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約束中創造了一個制約我們的世界

《落腳城市》

作者：道格拉斯·桑德斯

譯者：陳信宏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年：2012 年 2 月

落腳城市（arrival city）的發展是城市化進程中的關鍵一環，得之則諸事順遂，反之則矛盾頻發。這便是桑德斯在《落腳城市：最終的人口大遷徙與世界未來》一書中所要表達的中心思想。什麼是落腳城市？落腳城市是由鄉村移民在城市中構建的飛地。它位於城市空間的邊緣，卻是社會變遷的核心地帶。落腳城市有自己的野心。它從未自視為貧民窟而不思進取。恰恰相反，它給新落腳的移民提供了工作之海，提供了自雇勞動的機會，提供了四方街鄰的關係網路，同時還維繫了鄉村與都市之間的平衡——它是轉換器，而非貧民窟。

的確，這一地帶的貧困率從未下降到人們期望的水平。但是落腳城市的貧困恰恰是它們的成功之所在。作為轉換器，它們本身並不必然走向中產和紳士化，它們的最大功效是給人提供條件，幫助其中的居民在社會等級的攀登之路上加快步伐。每當前一批居民因經濟和社會狀況的改善而搬進更高檔的社區，填空增補而來的必然是新一批貧窮的新人——貧困率依舊，甚至有所上升，但是誰能否認此 arrival city 再也不是之前的那個？

落腳城市之所以成為令人矚目的現象或者（按照正統的觀點來看的）「問題」，首先與居住其中的人密不可分。所謂落腳，指的就是新移民進入城市後的登陸之所。毫無疑問，城市的新移民一定來自鄉村。所以落腳城市本質上還是一個空間容器，這個容器中發生了一種身份的轉變——村民變為市民。這是一個多維的過程，涵蓋著經濟、政治以及社會關係等方方面面。但是歸根結底，我們要關注的焦點是人。

作為記者的桑德斯憑藉非常細膩的觀察，探討了人口遷移的重要環節。他發現，歸鄉的路在很多國家事實上構成了人口向城市遷移的一個重要環節。歸途成為外出漂泊的旅程的一段，這聽上去有點不可思議。之所以如此，可以用 Charles Tilly 曾經提出的「連鎖式移民」策略來加以分析。背井離鄉的村民們在決定進入城市時，需要放棄的不僅僅是曾經一成不變的物候與作息，更包括一整套已經習慣了的社會習俗和關係網路。他們不敢徹底擺脫農村，不敢在建立起穩固的城市社會安全網之前放棄原有的網路。因此他們需要以落腳城市為基地，推動社會網路的整體遷徙和再造。為了維繫舊有的社會網路，他們必須保證最基本的與故鄉的關聯，而這便是通過每年一度或者數度的歸鄉路完成的。

除了人口之外，落腳城市之中最為重要的話題就屬土地了。他們為什麼選擇這裡而不是別處？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幫助新移民攫取了這塊土地？根據桑德斯的觀察，落腳城市的土地基本都是國有的荒地和廢地，私自侵吞國有土地以供給居住是一個國際現象。不過這一現象在近年來越來越少，原因之一是產權的劃分越來越明晰，另一則是可用的城市空閑土地也越來越少。

中國的城市在面臨移民進入時並不像其他發展中國家（比如印度、巴西、墨西哥）那樣措手不及。我們在城市邊緣有著相當豐富的村莊在等待城市化的降臨，而外來移民的湧入正是空間變革的第一步。每一個村莊都收容著相當數量的移民，他們願意忍受匱乏的基礎設施（當然，與故鄉相比設施水平已經相當高），願意擁擠在狹小的房子里生活，並不是因為他們熱愛這樣的生活方式，而是因為未來的前景實在美妙，足夠打動他們忍受當下的苦痛。

可中國城市化與其他國家的區別也就此擴大了。在幾乎每一個國有土地被私人攫取的國家，事情發展到最後都以將土地授予佔有者告終。因為城市政府最終會意識到：所有權的保障是關係到落腳城市發展前途的一個核心議題，缺乏保障的處所也就相應地缺乏改善基礎設施和社會結構的動機。這樣的授予也就意味著新移民成為有產者，被裹挾進入經濟體系之中，並且擁有了自主創業的種子資金。可是我們的城中村裡，移民們所擁有的微乎其微。他們不可能佔有自己居住的房屋和土地，也不可能在短期內湊足夠的錢、給自己提供足夠堅實的生活保障，因而和農村的紐帶在很長的時間裡都將是僵硬而無法打破的。

當然，也並不是所有城市都選擇授予土地所有權給居民，強勢的市政府會主動出擊，推行各種看上去很美的所謂「貧民窟改建計劃」。這些計劃以空間更新為己任，卻把空間的社會內涵掩蓋得毫無蹤影。在改造完成之後的街區，最常看見的風景便是點綴在廣場和大街之中的低密度中產階級住宅。可是居民們呢？原住民是否還有機會遷入這一地段，他們是否還有足夠充足的交往空間，他們還能維繫曾經緊密的社會關係網嗎？只注重建築環境，卻忽視了社會關係的意義，這樣的改造是在摧毀而非提升落腳城市的活力。

落腳城市不僅塑造著當下，也在歷史中留存著濃厚的痕迹。作者桑德斯甚至直接宣稱：巴黎大革命本質上就是落腳城市居民的革命。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批評小農缺乏階級意識，認為其不如城市工人懂政治，所以導致了革命的失敗。其實馬克思也被遮蔽了。他忽視了對革命主體的審慎觀察，沒有注意到落腳城市的居民在革命過程中佔了絕對多數，也沒有關注這些居民進行革命的訴求。

