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德國革命的失敗》

論德國革命的失敗

英文版編輯注: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使托洛茨基對左翼反對派的任務的分析，發生了重大改變。他在七年後寫道：「在1923年秋季的德國事變之前，俄國共產黨的黨內討論從來沒有導致派別的紛爭。蘇聯國內的經濟與政治進程，規模比較小，發展速度相對較慢。1923年的德國事變規模完全不一樣，它是一場宏大的階級鬥爭。在德國事變之後，俄國反對派便在它的基礎上成立了」（《向〈真理報〉祝賀》[Greetings to La Verite]，《托洛茨基著作集》，1930年）。在德國事變之後的幾個月里，他花了大量時間去分析德國革命在哪裡出了差錯，並通過一切可能的途徑，讓更多的人聽見他的分析。對於具備政治素養的讀者和聽眾來說，他的主張極具衝擊力，但他用了一種特殊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主張，讓官僚階層難以將其打成「派別活動」而加以禁止（在1924年春季官僚要做到這一點還是不太容易的）。

下文是兩篇發言的摘錄。《論歐洲革命的道路》（On the Road to the European Revolution）發表於1924年4月11日的第比利斯蘇維埃特別會議，這是第一篇批判地分析德國革命的失敗的文章。英文版由喬治·松德斯（George Saunders）根據《東方與西方》（Запад и Восток）翻譯，並收錄於《列昂·托洛茨基講話集》（Leon Trotsky Speaks，探路者出版社，1972年）；《我們正在經歷哪個階段？》（Through What Stage Are We Passing？）發表於1924年6月21日的第五次全聯盟醫學與獸醫工作者代表大會，英文版由布萊恩·皮爾斯（Brian Pearce）根據《東方與西方》翻譯，收錄於《第四國際》（Fourth International）1964年夏季號。

論歐洲革命的道路

1924年4月11日

……過去一年，我們是在德國即將發生革命的徵兆下度過的。在去年下半年，德國革命日益逼近。我們認為這是世界的發展過程的關鍵因素。德國革命要是勝利了，就會急劇改變世界的力量對比。擁有一億三千萬人口和無數自然資源的蘇聯，與德國的科技、文化與工人階級結合起來，就會形成一個強大的聯盟，足以直接影響歐洲和世界的發展。建設社會主義的速度也會截然不同。

然而事與願違，德國革命至今還沒有勝利。為什麼沒有勝利？必須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它的教訓不僅有益於德國，也有益於我們自己。

無產階級革命需要什麼樣的條件才有可能獲勝呢？生產力必須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無產階級以及支持和追隨無產階級的各種中間階級，必須在人口中佔到多數。先鋒隊必須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與手段有著清楚的認識，並且具備把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先鋒隊還必須率領大多數勞動群眾參加關鍵的鬥爭。

另一方面，統治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必須已經被整個國內外形勢給搞得手足無措、驚恐萬狀；它的意志即將被摧毀和打垮。這些就是革命在物質上、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必要條件。這些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所需要的條件。如果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德國有這樣的條件嗎？——我認為，我們可以響亮而堅定地回答：有！但還差一個。

你們先回想一下，在去年中期，當魯爾被佔領的時候，資產階級德國進行了消極抵抗，成果卻寥寥無幾，最後草草收場。這一時期的特點，就是整個德國社會的劇烈動蕩。馬克一瀉千里，就連我們的蘇聯盧布這麼不起眼的貨幣，都會讓馬克羨慕。基礎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瘋狂上漲。工人群眾公開同國家發生衝突，表達了他們的不滿。德國資產階級喪失了行動的勇氣和能力。

