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日報Vol.17後續]石峁遺址，刷新中華文明認知

石峁古城遺址。 楊雪梅攝

　　很意外，能在陝西神木縣遇見付巧妹。這位利用古DNA繪製末次冰期歐亞大陸人群演化譜圖的女科學家的名字，如雷貫耳。直到她演講時，很多來晚的人才意識到，整個上午主持單元討論的年輕美女就是她。

　　近日，由陝西省文物局、榆林市人民政府主辦，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神木縣人民政府與美國斯坦福大學承辦的「早期石城和文明化進程——中國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神木縣舉行。這個會議，讓來自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美國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日本九州大學和國內文博考古機構、高等院校的學者們有了面對面切磋的機會。其實，很多研究者都在圍繞石峁遺址做著不同專業領域的工作，大都是彼此久聞大名而見面不識。

　　「在有關中國文明形成過程的宏觀思考中，來自北方的作用始終受到忽視，但石峁古城的綜合研究已然在相當程度上顛覆了傳統認識，極大豐富了中國文明形成過程的細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趙輝認為，正是由於諸多學者通過多學科合作研究，才使得我們對這個4000年前的聚落遺址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識。

　　紝木、銅器、石范……新發現不斷顛覆傳統認識

　　雖然付巧妹研究的是末次冰期歐亞不同人群個體的基因組數據，但她認為石峁遺址的人骨同樣具有意義。「通過對石峁遺址人骨的古DNA進行檢測可以了解石峁遺址保存的下限，還可以解答石峁和周邊遺址人群的關係。」

　　2011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相關單位對石峁遺址開展了系統考古調查和發掘，最終確認石峁遺址是一座面積約400萬平方米的龍山晚期到夏早期時期的城址，由皇城台、內城、外城組成，是目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大的史前城址。

　　在隨後幾年的考古工作中，石峁遺址不斷帶給學術界驚喜。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孫周勇介紹，在皇城台區域發現了4300多年前結構複雜的大型建築遺址，瓮城、廣場保存完好。在皇城台的底部，發現了一條用石頭砌出的通向內城和外城東門的主幹道。在進入皇城台之前，發現了多重結構的瓮城，旁邊還有大墩台和廣場。

　　對皇城台的發掘，揭示出其為一座四面包砌護坡石牆的台城，有9—10層自下而上斜收的石牆護坡，外形類似金字塔。台頂面積8萬餘平方米，有夯土基礎、池苑等建築。尤為重要的是在已發掘的皇城台二、三級石牆牆體內，有橫向插入用於支撐的紝木，紝木下面還用石板支護。這和宋《營造法式》記載的「築城時，城每高五尺，橫用紝木一排」的記載吻合，但過去一般認為在漢代才開始使用這種技術。

　　這次在皇城台還發現了3件銅器和4件製作銅器的石范。梅建軍是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他對遺址新出土的銅器和鑄銅遺物評價極高，「為揭示中國北方早期銅器的形制和技術特徵增添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更為探索早期冶金術在中國的傳播路線提供了關鍵的連接點。石峁遺址處於北方草原與中原的中介地帶，在石峁遺址發現的銅器和鑄銅遺物為冶金術從北方傳入中原的觀點提供了關鍵證據。」

　　城牆、墓葬、動植物遺存……幾乎實現了考古信息提取最大化

　　石峁遺址是石破天驚的大發現，因而引起海內外考古學家的濃厚興趣，也幾乎實現了考古信息提取的最大化。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吳小紅，採集了石峁遺址中人頭坑裡人頭骨樣品76個。居址當中的動物骨頭和植物樣品54個，共計130個樣品。經測定，遺址城牆內部及外部房址及墓葬年代大多在龍山文化晚期至夏代年代範圍之內，即公元前2200年至1780年之間。

　　動植物考古學者的研究試圖復原石峁人的生活環境和生計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志軍的研究顯示，石峁文化的生產業態特點是典型的北方旱作農業系統，以粟與黍為主。「我本來是信心滿滿地沖著在這裡可以發現小麥的，可是並沒有。但是沒有發現也是重要成果，而且也不代表以後不會發現。」

　　和趙志軍相比，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胡松梅就幸運多了，她在石峁發現了中國目前最早的家馬和山羊。石峁的山羊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一批山羊，而且產肉兼產奶。「石峁遺址周圍的環境是以草原為主，有各種食草動物。而家養動物豬、牛、羊的肉量比例佔到了整個食用動物群的95%以上，證明石峁人同時從事農業生產、畜牧和狩獵活動。」

　　斯坦福大學教授劉莉研究的是石峁的石器，包括收割工具和加工工具，收割工具主要是細石器和磨製的石刀、陶刀，加工工具包括石杵和石斧。他們檢測到711個澱粉粒，說明這些石器主要用來收割小麥族植物，可能包括小麥大麥及野生小麥族草類，或狗尾草的莖葉。

　　周邊遺址、北方草原遺址、歐亞青銅時代遺址……要以世界的眼光認識石峁

　　石峁並非孤立的存在。為此石峁的考古工作者在遺址本身開展工作的同時，還在禿尾河流域進行了詳細的田野調查，又對寨峁梁等遺址進行了發掘。結合上個世紀80年代內蒙古岱海、大青山南麓和晉中地區的考古發現，10多年前在陝北地區進行的考古調查和發掘所得，學術界已經基本梳理清楚了河套地區史前文化的濫觴到繁榮的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聚落群結構的變遷。「在對這個宏觀進程把握的基礎上，我們開始觸及在中國史前文化多元格局中，河套地區史前文化和社會的獨特地位的重要問題，開始思考當地社會文明化進程的具體方式、特點等重要問題。」趙輝強調。

　　牛津大學羅森教授認為要以世界的眼光認識石峁。遼寧牛河梁、夏家店下層的石構防禦型遺迹也有很多，這應該是當時中國草原邊緣地帶的聯繫所在。這些石構建築也顯示了這一區域與歐亞草原存在的廣泛文化交流，草原式的青銅兵器和裝飾品與庫爾乾的阿凡納羨沃文化、葉尼塞河流域的庫爾干遺址、奧庫涅夫文化墓葬都有相似性。年代也大概相當，都是公元前2500年到1800年。

　　「石峁遺址的考古工作，代表了當今我國考古研究的最高水平。」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對今後的工作充滿期待。「要進一步加強考古工作的系統性研究。結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科研項目，統籌規劃，開展一系列綜合性、區域性考古研究項目。同時，加大推進多學科、跨領域合作，拓展和加深考古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此外，還要進一步請進來、走出去，使中國考古學更加具備國際視野和開放胸襟。」

　　（原文刊於：《人民日報》2016年08月29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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