有關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及工業革命等不同時代有關科學與人文爭論的論述[2]）

「兩種文化」的分裂久已存在，斯諾只不過是將其明確表述出來而已。他的那本小書問世之後，儘管針對這一命題的批評屢見不鮮，但是當今西方學術界的主流還是承認，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割裂與制衡，乃是人類近代思想史上一條醒目的軌跡。

如果說霍爾丹與羅素之辯是兩個擁有頭等智力的名流間個人過招的話，1923年在中國發生的「科玄論戰」，則是兩大陣營的集體對壘，它們都在斯諾提出那個著名的論題之前[3][4] 。

其實，在「科玄論戰」爆發前不久，羅素就曾來中國訪問。細檢他來華的經過，以及眾多交遊活動，可以大致窺見「科學派」與「玄學派」這兩個陣營已然成形，同時也不難理解羅素通過《伊卡洛斯》表達的諸多看法，與後來「玄學派」的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是款曲呼應的。

一、 緣起和隱喻

1923年2月14日，哲學家張君勱（1887—1969）在清華大學作了一場名為《人生觀》的演講，兩個月後地質學家丁文江（1887—1936）在《努力周報》上發表《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由此掀開了「科玄論戰」的大幕。

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裡，思想文化界的眾多大佬和學術新星陸續登場，演繹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頗為壯觀的一幕大戲。相繼捲入論戰的有梁啟超、胡適、林宰平、任鴻雋、孫伏園、章演存、朱經農、唐鉞、張東蓀、陸志韋、王星拱、吳稚暉、范壽康、甘蟄仙、屠孝實、王平陵、陳獨秀、鄧中夏、瞿秋白、蕭楚女等，以及署名為「菊農」、「穆」的作者。最早彙集論戰雙方言論的兩部文集，《科學與人生觀》和《人生觀之論戰》，當年12月就在上海出版（兩部文集所收文章大致相同，前者由汪孟鄒編輯、亞東圖書館出版，陳獨秀與胡適的序文代表了科學派的立場；後者由郭夢良編輯、泰東圖書局出版，張君勱的序和文集的編排都體現了玄學派的立場）[5]。丁文江在文章中首先使用了「玄學鬼」這個帶有貶義的詞，以後胡適等人皆相因之，用以指代「科玄論戰」中的張君勱及其同道們。

?張君勱、丁文江

當時的中國知識精英們多半不知道，就在「科玄論戰」如火如荼展開之際，兩位英國紳士也在為科學與人生觀的關係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辯論，他們就是日後成為著名遺傳學家的霍爾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與早已聲名顯赫的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爭論的焦點是科學是否必定會給人類帶來更美好的未來。對此問題，羅素是站在反方立場上的。讓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把兩位英國紳士搬到1920年代的中國思想舞台，按照國人熟悉並幾乎蓋棺定論的說法，霍爾丹或許會被科學陣營引以為同志，而聲稱「科學絕不能代替道德」的羅素註定會被歸入「玄學鬼」一流。問題是，這頂帽子對羅素是否合適呢？

事情還要從霍爾丹的演講說起。1923年2月4日，也就是張君勱在清華髮表演講的前10天，剛滿30歲的生物化學講師霍爾丹在劍橋大學發表題為《代達羅斯，或科學與未來》（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的演講，講題來自希臘神話中為彌諾斯王修造迷宮的工匠代達羅斯（Daedalus）。這一人物具有多重象徵意義，正如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院刊更名時發表的說明那樣：「他兼有科學家與工匠的聲名，同時又是難題的提出者與揭謎人；他是一個具有所有人類缺點的個人，也是一名建築師、雕刻家、博物學者、金屬工人、鑄幣者；斧頭、鉛垂、螺旋鑽與膠水的發明者。」[6]在演講中，霍爾丹又給這位神話人物戴上了遺傳工程師和「弒神者」這兩頂新帽子：

我可以有把握地說，他在實驗遺傳學方面取得的唯一一次有記錄的成就，後人無以匹敵。如果米諾陶吃住的成本不是那麼高昂，代達羅斯也許會在孟德爾之前發現遺傳定律。但彌諾斯認為，迷宮和每年提供的50名少男和50名少女，是一筆過於高昂的研究成本。為了擺脫這一無情的經濟困境，代達羅斯被迫發明了飛行術。彌諾斯追趕代達羅斯一直到西西里，自己卻在那裡喪了命……他是第一個宣告科學工作者不關心神祇的人……未來的科學工作者將越來越像孤獨的代達羅斯，因為他意識到自己的可怕使命，並為之感到自豪。[7][8]