內閣部長像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法國軍隊踏上了德國的萊茵河河岸。大聯合政府總理施特萊斯曼[1]宣稱：「本屆政府是最後一屆資產階級議會政府，下一屆不是共產黨就是法西斯。」法西斯分子則宣稱：「先讓共產黨上台，然後我們再把他們趕下去。」這一切都表明資產階級社會的根基已經瀕臨崩潰。每天都有大批工人湧進共產黨。當然，還有大批群眾依然徘徊在孟什維克黨的行列中。但大家不妨回想一下，1917年十月我們奪取彼得格勒政權之後，才發現工會的領導還是孟什維克，因為我們黨領導的彼得格勒工人沖得太快，一下子就拿下了政權，還沒來得及回頭把工會身上的舊灰塵給抖掉。

那德國革命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勝利呢？我認為答案只有一個：因為德國沒有一個布爾什維克黨，也沒有一個我們在十月革命中曾有過的領袖。在這個方面，我們首次有了一個歷史經驗的偉大化身，可以用來進行比較。當然，肯定有人會說，革命在德國更難獲勝。德國資產階級要比我國資產階級更加強大、更加狡猾。但是，工人階級無法選擇自己的敵人。你們喬治亞同志的敵人是孟什維克政府，這是命運安排給你們的。而德國工人階級必須同德國資產階級鬥爭。人們完全可以說，歷史再也不會給德國無產階級創造比去年下半年更好的客觀條件了。那到底缺了什麼呢？一個像我們黨一樣久經考驗的黨。（有人說：「說得對！」）同志們，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歐洲各國的黨都要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我們也得學會更加清楚、更加深刻地理解與重視我們黨的特點、性質與重要意義，正是我們的黨，確保無產階級贏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以及革命後的一系列勝利。

同志們，我並不打算讓人們以為我的發言基調是悲觀的——比方說，好像我認為無產階級的勝利會被推遲好多年。我根本沒有這樣的意思。未來對我們是有利的。但必須對過去進行正確的分析。去年十月到十一月間，德國法西斯主義與大資產階級走上了前台，逆轉了局勢，這是一個重大失敗。為了從中吸取教訓，我們應該把它好好記錄下來，認真分析，找出補救的辦法。這是一次慘敗。但是德國黨會從中吸取教訓，得到鍛煉並成長起來。形勢依然跟以前一樣是革命的。但我要回過頭來講講這一點。

在世界範圍內，無產階級曾有三次需要動用外科醫生的手術刀的機會。這三次是：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國；一九一九年九月的義大利；去年下半年（七月至十一月）的德國。

我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了——它發動了，進行了，並且是歷史上首次完成了的無產階級革命。而義大利革命卻遭到了破壞。無產階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壓向資產階級，奪取了工廠和礦山，然而，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施加的壓力，卻把義大利社會黨給嚇壞了，它在無產階級背後捅了一刀，瓦解了無產階級，攪亂了它的努力，並拱手將它交給法西斯主義。

最後就是德國的經驗。德國有一個致力於革命事業的優秀的共產黨，但它至今依然缺少這些必要的素質：拿捏分寸的感覺、堅決果斷、久經考驗。在某個時刻，這個黨讓革命從指縫中溜走了。

我們整個國際，與每一個工人，都應該把這三個事例、三種歷史經驗時刻牢記在心：我國的十月革命，在歷史為它做好準備後，由我們發動、進行並完成了；義大利革命在歷史為它做好了準備後，由工人將它發動了起來，然而卻遭到了社會黨的破壞與毀滅；德國革命在歷史為它做好了準備後，工人階級也已經做好了發動它的準備，但是，儘管德國共產黨是真誠地想要革命的，但它欠缺必要的鍛煉，沒有必需的領導層，所以它未能掌握革命。

歷史並不是這樣發展的：首先打好基礎，然後生產力得到了發展，各個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達到了必要的程度，無產階級開始具備革命性，然後再把這一切全都放進冰庫里保存起來，同時培養一個共產黨，讓它在等待「各種條件成熟」的時候能夠做好準備；等到一切就緒，它就挽起袖子，開始戰鬥。不，歷史不是這樣發展的。革命要想發生，必須同時具備各種必要條件。

