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十六章 北方的淪陷

第十六章n北方的淪陷

聖塞瓦斯蒂安和伊倫失守後，取道法國向北方戰線提供糧食的線路就被切斷了，但叛軍並沒有向巴斯克地區發動重大進攻。莫拉把最精銳的部隊調去攻打馬德里了。在北方戰線上，在長達幾個月的時間裡，無論是共和軍還是國民軍，都沒有大規模的、裝備良好的部隊。雙方都沒有足夠的兵力，來維持一條從比斯開灣到加利西亞的連貫的防線。戰鬥時而在這裡、時而在那裡發生。在這一年裡，國民軍通過多個階段的進攻作戰，逐步攻佔了比斯開灣、桑坦德和阿斯圖里亞斯。

北方戰線

顯然，國民軍會在兩個地區遭遇頑強的抵抗，儘管這兩個地區的政治制度完全是背道而馳的：一個是保守、信奉天主教的巴斯克，在民族主義情感的影響下，它投靠了共和國一方；另一個是阿斯圖里亞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和一九三六年七月，它都是工人階級的堡壘。在這兩個地區中間，是薄弱的桑坦德地區，當地的戰爭委員會面臨著一個它無法解決的問題：它負責的防線最長，但它的部隊兵力不足，裝備很差，不可能守住防線。社會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爭執不休，進一步削弱了它虛弱的防禦能力。

北方戰線的關鍵戰鬥，是圍繞著畢爾巴鄂進行的；巴斯克地區的反抗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它在國外產生的反響，使人們忘記了這三個中心是同時共存的。然而，在一九三七年中期，在統一的軍事指揮建立起來之前，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即使是在北方戰場上，三個地區都沒能真正攜手合作。卡巴耶洛把休塔特上尉派往阿斯圖里亞斯，把利亞諾·德·拉·恩科緬達[1]將軍派往巴斯克地區，他們試圖在蘇聯技術人員的協助下，把三個地區的部隊統一起來，最後卻沒有成功。儘管按照「正規化」的要求，三地的部隊改變了番號，然而它們仍是不一樣的：「巴斯克民兵」穿著獨特的制服，堅持使用隨軍牧師，不穿mono，也拒絕接受政治委員；「阿斯圖里亞斯民兵」仍被各政黨和工會控制著[2]。

三地不僅沒有實行統一的軍事指揮，而且還彼此猜疑和敵對：革命的阿斯圖里亞斯敵視「保守的」巴斯克，巴斯克也對「無政府主義的」桑坦德和希洪滿腹懷疑。

早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就發生過不少摩擦。在阿斯圖里亞斯，教士和修女遭到驅逐。教堂不是被破壞就是被關閉，宗教儀式也不得舉行。而在巴斯克地區情況正好相反，教會依然享有完全的自由，它對人民、對政府都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在巴斯克政府里還有好幾個天主教部長。阿吉雷在就任誓詞中強調，巴斯克主席身為「一個信徒，一個人民的父母官和一個巴斯克人」，必須以身作則。在阿斯圖里亞斯遭到迫害的教士和信徒來到巴斯克地區避難；巴斯克政府頒布法令，將耶穌受難日定為法定節日，遭到了全勞聯的強烈抗議。阿斯圖里亞斯的礦山和工廠的生產和經營都處於工人監督之下，許多企業被集體化，包括部分小工業的一些企業。而在巴斯克地區，所有制絲毫未動。當各種管理委員會在領導阿斯圖里亞斯革命的時候，保衛巴斯克委員會卻在忙於恢復各地的normalidad（正常狀態）。在阿斯圖里亞斯地區，除了希洪之外，沒有多少國民警衛隊留下來；而在桑坦德和巴斯克地區，仍有不少國民警衛隊。當各地區的權力機關併入共和國政權之後，阿斯圖里亞斯委員會[3]里仍有無政府主義者存在；巴斯克政府則從未吸收過無政府主義者參加[4]。阿吉雷政府竭力抵擋革命。在阿斯圖里亞斯，發生過嚴厲的肅清；巴斯克政府則把保障「個人與財產的安全」作為自己的目標。巴斯克政府禁止後方的平民持有武器，只允許軍人和警察攜帶武器，並獲得了「在情況允許的條件下」徵召儘可能多的治安部隊的權利。

在這種情況下，阿斯圖里亞斯和巴斯克是很難攜手共建「西班牙聯邦」的[5]。在共和軍的劣勢還不明顯的時候，兩地在軍事上完全是各自為戰，因而沒有取得任何成效。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巴斯克為了解救馬德里，曾向阿拉蘇瓦（Alasua）發動進攻，它將這次進攻的失敗歸咎於阿斯圖里亞斯不肯支持它的行動。阿斯圖里亞斯則反駁道，只要有一些軍火和一點重裝備，它就能在索爾查加[6]縱隊趕來救援之前拿下奧維耶多。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巴斯克確實派了幾個營去參加阿斯圖里亞斯對奧維耶多的進攻[7]，但北方戰線上的其它地方卻按兵不動，使國民軍能夠成功擊退這次進攻。

雙方在經濟方面也沒有進行合作。而北方是唯一一個有可能建立起強大的軍事工業的工業區。阿斯圖里亞斯有煤礦，巴斯克有鐵礦，然而寶貴的幾個月時間卻在不斷的談判與爭吵中浪費掉了。

為了平息摩擦，中央政府沒少出力。它曾向阿吉雷進言，他應該吸收全勞聯代表入閣。全勞聯的領導人也要求他們在巴斯克地區的同志們不要「魯莽行事」。然而，北方得不到任何援助物資，所以保衛馬德里委員會和瓦倫西亞政府的意見也就毫無影響。卡巴耶洛在《我的回憶》一書中，記錄了阿吉雷苦苦哀求空中支援的電報，並描寫了這位巴斯克主席的「絕望情緒」。阿斯圖里亞斯也聲稱他們失敗的原因在於得不到戰爭物資。唯一值得一提的援助是蘇聯提供的軍火：十五架戰鬥機、五門野戰炮、十五輛坦克、二百挺機槍和一萬五千支「克里米亞戰爭時期的舊步槍」[8]，對於一支擁有三萬五千名士兵的軍隊而言，這些軍火實在太少了，在一九三七年的攻勢中根本不夠用。

在大難臨頭之際，巴斯克和阿斯圖里亞斯的態度截然不同。阿斯圖里亞斯民兵跟其它地方的民兵一樣，在鄉村的開闊地帶打得很糟糕。但在城鄉的巷戰中，他們可以死守每一棟房屋。對於他們而言，這場正在進行的鬥爭是事關生死的大事，而開山的炸藥就是他們的主要論據[9]。他們不在乎毀滅，他們留給國民軍的往往只有廢墟。他們認為恐怖是唯一能夠控制後方的手段。誰敢提投降，誰就會被他們當場槍斃。只要遭到空襲，他們就會大批處決「人質」，而這些「人質」有的是叛軍的同情者，有的只是單純的嫌疑犯。

