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十三章 歐洲與戰爭

第二部

第十三章 歐洲與戰爭

「如果民主在這場戰鬥中落敗，如果法西斯主義獲勝，國王陛下的政府就能宣稱這是自己的勝利。[1]」勞埃德·喬治[2]這句話道出了一個新的事實：在世人眼中，西班牙內戰已經成了一場意識形態戰爭。雖然並沒有其它歐洲國家公開參戰，但它已經變成了一場歐洲大戰。因此，在共和國一方的各革命政黨衰落之後，西班牙內戰就變成了歐洲列強的角逐。這場角逐促成了德國和義大利迅速接近，並成立了羅馬—柏林軸心；無情地暴露出了西方民主國家——法國和英國——的猶豫不決與自相矛盾；並致使蘇聯採取了謹慎觀望的政策。

歐洲均勢與西班牙內戰

要想理解西班牙內戰對歐洲的政治均勢產生了何等的影響，首先就得明白，在一九三六年，德國在歐洲地位仍是很不穩固的。一九三三年納粹黨奪權後，德國就退出了國際聯盟。希特勒的擴軍備戰，並向周邊國家提出領土要求，使德國的小鄰國心生警惕，但它們並未對希特勒的力量有多少認識。另外，西方列強的外交地位也很強勢。法國、英國和比利時組成的協約看似非常牢固。雖然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一世[3]在訪問馬賽時遇刺身亡，法國在巴爾幹依然擁有較強的影響力。最後，面臨著擴軍備戰的德國的威脅，第三共和國政府剛剛加強了它與東歐國家的聯盟：一九三五年，法國與蘇聯簽訂了互助條約，蘇聯也與捷克斯洛伐克簽訂了互助條約。德國的重新武裝讓蘇聯無比擔憂：難道希特勒不會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當成他的頭號敵人嗎？

義大利法西斯政府發現自己也陷入了困境。它入侵了阿比西尼亞[4]，企圖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非洲「帝國」，結果反倒暴露了它在軍事上的無能，國際聯盟大部分成員國決定製裁墨索里尼政府。

法西斯義大利政權和納粹德國政權都在歐洲陷入了孤立，他們在西班牙內戰中發現了相互接近的機遇。西班牙內戰引發了全面的政治對抗，促成了各種聯盟的形成；它迫使每個列強選邊站隊。從這個意義來說，它為世界大戰創造了政治前提。

對中歐的獨裁者們而言，西班牙內戰不僅是對民主國家的弱點的考驗；它還是綵排，是第一次衝突，是他們用來測試準備用於對付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的試驗場，是那些準備用於更宏大的戰場的設備的首次應用。只有在讀過關於這個問題的無數文章之後，才能明白這場「有限戰爭」在軍事上引起了何等強烈的興趣。

相反，西班牙的戰略意義和經濟意義卻退居次要地位了；西班牙雖然擁有馬略卡和塞烏塔這樣的戰略要地，還有阿斯圖里亞斯和里奧·丁托的礦山，但這個因素並不足以影響國際政治的走向。隨著一九三八年夏天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蘇台德問題的發生，西班牙變成了歐洲大棋中的一枚小卒。

國民政府獲得了外交承認

在西班牙的兩大陣營中間，歐洲列強是如何選擇的呢？

從法律角度來看，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在西班牙有一個經合法選舉產生的議會，還有經議會任命的政府：只有這兩個機關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由於七月十九日的叛亂未能獲勝，國民軍就只是控制了一些省份的叛軍。他們自己對此非常清楚，因為在頭幾個月里，他們拚命建立一個正式的政權，但這個政權的目的，卻是在打贏戰爭之後，讓位給一個合適的政府[5]。即使是最積極地支持叛軍的國家，也沒有把叛軍的首都布爾戈斯[6]當一回事：一九三六年十月，當弗朗哥被任命為國家元首後，向希特勒致電問候，但希特勒並沒有回電，說明他並不認為在這個時候正式承認弗朗哥是可取的；德國駐巴黎大使維爾切克[7]在柏林分析西班牙形勢時，他很自然地將其描述為「西班牙政府」與「叛軍」的衝突。

但是，如果歐洲列強的執政者都拒絕承認叛軍具有合法的交戰國地位，他們就不會承認叛軍是合法的政權，不會允許叛軍從任何一個外國獲得軍需物資。但義大利、德國和葡萄牙顯然沒有理睬這種情況，他們拿出了一整套借口來為自己的干涉辯護：左派操縱了選舉法，使人民陣線政府上台，造成了革命形勢；自從一九三六年二月大選之後，合法的政府形式就已經消失，叛軍將領是為了恢複合法政府才這麼做的。我們不妨回想一下：選舉法可是得到了右翼集團的贊成的，他們以為憑著選舉法就能使自己長期執政。

總之，這種關於「合法性」的借口只能小心使用；各法西斯政府更喜歡使用製造既成事實的方法。德國外交部長馮·諾伊拉特[8]和義大利外交大臣齊亞諾[9]打算等到叛軍攻克馬德里後再正式承認國民政府，這樣更體面一些。一九三六年十月底，德國起草了一份電文，準備發給西班牙政府駐柏林臨時代辦，開頭寫道：「弗朗哥將軍現在已經佔領了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因此他的政府已經控制了大部分西班牙國土。……」

出於法律上的其它需要，「現實國家」必須在佔領首都及其政府建築物——即實際控制——之後，才能成為「合法國家」。總之，這樣做之後，就有了「保障德國利益」的借口。共和國政府撤往瓦倫西亞，法西斯政府的美夢眼看就要成真，然而馬德里進行了英勇的抵抗，戰爭還得繼續下去。為了更堅定地表明立場，德國和義大利終於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提前承認了布爾戈斯政府。葡萄牙緊隨其後。

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以為弗朗哥政府已經控制了大半國土，跟以為共和區已經徹底失去了政府權威，都是錯誤的。國民軍並沒有實際控制西班牙任何一個地中海沿岸省份或中部省份；儘管共和區的情況仍然很不穩定，但卡巴耶洛政府的權威無疑要強於前幾屆政府。因此，在八月同西班牙共和國維持外交關係，到了十一月又同它斷交，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同國際局勢聯繫起來，就能對他們改變態度的原因看得更加清楚；同情弗朗哥的列強以此宣示了他們以西班牙合法政府為敵的決心。此舉在歐洲列強中間製造的分裂，與德國—義大利—日本三國協約的簽訂一脈相承，預示著這個強大的軍事同盟的成立。

