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種族、階級與女性解放

《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第5期　作者／王虹

[內容提要] 女性主義問題並不局限於女性群體的範圍內，事實上，女性主義和女性群體本身常常被種族和階級這兩個根本性的社會等級結構所持續地分裂/分化著，如何團結更多的力量，將被分化/分裂的女性力量結合起來，這就涉及到如何對待和穿越與性別制度（男權制）扭結在一起的階級和種族問題。由於性別、種族和階級三種社會等級制的同構性和相互作用，導致了單純實現女性解放理想的不可能。這種現狀要求理論研究著眼於更廣泛的政治領域，以更穩健的戰略眼光來看待三種基本社會等級制的同構性和它們之間關聯性，立足於社會性別問題，將性別問題放入到由性別、種族、階級三種社會等級制度交錯構成的社會政治整體結構中去觀察三者之間的聯繫、作用和矛盾，我們就會認識到，女性解放不會獨立於或者早於社會的解放，而一個真正的社會解放也必然包括女性的真正解放。

[關鍵詞] 女性主義 性別 種族 階級 社會解放 女性解放

一

　　黑人女性主義者常常提出的一個問題是：作為一個黑人女工，她應當如何面對女性問題？很明顯，撕裂她身份和立場的種族乃至階級問題，不能被簡單地視為女性團結和解放的障礙，那麼階級和種族的問題又該如何去對待和處理？是放在性別問題之上/之前去解決，還是一切以性別問題為中心？由於無法解決各種等級制度相互扭結的情況，無法深入認識到對女性的多重身份對她個人的分裂作用，將女性視為單一群體的女性主義理論在個體女性的訴求面前顯得束手無策，而因為同樣的原因，女性群體的嚴重分化狀況也一直存在。這種分化除了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所說的「男權制意識」的影響作用外，還有更現實的原因：女性並不僅僅擁有女性這一種身份，並不僅僅處於女性這一種境遇中。事實上，她們除了由於生理性別的緣故被劃分到女性群體中，被賦予女性的身份，並因為這個身份，在性別制度中和其他女性都處於「女性的境遇」外，還同時由於身體的其他特徵（膚色、骨骼形態、毛髮和眼睛的顏色等）被劃分到不同的種族中，被賦予某個種族的身份，並因為這個身份，在種族這個等級制度中和其他同種族的人都處於類似的「種族境遇」里。不僅如此，她還同時由於在社會經濟地位上所處的位置，而被劃分到不同的社會階級中去，被賦予了這個階級的身份和地位，並因為這個階級身份而自然地和其他同階級的人都處於類似的「階級境遇」里了……

　　緣於女性群體的分化，女性主義本身也被分裂了。由於她們在階級和種族這些社會等級制度中的不同位置，出現了幾種傾向不同的女性主義：

　　第一種傾向是站在雖處於劣勢性別位置，卻同時處於優勢階級和優勢種族位置立場上的女性主義者（比如白人中產階級婦女運動者）提出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這種女性主義理論忽略掉了女性群體中實際存在著的巨大的階級和種族差別，而將女性視為無差別的一個整體，相當於僅僅關注到女性作為性別中的弱勢群體的身份，卻忽視了女性在其他社會等級制度中的位置對這種女性地位和價值的影響。從18世紀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思想家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到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她們都假設女性是處於一個有著共同社會基礎的層面之上。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由於這種缺陷，常常引起遭受著階級和種族壓迫的婦女的反對，因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常常被黑人女性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主義者斥責為「白人中產階級女人的女性主義」。而最早的由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們成立的婦女組織，比如美國的「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簡稱NOW）和「婦女公平行動聯盟」（Women』s Equity Action League，簡稱WEAL）以及歷屆世界婦女大會，都因為其中充斥著的各種對立（這種種對立正是由於性別立場之外的種族、階級等立場的不同而造成的）或者種種歧視（比如處於優勢階級上的女性主義者對處於劣勢階級及劣勢種族地位上的女性主義者的歧視）而陷於混亂。