在同樣的情況下，巴斯克人的反應卻大為不同。他們尊重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並急於表現得像個「好的天主教徒」，他們寧願放過罪人，而不願意處決無罪的人；他們讓那些身負嫌疑的人、或得不到完全信任的人繼續留在關鍵職位上[10]，他們把保住那些被他們的鄰居抓獲的「人質」的性命，看得和守住戰線一樣重要[11]。更重要的是，對於巴斯克人而言，他們為之而戰的是另外的東西；巴斯克民族主義黨的領袖只是人民陣線暫時的盟友，他們背後的金主和他們手下的部隊，與其它反法西斯力量既沒有共同的思想，也沒有共同的前景。他們只是為了巴斯克地區，為了自己的自由而戰，他們不想讓必敗的戰鬥毀滅一切。巴斯克資產階級知道：如果國民軍贏得戰爭的勝利，他們也能從中分一杯羹；只要工廠和礦山不被破壞，當它們重新運轉起來的時候，他們就能大顯身手。最後，他們和叛軍同樣虔信天主教，所以他們以為：叛軍就算不會同他們妥協，至少也會體諒一下他們，讓他們至少可以保住一部分利潤。

兩線作戰有其獨特的邏輯。某些巴斯克人既不想向革命屈服，也不想讓城鎮居民、歷史遺迹和工業設施在激烈的巷戰和不可避免的報復中毀滅，因此，他們不願堅決抵抗，不想實行焦土政策，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要用武力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在這方面，他們的態度有時還不如偽裝起來的長槍黨徒和投機分子堅決，後者將焦土政策視為加快共和國的覆滅的手段。

畢爾巴鄂戰役

弗朗哥在馬德里連遭敗仗之後，覺得在北方可以輕易取勝，便揮師北方。但其它因素也發生了作用：首先，馬德里戰役表明戰爭將會長期化，必須對此做好準備。共和國已經有了一支大軍。

弗朗哥無法一舉奪取首都，他不能指望靠一次總攻就能贏得戰爭。他的預備隊過於薄弱，他的軍隊在最近的戰鬥中遭受了重大傷亡，在短時間內不可能進行消耗戰。在內戰結束前，叛軍的策略就是逐個攻佔共和國控制下的各個地區，削弱共和國的力量，而這就意味著要在有限的戰線上投入大量的物資。而孤立的北方非常適合這種策略。另外，攻克北方在經濟上具有重大意義，它會對戰爭的繼續進行至關重要：北方擁有西班牙冶金工業的半壁江山。最後，北方的資源對於未來的國際談判具有重要意義。德國急需坎塔布里亞（Cantabria）的鐵礦，它一定會支持這個作戰。英國也同樣需要當地的礦山，只要有一方能夠實際控制該地區，無論是共和國還是叛軍，英國都不會坐視不管的。

進攻比斯開灣是最關鍵、而又最容易進行的作戰任務，這個任務被交給了莫拉將軍。在一九三七年年初，他的部隊按兵不動，並進行了重組。在進攻期間，打頭陣的是四個納瓦拉旅[12]，它們的兵力不少於巴斯克軍隊；它們還將得到來自阿斯圖里亞斯和桑坦德的幾個旅的支援，這幾個旅將集中在山脈一帶，負責扼守通往畢爾巴鄂的道路。在索爾查加將軍率領的納瓦拉旅後面，是義大利干涉軍的黑箭旅和瓜達拉哈拉戰役後新組建的「三月二十三日」師，它們留作預備隊。此後，莫拉又增派了一些由摩洛哥士兵和外籍軍團組成的部隊。莫拉向巴斯克發出最後通牒後，便按照預定計劃，於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發動了進攻。國民軍的作戰方式馬上就揭曉了，在整個戰役期間它將繼續使用這種作戰方式：利用絕對的物質優勢，先進行密集的炮擊，然後再進行空襲[13]。在進攻的頭五天里，儘管巴斯克人發動了頻繁而英勇的反擊，但這種作戰方式馬上就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國民軍雖然佔領了山上的各條道路，它卻並沒有迅速抵達「鐵環」——畢爾巴鄂的防線。阿斯納爾將其歸咎於惡劣的天氣——在關鍵時刻，由於天氣惡劣，無法進行空襲，對作戰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但是，巴斯克軍隊儘管遭受了沉重的損失，儘管它極其缺乏物資，它仍能發動兇狠的反擊。所以，在四月十一日至十五日，雙方為了爭奪薩維甘（Sabigan）山而進行了激烈的爭奪，這座山頭多次易手。此時，巴斯克人需要的是有人從外界打擊叛軍，迫使弗朗哥把部分部隊和空軍調往其它地區。然而，我們下面將會看到，當外界終於開始打擊叛軍時，已經為時過晚，而且力度也不夠強。

叛軍在四月底攻佔了杜蘭戈（Durango）、埃瓦爾（Eibar）和格爾尼卡，結束了比斯開灣戰役的第一階段。「鐵環」的各個重要制高點，都已經進入了幾個納瓦拉旅的可視範圍。叛軍在最後的作戰中大量動用了飛機，它們不僅恐嚇和摧毀了防線，也恐嚇和摧毀了城鎮與鄉村。德國飛機在四月二十六日摧毀了格爾尼卡，便是這方面最著名的事件；這次空襲在國外引發了強烈的反響。現今的人們經歷過鹿特丹大轟炸和考文垂大轟炸之後，在華沙被夷為平地之後，特別是在廣島被原子彈轟炸之後，恐怕難以理解：格爾尼卡的毀滅為什麼會在當時被賦予如此重大的意義。然而，格爾尼卡是巴斯克地區的宗教中心。天主教世界——尤其是法國——群情激憤。由於德國被指控為毀滅格爾尼卡的兇手，這次事件又具有了國際性質：鐵一般的證據表明，逃離格爾尼卡的平民遭到了叛軍的攻擊與恐嚇。飛行員加蘭德只能說，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誤會。德國遭到了公眾的責難，就連英國下議院也對此感到憤怒——艾登在下議院遭到了質疑——德國便要求弗朗哥「矢口否認」。國民軍對此的解釋是：「格爾尼卡是被……赤色野獸燒毀的。阿吉雷為了毀滅格爾尼卡，設計了一個惡魔般的計劃」[14]，執行這個計劃的是阿斯圖里亞斯的爆破手。時至今日，西班牙依然堅持這種說法[15]。

與此同時，在進攻畢爾巴鄂的防線之前，國民軍需要進行整編和增援。法烏佩爾報告稱，弗朗哥將軍請求義大利干涉軍在這些關鍵的作戰中投入「利托里奧」師。然而，在瓜達拉哈拉慘敗之後，義大利干涉軍就不那麼熱心了，尤其是它的輕率冒進又導致了新的險情，喚起了它痛苦的回憶。攻佔格爾尼卡之後，「黑箭」旅沿著海岸迅速推進，抵達了貝爾梅奧（Bermeo），但它的左翼沒有人掩護；共和軍發動了反攻，成功地將它包圍了數日之久，為了給它解圍，不得不派出「三月二十三日」師和一個納瓦拉旅。

整個五月里，雙方都在為這場關鍵的戰鬥進行準備。雙方圍繞著「鐵環」防線加固了自己的陣地。「鐵環」防線雖然名氣很響，但在實戰的考驗中，它很快就暴露出了自己的無用：這條防線上沒有駐守足夠的士兵，幾個制高點一旦落入敵人手中，這條防線就難以繼續進行長期的抵抗。共和軍也要求堅守這些戰略要地，這樣才能遲滯國民軍的進攻。

莫拉意外身亡後，他的職位由忠實執行弗朗哥命令的達維拉接任，這加強了國民軍司令部的團結。巴斯克軍在多次反擊中給國民軍造成了重大的傷亡。最後，戈伊科切亞[16]上尉把「鐵環」防線[17]的具體部署交給了國民軍[18]，所以國民軍才能在進攻「鐵環」防線前，實施了非常精準的炮擊。