軸心國的成立

在七月十八日叛亂的前夕，儘管法西斯義大利政府和納粹德國政府擁有同樣的政治立場，對社會主義同樣地仇恨，但他們在很多問題上意見並不一致。實際上，兩國的擴張野心，使它們經常較勁[10]。義大利還把地中海當作自己的「禁臠」，並懷疑德國到底會不會幹涉西班牙。

但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和九月之後，軸心國在西班牙問題上採取了堅定的態度，而西方國家卻在敷衍推脫；軸心國一致決定加強軍備，這也有助於解決它們的分歧。安東內斯庫[11]在羅馬尼亞成立了極右翼政府，引發了一系列的談判，破壞了對德國和義大利有利的中歐均勢。希特勒在與匈牙利攝政霍爾蒂[12]會談時，首次提出了德意結盟支持弗朗哥的主意。匈牙利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得不贊同這種聯合行動，因為匈牙利政府在當時對周邊國家（主要是羅馬尼亞）的匈牙利少數民族居住的土地提出了領土要求，它企圖通過接近德意兩國，換取德意兩國支持它的領土要求。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德國司法部長弗蘭克[13]訪問了義大利，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接見，意德關係出現了明顯的改善。弗蘭克向墨索里尼指出：希特勒認為地中海是「義大利海」，他對西班牙的干涉並不包含任何擴張野心。墨索里尼隨即指出：他並不希望改變「地理形勢」，但他認為巴利亞里群島應該留給義大利。齊亞諾伯爵指出了這次會談的關鍵問題：「在西班牙已經成立了兩個陣營：一個是德國—義大利陣線，另一個是法國—比利時—俄國陣營。領袖贊同希特勒提出的兩大陣營已經事實上存在的觀點。」會談的主旨是成立一個聯盟，並在歐洲劃分勢力範圍。

不過，直到十月下旬齊亞諾伯爵訪問柏林後，兩國才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德國外交部長馮·諾伊拉特和義大利外交大臣齊亞諾在十月二十一日簽訂了秘密協議，希特勒在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接見了齊亞諾；十一月一日，墨索里尼在米蘭宣稱：「兩國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達成了協約，其中有幾個非常迫切的問題。[14]」最迫切的問題當然就是西班牙問題。雙方對聯合行動的主要方針，乃至一些具體細節進行了磋商：他們研究了在外交上承認弗朗哥政府的各種方法；在軍事方面，他們研究了兩國分別應該出多少部隊，特別是應該各出多少飛機。德國和義大利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羅馬—柏林軸心正式成立了，它的敵人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而布爾什維克主義在西班牙勢力很強大；羅馬—柏林軸心的主導思想是徹底消除「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威脅」。齊亞諾向希特勒極力主張：軸心國必須給予馬德里政府「致命一擊」[15]。

其實，早在叛亂爆發前，義大利政府和德國政府就已經向叛亂集團的領袖們許諾過會為他們提供支援。如有必要，叛軍可以在其它國家的領土上接收這些支援物資，只要這樣做不會造成大規模運輸的問題。但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幾架薩伏伊—馬爾切蒂（Savo?a-Marchetti）飛機因意外降落在法屬摩洛哥，暴露了義大利對西班牙的干預之深，給法意關係製造了一場重大的危機。

此外，弗朗哥軍隊也作勢要攻佔丹吉爾。丹吉爾當時由國際共管，但丹吉爾周邊地區都傾向於革命。法國堅持認為西班牙政府可以自由使用丹吉爾港。義大利表示反對。這是第一次重大的外交考驗，因為西班牙政府如果能夠利用丹吉爾港為基地，就能扼守直布羅陀海峽，極大地阻滯叛軍從摩洛哥往西班牙本土調遣部隊的行動。最後，英國的善意中立，使義大利佔了上風[16]。

在這個問題上，英國當局的態度是中立的，甚至可以說是有利於叛軍的；它的態度，清楚地表明了英國政府的意見，並在西方國家中間造成了分裂。這兩個因素，無疑是不干涉政策的兩個決定性因素。

法國的立場

關於法國提出不干涉的建議的緣由，已經有了大量的資料，特別是萊昂·布魯姆在一九四七年向議會調查委員會所在的陳述；他的陳述，大體上並無異議。但是，我們必須記住：萊昂·布魯姆知道自己的西班牙政策已經徹底破產，比起為自己的西班牙政策辯護，他更關心是證明不干涉政策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季唯一可行的政策，以此來為自己辯解。

叛軍發動武裝叛亂（布魯姆稱其為「戲劇性的事件」[coup de theatre]）之後，法國人民陣線政府肯定是同情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但這種同情只能停留在口頭上嗎？

七月二十日，希拉爾政府向法國政府請求提供物質援助，給布魯姆出了個難題：「懇請貴方立即就提供武器與飛機與我方進行商談。」這封電報里並沒有什麼不同尋常之處。除了談到兩國的人民陣線政府具有共同的利益之外，電報里還提到了法西兩國的特殊協議，根據這個協議，西班牙的軍火供應全部由法國壟斷。因此，向法國政府求援，不僅是希拉爾的權利，更是他的義務。此時布魯姆並未猶豫。他在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之間，先與德爾波[17]、後與陸軍部長達拉迪耶[18]舉行會談，商討了給西班牙政府提供物資的數量與方法。但在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的內閣會議上，雖然正式通過了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方針，卻又出現了一些新情況。

第一個情況與外交政策有關，這無疑是最重要的情況，因為它對萊昂·布魯姆產生了重大影響。在西班牙內戰爆發前，布魯姆就準備訪問英國；在他訪問英國時，他發現鮑德溫[19]政府反對對西班牙內戰進行任何干預，記者佩蒂納克斯[20]首先向他發出警告（「這裡不好記下」），透露了鮑德溫政府的態度；隨後，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21]向他謹慎地提出了建議，確認了英國政府的立場。布魯姆深感詫異：他的整個外交政策，都是建立在英法協約之上的，在面對著擴軍備戰的德國時，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英法協約。在西班牙問題上，他不可能拋開英國，單獨行動。

布魯姆回國後，又遇到了新的挫折。昂利·克里伊[22]將政府準備採取措施援助西班牙一事公之於世，在《巴黎回聲報》（LEcho de Paris）上發起了一場攻勢。卡爾蒂耶[23]在七月二十三日發表了題為《法國人民陣線敢武裝西班牙人民陣線嗎？》的文章，打響了第一炮。他在文章結尾寫下了極其激烈的句子：「我們仍然不願相信政府會犯下這種反民族的罪行。」《巴黎回聲報》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到了提供飛機、炸彈、七十五毫米野戰炮和機槍等細節。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暗示法國政府將採取不干涉原則，而法國政府要到一周之後才宣布不干涉原則。