　　另一種傾向是站在處於劣勢階級和性別位置，卻同時處於優勢種族位置的立場上的女性主義者（比如白人無產階級婦女運動者）提出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這兩種女性主義理論鼓勵女性進入公共生產領域，致力於促使家務勞動和兒童保育的全面社會化，其目的是摧毀作為基本經濟單位——資本主義制度支撐結構的家庭。不過，批評者指出，這種對家庭的看法過於簡單，起碼對於受壓迫的種族中的婦女來說，家庭不僅僅是經濟單位，也是她們作為種族中的一員，與種族內成員相互連接以獲得地位和權益的結構。

　　女性主義理論所面對的現實困境告訴我們，只有重新認識性別、種族、階級這三種社會等級制度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才能更加全面地思考關於社會解放的議題。社會分層的第一重要因素是階級：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是對生產資料有相同關係的一群人。而階級差別的基本標誌就是它們在社會生產中所處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們對生產資料的關係。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965]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分層因素是種族：「種族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組社會關係。個體和群體據此進行定位，並根據生物學的特徵被賦予不同的屬性或能力。種族差別不僅是描述人類差異的一種方式，也是重新塑造社會內部權力和不平等模式的重要因素。」[966]種族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因為隨著歷史的演變，從「種族」這個概念衍生出的「族群」是「純粹社會性」的概念，不過身體上的不同，如膚色的差別常常被作為確定少數族群的定義因素。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性別與種族（族群）的交接點：「少數族群」這個指一個群體在社會中的從屬地位的詞也常常用來形容女性：「女性有時候被描寫為少數族群，是因為雖然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裡，她們在數量上占多數，但是女性與男性相比處於劣勢，因而這個詞也被用在她們身上。」[967]同時，也發現了一個種族與階級的交接點：「族群間的差異很少是中性的，它往往與財富和權力分配的不平等相聯繫，而且伴隨著族群之間的對抗。」[968]同時，我們從社會對種族、族群問題的定義上發現，身體差異不過是被賦予了社會意義的偏見、刻板印象的想像性的基礎。比如認為身體特徵的差異必然說明這些群體之間社會地位的不同，甚至認為某些身體特徵的群體不僅是低等的，而且是「邪惡」的，但這些「差異」及由此引起的偏見和對立往往是與財富和權力分配的不平等相聯繫的。因此，無論是從性別等級制中，還是從種族的等級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階級，也就是由佔有社會財富和生產資料的不同而存在的社會經濟方面的等級制的存在，它往往是作為性別和種族劃分的現實性基礎存在，並使得性別和種族的等級能夠繼續下去。所以，在三者之中，階級問題是更為本質性的問題。

　　以階級作為基本元素，種族壓迫與階級壓迫的重疊，指向的典型群體是黑人男工；性別壓迫與階級壓迫的重疊，指向的典型群體是白人女工；性別、種族、階級三種壓迫的重疊，指向的典型群體是黑人女工。當然，我們也能看到只受一種等級制壓迫的情況，比如只受到階級壓迫的典型群體是白人男工，只受到性別壓迫的典型群體是白人資產階級婦女。這就意味著：一部分人可能不會面臨種族和性別壓迫問題，但必然面臨階級壓迫問題（白人男工），而另一部分人可能不會面臨階級和性別壓迫問題，但必然面臨種族壓迫問題（資產階級黑人男性），還有一部分人可能不會面臨階級和種族壓迫問題，但必然面臨性別壓迫的問題（資產階級白人女性）；一部分人面臨著階級、種族壓迫的問題，但沒有性別壓迫的問題（黑人男工），一部分人面臨階級、性別壓迫的問題，卻沒有種族壓迫的問題（白人女工），還有一部分人同時面臨階級、種族和性別壓迫的問題（黑人女工）。

　　通過越來越豐富和深入的對女性群體的研究，我們發現女性不僅被性別制度分裂為和男性群體利益相對立的另一個群體，而且女性群體同時還被階級制度和種族制度在另外的維度上繼續分裂。女性的團結和女性的解放，起碼必須在同時解決階級和種族問題造成的分裂對抗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女性主義發展到今天，越來越多的女性主義學者都將目光從單純的「女性問題」轉移向更為廣闊的由各種社會網路和等級構成的整體世界，認識到各種制度體系是同構的，是相互勾連、促進和維護的。比如資本主義和男權制就是相互聯繫、交錯和共生的，同時又相互滋養、促進和維護。雖然動搖其中一種制度可能會波及其他制度，但不可能有單個領域內的扭轉和勝利。意識到這點，就必須著眼於更廣泛的政治領域，具有更穩健的戰略眼光來重新思考女性解放的問題。

