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Leslie Marmon Silko和她的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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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答。好不容易搜到的解析。

美國印第安文學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歐洲人到達北美之前，這裡已經存在五百多種印第安語言和部落文化，已經形成了以「口頭傳誦的印第安文化中的神話、傳奇、傳說和抒情詩（通常是歌曲）」為特色的印第安文學。①自1607年開始，隨著英國殖民者的長驅直入，英語成為全美通用的語言，印第安人被強制學習英語。1772年，莫希幹人薩姆森·奧科姆（Samson Occom, 1723—1792）出版《摩西·保羅行刑前的佈道文》（Sermon Preached at the Execution of Moses Paul, 1772），標誌著以英語為載體的美國印第安書面文學傳統的出現，文學史家們一般稱其為美國印第安現代文學，之前的口述文學則是美國印第安傳統文學。之後將近二百年里，印第安民族經歷了與白人的苦戰、媾和、西遷、遷居保留地、保留地土地私有化等歷史事件，生活空間越來越窄，人口越來越少，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受到的衝擊越來越大。美國印第安現代文學也一直處在被壓制、被排斥的「無聲」狀態，偶爾才發出幾聲吶喊。1969年，基奧瓦人N·斯科特·莫馬戴（N. Scott Momaday, 1934—）以長篇小說《黎明之屋》（House Made of Dawn, 1969）獲得普利策獎，美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印第安文藝復興」②自此拉開序幕，美國印第安文學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

女作家萊斯利·馬蒙·西爾科（Leslie Marmon Silko, 1948—）與莫馬戴是同時代的作家，名氣也不遜於後者。作為惟一的女性，西爾科與莫馬戴、傑拉爾德·維茲諾（Gerald Vizenor, 1934—）和詹姆斯·威爾奇（James Welch, 1940—）並稱為「美國印第安文學四大家」。③她的創作有著強烈的印第安民族意識和深厚的印第安文化底蘊，無論是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還是詩歌、散文，她都有可圈可點的傑作，其影響力不光局限於印第安民族內部，在以白人為主的主流社會讀者中，她也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

　　1948年3月5日，西爾科出生於美國新墨西哥州的阿爾伯克基，在離阿爾伯克基五十英里的拉古納普韋布洛保留地長大。她的祖父是白人，於1869年來到拉古納普韋布洛人的村落，娶了當地的女人，落地生根。由於複雜的家庭背景，西爾科有著拉古納普韋布洛人、白人和墨西哥人的血統。她家的房子位於保留地的邊緣，因為是混血兒，她不能參加普韋布洛人的各種儀式和許多組織，可說是印第安社會的局外人，但她從小就聽祖母、蘇茜姨婆和其他家族成員講述家族的歷史和普韋布洛人的傳統及民間傳說，發現他們所講的故事給她和印第安民族裡的每一個人都賦予了身份，把她和印第安民族緊密聯繫在一起，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她對印第安文化傳統的認同感最強。不僅如此，祖母等人傳承的口述傳統如肥沃的土壤，滋養著西爾科的文學想像力，身為名攝影家的父親李·霍華德·馬蒙（Lee Howard Marmon）也從深微處熏陶著她的藝術思維，這些對她日後走上文學之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西爾科在拉古納保留地的印第安事務局下屬的學校和阿爾伯克基的天主教學校里上了小學和中學，從中學起立志當一名律師，希望藉助美國的司法制度讓印第安人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1969年，西爾科在新墨西哥大學獲得英語專業的學士學位，緊接著進入新墨西哥大學法學院學習，但不到兩年便對美國的司法制度徹底失望。西爾科從1968年開始創作短篇小說和詩歌，大學尚未畢業便發表了短篇小說《送雨雲的男子》（「The Man to Send Rain Clouds,」 1969），頗受好評，但只是從法學院退學之後，西爾科才立志以筆墨為武器為印第安人爭取權益。她開始修讀英語專業的研究生課程，但很快便厭倦了學校的刻板教育，決心用自己的方式進行文學創作。1971年，西爾科榮獲美國藝術基金會的發現獎，退學來到亞利桑那州欽利的納瓦霍人保留地教書，此間創作了很多極具內省意味的詩，充滿動植物、山水地貌、天氣、顏色等意象，1974年結集成《拉古納女人》（Laguna Woman, 1974）出版，獲得《芝加哥評論》詩歌獎和普什卡特詩歌獎。西爾科曾於1966年和1971年兩次結婚並離婚，各育有一子，並於1972年隨第二任丈夫約翰·西爾科（John Silko）前往阿拉斯加居住，1976年回到拉古納普韋布洛保留地。1978年，西爾科在亞利桑那大學擔任英語教授，與1980年因癌症去世的詩人詹姆斯·賴特（James Wright）結識，他們互通信件，談及各自的生活、創作和思想，後來結集成《如蕾絲般柔韌》（With Delicacy and Strength of Lace, 1986），獲得《波士頓地球報》的非小說獎。