法國政府當然不會指望右翼反對派能給這個任務帶來什麼幫助。但在政府內部和議會內的中派集團也反對布魯姆。參議院向來是保守反對派的大本營，它對此作出了更強烈的反應：參議院議長讓奈尼[24]對此反應強烈：「沒有人能夠理解……我們要為西班牙問題而開戰。」激進黨的態度更是麻煩：激進黨佔了外交部長和陸軍部長兩個要職；他們如果倒向反對派，就有可能引發一場內閣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愛德華·埃里奧[25]發出的「別管閑事」[26]的警告，產生了多麼強大的影響，就不難想像了。

向西班牙合法政府提供軍火，為什麼會在法國政界引發如此的恐慌呢？原因首先是當時的和平主義。從一九三四年開始，法國左派，無論是激進黨還是社會黨，都在不停地宣稱熱愛和平，並決心用一切手段來保衛和平。由於害怕引發戰爭，法國默認了德國的重新武裝，最近又默認了德國在萊茵蘭地區的駐軍[27]。許多社會黨人認為，法國政府會與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簽訂新的洛迦諾公約，並把希望寄托在這個公約上面。布魯姆對此並不抱有幻想；他預料到法德必有一戰，並支持加強軍備，期望能在軍事方面趕上德國。但他本人是一個溫和派，他不可能冒險親自發動戰爭。此外，布魯姆本人也曾指出[28]，國外戰爭的威脅，有可能會在法國引發內戰：「法國正處于軍事政變的邊緣。」必須承認，右翼——至少是其中一部分——自從一九一九年起，就趨向了極端民族主義，從幾年前開始，他們就對國家政權表現出刻骨的仇恨；他們同情德國和義大利的政權，要求對它們採取和平主義政策，要求優先處理由一九三六年的社會危機與人民陣線的上台而加劇的國內困難，而不是國外問題。右翼反對派並不只出現在《巴黎回聲報》上。關於一九三八[29]年的事態，布魯姆認為：「法國議會裡的某些重要政治家成了弗朗哥的代表。」

在這種不利局面中，內閣在七月二十五日召開會議，不敢公開考慮支援西班牙，只能尋求隱瞞運輸軍火的方法：他們謊稱軍火是賣給墨西哥政府的，然後又把這批武器轉給了西班牙。這只是它遇到的第一個挫折。幾天後，發生了薩伏伊—馬爾切蒂飛機事件，使它重新考慮自己的做出的妥協。但布魯姆回顧說，以英國和比利時報紙為首的媒體，向他的政府發動的攻擊，影響了公眾輿論。當時對納粹主義並不懷有敵意的丘吉爾認為：「靈活的中立是目前唯一的辦法。[30]」

法國政府的意見分歧，是更加嚴重的情況。布魯姆只介紹了內閣就西班牙問題在八月八日召開的第三次會議的情況，在這次會議上，部長們發生了分歧。在這次會議上，部長們分成了兩派：支持支援西班牙的一派，以航空部長皮埃爾·科[31]為首，處於少數派；而「主要由激進黨人和接受了保爾·弗爾[32]的勸說的社會黨人」[33]組成的反對支援西班牙的聯盟，處於多數派。布魯姆想扭轉這種局面，如果他支持西班牙共和國，實行干預政策的話，就有可能遭到孤立，他竭力想避免這種情況發生，為此他只能需求英國的支持。

因此，當諾爾—貝克[34] 建議，派遣公認的共和派領袖、海軍參謀長達爾朗[35]將軍出訪倫敦時，這個建議得到了布魯姆的熱烈歡迎。達爾朗此次出訪的任務，是通過他的私交、第一海務大臣查特菲爾德[36]勛爵，與內閣秘書莫里斯·漢奇[37]爵士接觸。如果達爾朗能夠讓漢奇相信阻止弗朗哥奪權的必要性，那麼漢奇就有可能召開內閣會議，從而使英國政府改變態度。

其實，就算英國內閣會在八月初舉行會議，它會不會改變自己的既定態度，仍是很可疑的；英國認為，干預西班牙內戰是得不償失的。英國在西班牙本土的礦業利益，不允許它與任何一方斷絕關係。此外，在前幾年裡，由於衣索比亞事件，導致地中海一帶陷入了緊張的形勢，英國希望使地中海形勢得到緩和。英國向義大利發出了緩和關係的信號，而且正在起草英意海軍協定。英國有充分的理由不去直接冒犯義大利。最後，英國保守派更同情弗朗哥將軍，不同情「赤匪」，他們在報刊上大肆渲染革命的「暴行」。查特菲爾德勛爵認為弗朗哥是一個「優秀的西班牙愛國者」，這無疑也是大部分大臣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達爾朗的出訪只能無功而返。查特菲爾德拒絕插手。英國的政策沒有改變。

這次失敗的出訪，是法國政府為西班牙共和國做的最後一次外交努力。八月八日，法國內閣召開會議，會上認為法國在這個問題上遭到了歐洲的孤立，只能依靠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必須承認，蘇聯政府對西班牙共和國只是口惠而實不至，它要等法國政府帶頭干預，然後自己再跟上。法國政府原則上同意把已經做好發貨準備的五十件物資運給西班牙，但拒絕從軍隊儲備物資中抽調火炮或航空設備。布魯姆辯解說，他認為繼續進行干預，只會製造外交麻煩，不會獲得有價值的回報：西班牙共和國只獲得了為數極少的物資，而且質量很可能不是最好的。布魯姆隨後還打算辭職，在他的西班牙朋友費爾南多·德·洛斯·里奧斯[38]和希梅內斯·德·阿蘇瓦的一再堅持下，他才放棄了這個念頭。

不干涉政策

在這種情況下，法國總理布魯姆向所有直接捲入西班牙內戰的大小國家提出了不干涉西班牙內部事務的建議。

不干涉政策無疑是一種高尚的思想，符合英國在十九世紀初針對神聖聯盟和梅特涅[39]體系的積極干涉而提出的自由主義原則。布魯姆認為不干涉也是一個政治策略：用一個德國和義大利很難違反的國際條約來約束它們，阻止它們給弗朗哥提供實際幫助。法國政府提出的這個提議，既能讓世人注意到軸心國的險惡用心，又能間接地使法國獲得較大的行動自由，或在實際上阻止義大利—德國的干涉。

何況，既然沒有下定開戰的決心，或是缺乏作戰的能力，難道不應該利用一切手段避免戰爭嗎？德爾波在十二月六日說：「肩負和平與戰爭之重任的人，無權向一時的感情衝動屈服。」次日，布魯姆指出：「我相信，在八月底，歐洲已經瀕臨戰爭，我相信正是由於法國的倡議，歐洲才避免了戰爭。」