因此，這道防線必然會被突破。六月十二日，國民軍發動進攻，當天就在「鐵環」防線上撕開了一個兩英里寬的缺口。國民軍從這個缺口裡蜂擁而入，從背後攻佔了防線的其餘部分。

此前一直英勇奮戰的巴斯克人，此時也覺得無法繼續抵抗下去了。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可以進行巷戰，但這樣很可能會導致畢爾巴鄂的毀滅。巴斯克人認為，讓畢爾巴鄂遭到毀滅是毫無意義的，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巴斯克軍隊幾乎不放一槍就撤出了畢爾巴鄂，這無疑加快了國民軍的勝利。在聖塞瓦斯蒂安，兩種戰爭觀念發生了碰撞：阿斯圖里亞斯民兵在新城區的街道上築起了街壘，而巴斯克軍隊卻立刻繳了他們的槍。六月十六日，本戈亞（Bengoa）上校飛往法國；他認為巴斯克地區「政權已經徹底瓦解」。由於無人能行使權力，他擔心畢爾巴鄂會無法投降。六月十七日，巴斯克政府撤離畢爾巴鄂，留守城內的只有由雷薩奧拉、阿斯納爾[19]（社會黨）、阿斯蒂加拉比亞[20]（共產黨）和烏里瓦里[21]將軍組成的保衛委員會。此時很難說城裡還有真正的政權存在。據《時報》報道，在十七日晚上，主張投降的巴斯克人[22]和「主張抵抗到底的極端分子」發生了交火。無政府主義者炸毀了幾座橋樑，併當即處決了一些投降派。一千二百名在內戰前曾在正規軍服役的巴斯克人隨即組織了一支民兵，在警察、突擊警察和國民警衛隊的協助下，襲擊了來自桑坦德和阿斯圖里亞斯的民兵，解除了他們的武裝；電話局樓頂掛出了白旗。城裡向國民軍派出了特使，巴斯克部隊佔領了公共建築物，並恢復了秩序。達維拉的部隊進城後，警察戴上了卡洛斯派的貝雷帽，繼續執行他們的任務。

當國民軍正在佔領畢爾巴鄂之時，巴斯克軍隊正向西方撤退。比斯開的其它地方几乎不經抵抗就向國民軍投降了。阿斯納爾估計，在這次戰役期間巴斯克損失了三萬人。

但是，國民軍總司令部為了結束這場戰役，花了十一個星期的時間。這次戰役之所以花了這麼長的時間，並不完全是因為自然條件和巴斯克軍隊的抵抗。國民軍也犯了不少錯誤，在西班牙人和義大利人之間也存在著誤會：在貝爾梅奧受挫之後，義大利干涉軍就不再積极參加這次戰役了，多里亞[23]將軍不得不只靠西班牙人部隊作戰。

調虎離山：布魯內特

國民軍雖然推進遲緩，但共和軍並未抓住這個機會。如果在中部戰區發動一次強大的進攻，就有可能打斷國民軍的攻勢。在中部戰線上，共和軍在五月和六月各進行了一次進攻，試圖牽制國民軍，但這兩次進攻的規模都不夠大。這兩次進攻都不夠堅決，而且也缺乏足夠的兵力與裝備。共和軍在舊卡斯蒂利亞的巴爾塞因（Balsain）發動的進攻，直接目標是奪取拉·格蘭哈（La Granja），但這次進攻甚至得不到坦克支援。共和軍也向維斯卡發動了進攻，企圖奪取維斯卡城，但他們只有三個炮兵連支援。在這兩次進攻中，國民軍似乎都嚴陣以待，對首批進攻部隊予以迎頭痛擊。

就在共和軍向維斯卡發起最後一次進攻的次日，國民軍攻佔了畢爾巴鄂，結束了比斯開灣戰役。這場戰鬥本來可以持續更長的時間，但是，為了解放北方，必須迅速動用較大規模的戰術力量。

與此同時，革命反對派的瓦解，（至少在表面上）創造出了政治統一的局面。內格林政府——「勝利政府」——所依賴的是一支革命性越來越少、越來越像正規軍的軍隊。自治的民兵正在消失。得到了政府信任的軍事技術專家取代了政工人員，躍居主要地位。中央戰區的核心人物是比森特·羅霍；北方戰區的核心是加米爾·烏利瓦里，他跟羅霍一樣，都曾在托萊多步兵學校任教，現在他負責指揮整個北方共和區的全部部隊，把整個北方的部隊納入了統一的指揮之下（雖然為時已晚）。在這些技術專家的鼓動下，軍隊正在準備進行全面改組。所有的部隊，無論其來源和訓練，都要劃分為集團軍、軍、旅和營。凡是在戰事比較平靜，能夠讓改組完成的地方，這種改組都能發揮效果；但在北方，由於戰事吃緊，這種改組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在紙面上組建軍級單位是一回事；使各個軍具備作戰能力，並使它們做好進攻的準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士兵必須接受訓練；在這方面，主要由原第五團的部隊改編而成的第五軍堪稱楷模。在一九三七年夏季攻勢中，它提供了共和軍的第一批戰術力量。

對共和軍而言，第二個問題要更加棘手，這就是武器問題。從四月十九日開始，不干涉委員會開始在陸地和海上對禁運措施實行監督，結果共和軍獲得武器的難度陡然增加。在進攻中肩負突破重任的部隊非常缺少重武器與坦克。蘇聯飛機——尤其是攻擊機——數量遠遠不足以發動大規模的空中攻勢。

在一九三七年頭三個月里，大量有組織的部隊都集中在馬德里戰線，所以共和軍在馬德里周邊的物質劣勢沒有其它地方那麼明顯。共和軍之所以選擇布魯內特作為在七月初發動牽制性進攻的地點，這也是原因之一。在選擇進攻地點時，顯然發生過非常激烈的爭論，最後，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不是軍事上的考慮，才選定了布魯內特。

事實上，政府軍有兩個選擇：一是在埃斯特雷馬杜拉的梅里達地區發動進攻。只要翻一下地圖，就能看出這樣做的好處。在該地區的攻勢若能成功，便能直逼巴達霍斯和西葡邊界，切斷國民軍與摩洛哥及南方基地的聯繫，從而對國民軍構成最大的威脅。而且，留守當地的國民軍部隊也遠遠少於馬德里戰線。考慮到這些因素，共和軍很久以前就制定了在該地區發動進攻的方案；這個方案主要是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技術專家阿森西奧·托拉多上校的傑作。一九三八年，共和軍將領重新研究了這個方案，但是，在考慮了一切因素之後，由於缺乏必要的兵力和裝備，無法保證方案能成功實施，所以這個方案並未付諸實行[24]。

最後政府軍決定採用第二個進攻方案：在馬德里地區發動進攻。發動規模如此之大的軍事行動的決定，是由政府——主要是由國防部長因達雷西奧·普里耶托做出的。他強烈要求，在向布魯內特發動進攻時，一定要讓他親自到場。最後，米亞哈和羅霍與蘇聯顧問磋商後，選擇了馬德里戰線。羅霍解釋了這樣做在軍事上的好處：當地的國民軍抽調了一部分部隊去北方戰線，兵力比較薄弱；由於在首都連吃敗仗，他們的士氣已經低落。但最重要的是，預備的兵力就在這裡；不需要進行大規模的部隊調動。在南方戰線上，大規模的部隊調動很難長時間保密，所以在這裡更容易達成進攻的突然性。馬德里戰線是共和軍的抵抗的象徵，所以，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從這裡分兵。

