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第三代」詩歌群體的詩歌寫作？

01-27

自問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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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洪子誠《中國當代新詩史》

譚五昌《詩意的放逐與重建》

周倫佑《第三代詩論》《第三代詩人》

臧棣《後朦朧詩：作為一種寫作的詩歌》

徐敬亞《圭臬之死》

孫基林《喧囂與騷動》

對「第三代人」的斷代遵循譚五昌先生在《詩意的放逐與重建》的分期方法。因為「第三代人」的詩歌流派繁多，不同的流派瓦解的時間並不相一致，所以並不能確定一個準確的時間點來定位「第三代人」的終結。

1，「第三代人」是什麼

第三代人是什麼？在第三代人之後還會有第四代人，第五代人么。或許會有，或許不會有。當第三代人進行自我命名的時候，他們沒有想過以後。

根據周倫佑的說法，第三代人首先是一個政治概念。這一概念的直接提出者是毛澤東。1983年秋天，第一本油印詩刊出爐，在這本雜誌的序言里，北望引用了毛澤東的帝國主義把復辟的希望寄托在我們第三代人身上的講話，來闡明這些新興的大學生詩人的詩歌寫作理念。從此，「第三代人」這個概念流傳開來。一方面，他是新生代的詩人與老一代的詩人進行自然年齡的分野，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個反抗的概念，被這些新生的詩人炮製出來，炮打「今天」司令部。

針對如何定義第三代，其實第三代人內部的闡釋並不一致。

萬夏/胡冬等人在1982年10月組織四川成都/重慶/南充等地的大學生在進行聚會的時候，對第三代人進行了這樣的定義：

將郭小川/賀敬之等詩人命名為第一代詩人，講北島/舒婷等人命名為第二代詩人，將他們自己命名為第三代詩人。

1985年春的《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重提第三代人的概念，在「第三代人筆會」欄目里描述了第三代人的概念：

隨共和國旗幟升起的為第一代，十年鑄造了第二代，在大時代的廣闊背景下，誕生了我們第三代人。

周倫佑則劃分了三次詩歌浪潮，把北島舒婷為代表的朦朧詩派定義為第一次詩歌浪潮，把楊煉為核心的四川一代的「尋根」詩人定義為第二次詩歌浪潮；把非非主義，「他們」詩群，莽漢主義，「海上」詩群定義為了第三次詩歌浪潮。大體上周倫佑的表述準確地概括了第三代人的主要詩歌流派。

這一術語大體上指代了1984~1988年的先鋒詩潮，橫跨地域廣闊，流派蕪雜。發展的高潮以1986年徐敬亞在深圳舉辦的「現代主義詩群大展」為標誌，以1990年初春《詩歌報》舉辦的現代詩群展示為告別儀式宣告結束。之後，進入了全新的九十年代，回歸了詩歌本位的詩歌年代，開始遠離狂熱與大眾的詩歌，朝著更加遠的角落探索。

譚五昌曾經指出第三代人首先是一個代際概念與時間概念，新生代的詩人通過這樣的命名打出了自己的旗幟，同時也是一個「質量」概念，表明了「第三代人」的詩歌在思想內容或者藝術方式上，都與朦朧詩產生了較大的差別：

簡單來說，「第三代詩歌」是以「朦朧詩」為直接反叛與超越目標而展開的一次先鋒詩內部的自覺變構行為，其所傳達的美學經驗整體上具有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特質。

2，「第三代人」與「朦朧詩」

譚五昌和臧棣都引用了哈羅德布魯姆的「影響的焦慮」來概述第三代人（後朦朧詩寫作）與朦朧詩之間的關係。這些新崛起的「第三代詩人」從一開始就抱著清醒而強烈的代際意識，渴望擺脫朦朧詩壓在自己身上龐大的陰影。後朦朧詩的「後」就如同後現代的「後」一樣，站在了規模勃發，風華正茂的朦朧詩之後，肆機撲上去，扭斷它的脖頸，扯斷它的喉管，要讓自己成為詩壇的主流。

