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只有審美假象才是遊戲，而邏輯假象就是欺騙

01-27

編者按：本文來自席勒在《審美教育書簡》中寫給丹麥王子克里斯謙公爵的第26封信，主要闡明「假象是一切美的藝術本質」，我們不能因此而對它下輕蔑的判斷，更不能因為假象與道德習俗所要求的真實感相違背就去攻擊一切假象，判斷審美假象的標準不是有沒有實在性，也不是道德法則，而是要根據美的法則。

審美心境不可能來自自由，所以也不可能來源於道德，它必定是自然的贈品，只有偶然的恩惠才能打破物質狀態的束縛，引導野人達到美。

美的幼芽在下述情況下也同樣難以發展：貧瘠的自然剝奪了人的一切快樂，或奢侈的自然使人無須自己作任何努力；遲鈍的感官感覺不到任何需求，或者強烈的欲求得不到任何滿足。

人像穴居人一樣躲在洞穴里，永遠是孤獨的，在自身之外從來沒有找到過人性，在這種情況下，美的幼芽難以發展；但就是在人成群結隊地過著游牧生活時，他也永遠只是數目，在自身之內從來沒有找到過人性，美的幼芽也同樣難以發展。

只是當人在自己的小屋裡靜靜同自己交談，一旦走出小屋就同所有的人交談，美的可愛的蓓蕾才會開放。

這是因為，只有當著輕輕的空氣使感官能感覺到任何輕微的觸動，強烈的溫暖使豐饒的材料有了生氣；

只有當著盲目的物質王國已在無生命的創造中被推翻，勝利的形式使最低下的自然也高尚起來，從而在歡樂的條件下和幸福的地帶只有行動導致享受，只有享受導致行動，從生活本身湧出神聖的秩序，從秩序的法則中發展出來的只是生活；

只有當想像力永遠逃離現實，可是又從來沒有因為天性的單純而走上歧路——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感官與精神、感受力與創造力才會幸運地均衡發展，而這種均衡是美的靈魂和人性的條件。

表明野人進入人性的那個現象是個什麼現象呢？不管我們對歷史的探究深入到什麼地步，這個現象在所有擺脫了動物狀態的奴役生活的民族中都是一樣的：對假象的喜愛，對裝飾與遊戲的愛好。

最高的愚昧與最高的知性彼此間有某種共同點，兩者都只是尋找實在，對純粹的假象都完全無動於衷。

只有通過對象在感官中的直接出現才會打破前者的靜態，只有通過把它的概念再帶回到經驗的事實上面才會使後者恢復靜態。

總之，愚蠢不能升高到現實之上，知性不能在真理之下停止不動。

因此，只要對實在的需要與對現實的依附僅僅是由於缺乏而造成的後果，那麼對實在的冷漠與對假象的興趣就是人性的真正擴大和走向文明的一個決定性的步驟。

首先，這證明了外在的自由，因為只要強制在主宰，需求在進逼，想像力就被牢固的枷鎖束縛在現實上面；只有當著需求得到滿足，想像力才會發揮出它那不受任何約束的功能；

其次，這也證明了內在的自由，因為這使我們看到一種力，它不依賴外在的材料靠自己本身就可運動起來，並具有足夠的潛能可以抵擋進逼的物質。

事物的實在性是（事物）自己的作品，事物的假象是人的作品。一個欣賞假象的人，已經不再以他所接受的東西為快樂，而是以他所創造的東西為快樂。

不言而喻，我這裡所談的是審美假象，而不是邏輯假象，前者不同於現實與真理，而後者與現實和真理相混淆——因此，人們喜好審美假象，是因為它是假象，不是因為認為它是什麼更好的東西。只有審美假象才是遊戲，而邏輯假象只是欺騙。

承認第一種假象有某種作用，這決不會損害真理，因為不存在審美假象冒充真理的危險，而冒充真理是惟一能夠損害真理的方式。鄙視審美假象，就等於鄙視一切美的藝術，因為美的藝術的本質就是假象。