另一方面，共和軍總司令部相信，只有高度集中步兵和炮兵突破戰線，才能取得勝利，所以必須在極其有限的戰線上嘗試進行突破。布魯內特正好符合這些要求。

布魯內特戰役

布魯內特戰役有兩個目標：迫使弗朗哥從比斯開灣抽調一部分兵力，阻止國民軍的北方攻勢；向馬德里西面發動進攻，抵達納瓦爾卡爾內洛的通訊網路，迫使國民軍向塔霍河撤退，使部署在首都近郊的國民軍部隊陷入孤立。這個方案如果能成功，即使國民軍能夠逃脫包圍，也將不得不倉皇撤退，從而解除對馬德里的威脅。這樣一來，國民軍的所有勝利都將岌岌可危。

為了實現包圍，共和軍設計了兩個攻勢。主攻的目標是奪取布魯內特，並佔領俯瞰納瓦爾卡爾內洛的山脊。助攻的目標是向馬德里南方突破，攻佔阿爾科爾孔（Alcorcón）。負責主攻任務的是由莫德斯托指揮的第五軍和由胡拉多[25]指揮的第十八軍。這裡集合了共和軍最優秀的部隊：利斯特爾師、國際縱隊第XIII和第XV旅。助攻由馬德里預備隊負責，包括克雷貝爾師、杜蘭師和由羅梅洛[26]指揮的第二軍[27]。

這是共和軍總司令部迄今為止所投入的最大規模的兵力。阿斯納爾估計政府軍投入的兵力為四萬七千人，在這些兵力中，炮兵——尤其是高射炮兵——佔了相當大的比例，所有的觀察家都記載了這一點。

與之相反，國民軍能夠立即迎戰的部隊卻很弱小：長槍黨的兩個大隊（bandera）、三個百人隊、聖昆廷（San Quintin）營和布魯內特一帶的勤務部隊。一些預備役人員先前被部署在這裡，用於加強該地的防禦，但當地的國民軍兵力顯然不足以抵擋強大的攻勢。對於共和軍而言，作戰條件可以算是非常理想的。羅霍認為，除了艾布羅戰役之外，布魯內特戰役是「共和軍方面唯一一場精心準備的軍事行動」。進攻的秘密被保守得很好，這是很少見的。

這次戰役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七月五日到七月十三日，是共和軍的進攻；從七月十五日到月底，是國民軍的反攻。

七月五日，共和軍先向阿蘭胡埃斯（Aranjuez）方向發動進攻，隨即發起總攻。在五日至六日的夜裡，進攻順利進行，實現了預想中的突破；利斯特爾師在中路一路猛攻，佔領了布魯內特。取得了這樣的戰果之後，一場大勝似乎近在眼前。

然而，七月七日，共和軍的進攻速度卻減慢了，它只取得了一些局部的進展，而未能取得重大的勝利：顯然它的力量正在耗盡。共和軍雖然攻佔了戰線最東端的比利亞弗蘭卡·德爾·卡斯蒂利奧（Villafranca del Castillo），但僅僅守住了一天，七月十二日，摩洛哥士兵奪回了這個村莊。從此以後，共和軍就只能疲於應付國民軍的反攻了。最後，這次戰役未能實現預定的目的，因而算是失敗了。這次戰役失敗的原因，在於共和軍缺乏足夠的兵力與裝備，以及政府犯下了一些錯誤。

在取得初步的成功之後，共和軍沒有趁勢擴大進攻，這是一個明顯的錯誤。利斯特爾師在七月六日和七月七日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之後，就停留在它攻佔的陣地上，此時共和軍司令部卻把時間浪費在攻佔幾個小村莊上，而那些村莊里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國民軍在負隅頑抗。共和軍浪費了四天的時間，國民軍卻趁機派出了援軍；另一方面，由於國民軍的負隅頑抗，共和軍也遭受了相當沉重的傷亡，並削弱了它的作戰能力。這兩種情況在戰爭中反覆發生：一方面，指揮員束手束腳，缺乏大局觀[28]；另一方面，部隊在作戰行動中反應遲緩，缺乏主動性，這不能僅僅解釋為敵人的激烈反抗所致，士兵的出乎意料的強烈反對也是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這個原因是導致助攻失敗的主要原因：本應投入進攻的前方部隊擔心會遭到馬德里南方的國民軍的包圍；集中在這一帶的部隊又撤回了出發陣地。在共和軍進行的多次重大戰役中，這種突然的撤退一再發生，經常導致共和軍無法進行大範圍的機動，這在布魯內特戰役中表現得尤其明顯。

事實上，這次戰役差點變成一場災難，因為前線部隊在某一時刻發現，由於驚慌失措，它徹底失去了作戰能力。不過，共和軍最後還是頂住了巴萊拉將軍發動的反攻。

最後，對政府軍而言，布魯內特戰役只成功了一半。他們最初定下的目標，只實現了一小部分。共和軍雖然攻佔了布魯內特北部的一部分地區，但這只不過拉長了共和軍的戰線，不能當成是一個重大進展。布魯內特戰役的更重要的意義在於迫使弗朗哥從其它地方抽調部隊。他不得不從北方戰線抽調了兩個納瓦拉旅和大部分空軍[29]。國民軍的空中優勢，是它在這場戰役中的關鍵因素。國民軍飛機在白天用機槍掃射，在夜晚用炸彈轟炸[30]，挫敗了共和軍的進攻，阻止了共和軍的機動。

布魯內特戰役為組織桑坦德保衛戰爭取了一些時間。但這段時間並不長。到了七月底，一些參加了布魯內特戰役的國民軍部隊已經回到了北方[31]，投入了新的、決定性的進攻，國民軍企圖在這次進攻中粉碎北方戰線，並攻佔阿斯圖里亞斯工業區。

桑坦德戰役

其實，從布魯內特戰役的結束，到國民軍向桑坦德發動新的進攻之間，只隔了半個月。這點時間只夠讓國民軍進入進攻陣地。在畢爾巴鄂戰役中曾發揮了關鍵作用的幾個納瓦拉旅和義大利部隊——重組後的義大利干涉軍與「黑箭」旅——仍將擔負重任；所有這些部隊都歸達維拉將軍指揮。各個步兵營的炮兵得到了加強，空軍重新集結在北方。弗朗哥打算在八月和九月發動主攻，在夏末攻佔桑坦德與阿斯圖里亞斯，這樣就不用在雨季進行軍事行動了——在雨季的山區，軍事行動的速度會大大減緩。

烏利瓦里被任命為共和軍北方戰線司令，理論上，他下轄四個軍。但是，巴斯克軍的士兵在先前的戰鬥中已經精疲力盡，他們撤到桑坦德省後，甚至不再是為保衛故土而戰了；他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遭到了嚴重的打擊。但是，整個東段還是交給了巴斯克軍。阿斯圖里亞斯的兩個軍（第十六軍與第十七軍）沒有全部參加桑坦德戰役。

最後，組織桑坦德保衛戰比組織畢爾巴鄂保衛戰艱難得多。桑坦德省雖然在南方有連綿的山脈屏障，要通過這些山脈，就必須經過洛斯·托洛斯（Los Torros）、埃斯庫多（Escudo）和雷諾薩（Reinosa）的關隘，但在沿海一邊卻沒有任何重要的屏障。它也沒有能與「鐵環」相比的防禦工事。為了彌補這個缺陷，先是由懲戒連和前沿部隊修築了一道防線，然後，又徵召了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出生的所有男子，把他們編入勞動營，在這道防線後面修築第二道防線。但是，由於規模過大、組織不力，防線的修築工作被搞得一團糟。