　　西爾科的長篇小說創作始於1977年出版的《儀典》（Ceremony, 1977），這部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將西爾科一舉送入重要的印第安作家行列。小說通過主人公塔尤在印第安藥師指引下藉助部落儀式治療戰爭創傷、解除身份困惑並重構族裔身份的故事，強調指出傳統文化對於身份探求的重要意義，這既表達了西爾科遠離拉古納家鄉期間的深切感受，也是她在這一問題上的一貫立場。

　　在小說的開頭，西爾科描繪了一個飽受戰爭摧殘、身心俱損的二戰老兵形象：主人公塔尤與表兄羅基一起在太平洋戰場與日本軍隊作戰，羅基戰死，塔尤被俘獲釋，此後整天精神恍惚，噩夢不斷，嘔吐不止，白人醫生束手無策，他只好回到新墨西哥州的拉古納保留地，與一幫二戰老兵廝混，借酒澆愁，不能自拔。然而，《儀典》並非只是一部探討戰爭創傷的小說，塔尤的致病原因中，更主要的是個人經歷與民族歷史所造成的身份危機。塔尤是母親和一個白人的私生子，一出生就被拋棄，不久母親又早死，由大姨將他撫養成人，但無論在大姨家裡，還是在拉古納部落里，他都找不到「家」的感覺，因為他的棕色皮膚和黃褐色眼睛時刻提示著家族和部落蒙羞的歷史，從小到大他都生活在周圍人鄙夷的眼光中。只有舅舅喬賽亞例外，他不僅讓塔尤感受到了愛，也擔當塔尤的精神導師，讓土地是有生命力的存在、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相處等印第安傳統觀念在塔尤心裡紮下了根。不幸的是喬賽亞在塔尤參戰期間去世，塔尤失去了與拉古納部落文化聯繫最緊密的紐帶。與此同時，混血兒的身份使他更加難以融入白人社會。二戰中，塔尤和埃默等印第安青年奔赴戰場，與白人一起浴血奮戰，幻想以此換取白人社會的接納，借著美軍軍裝的光芒，他們的確也享受到了英雄般的禮遇，可惜戰爭一結束，白人的冷漠、歧視和敵意接踵而來，他們依然擺脫不了異類和局外人的身份。夢想破滅之後，純種的印第安人埃默依舊抱著戰時的榮光不放，直至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最後竟發展成仇恨白人、自暴自棄，對白人、甚至於對自己的同胞暴力相向。與埃默相比，塔尤處於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三重失根狀態，因而他的身份危機感更為嚴重。好在他找到了同為混血兒的那瓦霍藥師貝托尼，後者把印第安人的傳統儀式與反映時代變化的新故事結合起來，引領塔尤回歸鄉土和民族文化，通過儀式化的回憶和旅程，塔尤的自我和族裔身份得以重建和確立，受創的身心也獲得了慰藉與寧靜。