二

　　在任何政治制度中，權力都是核心。在男權制的性別制度中，性別權力是由男性所掌握。階級不平等與性別不平等的這種共時性，恩格斯早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就已經指出了：「在歷史上出現的最初的階級對立，是同個體婚制下的夫妻間的對抗的發展同時發生的，而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同時發生的。」[969]「最初的階級壓迫」是指與個體婚制（一夫一妻制）同時產生的奴隸主對奴隸的階級壓迫。也就是說，階級壓迫與性別壓迫是同時產生的，兩者密切相關：「現代家庭在萌芽時，不僅包含著奴隸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著農奴制，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勞役有關的。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後來在社會及其國家中廣泛發展起來的對立。」[970]個體婚制產生的同時，最初的階級壓迫（奴隸制）也誕生了，而且階級和性別兩種壓迫機制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直到現在也是如此：「現代的個體家庭建立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婦女的家務奴隸制之上，而現代社會則純粹是以個體家庭為分子而構成的一個總體。現在在大多數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須是掙錢的人，贍養家庭的人，至少在有產階級中間是如此，這就使丈夫佔據一種無需有任何特別的法律特權的統治地位。」[971]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並不僅僅是性別壓迫的表現，也是階級壓迫的表現，因為男性只有在掌握了絕大多數社會財富的情況下，才能夠讓性別壓迫得以維持下去。

　　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還將性別壓迫和階級壓迫作了一個對比：「在家庭中，丈夫是資產者，妻子則相當於無產階級。不過，在工業領域內，只有在資本家階級的一切法定的特權被廢除，而兩個階級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權利確立以後，無產階級所受的經濟壓迫的獨特性質，才會最明白地顯現出來：民主共和國並不消除兩個階級的對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個為解決這一對立而鬥爭的地盤。同樣，在現代家庭中丈夫對妻子的統治的獨特性質，以及確立雙方的真正社會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當雙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時候，才會充分表現出來」。[972]恩格斯在這裡指明了階級與性別壓迫的相似與不同，並試圖將女性的解放放到階級的解放中去解決，然而階級解放所指向的目標，往往不僅受到階級壓迫的阻力，也會受到來自性別壓迫的阻礙，正如性別解放所指向的目標，往往不僅受到性別壓迫的阻力，也會受到來自於階級制度的阻礙。從另一角度來看，在現實中，階級、性別這些壓迫結構不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和維護的，當然同時也會有摩擦。比如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女性成為勞動力，以實現更大的資本增殖，因此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會適當地教育女性要「獨立」和「自強」，以促使女性步入到生產領域裡來。另一方面，無數男性對這種女性投入社會大生產的情況心懷不滿，認為這樣會導致「母職」的缺失，影響到後代的成長。由於「資本主義究其本質，它從根本上來說現在是、過去是、將來也仍然是父權制的」。[973]因此無論是作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還是作為個體的男性，它們之間的矛盾實質上只是公共領域的男權制和私人領域的男權制的矛盾。而二者的矛盾，不過是家庭內部的壓迫階級（男性）的利益與社會範圍的壓迫階級（資產階級）利益的矛盾的表現，也就是性別壓迫和階級壓迫之間的矛盾的表現。

　　當然，由於兩種壓迫機制的互利性，它們之間會有妥協和協商。比如公共領域男權制對女性利益的迴避（鼓勵女性走入生產領域，但卻保留了「家務和生育是女性的天職」這一傳統男權觀點）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作對私人領域男權制的維護。因此，約瑟芬·多諾萬在《女權主義的知識分子傳統》中引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愛森斯坦的話說：「女權主義者要求揭示這樣一個真相，即資本主義的父權社會在不動搖其自身的情況下無法兌現它的『自由主義的』平等諾言，甚至不能給予婦女平等的權利。」[974]資本主義在最初時期為了剩餘價值會鼓勵女性走入生產領域，然而在經濟生產領域的各個方面，都為女性設置了種種障礙，如「職場天花板」、同工不同酬，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將女性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甚至在適當的時候又以各種方式誘使女性回到家庭中，充當純粹的消費者。因為消費社會是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體現，需要有更多拉動經濟的消費因素，而家庭正是為商業消費貢獻最大的團體；女人如果都能做一個安靜順服、聽從指揮的消費者的「主要購買力量」，而家庭就會成為後資本主義社會最佳的微型代理機構。正如安妮·金斯頓在《妻子是什麼》中所說的那樣：「家庭主婦待在家裡這一事實也可以被用來當作經濟上的一個目標。作為採購全家消費物品和服務的那個人，家庭主婦是資本主義的秘密代理商。」[975]因此我們看到，即使女性受自由主義影響，開始反抗男權的時候，也會發現自己沒有資源來反抗男性，因為資源始終都是被男人所掌握的。這裡凸顯出的是社會經濟領域的不平等對性別不平等的巨大影響。