其實，在八月一日，關於西班牙問題籤署國際條約的問題就已經提出了。維爾切克伯爵在八月二日給德國政府寫了一封信，提議歐洲四大強國——德國、義大利、英國和法國——聯手「呼籲西班牙作戰人員放下武器」。這個建議未被採納，但在八月一日，法國政府就已經向其它國家發出呼籲，要求它們一起簽訂不干涉西班牙衝突的協議。這個呼籲發出後，相關國家的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動。

英國事先保證支持這個提議；它認為這個提議是對它此前的嚴守中立的立場的贊成。保守黨政府就此事發表的備忘錄指出：「英國政府樂於見到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彈藥的各國政府迅速達成協議，這樣就能使它們中止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彈藥，並中止從它們各自的領土上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彈藥。然而，英國政府認為，這樣的一個條約，必須從一開始就獲得在西班牙擁有重大物質利益的國家、或所有西班牙鄰國——比如法國、德國、義大利、葡萄牙和英國——各國政府的一致接受。」

但是，要使各方同時做出不干涉的聲明，就必須獲得德國和義大利的全面支持。儘管證據確鑿，齊亞諾伯爵仍在八月三日狡辯「法西斯政府沒有進行哪怕是間接的干涉」，並以必須向墨索里尼（他實際上不在）請示為借口，拒絕在法國的宣言書上簽字。德國外交部長馮·諾伊拉特友善地答覆說，德國政府從未插手西班牙國內事務，自然不需做出任何聲明，要想簽訂一個長期的條約，就必須使蘇聯也參加這個條約。這個精心設計的答覆，及其暗含的提示，引發了一連串混亂的談判和浪費時間的計劃，它的真實目的是拖延時間，讓德國和義大利給國民軍提供必要的軍火，在當時看來，有了這些軍火，國民軍就能迅速贏得內戰的勝利。八月六日，義大利外交大臣向法國大使尚布朗[40]做出了答覆，並提出了三個問題。

首先，「不干涉」應如何理解？「通過公眾遊行、報界宣傳、捐贈和徵募志願兵表示團結，難道不是一種明目張胆的、危險的干涉嗎？」義大利提到了法國和蘇聯報刊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並試圖指出法國和蘇聯已經結成了同盟，針對這個同盟做出的每一個措施都是防禦性的。當法國大使弗朗索瓦—彭塞[41]就德國向叛軍提供幫助一事對德國外交部長表示抗議時，馮·諾伊拉特一再向他提及「（法國政府）提供給西班牙的貨物」。軸心國搶佔了先機：它把向西班牙合法政府提供支援，同向叛軍提供支援混為一談。

義大利的第二個問題，意在探明由各國政府作出的承諾，究竟是只約束各國的政府行為，還是對政府行為與個人行為均有約束力。其實，從一開始，它的目的就在於以個人或私人公司的銷售為幌子，掩蓋德國和義大利的干涉。

義大利政府提出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監督方法」的問題。這個反對理由要比其它理由更為嚴肅認真。法國原本只打算「在各國政府間互通聲氣」，並沒有打算對禁運措施進行真正的監督。這種監督能執行下去嗎？難道說法國政府完全相信禁運措施的有效性？還是說法國政府相信只要發表了不干涉的宣言，就能讓輿論放心，並極大地阻礙對國民軍的大規模援助，所以只要發表宣言就心滿意足了？不管怎麼說，義大利和德國肯定不會接受有效的監督。它們提出這些要求的真正目的是拖延時間。

德國政府也提出了法國政府無法回答的問題。法國大使預計一系列國家（比利時、英國、荷蘭、波蘭、捷克，特別是蘇聯）的政府會做出有利的答覆，因此，馮·諾伊拉特堅持要求美國、瑞典和瑞士也要做出不干涉的承諾，他非常清楚：瑞士肯定會以中立為借口對此加以拒絕；而美國也絕不會做出這種違背了一系列美國原則的承諾。蘇聯在參加與它有關的國際條約之後，可能會通過共產國際採取行動，為了阻止這種情況發生，第三帝國政府還提出了這個問題：如何監督一個國際機構？最後，怎樣才能保證武器和志願者不越過法西邊界？八月十日，維爾切克伯爵寫道：「我解釋說：法國作為西班牙的鄰國，處於特殊的地位，而在比利牛斯山脈一帶，政府很難監督武器的出口和志願者的越境。[42]」其實，西葡邊界也同樣重要，然而法國政府顯然認為這個論據還是不提為好，它肯定是擔心提出這個論據之後，就會暴露出它的計劃的無用性。

而且，儘管德國和義大利不斷提出異議，但德國或義大利似乎不打算對條約提出正式的反對意見。此時，德國和義大利似乎都不擔心會引發歐洲衝突。德國還沒有完全捲入西班牙內戰。希特勒並不認為一紙禁令能對叛軍與德國的聯繫構成多大障礙。因此，德國政府在八月十七日宣布，它願意同意參加擬定中的條約，只要條約的規定對其它國家和私人企業同樣有效。

為了應付不斷提出的異議，法國向各國提出了外交建議。瑞士和美國雖然拒絕簽署任何文件，但都宣稱他們做好了實行禁運的準備。義大利雖然企圖拖延條約的完成，但最終還是接受了法國的計劃，當然做了不少保留。八月二十一日，義大利向法國大使表示原則上接受法國的計劃。於是，歐洲主要國家都接受了不干涉的原則，並正式宣布禁止向西班牙出口武器。法國的溫和派與英國的保守派可以心滿意足了：爆發全面的衝突的危險消失了。

但是，義大利就監督方法提出的異議，仍未得到答覆。事實上，義大利政府對於進行認真的監督幾乎不感興趣。它只要求建立一個由各國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對禁運的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沒有人想指出：授權成立這樣的一個委員會，是國際聯盟的權利。也許人們仍對國際聯盟在阿比西尼亞問題上的失敗記憶猶新。總之，它的這一失敗，是它從威信掃地到土崩瓦解的明顯標誌。

不干涉委員會

列強均宣稱原則上同意成立一個委員會。但對於這個委員會的具體作用卻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法國政府認為，必須使委員會成為各國之間的常設聯絡機關，並實施真正的監督，為此必須賦予委員會政治權力。德國和義大利政府根本不打算遵守禁運的諾言，用迪克霍夫[43]的話來說，就是「要避免使這個機構成為一個很可能給我們造成麻煩的常設政治機關」[44]。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但英國促使雙方達成了協議。雙方決定：委員會「實際上只是各國外交代表的會議」，因此它沒有決策權。列強同意參加委員會的各國代表只能「交換意見」，而在某些情況下，這就會變成對提交的抗議的更為具體的檢驗。最後，為了安撫義大利，在法國的正式贊成下，不干涉委員會設在了倫敦，而不是巴黎或日內瓦。值得注意的是，在八月初，外交活動主要是由法國政府進行的，但它慢慢轉入了英國手中。根據法國駐柏林代辦所述，不干涉委員會及其權力主要是由英國創造的[45]。