　　貝托尼不同於庫烏什所代表的印第安傳統藥師，他選擇住在印第安保留地邊緣的一座小山上，俯瞰蓋洛普，這座城市經常有白人遊客，可說是印第安世界與白人社會的交匯點。基於這種開放的態度，貝托尼對白人世界、時代變化和種族關係有著深入的了解，認為印第安人的傳統儀式需要吸納包括白人文化在內的其他因素來應對現實的變化，但這與白人推行的文化同化有著天壤之別，他所主張的是一種拿來主義的理念，服務於本民族文化的繁衍生息，恰如他的墨西哥裔祖母和那瓦霍族祖父，他們改變傳統儀式，利用一切力量、甚至白人的力量成功治癒了許多基督教的受害者和酒鬼。與之相對的是，庫烏什用克里斯語，按照傳統的方式舉行頭皮儀式，只是喚起了塔尤對部落生活的部分回憶，對他的疾病治療收效甚微。連庫烏什自己也承認：「不像過去，現在有些病我們治不了，白人來了之後就變成這樣了。」Leslie Marmon Silko, Ceremon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38.貝托尼還教會塔尤以印第安人古老的思維方式看問題，那便是事物之間的相關性：從精神層面來看，時間和空間是沒有界線的，時間與空間里的所有事物都相互關聯、彼此影響。貝托尼認為，印第安人真正的敵人不是白人，而是毀滅者用來控制印第安世界的巫術，白人不過是巫術的一顆棋子，戰爭、疾病和文化衝突都是巫術邪惡計劃的組成部分，塔尤之所以得病，也是被巫術控制的結果。從這一視角來看，塔尤的康復便上升到了反抗邪惡、拯救印第安民族乃至整個世界的高度。因此，貝托尼在印第安人的聖山泰勒山上為塔尤舉行了沙畫儀式之後，又鄭重叮囑他去尋找喬賽亞丟失的牛群、一座山、一個女人和一個星座，將尚未完成的儀式進行到底：「這（巫術）已經持續很長很長時間了。這是你的責任。不要讓他們（毀滅者）擋住你。不要讓他們毀了這個世界」。Silko, 152.

　　在貝托尼的幫助下，塔尤終於明白宇宙間的所有生靈都是一個整體的組成部分，儀典可以給這個整體帶來平衡和祥和。他沿著66號公路，走上了完成儀式、回歸拉古納部落的旅途。在拉古納神話里，拉古納人的祖先從地下世界第五層冒出地面後，曾沿著如今的66號公路尋找合適的定居之地，因此這一路的自然景物和地形地貌都打下了拉古納人歷史和傳統的烙印，塔尤的儀式之旅無疑是追尋拉古納文化傳統的一次朝聖之旅。在尋找牛群的途中，塔尤遇見了一位神秘的印第安女人茨艾，並與她發生了性關係，茨艾的愛讓塔尤朝著康復的目標更進了一步。不僅如此，在她的指導下，塔尤對自然界萬物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體會，也再次認識到人類只有與自然和睦相處才能生生不息。在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中，他重新體驗到印第安民族的生存方式：雖然白人強佔了土地，但是土地早已融入印第安人的生命和精神；同樣地，喬賽亞和羅基並未死去，他們只是返回了大自然的懷抱。茨艾也和貝托尼持相同的觀點：世界被毀滅者的巫術掌控，塔尤必須擺脫巫術的控制，讓自己的儀式有一個完滿的結局。一些評論家認為茨艾是印第安神話中大地母親的化身，從她在塔尤康復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來看，這種說法是很有道理的。