　　到了現代，越來越多的社會學家意識到，雖然可以從階級的角度來解釋性別不平等，但性別「在一定程度上是獨立於階級之外的」。[976]這意味著，性別可能跨越階級和種族的界限，所用的手段就是性別上的優勢，而這種優勢只是男性所擁有。比如一個下層黑人男性會因為性別的優勢而宣稱自己強於白人中產/資產階級婦女，而一位底層白人男性也能夠以性別的優勢認為自己優越於任何階級地位上的黑人婦女。「在男權社會裡，階級或種族道德觀的作用取決於大男子主義道德標準的公開程度和宣揚程度。在這個問題上，人們面臨的似乎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情形：在社會的下層，男性更多地是單憑自己的性別來宣稱自己的權威，實際上他常常不得不與他階級中具有經濟實力的婦女分享權力，而在中上階層階級中，男性往往不必直言男權制，因為他們享有這種地位，在任何情況下都擁有更大的權力」。[977]凱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還認為：「也許可以說，女人往往能夠超越男權制社會中通常的那種階級分層，因為無論女性的出身和教育程度如何，她永久性的階級關聯比男性要少。」[978]這表明性別問題有溢出階級與種族問題的部分，這個「溢出」的意思包括兩層：

1．女性與階級的關聯比男性更少，更容易變更。這是因為「大多數女性的物質地位傾向於反映出她們的父親或者丈夫的位置，因此我們有理由主要從階級的角度來解釋性別的不平等。」[979]

2．在階級和種族矛盾解決後，性別問題還需要面對自己獨特的矛盾，必須用不同於解決階級、種族問題的方法和手段來解決屬於性別問題的特殊問題（比如性別分工和關於性別的意識形態）。因此性別矛盾的解決以及女性的解放是一個比階級和種族解放更為漫長的過程。

　　階級、性別和種族是等級性的制度，而黑人女性由於同時受到多重等級制度的壓迫，所以她們在強調性別壓迫的同時，還認為：「階級和種族等因素是理解非白人婦女所遭受的壓迫的重要因素。」[980]用黑人女性主義和全球女性主義的觀點看來，社會性別、種族和文化及其結構和制度是不可分離的。種族、性別、階級及它們賦予婦女的身份意義，造成了婦女所不得不面對的「多重危險」，因為其中任何一種等級制——無論是屬於社會經濟制度的，還是屬於社會性別制度的——都對她們的存在、權利和自由構成了威脅。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認為：「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階級偏見，即便在理論上可以分開，實際上也是不可分的。這些壓迫形式中的任何一種都不可能提前被剷除，不可能在與之相連的其它壓迫形式被消滅之前壽終正寢。」[981]因此要想終結這些問題就必須把這些問題的整體作為發起攻擊的準確目標。

　　在種族-性別-階級這個相互扭結的不平等的制度整體上，種族-性別（以及性）的關係是黑人婦女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貝爾·胡克斯意識到黑人男性在描述黑人爭取自由鬥爭的本質時，幾乎都是將自由等同於男子氣概，這些性別/性的比喻在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逐漸締造了一條紐帶，使他們共享了父權制的信仰。因而黑人男性甚至以性壓迫的形式釋放其他壓迫形式所造成的憤懣。比如他們有意無意地將強姦當作一種恐怖主義的工具，用以「反抗」和在臆想中「摧毀」被反抗階層——白人男性的某些方面，甚至在一些黑人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強姦黑人婦女成為最終強姦白人婦女的練習。因此黑人婦女不僅在白人統治者手下受壓迫，而且也同時在黑人男子手下受折磨，並且後一種折磨對於黑人婦女來說未必就亞於前一種壓迫。直面這個問題，意味著直視性別和種族這兩種不平等的等級制度之間的相互浸淫的關係。