武器的供應情況仍未得到改善，這意味著必須花時間組織武器供應。為了爭取必要的時間，烏利瓦里從北方戰線的突出部向雷諾薩南方發動了一次進攻。投入這次進攻的是一個阿斯圖里亞斯軍，但這次進攻很快就被阻擋住了。這次進攻的失敗，與布魯內特攻勢的中斷，加劇了瀰漫在整個北方的孤立情緒。桑坦德只有兩艘驅逐艦「西斯卡爾」號（Ciscar）和「何塞·路易斯·迪耶斯」號（Jose Luis Diez），能夠保護它與外界的海上聯繫，但這兩艘軍艦沒能發揮多少作用：國民軍司令部已經決定封鎖比斯開灣，在桑坦德戰役期間，它的封鎖卓有成效。

在這種情況下，國民軍打出了一場閃電戰，也就不足為奇了。大規模的戰鬥僅持續了三到四天，而這場戰役的命運在幾個小時內就已決定了。共和軍的兩處主要陣地分別位於埃斯庫多關口與雷諾薩關口，國民軍出動義大利干涉軍（以「利托里奧」師為預備隊）進攻前者，又用三個納瓦拉旅攻打後者。儘管山區的地形對守軍有利，但在一騎絕塵的摩托化部隊率領下，國民軍勢如破竹，迅速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八月十四日是戰役的第一天，當天晚上，位於雷諾薩突出部的共和軍部隊奉命撤退，以免遭到包圍。在四十八小時之內，納瓦拉旅就佔領了雷諾薩，他們只在一個地方遭到了認真的抵抗；他們還佔領了海軍火炮工廠，繳獲了正在建造的火炮。共和軍沒能守住雷諾薩：只有一個阿斯圖里亞斯營在巷戰中堅守了幾個小時。與此同時，義大利干涉軍出動大批坦克，攻佔了埃斯庫多。物質上的優勢再次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國民軍面前已經沒有重要的障礙了。國民軍只遭到了零星的抵抗，比如科爾孔特（Corconte）的阿斯圖里亞斯人就進行了抵抗；科爾孔特最後化為一片廢墟。但是，許多巴斯克營投降了；烏利瓦里命令巴斯克部隊撤往阿斯圖里亞斯，但它們拒絕服從命令，並向桑托納（Santona）集中。

八月十七日，桑坦德戰役進入了第二階段：國民軍迅速推進，在大約十天的時間裡，粉碎了桑坦德省的抵抗。八月二十五日，巴斯克地區的一些領導人、十七名人質和負責押送這些人質的看守登上了英國軍艦「基斯」號（Keith），阿吉雷離開了中部，在法國城鎮巴約納（Bayonne）與他們會合；社會黨省長鬍安·魯伊斯與烏利瓦里將軍在晚上乘潛艇撤離；國民警衛隊、突擊警察與邊防部隊發動了叛亂。它們的領導人[32]聯繫上了國民軍，向國民軍表示他們願意獻城投降，而城裡願意抵抗的只有全勞聯—伊無聯的會員[33]。八月二十七日，國民軍司令部發布公告，宣稱原定於八月二十六日舉行的入城式將推遲二十四小時，「因此，桑坦德的法律與秩序將由當地人維持」。軍方和警方的領導人已經同國民軍同情者勾結起來，投降便無法阻止了。當桑坦德戰線崩潰時，巴斯克軍隊也在拉雷多投降了。

巴斯克軍隊的投降

巴斯克軍隊在同國民軍簽訂正式協議後，便在拉雷多投降了，這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最簡單的問題，便是巴斯克與共和派聯盟的關係；其它問題涉及到弗朗哥的最終和解政策與弗朗哥和義大利盟友之間的關係。最後一個問題（而且也不是太明顯的問題），便是英國的政策開始顯現[34]。

值得一提的是，自從內戰爆發後，為了通過政治手段解決衝突，曾進行過一系列的外交接觸，有人曾向巴斯克提出了一些解決方案。事實上，巴斯克在政治上和物質上的孤立處境，促使一些巴斯克領導人考慮過體面投降的可能性。

據坎塔盧波[35]記載，在瓜達拉哈拉戰役結束後，在他的提議下，雙方進行了第一次單獨談判的嘗試。義大利駐聖塞瓦斯蒂安領事卡瓦雷蒂（Cavaletti）首先同一位叫佩雷達（Pereda）的耶穌會神父進行了接觸，佩雷達向他轉告了阿吉雷和豪雷吉[36]提出的要求：允許巴斯克領導人離開西班牙；不對平民進行報復，但那些違反了習慣法的人不算在內；最後一個要求是只接受義大利的調停，這意味著要由義大利司令部來監督投降行動和鎮壓條件，以免再次發生巴達霍斯和馬拉加那樣的大屠殺。正是這最後一個要求導致了第一次談判的破裂，因為國民軍司令部不願接受義大利的監督，這種監督很有可能擴散到整個西班牙。另外，弗朗哥的保證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這些談判似乎一直拖到了五月。阿吉雷承認，在畢爾巴鄂，曾有一個特使向他探過口風，但談判沒有產生任何成果。德國大使法烏佩爾將談判的失敗歸咎於弗朗哥的反對。但畢爾巴鄂的陷落、巴斯克軍隊的慘重損失以及來自梵蒂岡的不間斷的壓力[37]，促使雙方重新進行接觸。七月七日，當國民軍準備向桑坦德發動進攻時，德國駐羅馬大使馮·哈塞爾在一封電報中指出：「巴斯克代表正在商談投降條件」、「義大利政府正在利用它對於弗朗哥的影響力，爭取較為寬大的條件」。巴斯克軍隊曾為了保衛故土而英勇奮戰，現在他們覺得自己似乎在為異邦人而戰，在為一種不屬於自己的意識形態而戰。失去比斯開灣後，他們便不再積極應戰了。撤往桑托納便是投降的預備工作。巴斯克民族主義黨主席胡安·德·阿楚里亞格拉（Juan de Achuriaguera）同曼奇尼將軍舉行了談判，並簽訂了拉雷多條約：巴斯克軍隊向義大利軍隊交出武器，釋放政治犯，並保證在被義大利軍隊「接替」之前，在自己的控制區內維持法律與秩序。作為交換，義大利軍隊保證所有巴斯克作戰人員的生命安全，並允許仍在巴斯克控制區內的巴斯克領導人離去。但這些保證僅對巴斯克人有效：在桑托納地區的非巴斯克作戰人員落入了真正的陷阱，他們被「維持法律與秩序」的巴斯克士兵看管了起來。

八月二十五日，巴斯克軍隊正式投降。義大利軍隊在八月二十五日佔領了拉雷多，並在八月二十六日佔領了桑托納。八月二十七日，在義大利軍隊的直接監督下，巴斯克領導人開始登上兩艘英國船隻「波比」號（Bobie）和「七海浪花」號（Seven Seas Spray），準備離開西班牙。國民軍軍官帶著弗朗哥的命令來到了這裡，不許任何人離開：巴斯克領導人、組織了「有序的投降」的保衛巴斯克委員會委員都被逮捕了。條約被撕碎了：弗朗哥根本不理睬義大利軍官的保證[38]。現在輪到巴斯克人落入陷阱了。