在希臘神話中，技藝超群的雅典工匠代達羅斯因罪逃匿到克里特島，島上的統治者彌諾斯王令其建造迷宮來囚禁牛首人身的怪獸米諾陶。代達羅斯用牛皮為王后製造了一頭母牛狀機器，王后可以鑽進去潛入迷宮與神牛相會。霍爾丹關於實驗遺傳學成就的說法，就是來自這一神話的隱喻。不過故事還有另一條線索：後來，代達羅斯為了擺脫彌諾斯王的控制，用蜂蜜、臘和鳥羽為自己和兒子伊卡洛斯製造了飛翔的翅膀。父子倆成功地逃離克里特飛往西西里，得意忘形的伊卡洛斯忘記了父親的囑咐，在途中越飛越高，被激怒的太陽神所發出的光熔化了翅膀，不幸墜海身亡。

《代達羅斯》很快就成為劍橋、牛津等地知識圈的時髦話題，在學院的餐廳與小巷中的咖啡館裡，人們為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霍爾丹關於生物學發展的驚人預言在專業領域也攪起了波瀾，特別是他提到了多種在當時屬於禁忌的話題，如迷幻藥物的臨床應用、人類的無性生殖、體外胚胎、計劃生育、優生控制，甚至暗示了人獸雜交和安樂死的可能。他驕傲地宣告「生物學家是現在地球上最羅曼蒂克的人」；「是腐朽的帝國與文明的破壞者，是懷疑者、動搖者和弒神者。」

對於霍爾丹的批評接踵而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哲學家羅素。1924年，羅素髮表《伊卡洛斯，或科學的未來》（Icarus, or The Future of Science），文章一開頭就寫道：

霍爾丹先生的《代達羅斯，或科學與未來》，描繪了一幅未來將科學發現用來促進人類福祉的誘人圖景。儘管我願意同意他的許多預測，從事政治活動與政府工作的長期經驗卻使我產生了某種程度的懷疑。我不得不擔心，科學會被用來加強統治集團的力量，而不是促進人類的福祉。伊卡洛斯在父親代達羅斯指導下學會了飛行，由於魯莽而遭到毀滅。我擔心人類在現代科學人的教育下學會了飛行之後，亦會遭遇相同的命運。[9] [10]

伊卡洛斯也被後人賦予了雙重象徵意義：作為飛天夢想的實踐者，他是一位壯志未酬的英雄，代表著人類與自然抗爭的勇氣和雄心；另一方面，正如羅素說的那樣，他是一位不自量力的狂妄少年，罔顧智者的忠告，藐視大自然而遭致報應。在文章的結論部分羅素又寫道：

科學並沒有給人類帶來更多的自我控制，更多的愛心，或在決定行動之前克制自己激情的更大力量。它使社會獲得更大的力量，去放縱自己的集體激情，但通過社會的更加組織化，科學降低了個人激情的作用。人的集體激情主要是一種罪惡的激情，其中最強烈的激情是針對其他群體的仇恨和競爭。因此，現在所有使人得到放縱激情之力量的東西都是邪惡的。這就是科學可能導致我們文明毀滅的原因。[9][10]

?《伊卡洛斯與代達羅斯》

19世紀英國新古典主義畫家Frederic Leighton所繪，私人收藏

二、 霍爾丹與羅素的身份及時代

霍爾丹是一位傳奇人物。他出身名門，卻鄙視階級社會賦予貴族和資產者的特權；他是一個不加掩飾的無神論者、社會主義理想的信徒並曾加入英共，後來卻無情地批判不同類型的極權制度；他從伊頓、牛津、劍橋一路攀升到英國學術殿堂的高台，一生卻發表了近350篇科普作品，成為老赫胥黎以來英國最高產的科普作家之一；他曾參加一戰併流血負傷，晚年卻放棄英國國籍而自我放逐印度；他在孩童時代就被父親帶進科學實驗室，本科卻在牛津主修古典人文，後來又成為將數學引入生命科學的先驅之一；他是孟德爾學說的忠實擁躉，卻對「選擇」這一達爾文的天條情有獨鍾，開創了群體遺傳學與綜合演化論的嶄新天地；他在科學界享有崇高的聲望，卻終身關注社會、文化和倫理問題。[11][12]