　　種族隔閡直接造成了女性內部的分裂：女性群體本身就是由不同階級、不同種族和不同信仰的婦女組成，她們會站在自身的階級、種族和信仰的立場上選擇支持或者不支持受害者。假如受害者是受過高等教育、身處中產階層的婦女，女性群體中相對弱勢的婦女就會覺得受害者並不屬於她們中的一員，她們就很難支持受害者。而女性群體中的大部分黑人婦女，也極有可能因為受害者的階級與自己的懸殊，而將受害者視為「白人」和「有錢人」（儘管受害者是黑人，並且也未必就屬於真正的中產階級），而不願意支持受害者。因此，性別-種族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白人婦女的女性主義觀點的哪些部分是能被黑人婦女所接受的，而哪些部分又是必須被黑人婦女修正，甚至重造的呢？對於白人女性主義者來說，反色情（激進文化女性主義者的觀點）和反對家庭（激進自由派女性主義者的觀點）是很時髦的，但黑人女性主義者常常對這兩種觀點發出質疑。比如她們認為激進文化女性主義者的反色情運動，是只有那些衣食無憂、受過教育、有工作和被寵壞的中產階級白人婦女才有雅興去表達大驚小怪和發泄憤怒的方式。而那些自以為懂得什麼是色情的中產階級白人婦女，甚至都沒有能夠明白真正值得反對的是暴力的色情作品（婦女在其中慘遭折磨），而不是一般的色情作品。因為假如一味地否認色情，也可能同時加重對「與性聯繫起來的女人的意義」的鄙視。在家庭觀點方面，黑人女性主義者指出，和白人中產階級家庭不同，黑人作為少數族群，他們的家庭能帶給黑人婦女一種保護，使她們有可能免受一些來自白人階層的直接傷害，同時黑人婦女和家庭的密切關係有助於提高她們在黑人群體中的重要性。因此家庭對於種族不同、階層不同的婦女來說，具有不同的意義。所以不同的境遇決定了不同的價值取向，而中產階級白人婦女以及女性主義思想對家庭所做的評價必須被重新審視。

　　黑人婦女受到來自黑人男子和白人男子的雙重壓迫，緣於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對黑人婦女的雙重否定。這常常使她們處於困境：一方面，假如黑人婦女控訴黑人男性對她們施加的暴力剝奪，就會被黑人群體指責為憎恨黑人男子，進而被指責為憎恨和背棄黑人群體；另一方面，假如黑人婦女控訴白人男性的種族主義壓迫，又會導致對黑人男性應承擔的在性別關係上的責任的策略性的忽略。因此，無論黑人婦女控訴的對象是種族主義壓迫還是性別上的壓迫，或者是對種族-性別壓迫及種族-性別-階級的壓迫，她的控訴的合法性都常常是被否定的。

　　無論黑人男性所面臨的問題有多嚴重，黑人女性面對的問題則可能更為嚴重，因為她們總是要比黑人男性所面對的壓迫更多一層，即性別的壓迫。如果說黑人男子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那麼黑人婦女則是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雙重受害者；如果說黑人男子遭受的是種族-階級壓迫，那麼黑人婦女則是種族-階級-性別這個制度整體的受害者。作為女性群體中的一部分，黑人婦女的生活狀況與需求和其他種族的婦女是不同的，而她們之中不同階層婦女的生活狀況與需求則和本種族其他階層及外種族其他階層的婦女也不一樣。而正是因為她們的籲求不同，才真正地實現了對等級制的社會的各個方面的質疑和瓦解。