尚仲敏曾經對於「朦朧詩」曾經發出強烈的討伐宣言：

當朦朧詩以咄咄逼人之勢覆蓋中國詩壇的時候，搗碎這一切！————這便是它，動用的全部手段。它的目的也不過如此：搗碎！打碎！炸爛！

我忘了誰曾經提到pass北島，說pass是讓這些詩人從容通過，這樣的講法顯得低眉順目。但是實際上這些新生的詩人們渴望把北島他們打翻在地，報以一頓老拳，然後哈哈大笑，去喝酒吃肉。pass 是沖闖過朦朧詩人們設置的阻礙，去獲得他們想要的聲望。只有這樣，才有更多的詩歌的金銀，才有更多的漂亮的姑娘。

「第三代人」從一開始就與朦朧詩的那批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朦朧詩」人的生命，就泡在幾十年的曲曲折折之中————而第三代人乾脆就認為人從來就不需要認真地相信什麼。他們「沒有烏七八糟的使命感」，「也不認為生活欠了他們什麼」。他們自認為是一群「小人物」，是庸俗「凡人」。

這些帶著痞氣的小人物就晃晃蕩盪走上了詩壇，走到了英雄們的面前，放聲大笑。革命的最高導師毛澤東的話，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造反有理」。這些普遍出生在20世紀50年代末到20世紀60十年代初期與中期的年輕人們，在幼年時期成為了文革的「觀眾」，這些鮮明的記憶都成為了他們直接的「形式記憶」與「歷史記憶」。如果你去閱讀柏樺的《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的話，會發現他的描述對那個時代充滿了一種血脈賁張的色情想像。他們在之後詩壇的一系列行動，包括抱團進行詩歌運動，包括弧召pass北島，都充滿了紅衛兵的感覺。造反，無止境的造反成為了他們對待朦朧詩的主基調。李亞偉曾經這麼形容「莽漢派」的詩歌：

「莽漢詩歌」剛出現時，我們意識到這是對當時流行詩歌的反對，其特點是排它性十足，連自己也反對，使人想起「文革」結束突然又來了一群人在別人被「打倒」自己的現代派性質的造反派。

往溫柔敦厚的詩人臉上撒尿
————周倫佑《第三代詩人》

對於這些新一代的人來說，朦朧詩自身的詩歌意識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朦朧詩人眼中的世界，是一個人在政治壓力下異化變形的世界，首要的任務就是恢復受損的意識，拯救遭到迫害的詩歌。所以他們藉助詩歌去表述自己心中的憂傷和質疑，這兩種一強一弱的語調構成了朦朧詩的回聲。莊嚴，崇高，用反壓迫的英雄去挑戰利維坦的龐然大物成為了他們詩歌裡面最有力的語調。而新一代的詩人不再具有朦朧一代的危機意識，「社會生活的「世俗化」的加速，公眾高漲的政治情緒，意識有所滑落，讀者對詩的想像發生了變化。國家政治力量要求詩承擔政治動員，歷史敘述的責任降低。」詩歌的外部壓力消解了，他那種內在的凝聚力就開始變得鬆散。他們快速接觸到了西方的諸多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特質的事物。如果你試著閱讀莽漢派的東西，會發現金斯堡；閱讀非非主義的宣言，會發現卡洛斯威廉斯......非理性主義的思潮對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開始意識到，能夠壓迫人的不僅僅是專制，還有文化本身。所以周倫佑在《第三代詩人》里宣稱：

在詞語的界限內

砸爛舊世界

如果閱讀周倫佑在1988年發表的《反價值》，你就會發現六七十年代席捲西方的反叛精神蟄伏在了他們的血脈里。可以說，第三代人才試圖開始見過他們的世界意識，好奇地探望不同的價值體系，對腐朽的東西嗤之以鼻。周倫佑把反文化稱為「屁股反對腦袋的運動」。他們放棄對於文明的確信，對於語言的確信，把一系列的規格和教條視為壓抑本身，渴望砸碎他們。他們放棄了浪漫主義的追逐，開始走向真正的解構。「第三代人」用「世俗關懷」精神取代了「朦朧詩」的「崇高」法則。

當人類走出了神的異化由墮入了物的異化，憂傷意識曾一度充彌了整個工業社會的才子。憂傷的結局是人發現了異化「人」的恰是人本身，是秩序，是科學，是人類夢寐以求的文明！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人自己無事生非的頭腦。異化源，已不可感知。這就是全面荒謬的開始。他們開始戲弄異化的全部施加者，包括他自己。

