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見訪談｜儒家文化如何影響當代中國？

學界獲獎著作《儒作為世界宗教：歷史和現實》作者 Anna Sun 談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思想及其對當今社會的影響。

作者： 政見特約觀察員 欒青林

觀點預覽

◆ 起初我和西方同事交流時，發現他們以宗教的視角討論「儒」，我感到十分驚訝。在中國，稱「儒」為「儒教」的情況比較少見。

◆ 「孝」 實則是社會對個人的一種價值判斷，也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交換資本及權力的一種方式。

◆ 中國民眾的祭祖行為在過去二十年中逐漸增多，這可能預示著中國社會基層民眾對 「家」、「根」 和 「傳統」 的意識正在逐漸加深。

◆ 在當代中國，儒教和其他宗教的邊界並不明晰，民眾的宗教活動常常涉及多種宗教類別。

◆ 儒學研究正逐步呈現女性化趨勢。事實上，在傳統儒學觀點中，對於女性角色的討論是動態和立體的，而不是片面地將女性歸於男性之下。

Anna Sun，美國凱尼恩學院（Kenyon College）社會學系和東亞研究系副教授， 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知識社會學、宗教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社會學理論。主要著作有《儒作為世界宗教：歷史和現實》（Confucianism as a world religion：Contested Histories and Contemporary Realities），此書獲 2014 年美國社會學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宗教社會學部最佳書目獎和2014年美國宗教研究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宗教歷史部佳書目獎。她目前正在著寫一本關於祭祖禮儀的新作。

7 月 19 日，筆者在美國哈佛大學採訪了正在哈佛授課的 Anna Sun 教授。

問：您為何選擇儒學作為研究對象？您認為儒學對當代中國社會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Anna Sun：儒學研究可以從三個視角展開，包括 「文化儒學」、「宗教儒學」 和 「政治儒學」。我的研究視角兼顧文化和宗教兩方面，強調二者相容。在這種視角下，「儒」 既是人們日常的生活禮儀，也是道德倫理的基礎。另外，「儒」 是一種歷史性概念，在不同社會語境下有不同的含義。

在西方語境下，「儒」 的概念更傾向於一種宗教概念。《儒作為世界宗教》以西方語境下的「儒教」為切入點，主要研究儒文化的資本獲得和再生產的社會機制。起初我和西方同事交流時，發現他們以宗教的視角討論 「儒」，我感到十分驚訝。根據我的經驗，在中國，稱 「儒」 為 「儒教」 的情況比較少見，「儒」 更類似於一種傳統文化，中國人也傾向於使用 「儒家」 或者 「儒學」。而在西方，不論學術領域還是普通民眾，對 「儒」 的認識更傾向於一種宗教傳統。事實上，從 19 世紀 40 年代起，西方國家就開始了對中國儒學和儒文化比較密集的學術研究。以英國牛津為學術中心，西方國家對儒教進行了大量研究。隨後，儒教研究在海外學術領域中逐漸發展起來。儒學作為宗教，也主要是基於西方的情境和學術研究範式。這種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讓我對從西方視角研究中國文化產生了很大興趣，也成為我開展這項研究的最初動機。

在我看來，儒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十分深遠。雖然中國民眾對儒文化的認知可能並不自覺，但是儒文化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著人們日常的生活交流、價值判斷和文化學習。儒家文化和禮儀的復興有堅實的社會根基，其文化機制在影響國家整體社會變遷上的作用是隱性而深刻的。一方面，儒家文化是一套禮儀系統，比如祭祖；另一方面，也是一套價值判斷系統，比如在中國意識形態建構和文化建設方面，它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結構及其社會地位與作用。近幾年來，儒文化逐漸引起了中國中央政府的重視。2014 年之前，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指出儒文化在新時代環境下的重要性；2014 年，他出席了在北京舉辦的孔子誕辰及以 「儒學：世界和平與發展 」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講話。2003 年，北京大學開啟《儒藏》編纂與研究項目，由湯一介先生任首席專家，使儒學首次成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之一。所以說，不論是從國家意識形態建設方面看，還是從人民群眾日常文化實踐的角度看，以儒文化為主幹的中華傳統文化正在成為影響中國社會變遷和文化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學者加入文化研究的隊伍，幫助民眾、國家更清楚地認識傳統文化的內容和實踐機制。