阿斯圖里亞斯民兵迅速撤離了桑坦德省，現在在桑坦德省只剩下了一支軍隊；國民軍在離開桑坦德省界後，僅用了五天就推進了四十千米。

阿斯圖里亞斯的末日

但是，阿斯圖里亞斯民兵在從桑坦德到希洪的海岸地帶，再次組織了一道戰線；他們還充分利用了山地地形，構築了堅固的防線[39]。

納瓦拉旅的推進很快就慢下來了。它們從里瓦德塞利亞（Ribadesella）出發，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才打到四十千米外的比利亞維西奧薩（Villaviciosa）；此時，也就是十月十九日，他們直接威脅到了希洪。阿斯圖里亞斯民兵能繼續抵抗下去嗎？更重要的是，他們能按照馬德里政府的要求，抵抗到冬季嗎？

《紐約時報》記者寫道：「當阿斯圖里亞斯人最終決定放棄一個城鎮或村莊時，他們決心在身後只留下冒煙的廢墟和荒地。……叛軍往往發現，他們攻佔的城鎮或鄉村已經被夷為平地。」遭到如此頑強的抵抗之後，十月十九日，弗朗哥果斷致電墨索里尼，請求墨索里尼再派一個師，在冬季來臨前打垮阿斯圖里亞斯。

然而抵抗卻在四十八小時內瓦解了。十月二十日凌晨兩點，阿斯圖里亞斯委員會召開會議，普拉達[40]上校在會上就軍事形勢作了報告，他認為形勢已經岌岌可危，可以說毫無希望。向馬德里請求的物資與軍火遲遲未到，部隊士氣低落，瀰漫後方的悲觀情緒又加劇了這種情況。在他看來，一切抵抗都已無法進行。如果他們願意，他們當然可以繼續堅守下去，但他們最後還是要被粉碎的，在這種情況下，阿斯圖里亞斯委員會的委員們最好還是上前線去。不過，他認為仍有可能拯救部分軍隊，但必須馬上將軍隊撤往希洪、阿維雷斯（Avilés）和坎達斯（Candás）的各個港口：「到了明天就太晚了」。阿斯圖里亞斯委員會發生了分歧。內格林的命令是不可違抗的；他們必須堅守到最後一人。但只有共產黨人安波[41]和羅塞斯（Roces）主張服從內格林的命令。大多數委員主張撤退；阿斯圖里亞斯委員會宣布獨立，不再向馬德里政府承擔任何義務，並下令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從海上撤離[42]。

普拉達上校認為自己能夠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撤離行動。但最後只撤走了一部分。在十月二十日的白天，軍官乘坐五架飛機，降落在巴約納，他們聲稱自己接到了撤離參謀人員的命令。蘇聯顧問也乘坐比利牛斯航空公司（Air-Pyrénées）的飛機抵達了巴約納。凌晨五點，共產黨領導人乘摩托艇撤離。早上八點，貝拉爾米諾·托馬斯和委員會的其他委員一起登上了「拉瓦斯卡爾」號（L』Abascal）漁船，其中包括塞貢多·布蘭科，他是前一天從中部地區乘飛機抵達希洪的。

當天晚上，城裡發生了叛亂，普拉達上校對此不可能不知情。在國民警衛隊與邊防部隊的支持下，希洪駐軍司令弗蘭科[43]上校[44]接管了城市，並立即同納瓦拉旅聯繫，乞求他們立即進程，以免發生「無政府主義暴亂」。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十點，廣播宣稱：「我們正在焦急地等待。……弗朗哥萬歲。」成千上萬的民兵被自己的領袖拋棄，又被國民警衛隊繳了槍，當納瓦拉旅抵達時，這些民兵已經成了俘虜[45]。

希洪陷落後，北方戰線便不復存在。然而反抗並沒有就此停止[46]。在阿斯圖里亞斯肅清殘餘抵抗的行動，比在比斯開灣和桑坦德省持續得更久，因此，弗朗哥不能馬上把參加了阿斯圖里亞斯戰役的部隊全都調往中部戰線。北方的淪陷只是戰爭的一個階段。

貝爾奇特

但是，對叛軍而言，這是他們在馬德里碰壁之後最重大的勝利。這一勝利具有雙重意義。在經濟上，它使弗朗哥獲得了西班牙最重要的幾個省份，沒有了這些省份，共和國就無法建立軍事工業；這裡出產關鍵的鐵礦石。在軍事上，它不僅顯示出了國民軍對於離心離德、裝備差勁的巴斯克軍隊和阿斯圖里亞斯軍隊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還證明了瓦倫西亞與馬德里的軍隊至少在這一階段無法有效阻擋國民軍的進攻。共和軍的布魯內特攻勢只成功了一半；共和軍在貝爾奇特發動的第二次重大攻勢則是徹底的失敗。

共和軍選定貝爾奇特的理由，與它選定布魯內特的理由完全相反。當地的戰線沒有進行重組。羅霍說，這裡的士兵「更像獵人，而不像士兵」，也就是說，他們分成小隊行動，各個小隊之間互不聯繫，或者通過觀察哨與戰線上的其它部分保持聯繫。但國民軍的士兵也好不了多少。因此，在這條戰線上似乎很容易就能實現突破。另一方面，這裡可以進行較多的機動。這次的戰役的目標，是兵分三路，分別向艾布羅河北面的蘇埃拉（Zuera）、薩拉戈薩城和南方發動進攻，最終攻佔薩拉戈薩，並消除昆托（Quinto）和貝爾奇特之間的突出部。同時，共和軍司令部顯然希望能迫使國民軍推遲對北方的進攻。

但是，在八月二十九日，共和軍才發動了進攻，此時已經為時過晚，桑坦德在幾天前就已陷落。大部分參戰部隊不得不通過糟糕的道路，在嚴重的混亂中運往進攻地域[47]。最後，共和軍機動性低下的缺點，在這次戰役中再次暴露無遺。共和軍攻佔了昆托和貝爾奇特，是這次戰役中唯一的勝利；但在堅守了十二天之後，貝爾奇特還是被國民軍奪回去了。在艾布羅河以北的一系列行動失敗之後，共和軍放棄了攻佔薩拉戈薩的計劃。貝爾奇特戰役失敗了，它的主要目標沒有一個能夠實現。國民軍對北方的佔領，沒有被推遲哪怕是一天。

於是，地圖上就出現了兩個彼此爭鬥的西班牙。國統區控制了西班牙的整個西部和西北部；它控制了從加利西亞到阿拉貢、從直布羅陀到加斯科尼灣的整個地區。

[1] 弗蘭西斯科·利亞諾·德·拉·恩科緬達（FrancisconLlano de la Encomienda，1879—1963），生於塞烏塔。1893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曾參加里夫戰爭。1931年晉陞為將軍。內戰爆發前，任駐守巴塞羅那的第4師師長。內戰爆發後，忠於共和國。1936年11月擔任北方集團軍司令。1937年5月被撤職。北方淪陷後，逃往法國，隨後返回巴塞羅那。1938年擔任步兵總監。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墨西哥。——中譯者注

[2] 阿斯圖里亞斯國防部由共產黨人安波（Ambou）負責，參謀長為休塔特。岡薩雷斯·佩尼亞（社會黨）、胡安·何塞·曼索（Juan José Manso）（共產黨）和岡薩雷斯·馬利亞達（Gonzáles Mallada）（全勞聯）為政治委員。——原注

[3] 即阿斯圖里亞斯與雷昂省際委員會，請參閱本書第一部第五章注釋[41]。——中譯者注

[4] 巴斯克政府由四個巴斯克民族主義黨黨員、三個社會黨人和一個共產黨人組成；阿斯圖里亞斯委員會由四個無政府主義者（兩個全勞聯會員、一個伊無聯會員和一個自青聯會員）、四個共和派、兩個社會黨人、兩個共產黨人和兩個統社青團員組成。——原注