不過在發表《代達羅斯》的時候，霍爾丹在科學上還只是個嶄露頭角的小角色，有些憤世嫉俗，政治立場也還沒有確定。至於羅素，此時已是蜚聲世界的大學者了。概言之，他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數學基礎中邏輯主義流派的代表，又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與世界和平運動的領袖，哲學上傾向不可知論，政治上堅守自由主義立場，生活上特立獨行，藐視各種政治權威和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在發表《伊卡洛斯》之前，他曾相繼訪問蘇聯和中國[13]。在批判現行制度與挑戰上流社會虛偽習俗等方面，他與霍爾丹是某種程度上的盟友，但是對於剛剛結束的世界大戰以及科學日益與權力糾纏的現實，倆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羅素在《伊卡洛斯》中表現出來的對科學的質疑，可以說是20世紀初濫觴於西方知識分子中間的一種流行思潮，它與不久前發生的那場人類浩劫有關，也是對啟蒙時代以來有關「科學導致進步」這一觀念的深刻反思。

20世紀初，隨著美國和德國的崛起，英國在世界的霸權地位受到挑戰，昔日的「日不落帝國」逐漸淪為一個二流強國。一戰之後的歐洲政局動蕩不定，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從1918年到1923年，歐洲多國都爆發了流血革命。與此同時，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潮開始流行；但是不同於歐洲大陸的激進運動，在英國佔主流的是一種漸進的、改良式的社會主義，其代表就是成立於1884年的費邊社。費邊主義者認為，民主憲政的完善和勞工組織的發達足以扼制資本主義的貪婪，因此無須通過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也能達到廢除土地和國家資源的私人佔有、實現工業國有化，以及完善各種社會福利的目的。進入20世紀以後，費邊社參加了英國工黨的組建，絕大多數老費邊社成員都成為工黨黨員。霍爾丹的父親以及青年霍爾丹都是費邊主義的追隨者，羅素也一度青睞費邊社的政治理想。

科學在20世紀初發生了質的飛躍。物理學與數學中的最新成果導致確定性的喪失，而確定性正是啟蒙時代以來科學進步論者們努力追求的目標。具體來說，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建立顛覆了人類對時間、空間、物質、能量、運動和因果性的傳統觀念；羅素提出的邏輯悖論在被視為數學基礎的集合論中捅了個大窟窿，從而引起第三次數學危機。在生命科學領域，由達爾文學說衍生出的兩個怪胎、優生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早將觸角伸到人類的社會生活中來；孟德爾學說的重新發現，則開啟了現代遺傳學的大門。此外，物理科學與生命科學的結合也露出端倪，其代表就是布拉格父子開創的X射線晶體學。

一戰期間西方在醫學方面的某些大膽探索，助長了激進人士挑戰傳統的慾望。1914年美國護士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開始發行《女反抗者》，是為《節制生育評論》的前身，隨後相繼出版《少女須知》和《母親須知》，在美國提倡性教育並開展生育控制的臨床實驗。在英國，古植物學家和女權運動的積极參与者斯陶皮斯（Marie Stopes,1880—1958）遙相呼應，1921年在倫敦北部開設了第一家計劃生育診所，大力宣傳優生學思想。

霍爾丹比羅素小了整整20歲，專業領域幾乎沒有交集；然而他們也有一些共同點，例如同樣出身名門和名校，同樣藐視權貴和具有反叛精神，同樣的睿智博學並關注社會問題。無論如何，羅素與霍爾丹、伊卡洛斯與代達羅斯，在公眾眼中都是極富戲劇色彩的廣告元素，這一思想交鋒吸引了眾多媒體的注意，霍爾丹的知名度也陡然上升。在《代達羅斯》和《伊卡洛斯》中，他們在一些問題上觀點一致，但是更多的是針鋒相對的論辯。

?左：桑格主編之《節制生育評論》2卷2期封面，1918年2-3月[wiki]

右：桑格《婦女與新種族》一書的廣告。畫面上是桑格和她的兩個兒子。[wiki]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霍爾丹與羅素的書就被譯介到中國來了。1928年，上海北新書局推出了一本署名海登的《科學與將來》[14]，正是《代達羅斯》的中譯本。193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本《科學之將來》[15]，此即羅素《伊卡洛斯》的中譯本。

?左：《代達羅斯》與《伊卡洛斯》英文版

中：《代達羅斯》中譯本（1928）

右：《伊卡洛斯》中譯本（1931）

三、 《代達羅斯》對《伊卡洛斯》

以下分四個方面介紹霍爾丹與羅素的觀點，引文分別來自他們的《代達羅斯》與《伊卡洛斯》的最新中譯本[7][9]，不再另行標註。

第一是科學。

在談到物理學時霍爾丹首先論及相對論，但不是預測其應用，而是關注這一理論對人類思維的影響。他認為「愛因斯坦這位耶穌之後最偉大的猶太人」提出的關於空間和時間的新思維，使得「康德觀念論將如同唯物主義在牛頓走紅之後那樣，成為物理學家乃至所有受教育者的基本工作假說」。自詡為唯物主義者的霍爾丹下面的話是耐人尋味的：