儘管西方國家展示出了急於綏靖的渴望，談判卻還是拖了一個多月；九月九日，不干涉委員會終於在具有象徵意義的倫敦洛迦諾會場舉行了就職儀式。包括立陶宛和盧森堡在內的二十五個國家派代表出席了儀式；葡萄牙雖然接受了不干涉的原則，但並未派代表參加。

第一次會議唯一的實際成果，就是給不干涉委員會取了「履行不干涉西班牙協議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greement Regarding Non-Intervention in Spain）這個正式名字。德國駐倫敦代辦俾斯麥親王[46]仍然覺得，對於法英兩國而言，不干涉委員會「不過是為了安撫群情激憤的兩國左派政黨而做做樣子罷了」[47]。因此，這個綏靖的任務在英國進行得比較容易：九月十日，根據工會大會[48]總書記沃爾特·西特林[49]爵士和運輸與普通工人工會（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Union）書記厄內斯特·貝文[50]的建議，全體工會一致反對干涉西班牙。十月初，工黨在愛丁堡（Edinburgh）召開大會，支持工會的立場，並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支持不干涉政策的決議。

與此同時，儘管不干涉委員會一再緩和爭論的調子，避免激起激烈的爭吵，但到了一九三六年十月初，國際形勢還是變得緊張起來了。義大利和葡萄牙雖然一再賭咒發誓，但關於它們不斷干涉西班牙的報告卻已堆積如山。西班牙共和國第一個編纂了關於這兩國干涉西班牙的最重要的文件，並將其提交給了國際聯盟。十月四日，一個由三位英國下議院議員組成的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義大利和葡萄牙在不干涉委員會成立後仍在向叛軍提供援助。最後，蘇聯政府公開向德國、義大利和葡萄牙發動了猛烈的抨擊，指責它們違反了不干涉條約，並揚言要退出不干涉委員會：「某些參加了不干涉條約的國家企圖把不干涉條約變成掩蓋它們向叛軍提供軍事援助的幌子，對此蘇聯政府絕不會容忍。……因此，蘇聯政府認為自己有義務聲明：如果這種違反條約的行為不馬上中止，它將認為自己不再受條約的約束。[51]」

蘇聯的聲明，是一系列揚言退出不干涉委員會的正式聲明中的第一份；它激起了強烈的反響。然而這個聲明卻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它提出了無法否認的指控，而且它的結論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為了避免引發公開討論所引發的爭端，蘇聯政府曾同意不干涉委員會的活動應秘密進行；蘇聯發表了這篇聲明，就是故意破壞了它保持沉默的承諾。

另一方面，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提供的文件也已經證明了法西斯國家違反了不干涉條約。蘇聯並沒有提供什麼新證據。儘管他們早就知道這些事實，但為什麼要等到現在才勃然大怒呢？原因便在於，在十月上半月，蘇聯在西班牙問題上的政策發生了劇變。

儘管如此，在十月十日召開的「激烈的全體會議」[52]上，並沒有哪個國家退出委員會。不干涉委員會主席普利茅斯勛爵[53]以他個人與英國政府的名義，提交了這些文件。被指控的國家的代表只是宣稱西班牙和蘇聯的聲明純屬子虛烏有，藉此來阻撓委員會採取行動。與會的葡萄牙代表作出了更為強硬的姿態：他退席抗議，但又聲稱他此後仍會參加不干涉委員會。如果蘇聯的目的就是暴露不干涉委員會的徹底無能的話，那他們完全成功了。

此時，法國代表科爾邦[54]——法國駐倫敦大使——再次居中調停，挽救了委員會；他請求蘇聯政府就「進行有效監督的手段」提出建議。十月十三日的《泰晤士報》寫道：「毫無疑問，法國總理熱切地想保存不干涉條約，而在委員會最近的討論中，他的代表發揮了非常有益的作用。」委員會暫時休會，下次開會的日期並未確定，因為它首先需要獲得被指控的三國政府的答覆。

過了很長時間，三國政府才做了答覆。此時弗朗哥正連戰連捷，任何對不干涉政策的監督——特別是在西葡邊界上的監督——都有可能阻止叛軍獲得援軍與武器，使叛軍的速勝化為泡影。蘇聯政府曾在十月六日建議向西葡邊界派遣一個調查團，但是，即使不干涉委員會採納了這個建議，由於葡萄牙拒絕接受，這種措施根本無法執行。隨後蘇聯代表要求對葡萄牙海岸線進行檢查。這個新要求遭到了普利茅斯勛爵的否決。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採取外交手段。

由於蘇聯政府從十月開始給西班牙共和國提供援助，軸心國便以此為借口重啟爭端。於是，不干涉委員會便充斥著德國和義大利代表與蘇聯代表的相互指責。十一月十日，經過這些爭論後，不干涉委員會出乎意料地宣稱這些指責都未得到證實。有誰會認真看待這種態度呢？只要讀過報紙的人，都能找到關於義大利干涉軍的登陸、國際志願者的抵達、交戰雙方獲得武器彈藥的大量消息。不干涉政策成了一場可悲的鬧劇。

監督方案

英國政府為了使不干涉委員會重回正軌，向委員會提交了一個方案；這個方案要求對運給交戰雙方的戰爭物質實行監督，並對海陸運輸實行監管。這個方案在十一月十二日提出，最後在十二月二日通過，儘管葡萄牙投了棄權票。德國和義大利耍了不少花招，才使談判拖了這麼長時間；他們利用了以前的成功策略，並聲稱英國的提議是不充分的，應當對空運也實行監管。由於監督委員會並未在各地機場派遣代表，所以這個要求實際上毫無意義。一旦列強接受了實行監督的原則，那就要在西班牙的陸上邊界和港口實行監管，而這需要得到兩個西班牙政府的同意，這幾乎無法辦到。

此外，在十二月二日的會議上，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這個問題在後來的談判中逐漸佔據了優先的地位，這個問題就是志願者的問題。布魯姆對維爾切克說：「當務之急是阻止士兵和軍事物質湧入西班牙。[55]」列強似乎並沒有把這個問題當作當務之急，因為討論持續了整整一個月。當然，這並不是法國政府的過錯；相反，它聲稱願意「對比利牛斯邊界、軍隊駐地、機場、武器工廠和其它設施實行監督」[56]。由於法國是唯一一個願意做出如此犧牲的國家，所以這個提議毫無成效。