　　黑人女性主義思想及解放理論不僅重點關注女性解放（在將種族和階級作為次要因素的情況下），還關注到種族的重要性（在反思女性立場和階級差異的情況下）和階級的基礎性（在全面分析女性境遇的情況下），也就是說，既包含了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處於劣勢性別位置，同時又處於優勢階級和優勢種族位置的立場）的理論元素，又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及激進女性主義（處於劣勢性別和劣勢階級位置，同時又處於優勢種族位置的立場）的理論元素。而其後的全球女性主義更將理論的視角擴展到了新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中心國家（霸權國家）和邊緣國家（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壓迫與被壓迫關係上。這種以女性解放為核心的對整體社會解放的思考，使黑人女性主義和全球女性主義的思想及解放理論成為當今女性主義理論中最豐富、最全面的理論，而這種將世界視為一個由階級、種族和性別等多種政治維度構成的有機整體的理論發展傾向，是符合世界政治發展趨勢的，也是整體社會政治狀況發展的必然結果，它為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鬥爭策略的制定提供更加全面而有力的幫助。

三

　　在當代，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從經濟到政治到文化各個方面都面臨著危機。此時，各種解放的呼聲——無論是女性解放、民族解放還是無產階級的解放呼聲——都開始在世界各處此起彼伏。真正的社會解放是必然包含了階級解放、種族解放和性別解放在內的社會整體性的解放，單方面的某種制度的解放並不是真正的社會解放，也不能促成全面的社會解放。恩格斯曾認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982]但是透過性別、階級和種族的緊密關係，我們不難發現，這裡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1．馬克思主義認為女性受壓迫是因為她們被排斥在公共勞動之外，然而即使女性參與社會勞動，也會被邊緣化——同工不同酬、職場天花板等等現實已經說明了女性參與社會勞動雖然是一個女性解放的重要前提，但女性解放並不是僅僅通過參與社會勞動就能真正的實現，因為無論她們參與社會生產的程度如何，她們處境（尤其是性別地位）的改善仍舊是極其有限的。

2、如果說女性呆在家庭中是被性別制度所束縛和異化，那麼女性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將要面臨的是另一種異化——更為普遍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及階級關係造成的異化。

　　因此，從經濟角度看，女性的真正解放只能建立在社會的普遍解放之上，尤其是階級的消除和異化勞動的消除上面。另外，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還進一步提出，女性的解放依賴於一些社會性的改變：

1．公共食堂、幼兒園等公益設施的進一步完善。

2．機器人或自動化設備的廣泛運用。然而在現實中，公益設施的完善以及自動化設備的廣泛應用都受制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了謀求資本利益的最大化，無產階級的被壓迫和女性的邊緣化還會被延續下去。

　　性別、種族、階級這三種重要的社會等級制度相互交纏，僅僅著力於消除其中的某一種壓迫的話，也許會導致另外兩種或者一種壓迫的激化，而最終導致所有的壓迫機制都不僅沒有被消除，甚至得到了強化。「當前左派理論關於階級、種族和性別的三折屏里，過分地強調階級這個範疇有時讓人感到有可能會陷於左右和歪曲對其他兩個範疇的探索的危險中。目前，後兩個範疇在左派的理論框架里尚未穩固地確定其地位，因而極易為懷有偏見的階級政治所利用。」[983]一些女性主義者，由於她們身處中產階層/資產階級，但同時又受到性別的壓迫，她們就很容易站到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認同於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觀點。但她們越是站在精英的立場鄙視勞動者，她們就越是走到了自己的立場的反面，背離了女性主義本身對「平等」的追求。這讓我們意識到，女性運動不能作為和自視為獨立的運動，而且這樣也是不可能取得值得稱道的成果的。因為不同時改變社會階級和種族方面的壓迫，女性運動也會受到極大的限制，甚至會部分地成為反動的力量，影響到整個社會的解放。這說明，某方面壓迫的消除假若滯後於其他方面的解放，往往會反過來阻止其他方面的解放。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他的《新帝國主義》中指出：「爭取社會改善的內部鬥爭與帝國主義的外部替代特徵之間的關係經常遭到忽視（由此而產生的結果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很多工人運動陷入這樣一種境地，即像工人階級的特權階層一樣到國外尋求利益以維護自己的特權，在必要的時候甚至不惜藉助於帝國主義來達到這一目標）。」[984]這樣的結果是，原本在資本主義歷史地理學內部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各種鬥爭（性別的、階級的、種族的）一旦被割裂來對待，僅僅重視某一種鬥爭，而忽略另外的兩種鬥爭，就會造成受壓迫者的分裂，鬥爭者就不僅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且也削弱了他們分析社會全景和做出鬥爭計劃的能力。