在我們生活的若干世紀里，許多實際活動可能不是以唯物論，而是以康德的觀念論為基礎進行的……未來的孔多塞、邊沁和馬克思們會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無情地批判他們時代的形而上學和倫理學，但對自身就不會那麼肯定；他們不會有我們可以在功利主義和社會主義那裡看到的某種笨拙手法。

對於正在發展壯大中的量子力學，霍爾丹沒有停留在本體論或認識論意義的討論上，而是對其應用前景作了一點展望：「如果量子假說被普遍接受，那麼我們的思想中將必然出現甚至更激進的替代物。但考慮到目前量子力學的狀況不能令人滿意，我感覺，推測它的發展方向還為時過早」；不過，「對輻射了解更深入以後，我們將能夠以比現有程度更令人滿意的方式產生輻射」。

羅素承認「科學給社會生活帶來的最大變化，許多應歸功於物理科學，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須考慮物理科學帶來了工業革命就一目了然了」。對於工業革命的後果，他頗有遠見地預告全球化時代將會到來，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亮點。他認為「工業化的影響之一是使全世界變成一個經濟單位，其最終結果將與這件事有很大關係。」值得注意的是，羅素對於工業化的後果並不樂觀。他寫道：

正是科學高於其他因素決定了原材料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性。尤其是煤、鐵和石油是武力的基礎，因此也是財富的基礎。擁有這些原材料，而且掌握利用原材料進行戰爭所需的工業技術的國家，就能夠以武力奪取市場，並向那些倒霉的國家勒索財富。

關於化學，霍爾丹的激進觀點得到了更好的展現。他認為化學的功能不僅是幫助人類開發更多資源以獲取材料和能源，未來的重大貢獻乃是「生產一類更重要的在生理上起作用的物質——食物」，以及與生理學結合來改造人類的體質、精神甚至「激發我們的想像力」。他預測最有意思的化學發明將出現在生物化學領域。由此切入到一個敏感話題即迷幻藥物的應用：他提到德國生理學家使用磷酸鈉延長肌肉工作時間的實驗，一組煤礦工人連續服用九個月後使煤炭產量大為提高；他還暗示了敢死隊員服用類似藥物的效果。接著，霍爾丹開始討論將化學知識用於製造食品的前景，例如用煤炭和大氣中的氮來合成蛋白質。

與霍爾丹將化學與物理學分開並與生理學和農業相聯繫不同，羅素宣稱「我所說的物理科學包括化學，而且一般地說，包括研究任何無生命物質屬性的科學」。

談到生命科學，霍爾丹提請人們拋棄一種成見，即「生物學僅僅是物理學和化學發現在人、動物和植物上的應用」。為此他宣布了一個偉大預言：「如同數學物理學摧毀幾何學那樣，將會出現一個生理學侵入和摧毀數學物理學的新時代。」從生命科學在20世紀後半葉以來的發展來看，霍爾丹可以說是頗有先見之明。他的一系列驚世駭俗的預言還包括：生殖與性愛的分離（試管嬰兒），通過生殖選擇改造民族性格（優生學），通過化學合成物延長婦女的青春，性別轉換，藉助生理學而不是監獄來處理人的邪惡本能，完美的生活結束後平靜地走進墳墓（安樂死），藉助催眠術與心理學為人類「開啟與另一個世界的靈魂進行系統性溝通的大門」（通靈術）等等。

對於生命科學在社會中的應用，羅素更多地表現出憂慮，特別是被他說成遲早要成為一門科學的遺傳學。在這方面他談到了計劃生育和優生學被濫用的可能性，以及心理學服務於邪惡政權的前景。他設想：未來的政府會獲得一定的權力，對那些被認為不適合繁衍後代的個人進行絕育，其初衷是降低國家中低能者的數目，這當然是一個可以考慮的目標。問題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政府可能會把反對者的意見視為一種低能的表現，從而將形形色色的反叛者強制絕育；再以後還可能將對象擴大到癲癇病人、肺結核患者和酗酒成癮者；最後，很可能會延及普通學校中的成績低下者，用這種方式來提高民族的平均智力。在心理學方面，專家們可能會具有誘惑他人產生不合理念頭的本領，這類技藝成熟之後會被用來培養愚忠的民眾。針對霍爾丹談到的迷幻藥物，羅素指出，如果情緒與性格的差異是由內分泌決定的，那就可以通過注射藥物來影響內分泌腺，從而根據需要把人變得易怒或膽怯、性慾強或性慾弱，等等。進而，他寫道：