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些問題，英國政府暫時放棄了實行監督的主意，只要求各國政府從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起禁止本國公民在西班牙參與軍事行動。就連這個局限性極大的方案，都沒能獲得各國的贊同。蘇聯拒絕接受這種不受監督的決定。德國、義大利和葡萄牙宣稱不能一點一滴地解決干涉的問題。到了一九三六年年底，談判徹底失敗，英國也不再堅持在不干涉委員會內舉行談判，而德國外交部長正在考慮「全面停止維持委員會體制」。

雖然此前的談判毫無成果，但談判還是重新開始了：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德國和義大利一致同意在答覆中宣稱：它們「願意按照此前的要求，就志願者問題制定特別的協議，從近期內的某一天開始，禁止招募和派遣志願者。」其實，只有義大利政府想繼續拖延下去，但它必須考慮自己的德國盟友。德國似乎不打算把事情做得太絕。它認為不干涉委員會是一個絕好的幌子，不應該徹底破壞不干涉委員會。德國政府里仍有不少頭面人物贊同英國的立場，不想同英國政府發生爭吵。一月二十五日，英德兩國發表聲明，宣稱兩國政府已經設立了「禁止派遣志願者」的法令：為了使法令生效，它們正在等待其它國家的呼應。雖然兩國釋放了善意，但德國政府卻不允許監督委員會的官員在德國港口實行監督，使這一善意大打折扣。由於共和國政府和國民政府均作出了否定的答覆，在西班牙國內也不可能實行監督。

總之，不干涉委員會成立後，經過冗長的爭論，所取得的成果卻少得可憐。對空運進行監督的方案由於無法實施而被全體代表一致放棄。對海運和陸運的監督倒是可行的，而德國政府認為部署在西班牙的德意干涉軍的數量已經足夠，便要求增加監督員與監督哨位的數量。據推測，在法西邊界上，區區一百五十名監督員根本無法完全阻止走私。而西葡邊界比法西邊界更長，卻只有同樣數量的監督員，就更無法制止走私了。

對海運的監管由國際海上巡邏隊負責[57]。但是，這個監管方案卻沒有設立統一的監管機構，而是把西班牙海岸劃分為五個部分，每一部分由一個大國巡邏。二月二十七日，蘇聯停止在比斯開灣巡邏，這很可能是因為它不願意承認自己沒有足夠的海軍力量來執行這一明顯毫無意義的任務。此外。當義大利正在慷慨地向弗朗哥提供軍艦時，讓德國和義大利來進行海上巡邏，就顯得非常荒謬。

不過，監督機制的設立，無疑會使各方不敢進行過於明目張胆的干涉，不干涉委員會也首次得到了一個能夠被人認真看待的好理由。就連葡萄牙最後也接受了監督；我們前面講過，二月二十一日，英國與葡萄牙籤訂協議，在港口和邊境檢查站部署了一百五十名監督員。從三月八日開始，各項監督措施開始實行。在第一階段，負責監督的官員將在指定地點出現，但只有當必要的官員全部招募完畢時，他們的工作才會正式開始。

對英國政府而言，這僅僅是第一步。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和四月，當內戰已經進行了差不多九個月的時候，阻止志願者進入西班牙就變得比較容易了，因為大部分前來西班牙參戰的外國人已經越過了國界。因此，為了使不干涉的原則真正得到遵守，英國建議將志願者撤回本國。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協議的希望迅速消散了。義大利代表格蘭迪[58]經常在討論中用過分的言辭煽風點火，但這次他在不干涉委員會的會議上冷靜地聲明：義大利志願者「只有在弗朗哥贏得最後的全面勝利後才會離開西班牙國土」。義大利干涉軍在瓜達拉哈拉慘敗的消息傳出後，義大利的立場反而更加堅定，因為墨索里尼絕不會在遭遇如此羞辱之後撤離西班牙。

因此，只有接受對陸運和海運的監督，才能限制列強對西班牙衝突的干涉。然而，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晚上，監督開始實行後，迅速暴露了這個政策的毫無用處。內戰已經進行了九個月。歷時八個月的談判卻徒勞無功，到了五月，談判又重啟了：經過八個半月的談判後，好不容易才達成了一個協議，然而這個協議只堅持了不到一個半月！

談判徒勞無功，原因在於紛亂的外交現實。我們已經介紹過了它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羅馬—柏林軸心的建立，它很快發展為由德國、義大利和日本三國參加的《反共產國際協定》；另一方面是法國的孤立，它對於履行法蘇同盟猶豫不決，又經常向英國尋求支持，但英國又往往不那麼情願支持它。十二月七日，布魯姆承認：「我們的一些希望與期待事實上變成了失望。」十二月之後，法國的政治錯誤變得更加明顯，德國和義大利的干涉有增無減。

[1] 希洪陷落後，勞埃德·喬治在下議院的演說，轉引自鮑爾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原注

[2] 戴維·勞埃德·喬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國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財政大臣、軍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職。——中譯者注

[3] 亞歷山大一世，全名亞歷山大·卡拉喬爾傑維奇（Александар I Кара?ор?еви?，1888年12月17日——1934年10月9日），南斯拉夫王國首任國王。他是塞爾維亞國王彼得一世的次子。1919年成為塞爾維亞大公。一戰期間擔任塞爾維亞軍隊總司令。1921年8月17日加冕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王國國王。1929年1月解散議會、廢除憲法，並將國號改為南斯拉夫王國。1934年10月9日在出訪法國時，在馬賽被馬其頓民族主義者刺殺。——中譯者注

[4] 阿比西尼亞（Abyssinia）是衣索比亞的舊稱。——中譯者注

[5] 關於這個臨時政治體制，以及1938年2月政府的成立，請參閱本書第二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掌。——原注

[6] 叛軍的「首都」起初由薩拉曼卡和布爾戈斯分擔，但叛軍的中樞機關逐漸轉移到了薩拉曼卡：弗朗哥的司令部、長槍黨總部、德國和義大利的外交使團，以及大部分政府機關都設在薩拉曼卡；西班牙銀行、司法部和勞動部設在布爾戈斯。——中譯者注

[7] 約翰內斯·伯恩哈德·馮·維爾切克（Johannes Bernhard von Welczeck，1878年9月2日——1972年10月11日），德國外交官，1904年進入外交部工作，1925年至1936年任德國駐馬德里大使，1936年至1939年任德國駐巴黎大使，1943年退休。——中譯者注