　　大多數女性主義者的普遍問題在於，過於重視性別問題（生存空間的政治）而忽略了階級問題（起源於工作場所和生產過程中的政治）的根源性和意識形態（植根於階級問題的觀念價值系統）的普遍性。這樣的結果是，不僅無法實現性別的解放，甚至會走向解放的反面，在種族解放問題上也是如此。正如齊澤克在《為列寧主義的不寬容辯護》一文中指出的：「如果今天有人直接展開行動，那麼這種行動將不是在一個空場上進行的，而是內在於霸權意識形態構架之內：那些『真正希望做些事情來有所幫助』的人，紛紛（無疑是感覺很自豪地）投身於諸如無國界醫生組織、綠色和平組織、女權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等等運動之中。即使這些運動看起來已經涉及到經濟領域，但它們仍得到了媒體的寬容和支持。只要不踏入一個禁區，它們就可以繼續得到寬容和支持。」在這裡，齊澤克指出了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危險：反種族主義和女性主義運動在未能撼動真正的社會等級制度根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階級制度以及建立於其上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時候，無論是何種運動，都往往只是在這種資本主義的「霸權意識形態」框架之內的自我能量的消耗。甚至，這些運動在未能撼動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瓦解階級事實的情況下，還會成為繼續維持現狀的手段和方式——因為這些運動的能量由於沒有能結合階級解放的能量，而僅僅淪落為階級矛盾的解壓閥——它們都被利用來鞏固，而不是削弱現有資本主義體制和階級制度。各種「行動」都能給受壓迫者一個發泄的途徑，而階級制度中的壓迫階級（資產階級）也就堂而皇之地掌握了社會力量的主控權（因為各種「運動」都和資本運作有或明或暗的關係，它們都受資本主義體制的贊助或者支持，因而最終也都將被整合到資本主義體系的自我調整及修正過程中來，所以它們最終也是符合資本主義利益的）。另外，資產階級往往通過激化種族和性別矛盾來轉移階級矛盾這個最根本的社會矛盾。這種轉移和替代往往起到了緩解階級矛盾的作用。比如，在階級壓迫嚴重的時候，資產階級往往通過激化種族矛盾和性別矛盾，讓在階級制度下受壓迫的群體中的男性成員享受到種族和性別的優越感，同時將他們的鬥爭矛頭轉向可能和他們同一階層的不同種族和性別的人群——有色族群和女性群體。階級矛盾的緩解乃至粉飾，常常就是通過這種對人群的分化和轉移矛盾焦點來達到的。

　　另一方面，由於性別問題有溢出階級與種族問題的部分，也就是說，性別制度與階級制度同時產生並且有部分是獨立於階級制度之外的，所以在性別分工隨著社會生產的分工合作的去資本主義化，被消除了不平等的境況後，女性解放還要面對自己獨特的矛盾——意識形態上的矛盾。黑人女性主義者帕特里夏·希爾·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指出，意識形態方面的作用比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更強大、也更有力地維持了對黑人婦女的壓迫。她認為：「沒有強大的意識形態支持、證明其合理性，種族、階級和社會性別壓迫就不可能繼續下去。」[985]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由於資本主義與男權制的合謀狀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男權制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不同的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資本邏輯、消費主義、市場至上）是更直接地植根於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之中，並服務於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而男權制意識形態依賴並總體上服從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同時也直接服務於性別等級制度以維持性別壓迫的結構。因此，解決性別壓迫的問題，同時必須著眼於反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正如馬克思所說：「政治解放本身還不是人類解放。」[986]性別壓迫和性別歧視不僅必須通過改變經濟和政治地位來解決，還必須同時改革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女性解放在意識形態層面依賴於意識形態方面的革新：使平等觀念深入人心，教育女性爭取平等和權利。

