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義輩誰？負心人誰？——來自納粹德國庭審記錄的證據

今天這篇文章很短，但可能是自己最近讀到最有重量的一篇。Geerling，McGee和Brooks三位經濟史學家拿到納粹年間奧地利反抗者的審訊記錄，考察了與納粹合作與否的影響因素。他們發現：年長、讀過高中、讀過大學、做高技能工作、是反戰分子、是非宗教NGO成員，這些都會讓人更堅強，更少出賣同伴；年輕且父母健在、是社會民主組織成員，這些都會提高反抗者出賣同伴的可能。文章讀來讓人非常難受。

先講講背景。他們拿的數據包括所有涉及2人或2人以上規模的反抗案件，從審訊記錄可以看到他們當時選擇抵賴還是屈服。看上圖，如果所有人都抵賴，大家被定罪概率是17%，平均要在監獄/集中營呆118個月；如果一人抵賴，他/她的同伴至少有一個叛徒，定罪概率上升到52%，刑期平均上升到229個月；如果同伴堅持，他/她出賣，定罪概率只有10%，平均刑期也掉到98個月。最後，如果都和納粹合作，定罪概率44%，平均刑期197個月。這就是囚徒困境，真實的囚徒困境，集中營里的每一個月都是非人生活。

展示結果之前想多說幾句。首先是這篇專欄的題圖。無論他/她有沒有做叛徒，他們起碼嘗試過反抗。自己沒有完整資料，但為了紀念，還是把反抗者的部分描述性統計做了文章題圖，完整圖片放在文章結尾。其次，雖然審訊和懲罰都很嚴酷，很殘暴，還是有很多人選擇合作。29個案子，2個所有人抵賴，10個有人合作，17個全部出賣。181位反抗者，求仁得仁的6位，同案所有反抗者都挺住了，另有25位選擇抵賴，卻被人出賣，仗義輩共31人。50人出賣了忠誠同伴，還有100位是自己沒挺住，同案的反抗者也有人變節，負心人181人里佔了150位。

上圖是招供與否的描述性統計。一是男性出賣同伴比例比女性更低，79.4%對92%；二是越年長選擇出賣比例越高。不過這兩點並非直接因素，作者用更多特徵做了回歸，結果發現：每年長一歲，變節比例降低6%；高中學歷，降12.5%；大學學歷，降27.8%；高技能勞動，降15%；非宗教NGO；降29%；年輕人且父母健在，提高20%；社民組織成員，提高10%。在同一回歸中，剩餘因素，諸如性別、是否學生、是否藍領、是否白領、是否新教、是否共產黨等變數都不顯著。因此，性別幾乎不影響變節與否。

作者簡單討論了這些差異的可能成因，比如說父母都在的青少年更容易坦白，是因為從庭審記錄可以看到納粹經常拿父母來威脅他們；社民組織變節比例更高，是因為其中實用主義者眾多，等等。最後，他們還考慮了一個問題：是什麼，讓181人中31人選擇抵賴到底？因為當時庭審宣判等都是秘密進行，重複博弈因素可以排除。他們另跑了一個回歸，其中被解釋變數從是否合作變成同伴有人背叛時是否合作，把係數和前述回歸比較。如果差別大，說明大家可能做了權衡，別人更可能合作時才合作；如果基本沒差別，說明堅定更可能來自道德品質。結果發現，係數幾乎沒有差別。學術文章不應有主觀傾向，但從個人情感出發，這31位真的很值得敬佩。以下是所有反抗者的描述統計情況。

參考文獻：

Geerling W, Magee G B, Brooks R. Cooperation, defec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zi Germany[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15, 58: 12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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