　　告別茨艾後，塔尤遇到了淪為毀滅者傀儡的埃默，後者向他挑釁，還殺死了另一個同伴，塔尤成功地壓制住了自己的衝動，沒有以牙還牙，以血還血，否則，他又會淪落成毀滅者的另一個傀儡，他那被貝托尼和茨艾寄予厚望的儀式之旅便會功虧一簣。在秋分的早晨，塔尤望見太陽冉冉升起，宇宙間的各種力量平衡於一張巨大的沙畫中，從而圓滿地完成了自己的儀式之旅。在小說的結尾，塔尤回到了拉古納部落，他的康復獲得了部落長者的認可，他們把他請進了部落宗教活動的中心基瓦，聽他講述自己的故事。西爾科曾說：「我們需要故事。有了故事才有我們這個部落。人們講述關於你、你的家庭或者別人的事兒。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塑造了你的身份。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你是從關於你的故事裡知道或者聽說你自己是誰的」。Larry Evers and Danny Carr, 「A Conversation with Leslie Marmon Silko,」 Conversations with Leslie Marmon Silko, edited by Ellen L. Arnold (Jackson: U of Mississippi P, 2000) 12.塔尤從一個無根的邊緣人，最終成為拉古納部落的講故事者，這不僅標誌著他已徹底擺脫了身份危機，還表明他已成為部落文化的守護者和拯救者，通過講述自己的經歷給部落帶來生存的策略和希望。

　　毀滅者與求生者之間的神秘鬥爭是塔尤故事的中心主題。通過塔尤的故事，西爾科強調指出，混血兒作為印第安部落里被邊緣化的人物，其所處的特殊地位使他們能夠擔當給個人和部落帶來生機的重任。《儀典》採用嵌套敘事和複線敘事的結構，進一步印證和深化了這一主題。所謂框架敘事，即「其中嵌有另一敘事的敘事，為另一敘事（也叫內嵌敘事）提供敘事框架和背景的敘事」。Gerald Prince,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88) 33.在塔尤的故事開始之前，西爾科以兩首詩歌和一句祈禱詞搭建起三層框架敘事。最裡層的框架敘事由佔據第4頁和第262頁整頁版面的祈禱詞「日出」構成。在印第安人古老神秘的儀典中，「日出」一般被用作禱文的起始語和結束語，顯然，塔尤的故事嵌在兩者之間，無疑成了禱文的主體，也就是說，塔尤的故事發揮了儀典禱文的關鍵作用。第二層框架敘事是一首名為《儀典》的詩歌：一個不知名的男性講故事者「他」告訴讀者，他的腹中存儲著許許多多的故事，它們是印第安民族生命力的源泉，是他們戰勝疾病和死亡的惟一武器，塔尤的故事是其中之一，「在這個故事的腹中，儀式和典禮仍在形成、發展」，緊接著一個不知名的女性講故事者「她」告訴讀者，好的儀典是印第安人祛除病魔的惟一法寶。Silko, 2.第一層框架敘事也是一首詩，介紹了拉古納神話中的創世女神，即思想女神（蜘蛛女神）茨伊茨切納科，她有著把冥想變成現實的神力，創造了姐妹玉米女神瑙茨艾泰艾和蘆葦女神艾特克茨艾泰艾，再和她們一同創造了宇宙、人類世界和四層地下世界，此時她腦海里浮現的就是作者「我」將要講述的塔尤的故事。如果說第二層框架敘事指出塔尤的故事及其中的儀典不僅是個人的故事和儀典，還可以幫助整個印第安民族抵禦邪惡、捍衛本土文化，那麼在這裡，西爾科揭示了塔尤的故事能起到這一作用的原因：塔尤的故事是創世神話的一部分，有著創世女神注入的生命力，繼而能將這種生命力注入整個拉古納部落、乃至印第安民族。

