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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女人

外婆至死都保持著她體面的個性,我相信她投胎在大戶人家是一件必然的事,她的舉手投足之間,有一股子天然的氣派。只是我至今都不明白,這個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的新中國,為何會給她招致這樣的痛苦,而外婆再也無法告訴我,八十一歲了還牢記著那些過往歲月是什麼滋味。

外婆是雲南的大家閨秀,與當地望族陳家結為姻親,陳其昌,也就是我的外公,當時為雲南講武堂士官,年代久遠,我已經記不清外公是第幾期的學生了。按照母親的說法,外公外婆只有過短短几年的新婚燕爾,其後,外公便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外婆便開始了她飄零的一生。

戰亂頻發的年代,不斷有新勢力入駐,趕走一波,又新來一波。無論誰佔領了,都以衛國捐餉之名極盡搜刮之能,兩家門第日見凋敝。外婆帶著三女一兒,東躲西藏,飽受離亂之苦。最後,外婆怕子女受辱,硬憑著一身之力,經黔西南,繞到湖南。時日寇橫行,躲鬼子時,外婆的獨子不幸跌落,溺水而亡。外婆對於這件事,閉口不提,直到我十八歲時,我才偶然從母親口中得知,原來我還有個舅舅。

外婆在湖南,嘗盡冷暖,識盡炎涼。恁大一家閨秀,卻甘為女僕,靠做女工,刺繡,紡線維持生活,日以繼夜,從此便落下了眼疾,常年沁著淚珠子。在我的印象中,她的眼窩子總是紅腫的,一圈一圈的陷下去,直到發白。白的是新長出來的肉,在不斷的擦拭當中,逐漸發紅,擦爛了,再長新肉,白紅白紅,爭相變換著,再沒癒合過。

外婆常年穿著一身陰丹士林,雖已發白,卻也收拾的乾淨利落,每次出門,都會小心翼翼的抹平每一個毛球。外婆也曾想過改嫁,只是最終罷了。母親說,外婆當天在鏡子面前照了又照,並對她們說:「等下會來一個叔叔,你們要是喜歡,就對他笑,要是不喜歡,你們就不說話。」後來,外婆一仰頭,對著鏡子里失聲痛哭了起來,不斷喊著外公的名字,外婆哭的時候,也要把頭揚的高高的。其實,外婆一仰頭,便藏不住自幼世家大族養出的傲氣,君子死節,她容不下這般委屈,緊咬著後槽牙,獨獨度過了其後一生。

當時,外婆帶著三個女兒,在外人看來就是三個累贅,拖油瓶兒,還有人願意娶她,已經算是一件頂好的喜事了。這樣說,並非是指外婆有多貞潔,有多烈性子,而是指在她由父精母血組成的最初,她的血緣里就有一種純粹的宿命。

1966年,祖國親自導演了這個世紀最大的鬧劇,偉大的無產階級政黨用它強大的個人意志劃分階級,外婆因為這個無法選擇的出身,帶上了地主階級的帽子。當紅衛兵闖進家裡時,外婆一定問過自己——她的丈夫,雲南講武堂的士官陳其昌,為了這個政黨拋家棄子的陳其昌,為何帶來的是這樣的新中國。

文革開始以後,外婆的三個女兒,除了長女母親外,其餘兩人都很快地與外婆劃清了關係。然而,外婆很快就原諒了她的兩個女兒,母親卻永遠仇恨她們。母親始終無法接受,因為這個政黨的血緣政治手段,血澤之親要相互站在兩個對立面。但母親無法對這個政黨做任何現實的報復與懲罰,只好把仇恨嫁接到她的兩個姊妹身上,外婆故去的時候,母親將遠道而來的兩個姊妹攔在靈堂之外,連下跪的資格都沒有給她們。

母親有多恨她的兩個妹妹,就有多恨這個政黨。在母親臨死的時候,她才終於選擇原諒她那兩個無知的妹妹。無疑,母親是可憐的,也是無知的,愚笨的,我無法為母親的行為辯解,但對這個時代,十年浩劫,我無法理解人世間的惡何以至此,人性何以被這個時代扭曲的如此脆弱不堪。這個國家,這個政黨都無法直面,試圖掩蓋的東西,卻要讓無數家庭默默忍受。

二十年後,外婆被平反,結算平生,整整幾十年,斗轉星移,白雲蒼狗,外婆一家子所受的屈辱傷害,全被一張紙勾去。在外婆的眼裡,這不是平反書,這是罪證。她當著組織的面,將這張紙生吞了下去,以示她的決絕。她選擇不寬恕,她選擇站在對立面。

晚年的外婆,一直想要返回雲南,只是身體每況愈下,很難捱過這麼遠的長途跋涉,母親不允許她走,況且,外婆眼已經瞎了。外婆不斷念叨著,你爹還在哪兒呢,他回來了,找不到我們怎麼辦,我要過去,你不要攔我。外婆的餘生,四處找尋著外公的影子,總是在一點點風吹草動中,牽出萬千餘痛。

在1987年的晚上,外婆摸著黑走了出去,隱沒在去往雲南的路上,母親找到外婆時,外婆早已閉了眼,安息在湘西界外,頭髮捋的一絲不苟。母親看到外婆的屍體時,虛弱的像個被遺棄的孩子,她的衰老竟然如此之快,一生的堅強蕩然無存。

2013年,於廣西崇左市寧明縣那堪鄉,一位不知名的小夥子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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