某個控制社會的寡頭組織——國家，可能想讓統治者的後代具有執政所需要的性格，使無產階級的子女具有服從所需要的性格。想要反對國家醫師的這種注射，最能言善辯的社會主義者亦將無能為力。唯一的問題是如何把這種服從性格與抵禦外敵所需的殘暴相結合，但我不懷疑統治者所掌控的御用科學能勝任這項任務。

第二，讓我們看一下他們關於國家與社會的觀點。

霍爾丹認為科學會使人類日益緊密地聯為一體，而生活也會日趨複雜化、多樣化和人為化，同時人類為善作惡的力量也會無限增大。他設想以科學去教育詩人，讓工廠里的壁畫促進生產率，使藝術再度成為一種商業。他預測農業將變成一種奢侈的行當，合成食物將代替田園耕作，而未來的人們將通過工業生產實現自給自足，所有的城市都將變得像花園一般美麗。

羅素對工業化的前景沒有這樣浪漫，他承認工業化提高了生產率，隨著這一進程向世界各地的擴散，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始。但是如果沒有一種強有力的組織即他心目中的世界政府，工業化的世界就不能抑制來自其內部的干擾，也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因為「現代工業主義是國家之間為爭奪市場和原材料這兩樣東西，以及為追求統治的純粹樂趣而展開的一種鬥爭」。羅素接著寫道：「由於科學發明促進了權力的集中化和宣傳手段的影響，團體變得更加組織化，更有紀律，群體意識更強，更易受領袖的控制。領袖對成員的影響增大了，少數知名人物對事件的控制變得更加明顯。」

在羅素看來，科學和工業化之所以造成傷害，就是由於它們尚未強大到足以產生國際性組織。他預測：在未來50年內，政府權力將進一步加強，因為這正是企圖控制軍備和原材料的那些人所希望的。各種形式的民主制度可能在西方國家生存下來，相互競爭的經濟集團可能會繼續與相互競爭的國家勾結，並將大力鼓噪民族主義。不過在更遠的未來，「建立了一個穩定的經濟與政治的世界組織之後，雖然它起初只依靠武力，到後來那些威脅文明的邪惡就會逐漸消失，並且可能實現一種比現有民主制度更加徹底的民主制度。」

霍爾丹當然了解工業化和現代資本主義將帶來很多新的社會問題，但他堅信「只要我們現有的經濟與政治制度保持下去，科學研究就毫不可怕」；而「科學的進步最終會使工業的不公平產生自我毀滅性，就像現在人們製造國際間的不公平那樣」。他也預言了國家的消亡，認為如果一次這樣的戰爭沒能達到建立一個全球組織的目的，人類也許需要再等上兩千年才能獲得另一次機會；然而「對於學習地質學的人來說，這麼長的一段時間短暫得可以忽略不計」。

對戰爭深惡痛絕的羅素對這種露骨的表述十分反感。他警告道：「吃得過多並不是一種嚴重危險，但是過分地好戰就非常危險。如果工業化繼續取得成功，對人類追求權力與競爭的本能，就像對待狗的貪婪胃口一樣，需要加以人為的遏制」。他又指出，正是由於科學的原因，全體民眾將被戰爭機器所裹挾。「首先是國家武裝力量，然後是提供從原材料到成品的軍火商，依次還有外交和使領館人員，在學校宣講愛國主義的教師，以及新聞從業者。所有這些人還兼具其他社會功能，但其主要目的是為國際競爭服務。另一類人的工作也服務於同一目的，這包括相當大一部分科學工作者。這些人不斷地發明出更複雜的攻擊和防禦的方法。」

第三，讓我們來考察他們兩人對資源與生態問題的認識。

霍爾丹用了數段文字談論能源問題。儘管他認為地球上的煤和石油將在幾個世紀內耗盡，但是仍然不相信這種耗竭會導致工業文明的崩潰。為此他設想了一些替代方案，包括把工業中心遷移到水源充足的山區，例如喜馬拉雅山腳、英屬哥倫比亞和亞美尼亞。另一方面，考慮到水力資源珍稀且受制於季節和地理條件，從長遠來看，需要開發一些「間歇性的但取之不盡的動力來源」，那就是風力和太陽能。