　　一個故事要發揮護佑印第安民族的神力，構想者、踐行者和講述者缺一不可，但至關重要的是，踐行者必須不折不扣地完成構想者的設計，也就是說，創世女神的構想必須由塔尤在現實生活中付諸實施，否則其故事的救世功效便會大打折扣。換句話說，塔尤如同希臘神話中受神明指引、以拯救拉古納部落為己任的民族英雄。所以，貝托尼和茨艾一再告誡塔尤，不要成為毀滅者的工具，參與巫術控制的兇殺暴力，其意圖無非是「阻止你完成儀典」Silko, 125.。塔尤的任務就是讓自己的故事和儀典順利走向既定的完滿結局，從而達到守護、甚至復興拉古納部落文化，幫助處於美國白人社會擠壓下的拉古納部落繼續生存下去的目的。《儀典》採用複線敘事結構，在塔尤的散文體故事之間，穿插散布關於玉米女神瑙茨艾泰艾和拉古納祖先的詩體神話故事，為的就是兩相對比，讓讀者以神話故事為參照物，對塔尤的經歷進行品評和賦予意義。《儀典》的詩體故事情節如下：拉古納人的祖先在邪惡的巫師帕卡亞尼唆使引誘下，背棄了他們的玉米女神瑙茨艾泰艾，盛怒之下，女神返回第四層地下世界，旱災降臨大地。印第安人飽受饑荒之苦，後悔不迭，遂派遣蜂鳥擔當信使，攜帶花粉等禮物飛往第四層地下世界，祈求女神寬恕，叉葉綠蠅也來幫忙，陪同蜂鳥前往。由於女神要求禿鷹先凈化小鎮，它們只得回到人類世界尋找禿鷹，誰料禿鷹也要求它們敬獻煙草，在女神的指導下，拉古納人的祖先終於從蝶蛹那裡取得煙草，獻給禿鷹，凈化了小鎮，滿足了女神的條件。女神寬恕了人類，把雨水和生靈送回大地，大地恢復生機，邪惡的巫術被旋風颳走。詩歌以四行疊句結尾：「邪惡暫時死亡了。」暗示人類暫時獲得拯救，邪惡有可能捲土重來。Silko, 261.就情節發展而言，它和塔尤的經歷是基本平行的：當塔尤飽受精神折磨時，神話世界的拉古納人正經受乾旱、饑荒的懲罰；當塔尤接受庫烏什的儀式治療、試圖走出心靈陰霾時，神話世界的拉古納人正試圖求得女神寬恕；當塔尤接受貝托尼的儀式治療有所好轉時，蜂鳥和叉葉綠蠅正設法從蝶蛹那裡取得煙草；當塔尤追尋牛群、遇到茨艾時，神話中的禿鷹凈化了小鎮，女神也隨之解除了人世的災難；而最後當塔尤回歸拉古納傳統、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時，神話中的邪神與黑暗一同死亡。由此可見複線敘事的平行發展和互相呼應，實際上佐證了塔尤作為部落文化拯救者和守護人的成長過程。