1986年的朦朧詩依然走在西方哲學的陰影之中，他們並沒有文化和語言的自覺性。朦朧詩自身的詩學原則建立在自我表達和對於真理的宣告之上。朦朧詩的詩人們認為外在世界是自己內心的外化，意象可以構築一個完整的抒情空間與理想世界，來闡釋詩人自身的道德判斷。但隨著時代的變化，朦朧營造的崇高感和莊嚴感愈發與時代無關。朦朧詩人莊嚴的英雄形象泛濫成為了一種範式，一種惺惺作態的角色扮演本身不存在太大的價值。

（梁小斌）他從這個冷漠的世界對自作多情的詩人們不動聲色的嘲弄中，感到了「美化自己的傾向，是朦朧詩人最頑固的傾向。」

朦朧詩儘管反對了舊有的話語體系，但並沒有從語言層面清除掉異化。他們沒有從根本上思考語言的弊病，也沒有思考自我抒情的可能性的耗竭。「自我意識」和「象徵手法」成為了第三代人反對的首要對象。新一代的詩人希望詩歌回到自身來，不再為意識形態代言，不再自命清高。生命體驗和語言變構成為了進入1986年現代詩體系的重要入口。

他們不再是舊的詩人，而是新一代的詩人。

3，「第三代人」的寫作路向

我們需要對「第三代人」的總體的審美原則做一個概括，才能比較好的把握他們的文本特徵。周倫佑曾經為第三代人寫過《第三代詩論》，裡面大致概括了「第三代人」的「非詩」「非藝術」審美觀念和寫作傾向：非崇高；非文化；非修辭；非意象。他們反對朦朧詩派對人的崇高化，過於強調詩人英雄式地悲劇感，把人的價值的重新發現與肯定樹立為詩歌的主題。他們試圖對文化感保持淡漠，盡量避免厚重的文化底蘊和歷史主題，盡量以口語入詩。他們簡化語言的描寫，提出「通感」和「反邏輯修辭」的比喻手法。他們反對隱喻，試圖消除現代詩的晦澀和緊張。

第三代人回歸到了真誠的「生命體驗」之中，道德的激情被抑制了，理性敗退了，生命內在的活力勃發了起來。人試圖擺脫一切外在的束縛，回到生命本身來，從「內省」走向了「外感」。

「語言意識」是「第三代人」的重要特徵。臧棣在他的文論《後朦朧詩作為一種寫作詩歌》當中著重指出了後朦朧詩的這一特質：儘管朦朧詩人們藉助語言同存在的事物進行了頑強的搏鬥，但是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語義層面污染的可能性。所以第三代人試圖清除語言內部的含混意識。

第一，一部分人接受了「符號學」理論，自覺地從語言符號的角度進入世界，歷史與藝術，從而將詩人面對的萬千一切凈化為兩個字：語言。
第二，在具體的語言探索上，1986年詩壇上出現了「反朦朧詩」語言模式的鮮明主張：反意象。

「第三代人」明確地從舊有的象徵主義轉向了行為主義。詩歌本身不再是詩人內在的自我表達，而是有關詩人的行動。語言取代了存在，成為了唯一的現實，而詩人要做的，就是寫詩。臧棣指出了海子關注的是文本的力度，而陸東東關注的是文本的快感。經驗不再是束縛語言實驗和探索的枷鎖，詩人們關心的澄清語言的特質。臧棣為詩人們的反叛精神喝彩：

後朦朧詩人試圖扭轉中國現代詩寫作中的一種根本狀況，對既有的經典文本秩序過分依賴。

徐敬亞用東西方意識的分流來概括「第三代人」的分野，大致是正確的：一支為以「整體主義」「新傳統主義」為代表的「漢詩」傾向，而另一支為「非非主義」「他們」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傾向。

前者的詩人們對待詞語的態度持成而穩重，他們並不傾向於解構語言，反而試圖挖掘語言自身內在的神性因素。諸如曾經發表的「現代主義大賦」就代表了這一派詩人的努力傾向。

後者的詩人們對現存的語言秩序保持著強烈的不信任。「對於非非主義詩人來說，他們從事詩歌寫作的目的本身就是要系統清除被意識形態污染的詩化體系以及與之相關的僵化了的「非詩意」或「偽詩意」世界，以再造一個未被意識形態污染的詩化語言體系及相關文化體系。」他們的寫作強調「零度寫作」的寫作方式，試圖客觀地描述現實世界或生活事件，力求避免朦朧詩的自我感傷的過度的抒情泛濫。

是中間代嗎？那些都是先鋒詩，反傳統，注重表達人性，和語言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