問：在研究儒文化及行為實踐中，「個人－社會」 關係是您的研究重心之一。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儒文化通過增強人們的道德及文化素養，如何指導日常實踐，並進而影響人們所處的社會關係？另外，個人層次的道德內省與文化獲得如何付諸社會行動，並與外部的社會結構及國家體制相互影響？

Anna Sun：從 「費孝通時代」 開始，中國第一代社會學家注意到了家庭結構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核心作用，費先生研究中國的學術路徑對我影響很大。我認為，雖然家庭作為社會核心結構是一種普世價值，但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家庭結構的道德基礎更加深厚，中國人對於家庭觀念更加嚴肅，儒家文化對於中國歷史的影響具有其深刻的社會根基。在當代中國，傳統家庭觀念的傳承、實踐及其再塑造，對個體、家族、社區和國家整體的社會網路和社會結構變遷影響深遠，儒家文化的擴散也是一個結構化、有序和可持續的發展過程。

以 「孝」 文化為例，「孝」 雖然以家庭和子女及父母關係為核心，但同時也影響著個體和朋友、同事甚至社會之間的行為關係。比如說，一個人如果 「不孝」，則很難在朋友、同事甚至更廣泛的社會網路中獲得支持；反之，一個人如果 「孝」 做得好，可以幫助其加固與延伸社會關係網路的強度和廣度。也就是說，「孝」 實則是社會對個人的一種價值判斷，也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交換資本及權力的一種方式。另外，我在研究中格外注重儒家文化的符號化特質。舉一個例子。我有一個朋友，上周她母親過生日，她和母親通電話時，母親讓她在電話的另一端磕三個頭，她就在電話的另一端象徵性地磕了三個頭。聽她講這件事情，我很受觸動。因為如果考慮這位朋友日常的生活方式，這種磕頭的儀式基本上是不會出現的，然而在電話中，「磕頭」 卻成了傳遞的一種文化符號。另外，通過最近在中國本土調研，我發現，在相對發達的城市地區，比如上海，越來越多的家庭會開展一些祭祖儀式，並且相當一部分儀式是在家中進行的，雖然其具體儀式可能和繁文縟節的傳統規範相差很遠。

在研究中國儒家文化時，我的主要理論路徑也是文化符號化，受到法國社會學理論的影響比較深。我以布爾迪厄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社會學理論為邏輯線索，研究強調個體通過教育體系和家庭兩個主要途徑獲得文化資本；通過日常生活實踐，社會群體逐漸形成並鞏固著自身的文化場域，並幫助產生行動者所在階層的文化符號；在文化實踐中，既有的外部社會結構也對個體文化場域產生影響，比如使個體有選擇地進行各自文化實踐，強化不同文化階層的符號區隔；長此以往，個體通過實踐進行文化階層及其相應的社會階層的再塑造，調整或加固既有社會結構，構建或鞏固新的文化階層區隔。

再舉一個例子。目前我正在進行一項關於中國祭祖文化社會行為的研究。我認為，祭祖可以看作是一種家庭文化的行為符號，也是個體自身通過身體關係、以生者的角色，和其家庭、家族、社區等更廣泛的文化傳統相連接。研究數據顯示，中國民眾的祭祖行為在過去二十年中逐漸增多，80％ 的中國公民在過去一年中有過祭祖行為。我所說的這些祭祖行為，不是指網路祭拜等，而是實地參與的祭祖行。網路祭拜和實地參與，這兩者是有差異的。祭祖行為的增多和廣泛傳播，可能預示著中國社會基層民眾對 「家」、「根」 和 「傳統」 的意識正在逐漸加深，並通過祭祖實踐，進一步強化這種對傳統文化和家庭觀念的認知。

另外，不同的文化認知，可能影響不同區域、不同群體的社會關係網路結構及其資源交換。在城市地區，祭祖多以小家庭為單位；在農村地區，多是大型家族。這種區域和家庭規模的差異，對不同地區個體在不同階層社會網路的影響能夠有多少，目前研究小組尚在討論之中。另外，根據目前的研究發現，祭祖行為的增多和強化對區域間社會階層流動無顯著影響。