　　西爾科選擇在1977年出版《儀典》，是希望在出版時間上盡量接近美國獨立兩百周年的紀念。在1976年的一次訪談中，她說：「我只是想讓大家知道，在各種慶祝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忘記還有許多不同的方式來看待這過去的兩百年歷史……在這兩百周年紀念時，我們應該記住，這個國家是在一片偷來的土地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Per Seyested, 「Interview with Leslie Marmon Silko,」 Conversations with Leslie Marmon Silko, edited by Ellen L. Arnold (Jackson: U of Mississippi P, 2000) 8.但從小說傳達出來的信息來看，西爾科強調創傷的彌合、罪行的寬恕以及印第安文化與白人文化之間交流的必要性，態度偏於柔和樂觀。在其後創作的兩部長篇小說里，西爾科同樣論及印第安人與白人之間的種族衝突與文化衝突，立場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死者年鑒》（Almanac of the Dead, 1991）是西爾科篇幅最長、最複雜的小說，融合了大約七十個人物和美洲大陸五百年來的歷史，堪稱鴻篇巨製。西爾科假借一本知古通今又能預知未來的《瑪雅年鑒》，將歐洲殖民者及其後代在美洲大陸的胡作非為與土著居民受盡壓迫、決意收復家園的故事並置，描述了白人社會道德淪喪、罪惡肆虐、生靈塗炭的可怕景象，指出造成這一切的根源是白人對土著居民的暴行，強調土著居民一直保持著道德和精神世界的高尚和純真，他們必須奪回自己的家園，才能拯救病入膏肓的美洲大陸。小說的結尾有如《聖經》中的《啟示錄》：已經延續了五百年的死眼狗時代行將結束，火眼金剛鸚鵡時代開始之際，由席捲美洲大陸的農民運動領導人——一個光腳的霍皮普韋布洛先知塔喬和他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孿生兄弟埃爾菲奧——發起，各派反白人勢力在亞利桑那州的圖桑召開整體療法藥師大會，他們中有環保恐怖主義分子、無家可歸的越戰老兵、受盡壓迫的黑奴後代和流離失所的印第安人等等。他們聽見五百年來被白人野蠻屠殺的幽魂在大聲疾呼，要擺脫白人對美洲大陸的欺壓和凌辱；千百萬死難者的鮮血和苦痛喚醒了非洲和前哥倫布時期美洲的神靈，他們聯合起來，要通過各種途徑向白人復仇，毀滅性的天災便是手段之一。火眼金剛鸚鵡時代可能會持續五百年甚至五千年，但美洲土著居民及其盟友最終會奪回本就屬於他們的土地，並將使它重現往日的生機和活力。《死者年鑒》延續了《儀典》對土著居民與白人關係的關注，同樣為土著居民所應享受的公平和正義吶喊呼籲，同樣探討精神救贖與社會改良的可能性，但《死者年鑒》更具歷史感和政治性，且因提出暴力革命的可行性而顯得更為激進。儘管有些評論家和白人讀者認為《死者年鑒》對白人和白人社會的負面描寫過於誇張，但誰也無法不正視書中提出的印第安文化的消亡、環境的破壞、精神世界的失落等業已困擾美國社會的問題。

　　《沙丘花園》（Gardens in the Dunes, 1999）的故事發生在19世紀末，背景橫跨兩個迥異的世界：美國西部的印第安部落和維多利亞時期美國東部、英國和歐洲大陸的上層社會。由於聯邦政府的騎兵大肆屠殺印第安人，沙地蜥蜴部落祖祖輩輩生活和耕種的亞利桑那沙丘花園中，只剩下11歲的小女孩英迪戈、奶奶弗利特和姐姐咸鹽。沙丘花園被毀之後，祖孫三人來到加州，找到了英迪戈失散的母親，母親參加了被白人政府明令禁止的沃佛卡鬼舞救世教，教徒們試圖以連續四天的鬼舞引救世主出現，奪回本屬於印第安人的土地。在一次跳鬼舞時，白人軍隊趕來鎮壓，一家人又失散，奶奶去世，英迪戈被送進了白人政府設立的印第安學校，逃出之後躲進了富有的白人帕爾默家的花園。這家的女主人哈蒂可說是她所處的白人上層社會的叛逆者，曾是哈佛神學院的第一批女學生之一，專門研究基督教諾斯替教派對男女兩性的平等態度，被保守派嗤之以鼻，回家養病期間，哈蒂遇到了愛德華，後者融紳士、學者、園藝學家和探險家於一身，經常到世界各地尋找珍稀植物，帶回美國牟取暴利，在巴西亞馬遜叢林採集蘭花時，他的雙腿受到重創，不能過性生活，儘管如此，哈蒂還是嫁給了他。英迪戈如同天賜的禮物，驅散了哈蒂的孤獨，哈蒂決定暫時收留她，正好愛德華要去歐洲找尋一種植物，哈蒂說服他同意讓英迪戈一同前往，於是，美國長島的富人區、英國、義大利和法國科西嘉上流社會的花園和莊園里，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白人上流社會的富有和特權雖然令英迪戈心馳神往，但她骨子裡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的家人、部落和文化傳統，對於白人世界的虛偽、性壓抑、基督教強烈的說教色彩、白人文明社會對大自然的佔有慾等，英迪戈內心非常排斥。回到美國後，哈蒂遵守諾言，找到了在一處建築工地開設洗衣房、兼做皮肉生意的咸鹽，英迪戈毫不猶豫地回到了姐姐的身邊，回到了她永遠不會背棄的印第安文化傳統。在《沙丘花園》中，英迪戈和哈蒂可說是各自世界的代表，在試圖融入對方世界但以失敗告終的過程中，兩個世界的社會架構、文化習俗、宗教信仰、道德體系等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對比的結果往往是哈蒂的白人社會佔劣勢，西爾科的立場和態度不言自明。不僅如此，西爾科在對19世紀末的女性主義、種族壓迫、階級分野、宗教、環保等話題的探討中表露的思想鋒芒，完全可以跨越時空，打動21世紀讀者的心。