事實上，在去年下半年，如果德國能有我們布爾什維克黨，並且具備我們黨以前擁有、現在擁有、並且將來依然會有的意志，擁有在行動中表現自己的意願，擁有能讓無產階級感覺到、並讓他們對自己說：「我們可以把自己的命運交給這個黨」的策略技巧； 如果當時能有這樣一個黨，它就會投入行動，並通過行動，爭取到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的支持……

[1]古斯塔夫·施特萊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年5月10日——1929年10月3日），1903年參加民族自由黨，1917年任該黨主席兼國會黨團主席。一戰期間積極支持戰爭，1918年12月主持成立德意志人民黨，1923年到1929年期間任外交部長。——中譯者注

我們正在經歷哪個階段？

1924年6月21日

……如今，整個問題在於：共產黨能否利用這些劇變奪取政權，並在奪取政權後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要是有人問：我們作為一個國際，在這段時期當中，是不是已經變得更強了？我會回答說：總的來說，我們無疑是變強了。幾乎每個支部，規模都比以前更大，也比以前更有影響力了。這是不是說，它們的力量會平穩地持續增長呢？不，不能這麼說。力量的增長會有波動、起伏、變化——它的發展也是辯證的；共產國際也不會例外。

所以，跟現在相比，去年下半年的德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要強大得多。當時它正朝著奪取政權前進，整個德國社會生活的變化是如此之大，不僅是最落後的工人群眾，就連農民中的廣大階層、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全都相信共產黨很快就會奪取政權，重組社會。這種情緒，本身就是革命形勢之成熟的最可靠的徵兆之一。可是，共產黨到現在都還沒有奪取政權。這並不是因為客觀條件致使奪取政權變得不可能——不，誰也想不出來，還有什麼時候的客觀條件，能比去年下半年的德國更為成熟、更適於奪取政權。如果要準確地描述這些條件的話，它們完全可以當做一個經典的例子，載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教科書。可是黨卻沒能好好利用這些條件。我們必須停下來，好好思考一番。

共產國際的歷史的第一階段，始於一九一七年十月，結束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國的革命高漲。一切都是由戰爭及其直接後果所決定的。我們當時期待歐洲無產階級能在較短的時間內發動起義並奪取政權。我們犯了什麼錯誤呢？我們低估了黨的作用。

（1921年）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閉幕後，一個新的時期開始了。「走向群眾」這個口號，本質上就是說「把黨給建設好」。這個政策，在德國執行得最徹底、最成功。但是，佔領魯爾，打破了歐洲虛假的平靜局面，它造成的後果，就是產生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國形勢，這種形勢與這個政策發生了矛盾。

一九二三年年底，我們在德國遭遇了不亞於一九〇五年的慘敗。不過，這兩者之間有什麼不同呢？在一九〇五年，我們缺乏足夠的力量，在鬥爭中，這一點變得越來越清楚。換句話說，失敗的原因，在於客觀的力量對比。而在一九二三年的德國，我們甚至還沒有進入武力鬥爭的階段、沒有發動和使用武力，就遭到了失敗。

因此，在這個事例當中，失敗的直接原因，在於黨的領導。當然，有人會說，即使黨執行了正確的政策，它還是無法發動足夠的力量，還是會被打敗。但是這種意見，退一步說，也不過是一種猜測罷了。革命的一切必要條件，也就是客觀形勢、階級力量的對比、統治階級的自信與人民群眾等方面，在當時是再好不過了，你們都可以想像出來：佔領魯爾，讓民族與國家面臨的存亡的危機達到了高潮；經濟陷入了危機，以國家財政為甚；議會出現了危機；統治階級自己已經徹底喪失了自信；社會民主黨與工會的瓦解；共產黨的影響力自發地增加；小資產階級分子開始轉向共產主義；法西斯分子的士氣嚴重受挫。

這就是當時的政治前提。當時軍事方面的形勢又是怎麼樣的呢？常備軍規模很小，兵力在十萬到二十萬之間，也就是說，它是一支按照軍隊的方式組織起來的警察部隊。法西斯分子的力量被極度誇大了，它的部隊有相當一部分僅存在於紙面上。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七八月的時候法西斯分子的士氣都已經嚴重渙散了。