太陽底下從來沒有新鮮事。 1970 年代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在本質上也是一樣，以落腳城市居民為先鋒和主力，成功推翻了一個王朝，建立起另一個極端主義政權。這些革命之所以爆發，根源在於利益的危機：社會和經濟的進步常常是以碾壓弱勢群體的利益為代價的，而落腳城市居民往往首當其衝。當伊朗的巴列維國王推行白色革命，力圖以經濟增長抵抗赤化危險時，他一定沒有想到最終打敗自己的並不是什麼左翼分子，而只是一群居住在城市邊緣的新移民。

白色革命確實成效顯著，包括德黑蘭在內的伊朗城市面貌煥然一新，並進而吸引了大量農村人口湧入。但是這些移民很快陷入失望。他們發現城市的美好其實與他們無關。沒有優良的公寓，沒有高薪的工作，他們面對的只是一片叫爾撒聖殿的荒地。當他們勉為其難地落腳其中後，國王開始慌了，他害怕移民，擔心社會不穩定，於是落腳城市被剷平，移民們終於無處可去。於是最終，一個叫做霍梅尼的教士在歷史中寫下了厚重的一筆。

落腳城市與政治的聯繫可以說是千絲萬縷，絕不僅僅局限於 19 世紀的巴黎或 1970 年代的德黑蘭。在土耳其，落腳城市被人稱呼為「蓋奇康都」，意為夜晚定居之處。伊斯坦布爾最大的蓋奇康都的土地曾經歸屬於末代王朝的親王，雖在革命後被國有化，但終究抵擋不住私人侵佔的步伐。在這樣的區域，權力架構不再是正式的，而是由軍事化策略和黑社會人脈佔據主導地位。這樣的權力結構不斷演變，最終形成了一股全新的政治勢力，並引發了一場規模巨大的暴動。暴亂並沒有成功，但也並非徒勞。在暴亂結束後，城市政權開始正視蓋奇康都的存在及其問題，並賦予居民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權，從而將其納入到經濟體系之中，以形成利益共同體。城市政府開始重視落腳城市的基礎設施問題，並為此投入了大量資源。

蓋奇康都並沒有就此平庸地發展下去。他們的政治興趣依然濃烈，一個個小政黨在這裡生根發芽。當世俗政權再也無力掌控經濟和社會發展局面時，這些在野黨迅猛地冒了尖。其中有一個叫做美德黨的小黨派，日後分裂出一個叫做正義與發展黨的組織。再後來，該組織的首腦埃爾多安，一個在蓋奇康都出生並長大的移民後代，當選了土耳其總理和總統，並連任至今。

巴黎的「落腳城市」社區同樣也在深刻地改變著這座城市的地景和社會關係。在柯布西耶幽靈的影響下，巴黎北郊的這些移民落腳地都是笛卡爾式的社區：建築密度很低，公共空間淪為犯罪地帶，居民難以建立交流和互助的社區共同體，漂泊也就成為移民生活中橫亘的核心。由於「郵政編碼種族歧視」的存在，以及由這一歧視導致的認同感和公平機會的缺失，移民們難以尋找與法國社會相連接的社會網路，與此同時也喪失了與故鄉的關聯。最終的結果便是 2005 年爆發的巴黎騷亂。當時參與騷亂的少年們曾說過這麼一句話：「我們不是非洲人，也不是歐洲人」 ——這便是對落腳城市空間性和社會性所做的又一註腳。

落腳城市的時間和空間一直在發展和演變。面對這樣的存在，對落腳城市的評價出現了巨大的分歧：有人認為落腳城市是萬惡的淵藪，但是也有人相信這一地方才是城市生機的根源。如果考察預期，落腳城市的存在是流動人口向上爬升的必要條件，所以它的意義巨大，這也是本書作者一直堅持的論點；但是從現實狀況來看，落腳城市的基礎設施和生活環境堪憂，所以它必須得到清理，我們的城市政府大概就堅信這一點——形形色色的「城鄉結合部改造」、「清退低端產業」、「減少流動人口」的舉措目前正在某些特大城市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有司很少會去思考，這些落腳處的不堪現狀里，有多少是空間和移民的責任，又有多少是他們自身的責任。

落腳城市從來不是終點。在農村移民精心籌劃的社會流動旅程當中，進入落腳城市只是第一步。在作者看來，「他們投注了自己的一生，犧牲一整個世代的收入與平靜生活，絕不只是為了從一種形態的貧窮轉換到另一種形態的貧窮。落腳城市的居民不認為自己是『窮人』，而是成功的都市人，只是必須先經歷這個貧窮的階段，時間也許長達一個世代。」（第 278 頁）那麼，落腳城市及其間移民的發展到底需要什麼樣的資源？作者提出了四個要點：土地所有權、商業機會、自主經濟和互助的社會網路。無論怎麼歸納，最重要的目標都是給新移民提供「門路」——也就是阿瑪蒂亞·森所說的那些成為真正公民所需的工具和機會。至於這些建議能否奏效，只能在未來通過更多經驗性的考察去加以驗證了。

儘管本書的故事性有餘而理論探索不足，但是記者的敏銳視角和資料的豐富已經足以給我們打開一扇新的觀察全球尺度城市變遷的窗戶。在這裡，無論你的立場是什麼，選取的觀察角度又是什麼，對空間問題、尤其是落腳城市問題的探討都應當遵循派克（R.E. Park）所提醒的那種方法：空間結構與社會關係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關聯性——這個方法在本書里已經有著極為清晰的實踐軌跡。

註：本文原載於豆瓣－我們在約束中創造了一個制約我們的世界（落腳城市）書評，經刪改後發表於好奇心日報－這些書不算簡單，但可以幫你理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