　　西爾科還創作了不少短篇小說，《黃女人》、《搖籃曲》、《托尼的故事》和《送雨雲的男子》是最有代表性的四篇。《黃女人》關注文化身份與口述傳統的問題，其敘事原型是拉古納普韋布洛神話中，雨神卡奇納誘拐汲水的年輕女子的故事，而在西爾科的現代版本里，一名普韋布洛女子被一名偷牛賊誘拐，並逐漸接受自己的遭遇是古老神話的重演。《搖籃曲》講述的是一個老婦人回憶孩子們被政府送去讀書，回來後無法適應本民族文化的過程，西爾科對白人政府長期以來為同化印第安人而實行的教育政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值得一提的是，西爾科曾與美國華裔作家趙健秀（Frank Chin, 1940—）聯手，將《搖籃曲》改編成戲劇，於1976年在舊金山上演。《托尼的故事》中，一名印第安人殺死了一個邪惡的警察，西爾科在此強調的是回歸傳統儀式、抵禦外部勢力的重要性。《送雨雲的男子》則通過一個印第安葬禮上天主教神父與普韋布洛人的衝突，探討文化差異與文化衝突的問題。西爾科的短篇小說常常入選各種文學選集，但她本人只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說集《講故事的人》（Storyteller, 1981），其中除了八篇短篇小說，還包括二十五首詩、二十六張照片和一些關於民間傳說、歷史故事和有關個人經歷的短文，主題涉及身份、山水地貌、家庭、愛情、性慾、權力和印第安人的口述傳統。這本涵蓋多種體裁的書看似散亂，實則向讀者集中展示了西爾科文學創作的靈感源泉：拉古納普韋布洛人的口述傳統。這個傳統承載著家族和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給西爾科的文學想像力提供了豐富的滋養，也是她觀察世界、認知世界和再現世界的坐標和指南。

　　西爾科的兩部非虛構文集《神聖的水：敘事與圖片》（Sacred Water: Narratives and Pictures, 1993）和《黃女人與精神美人：談當代美國印第安人生活》（Yellow Woman a Beauty of the Spirit: Essays on Native American Life Today, 1996），可以幫助讀者進一步了解她所倚賴的拉古納普韋布洛文化傳統。前者由短小的自傳體故事和圖片構成，著重探討拉古納普韋布洛文化中水的重要性。後者是一部探討印第安人的文化、歷史遭遇和社會地位的文集，有的作品涉及西爾科的生活，更多的講述印第安人古老的傳說和現代的故事。西爾科用簡練但富有詩意的語言告訴讀者，普韋布洛人的世界觀超越時空，包容一切；在普韋布洛人的民族精神和身份認同中，土地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岩石、雨水在他們眼裡都是與人相親相愛的生命體；口述故事是普韋布洛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們編織了一個意義、記憶和知識的網路。對於印第安部落世世代代耕種的土地被掠奪、家園被摧毀，西爾科也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恨和不平，對印第安人與不公正的白人法律體系抗衡、要求歸還土地和使用權的鬥爭給予了肯定。在《黃女人與精神美人》一文中，西爾科先是對比印第安文化和白人文化中對於女性美的不同標準，而後介紹了印第安神話中的黃女人，她堅強、勇敢、性感，給印第安民族帶來了福祉。讀者可以從字裡行間體會到西爾科對普韋布洛人傳統文化的自豪之情，以及她對印第安人所受非人遭遇的憤慨。