[8] 康斯坦丁·赫爾曼·卡爾·弗萊赫爾·馮·諾伊拉特（Konstantin Hermann Karl Freiherr von Neurath，1873年2月2日——1956年8月14日），生於符騰堡（Württemberg）,1897年大學畢業後在故鄉開辦律師事務所。1901年進入外交部工作。1921年至1930年任德國駐羅馬大使，1932年至1938年任德國外交部長，1939年至1941年任波西米亞與摩拉維亞總督。納粹德國覆滅後，被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處十五年徒刑。1954年獲釋。——中譯者注

[9] 吉安·加萊亞佐·齊亞諾（Gian Galeazzo Ciano，1903年3月18日——1944年1月11日），生於利沃諾的一個貴族家庭。二十年代初參與創立法西斯黨。1930年與墨索里尼的女兒結婚。1935年6月至9月擔任新聞與宣傳大臣，1936年6月至1943年2月任外交大臣。1944年1月被法西斯義大利政府以叛國罪槍決。——中譯者注

[10] 為了爭奪巴爾幹的控制權，德國和義大利一直在較勁。德國對奧地利的威脅，引發了義大利政府的強烈反應，它對納粹德國在布倫納（Brenner）駐軍一事並不覺得高興。義大利還擔心奧地利重新對蒂羅爾（Tyrol）提出領土要求。——原注

[11] 約恩·維克托·安東內斯庫（Ion Victor Antonescu，1882年6月15日——1946年6月1日），生於布加勒斯特西北的皮特什蒂縣（Pite?ti）的一個軍人家庭。1904年參加羅馬尼亞陸軍。參加過1913年的第二次巴爾幹戰爭。1916年羅馬尼亞參加協約國後，曾在總參謀部工作。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參與了對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軍事干涉。1922年任駐法國大使館武官，1923年至1927年任駐英國大使館武官。1937年任總參謀長，1938年任陸軍大臣。1940年逼迫羅馬尼亞國王卡羅爾二世（Carol II，1893—1953）退位，扶持米哈伊一世（Mihai I，1921—）上台，並成為獨裁者。1941年參加了納粹德國對蘇聯的入侵。1944年8月底被人民起義推翻。1946年5月17日被布加勒斯特人民法庭判處死刑，6月1日被槍決。——中譯者注

[12] 霍爾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出身於貴族家庭，14歲進入奧匈帝國海軍學院學習。1918年3月被任命為奧匈帝國海軍總司令。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任反革命政府的國防部長，1920年3月1日任匈牙利王國攝政兼國家元首，成為法西斯獨裁者。二戰爆發後同納粹德國結盟，1944年3月19日德國佔領整個匈牙利，10月15日霍爾蒂被迫退位。軸心國投降後曾被短暫監禁，1946年獲釋後流亡葡萄牙。——中譯者注

[13] 漢斯·米歇爾·弗蘭克（Hans Michael Frank，1900年5月23日——1946年10月16日），生於卡爾斯魯厄的一個律師家庭。1919年參迦納粹黨的前身「德國工人黨」，1926年獲得律師執業資格後擔任希特勒的私人律師。1930年當選國會議員。1933年出任巴伐利亞邦司法部長，1934年擔任不管部長。1939年9月擔任波蘭佔領區總督。二戰後被美軍抓獲。1946年被判處絞刑。——中譯者注

[14] 在多莫（Duomo）的講話。——原注

[15] 加萊亞佐·齊亞諾伯爵，《走向滅亡的歐洲》(LEuropa verso la catastrofe，米蘭，Mondadori，1948年；英文版為《齊亞諾外交文件》[Cianos Diplomatic Papers》，馬爾科姆·馬格里基（Malcolm Muggeridge）編輯，倫敦，Odhams Press，1948年）。——原注

[16] 請參閱本書第一部第七章。——原注

[17] 伊馮·德爾波（Yvon Delbos，1885年5月7日——1956年11月15日），生於法國多爾多涅省（Dordogne）托納克村（Thonac）。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參加激進社會黨後擔任《激進報》（Le Radical）編輯。1925年擔任教育部長，1936年至1938年擔任外交部長，1939年至1940年擔任教育部長，1947年至1948年曾任國務部長、臨時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中譯者注

[18] 愛德華·達拉迪耶（édouard Daladier，1884年6月18日——1970年10月10日），法國政治家，生於沃克呂茲（Vaucluse）省卡龐特拉（Carpentras）鎮。1911年當選為卡龐特拉鎮長。1919年代表激進黨首次當選為眾議員。二十年代曾多次入閣，曾當選過殖民部長、公共工程部長、國防部長等職。1933年1月31日至10月26日、1934年1月30日至2月9日、1938年4月10日至1940年3月21日三次出任總理。在第三任總理任上籤署了著名的慕尼黑協定。1940年9月被監禁，1945年5月獲釋。戰後多次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1957年任激進黨主席，1959年退休。——中譯者注

[19] 斯坦利·鮑德溫（Stanly Baldwin，1867年8月3日——1947年12月14日），英國保守黨政治家，1923年5月至1937年5月任保守黨黨魁，1923年5月至1924年1月、1924年11月至1929年6月、1935年6月至1937年5月三次出任英國首相。——中譯者注

[20] 佩蒂納克斯（Pertinax）是法國記者安德列·熱洛的筆名。安德列·熱洛（André Géraud，1882年10月18日——1974年12月11日），生於法國吉倫特省聖路易·德·蒙菲朗（Saint-Louis-de-Montferrand），曾在《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巴黎回聲報》（Lécho de Paris）和《時報》等大報工作，並曾擔任《巴黎回聲報》外事部主任。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反對弗朗哥。法國被納粹德國佔領後流亡美國。法國解放後回國，在《法國晚報》（France-Soir）工作。——中譯者注

[21] 羅伯特·安東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年6月12日——1977年1月14日），英國保守黨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陸軍大臣和自治領大臣等職務。1955年至1957年擔任英國首相。——中譯者注

[22] 昂利·阿德里安·德·克里伊（Henry Adrien de Kerillis，1889年10月27日——1958年4月11日），生於軍官家庭。一戰期間參加空軍，很快成為著名的空軍飛行員。二十年代成為記者，曾為《巴黎回聲報》工作。1936年當選為議員。持民族主義立場，反對布魯姆政府，反對同德國綏靖。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流亡美國。——中譯者注

[23] 雷蒙·卡爾蒂耶（Raymond Cartier，1904年6月13日——1975年2月18日），法國記者。與昂利·德·克里伊關係密切。——中譯者注

[24] 儒勒·艾米爾·讓奈尼（Jules émile Jeanneney，1864年7月6日——1957年4月27日），生於貝桑松（Besan?on）。1896年進入政界。1902年當選為眾議員。1909年至1944年當選為參議員。1932年至1940年任參議院議長，1944年10月至1945年11月任國務部長。——中譯者注