[5] 請參閱拉馬的《二十世紀的西班牙危機》。——原注

[6] 何塞·索爾查加·薩拉（José SolchaganZala，1881—1953），生於納瓦拉一個卡洛斯派軍人家庭，1896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1899年畢業。1936年參加叛亂，曾參加比斯開灣戰役、桑坦德戰役、阿斯圖里亞斯戰役、阿拉貢戰役等重大戰役。——中譯者注

[7] 1937年3月1日，巴斯克民兵的組織者坎迪多·薩塞塔·埃切維里亞在奧維耶多陣亡。利薩拉在談到薩塞塔的死亡時，並沒有隱瞞巴斯克士兵在同阿斯圖里亞斯人並肩戰鬥時缺乏積極性的事實。——原注

[8] 不過，蘇聯飛行員和他們的指揮員「楊森將軍」的英勇奮戰，贏得了阿吉雷主席的交口稱讚。

另外，在1936年10月，巴斯克民族主義黨領導人蒙松（Monzón）在漢堡設法買到了5000支捷克步槍和5百萬發子彈。我們不知道阿斯圖里亞斯民兵究竟擁有多少武器，他們的情況很可能比巴斯克更差，而奧維耶多圍城戰又在不斷地消耗他們的軍火。他們的武器主要來自捷克，大部分是通過墨西哥運來的步槍，在10月19日，汽輪「雷納」號（Reina）也運來了一批法國的舊步槍。——原注。

[9] 請參閱1937年10月4日的《圖盧茲電訊報》（LanDépêche de Toulouse）上引用的一封阿斯圖里亞斯民兵的信：「只要不讓敵人通過，死又算得了什麼？要是讓敵人通過了，那死不死又有什麼區別？」——原注

[10] 斯蒂爾（Steer）記載了一個插曲：軍事審查機關領導人阿內克斯（Annex）上校曾在叛軍逼近畢爾巴鄂時宣稱：「何必要送死呢？」而他並沒有因此被免職，最後他投靠了叛軍。——原注

[11] 請參閱《泰晤士報》。——原注

[12] 根據曼努埃爾·阿斯納爾，《西班牙內戰軍事史》（Historia military de la Guerra de Espa?a），三卷本，第三版（馬德里：Editora Nacional，1958—1963）的記載，這四個旅的旅長分別為：第1旅，加西亞·巴利尼奧（García Vali?o）上校；第2旅，卡尤埃拉（Cayuela）上校；第3旅：拉托雷（Latorre）上校；第4旅，阿隆索·貝加（Alonso Vega）上校。——原注

[13] 在3月31日，國民軍在進攻之前，動用了35個炮兵連進行炮火準備，而巴斯克一方能動用的炮兵連數量只有國民軍的一半。——原注

[14] 4月29日，國民軍新聞辦公室發表公告，否認格爾尼卡的毀滅與自己有關（請參閱德國外交部檔案庫）。——原注

[15] 請參閱阿斯納爾，《西班牙內戰軍事史》。——原注

[16] 阿列杭德洛·戈伊科切亞·奧馬爾（AlejandronGoicoechea Omar，1895年3月23日——1984年1月30日），西班牙工程師，生於巴斯克地區比斯開省。內戰爆發後，負責修築畢爾巴鄂的防禦工事。他在叛逃到國民軍後，將畢爾巴鄂的防禦計劃交給了國民軍。——中譯者注

[17] 這道防線由三道塹壕和五層鐵絲網組成，內有多個地下避難所和機槍火力點。——原注

事實上，全長約80千米的「鐵環」防線缺乏縱深，而且不少地方並未完工。——中譯者注

[18] 請參閱喬治·L·斯蒂爾（GeorgenL.Steer），《格爾尼卡之樹》（The Tree of Gernika，倫敦，Hodder，1938年）。——原注

[19] 桑蒂亞戈·阿斯納爾·薩拉查加（SantiagonAznar Sarachaga，1903年8月9日——1979年5月19日），生於畢爾巴鄂。青年時參加工總與社青團。1921年共產黨分裂後，仍然留在社會黨內。1926年因反抗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政權而流亡法國。共和國成立時擔任比斯開工總主席。1934年被捕，後逃脫。1936年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繼續領導巴斯克地區的社會黨的工作。內戰爆發後，在巴斯克政府內擔任工業部長。北方淪陷後流亡法國，1942年流亡墨西哥。1946年被社會黨開除黨籍。——中譯者注

[20] 胡安·阿斯蒂加拉比亞·安多內吉（JuannAstigarrabía Andonegui，1901年11月20日——1989年3月4日），生於聖塞瓦斯蒂安。當過水手。青年時參加西班牙共產黨。1934年擔任西共巴斯克—納瓦拉聯合會總書記。內戰爆發後，在巴斯克政府內擔任公共建設部長。巴斯克淪陷後，於1937年12月被開除出黨。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巴拿馬。流亡期間重新參加了西共。1980年回國，1989年在聖塞瓦斯蒂安逝世。——中譯者注

[21] 馬里亞諾·加米爾·烏利瓦里（MarianonGámir Ulíbarri，1877—1962），生於馬德里。1892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1933年晉陞為準將。內戰爆發後，忠於共和國，曾擔任第5旅旅長、第6旅旅長。1937年5月擔任巴斯克軍司令。畢爾巴鄂失陷後，於1937年6月擔任北方集團軍司令。北方淪陷後，擔任第6旅旅長。1938年10月改任軍事教育總監。共和國覆滅後流亡法國。五十年代回國，1962年於昆卡逝世。——中譯者注

[22] 6月18日，有人以挖掘戰壕為名，將1500名拿著鎬和鏟子的國民軍戰俘帶到了國民軍的前方陣地。——原注

[23] 「多里亞」（Doria）是巴斯蒂科的化名。——中譯者注

[24] 蘇聯顧問很可能在1937年反對實施這個方案。——原注

[25] 恩里克·胡拉多·巴里奧（EnriquenJurado Barrio，1882年9月15日——1965年3月30日），生於一個軍人家庭，1909年參加陸軍，1911年至1913年就讀於塞戈維亞炮兵學校。曾參加里夫戰爭。內戰爆發後，忠於共和國，曾擔任第4軍軍長、第18軍軍長、特殊防空總局（Dirección General de Defensa Especial contra Aeronaves，DECA）局長、東部集團軍群司令等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65年在烏拉圭逝世。——中譯者注

[26] 卡洛斯·羅梅洛·希梅內斯（CarlosnRomero Giménez，1890年11月7日——1978年9月11日），生於馬德里。1908年參加陸軍，曾參加里夫戰爭。共和國成立後曾一度退役，在西班牙駐葡萄牙大使館擔任商務參贊。內戰爆發後，重新參加共和軍，曾任第4混成旅旅長、第6師師長、第2軍軍長、第8軍軍長等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法國。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參加地下抵抗運動。1942年流亡墨西哥。1978年於墨西哥城逝世。——中譯者注

[27]莫德斯托的第5軍下轄利斯特爾的第11師、「農夫」巴倫丁·岡薩雷斯的第46師、瓦爾特的第35師；胡拉多的第18軍下轄何塞·瑪麗亞·恩西索（José Maria Enciso）少校的第10師、加爾的第15師和加蘭的第34師（在本次戰役期間，胡拉多因病被卡薩多替換）；負責助攻的是克雷貝爾的第45師和杜蘭的第69師；國際縱隊的全部五個旅都參加了這次戰役。在馬德里南方，羅梅洛的第2軍負責進攻阿爾科爾孔。總指揮是米亞哈將軍。這次戰役中一共投入了70000步兵、132輛坦克、43輛裝甲車、217門野戰炮、50架轟炸機和90架戰鬥機，但只有50架戰鬥機處於可用狀態。——中譯者注