　　簡而言之，西爾科的文學創作理念至少有兩個引人注目的特點：一，植根於拉古納普韋布洛口述文學傳統，致力於將這一文學傳統與西方世界的文學形式融合變通，闡釋拉古納普韋布洛文化中與時間、自然界、精神世界、地域、身份相關的觀念，並把它們與當今世界的現實生活聯繫起來，從而賦予拉古納普韋布洛口述文學傳統以新的生命力，這也對推廣和傳揚印第安文化起到積極的作用。對此，印第安民族內部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具有拉古納和蘇族血統的女作家葆拉·岡恩·艾倫便指責《儀典》中的神話故事泄露了一些普韋布洛部落的秘密，西爾科無權這樣做。Paula Gunn Allen, 「Special Problems in Teaching Leslie Marmon Silko』s Ceremony,」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Fall 1990): 379—86.二，以文學創作為武器，批判歷史上和現實社會中白人針對印第安人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法規，為飽受壓迫的印第安人爭取應得的公平和正義而呼籲吶喊。西爾科深受家族裡老輩人的影響，對印第安人與白人之間的種族政治頗為關注，對她而言，文學創作既是政治行為，也是藝術行為，而她的文學作品就是「她所能發出的政治最強音」。Lawana Trout, ed.,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Lincolnwood, Ill: NTC Publishing Group, 1999) 389.1986年，西爾科發表「這是可以當童話銷售的怪異人工製品」一文，指出齊佩瓦女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 1954—）把《甜菜皇后》（The Beet Queen, 1986）寫成了自我指涉的後現代小說，對印第安人爭取主權的鬥爭卻沒有涉及。雖然未必人人贊同她的觀點，但其政治訴求可見一斑。在現實生活中，西爾科是第一位廣受好評的美國印第安女作家，她常常利用這一身份，對諸多政治爭議話題發表言論，比如她常常批判歷史上白人對印第安人的征服和針對少數族裔的現行移民政策，積極爭取婦女的平等權利，反對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強調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對美國印第安人來說，口述故事是文化建設和文化傳承的媒介，具有極其重要的社會功能。這些故事是印第安人的生存之本，它們構建了部落群體的文化和歷史，把個體和群體的共同基礎和共同希望聯繫在一起，其重要性不亞於文字社會中的書寫。在《講故事的人》這本書中，西爾科記載了祖母、蘇茜姨婆、馬蒙太爺和漢克爺爺等家族中講故事的人，他們各有擅長，通過故事傳遞拉古納部落的傳統文化和悠久的歷史，也把現實世界中發生的事情糅合在他們講述的神話傳說、部落歷史、家族故事裡，他們既是拉古納部落的守護人，也是拉古納部落文化和歷史的創造者。尤其是蘇茜姨婆，不僅不斷地對下一代講述傳統，還在花甲之年開始執筆寫下這些文化歷史，傳給那些被白人政府圈在印第安學校的孩子，使拉古納的文化歷史代代相傳。他們的苦心沒有白費，作為他們的後代，西爾科深受影響，以筆墨捕捉口述故事的神韻，以發展部落的文化和歷史為己任，拉古納部落的土地不僅是她的文學場景，還是她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拉古納人眼裡，在整個印第安民族心目中，她是當之無愧的新一代講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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