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諸葛走生仲達了嗎？

再論「資治通鑑」的價值

劉知幾是唐代人，他的「史通」若說「資治通鑑」的編者沒讀過，那司馬光找的學者就太遜了。「資治通鑑」既是北宋作品，又是官方資助之作，那麼陳壽之後的史著，史料自然也是重點參考對象。於此特舉ㄧ例，以說明「三國志」作為史料的局限。

「死諸葛走生仲達」，這事件可不是演義裡才有的故事，我們再看劉知幾怎麼說:

「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台，取傷成濟。陳壽 、 王隱 咸杜口而無言， 陸機 、 虞預 各棲毫而靡述。」（史通?直書》唐 劉知幾）

所謂「列營渭曲，見屈武侯」，就是指諸葛亮死時，司馬懿因見楊儀反旗鳴鼓，而不敢進逼，而有百姓笑曰「死諸葛走生仲達」ㄧ事。劉知幾此文講史述的（直書），指責陳壽為司馬懿隱晦，因而曰:「杜口而無言」。換言之，「三國志」沒寫這段司馬懿的糗事，在劉知幾的標準看來，有不敢直書之過。而他讚揚將此事爆料的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 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

習鑿齒在他的著作「漢晉春秋」裡陳述此事，後經裴松之註解在三國志諸葛亮傳裡。那麼重點來了，陳壽沒說的事，司馬光有沒有說呢？ 有的:

是月，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魏紀四 ）

首先，這已然說明「資治通鑑」能接觸的史料，也有很多是陳壽看不到的，因為他死後才有類似習鑿齒「漢晉春秋」這類著作。再者，陳壽必須隱晦的史實，「資治通鑑」不必隱晦。三者，劉知幾的「史通」這類學術著作，必然也影響著司馬光的著作群，這是史官在政治職責上與學術良心上必須要參考的前輩意見。四者，「資治通鑑」不是用註解的形式陳述這事件，而是直接補充成完整的史述，換言之，不是「僅供參考」而已，而是當史實陳述。

以上告訴我們，「資治通鑑」所承擔的歷史任務遠高於裴松之的註解，裴注的註解有許多都是裴松之讓讀者參考而已，而非定論，但「資治通鑑」作為史述，ㄧ寫下去就是要被當史實看待，這種史著體例上的差異可窺「史筆」的輕重在不同史冊裡所顯示的不同份量。後代像劉知幾這樣的評史學者，在評論「資治通鑑」與三國志的「裴注」時，眼光是肯定不同的，因為裴注只有「僅供參考」的史責，「資治通鑑」卻有「下定論」的史責。

另外，習鑿齒東晉人，偏安政權的思維導致其「尊蜀漢」的立場，而其著作「漢晉春秋」從書名即可明瞭他主張「晉承漢統」的學術路線。既如此，其史述在各方面維護蜀漢的史筆，也必為「資治通鑑」所必需留意的參考前提，ㄧ如「江表傳」的偏吳史筆。換言之，時代愈後面的史著ㄧ般而言愈客觀愈能「直書」，因為少了政治干擾等等因素。而習鑿齒以蜀漢為正統，司馬光以曹魏為正統，又為兩個時代的史著必然具有的史觀差異。

因而，在質疑「資治通鑑」為二，三手史料時，也別忘了它在歸納史料上必然要比較嚴謹的特色。「死諸葛走生仲達」這事件陳壽沒寫，習鑿齒有寫，裴注提出來供讀者參考，「資治通鑑」是在諸多考量下才決定以「定論」放入史述裡，這就不能說「資治通鑑」參考價值比較低了。

以上論史學之二

2013.2.4 雁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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