[28] 羅霍寫道，「前方部隊的師長擔心孤軍深入，會遭到包圍」。——原注

[29] 主要是義大利干涉軍的空軍和禿鷹軍團。——原注

[30] 羅霍發現，這是國民軍飛機首次在夜間出動。——原注

[31] 根據阿斯納爾的記載，在8月3日之後，第5納瓦拉旅已經集中在阿爾吉拉爾·德爾·坎波（Alguilar del Campo）和阿拉·德爾·雷（Ala del Rey）一帶。——原注

[32] 據《獨立新聞》（IndependentnNews）引用的一份報道，這幾位領導人分別為：國民警衛隊司令佩德洛·貝加（Pedro Vega）、巴斯克部隊司令安赫爾·波特利亞（Angel Botella）和參謀上尉路易斯·特雷斯（Luis Térez）。——原注

[33] 伊無聯半島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提到了第122營和第136營，並寫道「統工黨黨員站在他們一邊」；據《Fragua Social》報道，北方集團軍醫務主任、統工黨黨員何塞·路易斯·阿雷尼利亞斯（José Luis Arenillas）醫生在最後一刻仍在試圖組織抵抗。他在被俘後被絞死。他曾在1937年1月的《新時代》（Nueva Era）上發表文章，嚴厲批評了巴斯克政府的政策。——原注n

[34] 特別是在1937年6月，媒體披露了阿吉雷的阿吉雷的岳父康斯坦丁諾·薩瓦拉（Constantino Zabala）訪問倫敦的消息。——原注

[35] 羅貝托·坎塔盧波（RobertonCantalupo，1891年1月17日——1975年11月13日），生於那不勒斯。1924年代表法西斯黨當選為議員。1924年至1926年擔任殖民地事務部秘書。1930年擔任義大利駐埃及代表，1932年擔任義大利駐巴西大使。1937年擔任義大利駐西班牙國統區大使。——中譯者注

[36] 胡利奧·德·豪雷吉·拉桑塔（Julionde Jáuregui Lasanta，1910—1981），生於畢爾巴鄂。共和國成立後，積极參加巴斯克民族主義黨的活動。內戰爆發後，擔任保衛巴斯克委員會工業委員，1937年擔任巴斯克主席的法律顧問。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擔任巴斯克流亡政府的代表。1974年回國，1981年在馬德里逝世。——中譯者注

[37] 請參閱哈塞爾的筆記（1月13日）：「在梵蒂岡的調停下，正在同巴斯克分離分子舉行談判」。據拉爾戈·卡巴耶洛和阿吉雷記載，調停人是紅衣主教帕塞利（Pacelli）——也就是未來的庇護十三世教皇。——原注

[38] 國民運動的歷史學家對這一插曲基本上閉口不談，而許多共和派歷史學家也對此不置一詞。——原注

[39] 卡斯特羅·德爾加多（《在莫斯科塑造的人》，第571—572頁）估計保衛阿斯圖里亞斯的第14軍和第17軍擁有45000名士兵、850挺機槍、180門野戰炮和6門高射炮。——原注

[40] 阿道弗·普拉達·巴克洛（AdolfonPrada Vaquero，1883—1962），1894年參加陸軍，1931年退役，內戰爆發後重新參加了共和軍，曾任第36旅旅長、第7師師長。1937年8月擔任第14軍軍長，8月底擔任北方集團軍司令。北方淪陷後，於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擔任安達盧西亞集團軍司令，1938年7月至10月擔任埃斯特雷馬杜拉集團軍司令。1939年3月支持卡薩多政變。共和國覆滅後被弗朗哥反動政權逮捕，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終生監禁。數年後獲釋。出獄後參加了地下反弗朗哥運動。1962年在馬德里逝世。——中譯者注

[41] 胡安·安波·貝爾納特（Juan AmbounBernat，1910年10月27日——2006年1月2日），生於雷里達，1934年參加西班牙共產黨。內戰爆發後，在阿斯圖里亞斯與雷昂省際委員會內擔任過多個職務。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68年脫離西班牙共產黨，另立西班牙共產黨（八大—九大）（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a [VIII-IX Congresos]）。弗朗哥死後回國，1980年將西共（八大—九大）與工人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de los Trabajadores）合併為西班牙統一共產黨（PartidonComunista de Espa?a Unificado），1984年又將西班牙統一共產黨改組為西班牙人民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de los Pueblos de Espa?a）。2006年在馬德里逝世。——中譯者注

[42] 請參閱阿斯圖里亞斯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的會議紀要，他們在答覆內格林政府的時候，附上了這份紀要。共和國審查機關禁止發表這份紀要，它發表在《獨立新聞》上，它的真實性得到了委員會委員們的證實：胡利安·蘇加薩戈伊蒂亞指出，阿斯圖里亞斯省委員會是在8月29日決定將自己轉變為主權委員會的（《西班牙內戰史》[Historia de la Guerra en Espa?a]，布宜諾斯艾利斯，先鋒出版社[LanVanguardia]，1940年，第314頁）。它禁止任何人離開：「De aquí sale ni Dios」。卡斯特羅·德爾加多（《在莫斯科塑造的人》，第573頁及其後）指出，阿馬多爾·費爾南德斯後來前往法國，試圖談判妥協條件：如果國民軍允許共和軍撤離，那麼阿斯圖里亞斯委員就承諾不會破壞工業設施。——原注

[43] 何塞·弗蘭科·穆西奧（José FranconMussió，1879年2月4日——1937年11月14日），生於馬尼拉。1894年入讀塞戈維亞炮兵學校。曾參加里夫戰爭。內戰爆發時，拒絕參加叛亂，繼續為共和國效力。在阿斯圖里亞斯戰役末期，向叛軍投降。投降後，被叛軍判處死刑。——中譯者注

[44] 據卡斯特羅·德爾加多記載（《在莫斯科塑造的人》，第576—577頁），共產黨很早以前就指控弗蘭科上校進行破壞活動，但他還是出席了阿斯圖里亞斯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原注

[45] 阿斯圖里亞斯的大部分領導人都設法逃走了：阿斯圖里亞斯委員會的委員、人民法庭庭長、主要的活動家（比如哈維爾·布埃諾）、軍方首腦（比如普拉達上校、利納雷斯[Linares]上校、休塔特上校和加蘭上校，以及弗恩特斯[Fuentes]將軍）。但成千上萬的民兵卻被俘了，大批民兵被槍殺。其中就有擔任旅長的金屬工人卡洛塞拉。蘇加薩戈伊蒂亞（《西班牙內戰史》，第319頁）記載了他被俘的經過：這位全勞聯活動家要求，如果不帶他的部下一起走，他就不會離開。在遭到拒絕後，他堅決地選擇了死亡。——原注

[46] 請參閱施托勒爾在1938年3月4日寫的筆記，他在這篇筆記里引用了弗朗哥的話：「不久之前，我們還在阿斯圖里亞斯搜捕游擊隊。在攻佔希洪後，還有18000名武裝人員分散在這個地區；直到不久前我們才抓到了最後一批俘虜，他們大約有2000人，有18挺機槍和1500支步槍。」——原注

[47] 據羅霍記載，在部隊的集結地域，只要遭到一點炮擊，所有的工作就都得暫停。——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