目前中國社會學正在逐步發展起來，更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文化變遷和鄉土重建，我也希望在本土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嘗試將之前中國本土社會學理論和西方社會學理論的斷層粘連起來，使東西方理論陣營能夠更好地交流。

問：剛剛您說了祭祖文化的具體實踐。另外，儒文化也可以作為公民文化修養的重要智識來源。那麼，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儒教信仰具體實踐情況如何，其對中國社會發展正在產生哪些具體的影響？

Anna Sun：1998 年起，我在中國做了長達十幾年的田野調查。調查期間採集的民間信仰實踐和以儒教為主的信仰實踐數據，是我觀察中國宗教和儒文化價值及實踐的主要資料，也是我研究當代中國個人、家庭、社會和國家多元互動關係的重要信息來源。通過史料搜集和田野調查，我發現當代儒教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儒教逐漸成為一種生活倫理、民俗禮儀和世俗化生活方式。以往的研究中，關於中國民眾宗教認同和實踐的分析比較模糊。在多次 「全球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和 「台灣社會變遷調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中，儒文化成了一種宗教類別。比如，1981－2002 年間的 4 次 「世界價值觀調查」 數據顯示，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被訪者在祖先崇拜認同及參與的比例分別為 2.5％ 和 44.0％，而在儒教認同及參與的比例僅為 0.2％ 和 0.0％；2001 年世界價值觀調查報告數據結果顯示，93.9％ 的中國大陸被訪者認為無宗教信仰，89.7％ 的中國被訪者從未參加宗教活動；而 2004 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中僅有的有關儒教祭祖活動的數據結果顯示，84.8％ 的台灣被訪者曾經參加過拜神和拜祖先的活動。從數據結果上來看，中國大陸的宗教信仰程度最小，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從認同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對於儒教認同的程度較小，但是其具體的儒教實踐模式卻和祭祖行為緊密相關。另外，不同的調查研究方式，以及問卷設計過於模糊或者問題設計與當地情況不相吻合，導致學者對於中國大陸宗教的情況的數據結果和分析出入較大，宗教實踐的調查結果有重疊、也有衝突，產生的數據結果可能也很難反映實際情況。

第二，在具體實踐中，儒教和其他宗教的邊界並不明晰。十幾年來，我通過對中國各地（如北京、上海、福建等地）的民眾參觀孔廟和儒家文化實踐（如孔廟上香、祈福、學習儒文化知識）的長期田野調查發現，在當代中國，儒教和其他宗教的邊界並不明晰，民眾的宗教活動常常涉及多種宗教類別，儒教實踐是一個多元複雜但相對穩定的文化發展進程和社會化過程。在《儒作為世界宗教》一書中，我區分了三種不同層次的儒文化祭禮活動，第一種是孔夫子崇拜（如參觀孔廟、燒香叩拜、祈願祝福等），較為泛化的第二種是祖先崇拜（如掃墓、祖先廟宇），最泛泛的一種是儒文化實踐（例如孝、學習儒學知識、遵守家禮等）。在這些實踐過程中，不同的模式可能出現重疊情況。

第三，和社會發展相匹配，儒學研究正逐步呈現女性化趨勢。事實上，在傳統儒學觀點中，對於女性角色的討論是動態和立體的，而不是片面地將女性歸於男性之下。在研究中，我們需要分析和對比典籍中的論述和歷史事實、精英階層和非精英階層女性地位的差異、女性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個體差異等等。研究視角的不同，會帶來對儒文化認識上的很大差異。

問：您是否認為，儒學是中國的一種優秀傳統文化？如果是，怎麼發展與實踐這種文化？應該怎樣對待傳統文化？

Anna Sun：當然是。儒家文化的具體實踐主要有兩種具體途徑：一種是教育途徑；另一種是自省，比如「正」、「做好人」這些自我訓誡，等等。不論哪種途徑，其具體實踐都是一個兼具道德信仰內化、獲取文化資本、個體社會化和社會階層再生產的過程。我希望更多的研究可以關注民眾文化實踐和文化傳統的關係。另外，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從十九世紀以來未曾間斷過。西方科學知識體系在不斷發展壯大，這也需要我們更加註重本土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研究。我認為，對於傳統文化和宗教實踐（比如祭禮），需要以包容的態度加以系統化的學習、揚棄，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很好地繼承與創新，才能引領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