因為，要防範知性對實在性的追求發展到一種偏狹的程度，以致僅僅因為美的藝術是假象，就對全部美的假象的藝術下一個輕蔑的判斷；不過，只有當知性回憶起前面提到的共同點，才能防範知性出現這樣的情況。

人所以由實在提高到假象是由於自然本身，它給人配備了兩個感官，這兩個感官使人僅僅通過假象就能認識到現實的東西。

在耳朵和眼睛裡，進逼的物質已從感官中被排除，我們在動物狀態直接感觸到的對象已離開我們。

我們用眼睛看到的東西，不同於我們感覺到的東西，因為知性越過光亮進入對象之中。觸覺的對象是我們所承受的強力，眼睛和耳朵的對象是我們所產生的形式。

只要人還是野人，他就只靠觸覺感官來享受，而假象感官在這個時期只是為觸覺感官服務的。這時，人不是根本提高不到觀看的地步，就是觀看不能使他滿足。

他一開始用眼睛來享受，而且觀看對他來說具有了獨立的價值，他立即就在審美方面成為自由的，遊戲衝動就立刻開展起來。

以假象為快樂的遊戲衝動一發生，摹仿的創作衝動就緊跟而來，這種衝動把假象當作某種獨立自主的東西。

一旦人發展到能分別假象與現實、形式與物體的地步，他也能夠把它們分離開來。

因此，摹仿藝術的能力是同形式的能力一起賦予人的。對形式的追求是以另外一種素質為基礎的，審美的藝術衝動發展得早與晚，只取決於人藉以能夠盤恆於純粹假象的那種愛的程度。

既然一切現實的存在都源於作為外來支配力的自然，而一切假象源於作為有意象力的主體的人，那麼當人從實體中取回假象，並按照自己的法則來對待假象時，他只不過是在運用他的絕對所有權罷了。

人以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能夠把自然分開的東西組合在一起，只要他對此能進行綜合思考；同樣他也能夠把自然連接在一起的東西分開來，只要他在知性中對此進行分解。

只要人注意的僅僅是把他的領域同事物的存在或曰自然領域劃分開來的那個界線，對他來說惟一神聖的就是他自己的法則。

在假象的藝術中，人也行施這種支配權；這裡，他把「我的」和「你的」區分得越嚴格，把形體與實體分得越仔細，給前者的獨立性越多，他就不僅越發擴大了美的王國，而且也越發嚴守了真理的界線；因為他如果不同時使現實脫離假象，他也就不可能消除假象中的現實。

但是人們擁有這種主宰權，也僅限於假象的世界，僅限於想像力的無實體的王國，僅限於這樣的情況，他在理論上認真地抑止自己不去肯定假象就是實際存在，在實踐中也不藉助假象來施捨實際存在。

由此，您可以看出，假使詩人給他的理想硬加上實際存在，或者假使他的目的是藉助理想達到某種特定的實際存在，那麼在這兩種情況下，詩人都同樣超出了自己的界限。

因為除非他用下述辦法，否則這兩種情況是無法實際的：或者他超越他詩人的權利，通過理想干預經驗的領域，妄想通過統屬可能的東西來擅自規定實際存在；或者他放棄詩人的權利，讓經驗來干預理想的領域，把可能性局限於現實的條件。

只有當假象是正直的（它公開放棄對實在的一切要求），並且只有當它是自主的（它不需要實在的任何幫助），假象才是審美的。

一旦假象是虛假的、冒充實在的，一旦它是不純潔的，它發生作用離不開實在的幫助，假象就只不過是達到物質目的的一種低劣的工具，一點也不能證明精神的自由。

另外，既然我們對美的假象下判斷時根本不去考慮它有沒有實在性，那麼我們在美的假象中發現一個對象沒有實在性就無關緊要了。因為一考慮有沒有實在性，就不算是審美判斷了。

一個有生命的女性的美當然同樣使使我們喜歡，而且甚至會比一個同樣是美的、但僅僅是畫出來的女性更使我們喜歡。

但是，它既然比後者更使我們喜歡，它就不是作為自主的假象使我們喜歡，不是使純粹的審美情感感到喜歡，因為要使純粹的審美情感感到喜歡，有生命的東西必須作為現象出現，就是現實的東西也只有作為觀念出現。