[25] 愛德華·瑪麗·埃里奧（édouard Marie Herriot，1872年7月5日——1957年3月26日），激進黨人，1905年至1957年任里昂市長。1924年6月至1925年4月、1926年7月底、1932年6月3至1932年12月三次出任總理。——中譯者注

[26] 出自布魯姆向調查委員會的陳述。——原注

[27] 1936年3月7日，納粹德國違反《凡爾賽條約》的規定，派兵進駐萊茵蘭，這是納粹德國的第一次進攻性軍事行動。——中譯者注

[28] 出自布魯姆向調查委員會的陳述。——原注

[29] 原文如此，疑為「1936年」之誤。——中譯者注

[30] 丘吉爾，《一步接一步》。——原注

[31] 皮埃爾·科（Pierre Cot，1895年11月20日——1977年8月21日），生於格勒諾布爾一個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二十年代初進入政界。1928年代表激進社會黨當選為議員。三十年代中期支持人民陣線。曾於1933年1月至1934年2月、1936年6月至1938年1月任航空部長，1938年1月至4月任貿易部長。——中譯者注

[32] 保爾·弗爾（Paul Faure，1878年2月3日——1960年11月16日），1901年參加法國工人黨，1920年反對參加共產國際，1920年至1940年擔任法國社會黨總書記。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投靠了維希法國，1944年被社會黨開除出黨。——中譯者注

[33] 柯萊特·奧德里（Colette Audry），《Léon Blum ou la politique du juste》，巴黎，1955年。——原注

[34] 菲利普·約翰·諾爾—貝克（Philip John Noel-Baker，1889年11月1日——1982年10月8日），英國政治家，1929年至1931年、1936年至1970年代表工黨當選為議員。曾擔任能源部長、英聯邦關係大臣等職務。——中譯者注

[35] 讓··路易·沙維爾·弗朗索瓦·達爾朗（Jean Louis Xavier Fran?ois Darlan，1881年8月7日——1942年12月24日），法國海軍軍官，1902年參加海軍，1929年晉陞為海軍少將，1932年晉陞為海軍中將，1936年晉陞為海軍上將，1937年出任海軍參謀長，1939年擔任海軍總司令。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擔任維希法國的海軍部長。1942年被法國抵抗運動戰士刺殺。——中譯者注

[36] 阿爾弗雷德·恩利·蒙塔庫特·查特菲爾德（Alfred Ernle Montacute Chatfield，1873年9月27日——1967年11月15日），英國海軍軍官。曾任大西洋艦隊司令和地中海艦隊司令。三十年代中期曾任第一海務大臣。——中譯者注

[37] 莫里斯·帕斯卡爾·艾勒斯·漢奇（Maurice Pascal Alers Hankey，1877年4月1日——1963年1月26日），1916年至1938年任內閣秘書。——中譯者注

[38] 費爾南多·德·洛斯·里奧斯·烏魯蒂（Fernando de los Rios Urruti，1879年12月8日——1949年5月31日），生於馬拉加省隆達市（Ronda）。1919年參加社會黨，1920年當選為社民黨執委會委員，並曾前往莫斯科，商討社會党參加共產國際的事宜，回國後，反對參加共產國際。1926年參加共濟會。共和國成立後曾擔任司法部長、公共建設部長和內務部長等職務。共和國覆滅後流亡美國。——中譯者注

[39] 克萊門斯·文采爾·馮·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年5月15日——1859年6月11日），1809年至1848年任奧地利外交大臣，是十九世紀初期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中譯者注

[40] 夏爾·皮內通·德·尚布朗（Charles Pineton de Chambrun，1875年2月10日——1952年11月6日），法國外交官，1928年至1933年任法國駐安卡拉大使，1933年至1935年任駐羅馬大使。——中譯者注

[41] 安德列·弗朗索瓦—彭塞（André Fran?ois-Poncet，1887年6月13日——1978年1月8日），1931年至1938年任法國駐德國大使，1938年至1940年任法國駐義大利大使。——中譯者注

[42] 出自德國外交部檔案。——原注

[43] 漢斯—海因里希·迪克霍夫（Hans-Heinrich Dieckhoff，1884年12月23日——1952年3月21日），德國外交官。1937年至1938年擔任德國駐美國大使。——中譯者注

[44] 出自德國外交部檔案。——原注

[45] 同上。——原注

[46] 奧托·克里斯蒂安·阿奇巴爾德·馮·俾斯麥親王（Otto Christian Archibald， Prince von Bismarck，1897年9月25日——1975年12月24日），「鐵血宰相」奧托·馮·俾斯麥的孫子。曾當過律師。1927年進入外交界。曾在斯德哥爾摩、倫敦和羅馬等地工作。——中譯者注

[47] 出自德國外交部檔案。——原注

[48] 工會大會（Trade Unions Congress）是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全國工會中心，成立於1868年，是英國最大的工會中心。——中譯者注

[49] 沃爾特·麥克勒南·西特林（Walter McLennan Citrine，1887年8月22日——1983年1月22日），英國改良主義工運活動家，生於利物浦一個工人家庭，1906年參加獨立工黨，1924年擔任工會大會副總書記，1926年任總書記，1928年至1945年任國際工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主席。——中譯者注

[50] 厄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1881年3月9日——1951年4月14日），英國工會活動家。1922年參與創建運輸與普通工人工會，並於1922年至1940年擔任該工會總書記。1940年至1945年擔任勞工大臣，1945年至1951年擔任外交大臣。——中譯者注

[51] 1936年10月6日的聲明；與此同時，共和國政府向不干涉委員會遞交了抗議書。——原注

[52] 請參閱《時報》——原注

[53] 艾沃爾·邁爾斯·溫莎—克萊夫（Ivor Miles Windsor-Clive，1889年2月4日——1943年10月1日），英國保守黨政治家，曾擔任多個外交職務，並曾擔任不干涉委員會主席。——中譯者注

[54] 夏爾·科爾邦（Charles Corbin，1882—1970），法國外交官，1933年至1940年任法國駐英國大使。——中譯者注

[55] 出自德國外交部檔案。——原注

[56] 同上。——原注

[57] 理論上應對領海（距海岸三英里）和公海（據海岸十英里）進行監管。——原注

[58] 迪諾·安東尼奧·朱塞佩·格蘭迪（Dino Antonio Giuseppe Grandi，1895年6月4日——1988年3月21日），義大利法西斯黨重要活動家，1920年參加法西斯黨，1923年擔任副內務大臣，1929年至1932年擔任外交大臣，1932年至1939年擔任義大利駐英國大使。——中譯者注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