霍爾丹又通過一位虛擬的150年後劍橋新生之口，編造了一個實驗室事故引起生態災難的故事：一種具有固氮功能的人造海藻中的菌株逃逸到大海並迅速繁殖，很快大西洋熱帶海域的水面變成凝膠狀，給歐洲氣候帶來災難性結果，全球的海洋變成深紫色，未來的孩子們對文學作品中關於藍色海洋的描述感到奇怪。他還設想培育出能夠在沙漠中固定流沙的地衣，應用生物固氮技術使小麥產量翻番，使牧場草地的價值增加三倍。食品價格的大幅下跌又引起純農業國家的衰敗，因此只得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推動的大型風力發電計劃來加以解決。

如前所述，羅素提到了煤、鐵和石油是武力與財富的基礎，但是它們遲早會枯竭，因為「地球這顆行星的大小是有限的」，而人類的貪慾是無止境的。他寫道：「科學增強了人類對自然界的控制力，因此人們可能認為它能增進自身的快樂和幸福。如果人類是理性的，就會出現這種情況，但實際上人類具有很多激情與本能……科學帶來的突然變化打破了我們的本能與環境之間的平衡，但這種變化的發展方向還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

最後，讓我們關注他們倆人關於倫理問題的表述。

霍爾丹又通過那篇虛擬論文的作者聲言：「現在（指想像中的150年後）體外培育胎兒很普遍，目前英國婦女直接生育的嬰兒不到30%。始於19世紀、完成於20世紀的性愛與生殖的分離，對人類心理和社會生活的影響決非完全令人滿意」。因此，一方面是「在某些方面我們的曾祖父母比我們更為優越」，另一方面，「挑選生育者不僅是為了減少邪惡。被挑選來生育下一代的少數男女，無疑要比普通人更優秀，每一代人在各方面的進步非常明顯，包括一流音樂作品的增多和被定罪盜賊的減少」。「如果沒有體外培育胎兒，文明無疑會在可數的時間內崩潰，因為幾乎在所有國家中，劣種人的生育力都比優質人更強。」

這是明目張胆地鼓吹優生學了。他用戲謔的口吻談到人們對優生學的偏見——「優生官員似乎身兼警察、牧師和皮條客三重身份，強制人們帶著一位由某個高貴的醫學委員會挑選的伴侶，每隔一定時間去當地的遺傳女神神廟」，認為優生學家提出的目標更可能以一種迥然不同的方式達到。

羅素也以大量篇幅討論計劃生育和優生學，儘管一開始自謙「我的生物學知識非常有限」，而「霍爾丹先生對這個問題已經做了令人讚賞的探討」。他認為「在更遙遠的未來，優生學具有更加野心勃勃的可能性。其目標可能不僅是減少不需要的人，而且要增加所需要的人」。羅素也提到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引起的社會問題，儘管其表述未能脫離那個時代流行的種族和階級偏見。他寫道：

政府反對節育的宣傳，使那些愚蠢的人得到一種生物學優勢，因為政府的宣傳主要在那些無知的人群中有效。不要很久，節育可能會在白種人群中普遍流行，它不會使白人的素質退化，但將使他們的人口減少。到那個時候，未開化的種族仍在大量繁殖，並在白人科學的幫助下避免了高死亡率。

在援引代達羅斯的神話時，霍爾丹作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發揮——儘管涉嫌造成宙斯之子彌諾斯的死，代達羅斯既未像普羅米修斯那樣被縛在高加索山上，也沒有像俄瑞斯忒斯那樣時刻被複仇女神追殺。關於科學研究與傳統價值之間的關係，他強調：「生物學的進展與我們的某些社會罪惡是不相容的，正如工業進步已經證實與戰爭或某種私有制不相容一樣。」比方說，遺傳工程的成果將會與人類現有的涉及階級、性別的制度不相容。他認為，道德判斷上的改變是異常困難的，因此「我們必須學會對傳統道德不過於認真。正因為即便是最不教條的宗教，也傾向於把自己與某種不可改變的道德傳統相聯繫，所以科學與宗教之間不可能休戰」；「在道德進步的荊棘叢生的艱難道路上，我們掌握的科學至少是開啟難關的鑰匙之一」。對於信仰、價值觀與人類的未來，他寫道：