不過，要在有生命的東西當中只感覺到純粹的假象，這比起不讓假象有生命所要求的美的修養水平當然不知要高多少。

不論在哪個個人身上或哪個民族當中，有正直而自主的假象，就可以斷定他們有精神、趣味以及與此有關的一切優點——在那裡，我們將會看到支配現實生活的理想，看到榮譽戰勝財產、思想戰勝享受、永生的夢想戰勝生存。

在那裡，公眾的看法是惟一令人畏懼的東西，橄欖花冠比紅色錦袍更受尊敬。

只有軟弱無力和乖戾反常才把虛假的和離不開（實在）的假象當作自己的避難所，不論是個人還是整個民族，只要他們不是「通過假象來彌補實在，就是通過實在彌補（審美）假象」——這兩者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就證明他們既無道德價值也無審美能力。

「假象在道德世界中可以有多大的範圍？」對這個問題，簡短扼要的回答是：

審美假象的範圍有多大，它在道德世界中的範疇就有多大，也就是說，假象既不想代表實在，也無須代表實在。

審美假象是決不會危及習俗的真實性，如果發現有的地方不是這樣，那就毫無困難地可以看出，那裡的假象不是審美假象。

譬如，一個從未有過交際的人，會把出於一般形式的禮貌而作的允諾當作親切殷勤的標誌加以接受，當他感到失望時，他又會抱怨那是虛偽。

但是，只有對美的交際一竅不通的人，才會為了禮貌而求助虛偽，為了使人歡心而阿諛奉承。前者還缺少對自主假象的理解，因而他以為自主假象的意義僅僅來自真實，而後者缺少實在性，他想用假象來頂替實在。

最尋常的莫過於聽到當代的某些淺薄的批評家抱怨說，一切正派穩健都從世界上消失了，為了假象忽略了實體。

雖然我覺得我根本沒有這份職責面對這種指責去為時代辯解，但是既然這些嚴厲的道德法官們提出的指控範圍如此廣泛，那就足以表明，他們怨恨時代並不僅僅是因為虛假的假象，而是因為正直的假象；

甚至即使他們有時也為美說幾句好話，這些例外也不是針對自主的假象，而是針對離不開（實在）的假象。

他們攻擊的不只是掩蓋真理和妄圖代表現實的那種欺騙性的粉飾，他們也攻擊填補空虛、遮蓋貧困的有益的假象，就是說，他們也攻擊使平凡現實高尚化了的那種理想化的假象。

虛假的習俗理所當然地會損害習俗所要求的那種嚴格的真實感，但遺憾的是，他們把禮貌也算作虛假。

外表的浮華裝飾常常會使真正的成就暗淡無光，這當然使他們不快；但要求成就有假象，內在的意蘊需要有討人喜歡的形式，這也同樣使他們惱怒。

他們為失去昔日的誠懇、堅實和真摯而感到難過，但他們也想到原始習俗的笨拙和粗俗、古老形式的笨重以及哥特式的浮誇再流行起來。

他們通過這樣一些判斷只對物質本身表示尊敬，而這種尊敬有損於人類的尊嚴，因為只有在物質能夠接受形體和擴大了觀念王國的情況下，人類才會重視物質。

所以，只要當代的趣味能在另外一個更好的法庭前經得起考驗，它就無須多聽這些意見。

一個十分嚴厲的美的法官也會向我們指責，不過他們指責的不是我們重視了審美的假象（這一點我們做得還遠遠不夠），而是我們還沒有達到純粹的假象，我們還沒有充分地把生存同現象分離開，從而使這兩者的界限永遠固定下來。

只要我們不渴求活的自然中的美，我們就不會享受它；只要我們不問目的，就不會欣賞摹仿藝術中的美——只要我們還不承認想像力有它自己的絕對的立法權，並通過對它的作品的尊敬來顯示它的尊嚴，我們就應受這樣的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