　　性別壓迫絕不能被孤立地看待和分析，性別-種族-階級，這三種不平等的社會等級制度以及它們所衍生出的意識形態都是相互支持和相互掩飾的。從更大的範圍內來看，性別壓迫也同時和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引起的壓迫（導致了所謂三個世界體系的劃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女性所遭受的壓迫是一個多種因素的壓迫，而且針對不同的女性，壓迫的內容和嚴重程度也是不同的。全球女性主義者試圖將各種壓迫都納入女性主義的視域：她們「同意多元文化女性主義者的觀點，即女性主義的定義必須擴展，進而把所有壓迫婦女的事情包括在女性主義的思考里；不論是基於種族、階級的壓迫還是帝國主義或者殖民主義所引起的壓迫，女性主義都應該考慮。」[987]而這種超越單一的壓迫類別的、以結成婦女聯盟，乃至受壓迫群體的聯盟為趨向的思想，是世界走向全球化所必然產生的思想。重新審視各種壓迫制度，將各種相互聯繫的壓迫體系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才有助於理解壓迫體系的運作方式及如何從根本上消解壓迫。

　　全球女性主義者強調：「世界各地婦女經歷的各種壓迫，它們之間都有聯繫。」[988]個體的解放與整體的解放是同一過程，個體的解放最終形成整體的解放，整體的解放同時也是個體解放的前提，個體的解放或者某種等級制度的解放，如果沒有社會整體的解放作為前提，無論如何都會是不徹底、不完全的。女性解放、種族（民族解放）與階級的解放最終形成社會的解放，社會的解放又為女性解放提供條件。因此，解放不僅僅是「我的解放」，而是「我們的解放」，這個「我們」是不斷擴展的，不同種族、性別、階級，不同世界體系的人們都慢慢匯入「我們」這個差異的共同體中。這導致女性主義的實踐必然是最終穿越種族-階級-性別-帝國殖民的劃分的實踐。恰如作為無國界的無產階級的聯盟才能實現社會主義一樣，穿越種族-階級-性別-帝國主義的阻隔和話語的屏障，女性的真正解放才會伴隨社會的徹底解放而到來。人類真正的解放不僅是階級的解放，同時也必須包括性別和種族的解放，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世界呈現出不平衡的發展態勢，而群體之間也被日益分化。婦女不僅因為性別制度而與男性分離，其自身也被階級、種族和帝國主義所分裂。要實現女性的解放，必須結為聯盟才有可能超越這些導致分裂和壓迫的制度，從而實現真正的整體社會的解放。因此女性的解放，絕不會獨立於和早於整體社會的解放，而真正的社會解放必然包含真正的女性解放在內。

[965]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n[966] [英]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東、齊心、王兵、馬戎、閻書昌等譯：《社會學》第四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頁。n[967] [英]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東、齊心、王兵、馬戎、閻書昌等譯：《社會學》第四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7-318頁。n[968] [英]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東、齊心、王兵、馬戎、閻書昌等譯：《社會學》第四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頁。n[96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頁。n[97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頁。n[97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頁。n[97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頁。n[973] [美]羅斯瑪麗·帕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 Tong）著，艾曉明等譯：《女性主義思潮導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頁。n[974] [美]約瑟芬·多諾萬（Josephine Donovan）著，趙育春譯：《女權主義的知識分子傳統》，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頁。n[975] [美]安妮·金斯頓（Anne Kingston）著，吳宏凱譯：《妻子是什麼》，中國婦女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頁。n[976] [英]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東、齊心、王兵、馬戎、閻書昌等譯：《社會學》第四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頁。n[977] [美]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著，宋文偉譯：《性政治》，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頁。n[978] [美]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著，宋文偉譯：《性政治》，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頁。n[979] [英]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東、齊心、王兵、馬戎、閻書昌等譯：《社會學》第四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頁。n[980] [英]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東、齊心、王兵、馬戎、閻書昌等譯：《社會學》第四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頁。n[981] [美]羅斯瑪麗·帕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 Tong）著，艾曉明等譯：《女性主義思潮導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321頁。n[98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頁。n[983] [英]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著，王傑、傅德根、麥永雄譯：《審美意識形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n[984] [英]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初立忠、沈曉雷譯：《新帝國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頁。n[985] [美]羅斯瑪麗·帕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 Tong）著，艾曉明等譯：《女性主義思潮導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322頁。n[98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5頁。n[987] [美]羅斯瑪麗·帕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 Tong）著，艾曉明等譯：《女性主義思潮導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頁。n[988] [美]羅斯瑪麗·帕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 Tong）著，艾曉明等譯：《女性主義思潮導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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