科學尚處於襁褓時期。除了說一句過去沒有發生的事以後將會發生，我們幾乎不能預言未來。任何信仰、價值觀、制度都不是安全的。上次大戰絕非孤立現象，而只是我們總可以由科學進步預料到的破壞性結果的一個例子。未來不會是報春花盛開的道路，它會有自己的問題。有些是過去長期存在的問題，巨大的惡之花盛開，最終導致自己的毀滅；還有一些則完全是新問題。

羅素則指出，科學的進步是對人類的恩賜這一說法，是一種「十九世紀的令人愉快的妄想，是我們這個更加令人失望的時代必須拋棄的東西」；「科技知識並不能使人明確他們的目標，而且未來的掌權者所具有的愚蠢和偏見，很可能不會比現在的掌權者少」。他在《伊卡洛斯》的結論部分寫道：

科學使掌權者比在沒有科學的時代更充分地達到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的目的是好的，科學就會帶來益處；如果他們的目的是邪惡的，科學就會造成損失。在當今這個時代，掌權者的目的似乎主要是邪惡的，因為他們的介入導致全世界大多數地方的人都認為是良善的事物減少了。因此，在目前，科學增大了統治者的權力，給人類帶來了傷害。科學絕不能代替道德，美好的生活既需要頭腦，也需要心。

?浮雕《伊卡洛斯的墜落》（17世紀作品），現藏法國貢布埃涅市Antoine Vivenel博物館。

畫面場景十分開闊：太陽，大海，海中的魚，航行的船，逃逸的代達羅斯，墜海的伊卡洛斯，以及代表西西里和克里特的兩塊陸地，右下角的克里特島上，還有表示迷宮的圖案。

四、 聯想到羅素訪華和他的忠告

在與霍爾丹論戰之前三四年，羅素曾來中國訪問，他於1920年10月12日來華，至1921年7月11日歸去，在華居留整整九個月，步履所及包括上海、南京、漢口、長沙、北京，發表了五大系列演講和十餘場單篇演說，會見了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對改造中國這一議題向不同的人們提出了建議。羅素來華的邀請和接待實際由梁啟超領導的「研究系」主持，對外出面的則是講學社、尚志學會、中國公學和北京大學等單位[16][17] 。

?左：梁啟超，右：胡適

曾為保皇黨領袖的梁啟超，一向被新文化運動的闖將們視為保守派甚至反動派，此時他剛出版了對西方文明與「科學萬能論」進行反思的《歐遊心影錄》，因此由他發起的邀請活動，在「新青年」那邊得到的反應遠沒有預期的那樣熱烈。胡適甚至警告趙元任不要擔任羅素的翻譯，陳獨秀還在《新青年》上發表公開信質疑羅素關於優先發展教育與實業的觀點，周作人等則借《申報》的報導批評羅素不諳中國國情[18]。

在一個政局動蕩、民生無保、普通百姓不知「賽先生」為何物的國度，「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是一場有些超前的思想盛宴。就科學陣營中的大將們而言，對「科學」的任何微詞無異於挑釁「五四」運動張揚的旗幟，因此必須予以痛擊。就玄學陣營而言，他們實在是生不逢時，談心論性與中國的嚴酷現實存在著太大的反差。結果是，這一場有著諸多頂尖思想家和學者參與、本來可以成為更高水準理論交鋒的「科玄論戰」，未能達到塑造更具前瞻性文化形態的效果，隱身其後的涉及物質文明與價值判斷的深刻意義，沒有也不可能引起國人的充分注意。

羅素訪華後不到兩年，中國就發生了「科玄論戰」，細檢他來華的經過與眾多交遊活動，我們已經可以大致窺見日後兩個陣營的組成，也不難理解他在《伊卡洛斯》中表達的諸多看法。

至於羅素的科學素養，誠如論者指出的那樣，「是由數學入哲學，而不是由文學入哲學，他所認可的哲學是建立在自然科學最新經驗的基礎上，與玄思冥想無緣。他拒絕黑格爾式的歐陸哲學，開闢了數理邏輯實證主義。」[19]他對科學可能遭到濫用的憂慮來自本人對相關知識的深刻認識，就如同日後與愛因斯坦共同簽署反核聲明一樣。

九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已非昔日可比，科學與技術的進步也在改變著每個人的生活並將全方位地影響人類的未來。然而我們又遇到許多新問題，人類的未來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霍爾丹與羅素所擔心的資源短缺早已顯現，除了他們提到的煤、鐵、石油等礦產之外，更嚴重的是水、森林和土地。與霍爾丹構想的海水變色相比，生態領域更危險的是空氣污染、冰川融化、氣候變暖、耕地和牧場沙漠化、核泄漏、物種滅絕等。當今的政治也變得愈加複雜和詭異，羅素寄望的世界政府沒有出現，霍爾丹信奉的改造社會的激烈途徑行之不通，與全球化浪潮相悖逆的「文明衝突論」大為流行，意識形態主導下的冷戰格局演變成區域性的軍事對抗，民族衝突、宗教衝突不斷升級，而這一切釀成了恐怖主義生長的溫床。最後，霍爾丹設想的城市風景並不美妙，只有日益尖銳的貧富差距、官民對立和種種社會公正問題。

就科學創造財富改變生活而言，霍爾丹扮演了一個先知的角色，而羅素告誡人們彌賽亞帶來的不全是福音。把《代達羅斯》和《伊卡洛斯》放在一起讀，我們方能對「科學與未來」有更為健全的認識。同樣，對於中國近代思想舞台上的那場大論戰，我們也應放棄選邊站隊的習慣和人云亦云的陋習，平心靜氣地審視兩造的言說。

雖然中國之行不無遺憾，羅素對中國文化仍然充滿崇敬，對西方列強和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表示極大的憤慨，對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賦予深刻的同情。回到英國一年之後，他就出版了《中國問題》，在該書的最後，他對中國的未來提出了直率的忠告：

如果中國人採取西方人的人生觀，那麼，當他們有能力抵禦外侮之時就會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那時，漢唐時代遠征中亞細亞的歷史又將重演，或許仿效忽必烈去攻擊日本。他們將利用天然資源，在國內造就幾個腦滿腸肥的富豪，而在國外卻讓上百萬個的人飢餓而死。這就是西方人利用科學造成的結果。如果中國誤入迷途，以蠻橫的霸權為無上的光榮，那麼即使表面上看能擊退仇敵，但實質上已經為仇敵所屈服了。世界列強如果仍然好勇鬥狠，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科學的進步，破壞的程度也越來越大，終將自取滅亡。如果中國加入這種失去理智的行列，那就會與它們同歸於盡；如果中國的改革者在國力足以自衛時，放棄征服異族，用全副精力投入於科學和藝術，開創一種比現在更好的經濟制度，那麼，中國對世界可謂是盡了最恰當的義務，並且在我們這樣一個令人失望的時代里，給人類一個全新的希望。[20]

這裡已經出現了日後通過《伊卡洛斯》表達出來的思想，並且顯示了他可能在「科玄論戰」中抱持的立場。品味這位哲人的忠告，我們在重審九十多年前的 「科玄論戰」時，不是應該有些比前人更深刻更周全的認識嗎？

參考文獻

[1] 斯諾：《兩種文化》，陳克堅、秦小虎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

[2] 劉鈍：「兩種文化」視野下的霍爾丹與羅素之爭，《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15-27頁。

[3] 劉鈍：「兩種文化背後」，《科學》2003年第4期，第55-57頁。

[4] 劉鈍：「斯諾命題今昔和科學史的文化功能」，李弘祺編《理性、學術和道德的知識傳統》，台北：喜馬拉雅發展基金會，2003年，第445-474頁。

[5] 張君勱、丁文江：《科學與人生觀》，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

[6] McCord, D. 『D?dalus』, Daedalus, Vol.86, No. 1(1955), pp.6-8.

[7] 霍爾丹：「代達羅斯，或科學與未來」，戴開元譯，《科學文化評論》2011年第1期，第29-50頁。

[8] Haldane, J. B. S. 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924.

[9] 羅素：「伊卡洛斯，或科學的未來」，戴開元、劉鈍譯，《科學文化評論》2014年第4期，第5-18頁。

[10] Russell, B. Icarus, or The Future of Science,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24.

[11] Clark, R. W. The Life and Work of J. B. S. Haldane.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8.

[12] 劉鈍：「霍爾丹與《代達羅斯》」（一）（二），《科學文化評論》2011年第1期，第6-28頁；2011年第2期，第40-78頁。

[13] 克拉克：《羅素傳》，葛倫鴻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

[14] 海登：《科學與將來》，張東民譯，上海：北新書局，1928年。

[15] 羅素：《科學之將來》，吳獻書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

[16] 馮崇義：《羅素與中國——西方思想在中國的一次經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

[17] 馮崇義：「羅素訪華緣起」，《學術研究》，1992年第6期，第88-93頁。

[18] 馮崇義：「羅素訪華平議」，《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153-179頁。

[19] 朱學勤：「讓人為難的羅素」，《讀書》1996年第1期，第3-13頁。

[20] 羅素：《中國問題》，秦悅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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