共產黨當時是否已經贏得了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的支持呢？這個問題無法用統計數字來回答。只能通過革命的動力學來決定。當時群眾正在穩步地走向共產黨，而共產黨的反對者也正在穩步地衰弱。即使是依然追隨社會民主黨的群眾，也沒有表現出會積極反對共產黨的樣子——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他們可是積極反對共產黨的。相反，社民黨工人大多都在期待革命。這也是革命的必要條件之一。

群眾在心理上，是否做好的了戰鬥的準備呢？從一九二三年全年的歷史來看，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當然，到了去年年底，這種情緒已經有些冷淡了，變得更加集中了，失去了原先的自發性，也就是說，對於持續不斷的、本能的爆發，群眾已經不太願意去響應了。但事情就是這樣，還能有別的結果嗎？到了去年下半年，群眾已經有了豐富的經驗，並感覺到了——或者說理解到了——事態正在飛速發展，關鍵的決戰一觸即發。

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有一個堅定而自信的、得到群眾信任的領導層，群眾才會前進。黨的領導人還在討論群眾是否已經做好了戰鬥的心理準備，這在性質上是非常主觀的，從根本上暴露出了黨的領導人自己就缺乏信心。在十月革命前夕，也有人曾不止一次地斷言，群眾當中沒有出現積極求戰的情緒。對於這種論斷，列寧是這樣回答的：即使我們承認這種論斷是正確的，這也只能說明我們錯失了最有利的時機。但這並不是說現在完全不可能奪取政權。畢竟沒有人敢斷言工人群眾的大多數，甚至是較多的少數，會反對革命。穩健派總是想說，大多數群眾不會積极參加革命。但是，只要有少部分群眾積极參加革命，並且大部分群眾對革命抱著友善、期待、哪怕是消極的態度，這也已經足夠了。

這就是列寧的論點。後來發生的事態證明，參加戰鬥的少部分人，得到了絕大多數工人群眾的支持。在德國，事情本來也是會這樣發展的。

最後，從國際的觀點來看，德國革命的形勢不能說是徹底無望的。當然，法帝國主義就在革命德國的旁邊。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世上還有一個蘇維埃俄國，世界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都在發展壯大，法國也不例外。

德國共產黨失敗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裡呢？

根本原因在於：從佔領魯爾那一刻起，特別是從消極抵抗（一九二三年一月至六月）的結束那一刻起，革命危機就開始了，然而德國共產黨卻沒有及時認識到這一點。它錯過了關鍵的時機……

一個長年都在進行宣傳鼓動的革命黨，要想從這個階段，轉入到通過組織武裝起義、直接為奪取政權而戰的階段，是非常困難的。這樣的轉變，必然會引發黨內危機。每一個有責任感的共產黨人，都必須對此做好準備。為此做好準備的方法之一，就是對十月革命的整個真實歷史，進行徹底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實在是太少太少，而德國黨對十月革命的經驗也運用得相當不充分……即使是在魯爾危機開始之後，德國黨還在以統一戰線的公式為基礎，而開展宣傳鼓動工作。可是這種策略在當時已經根本不適用了。黨的政治影響力在當時出現了自動的增長。需要進行劇烈的策略轉換。必須要讓群眾明白——首先要讓黨自己明白，現在已經到了必須馬上為了奪取政權而進行準備的時候。必須把黨的不斷增強的影響力，從組織上加以鞏固，並爭取群眾的支持，為直接向國家進攻打好基礎。必須以工廠黨組為基礎，轉變黨的整個組織體制。必須在各條鐵路上建立基層組織。必須大張旗鼓地提出在軍隊中開展工作的問題。特別重要的是調整統一戰線策略，使其徹底符合這些任務的要求，使其更為堅定、更為明確、更具革命性。在此基礎上，必須開展軍事—技術性的工作。

決定起義日期的問題，只有以此為前景，並與之聯繫起來，才有意義。起義是一門藝術。一門制定出一個明確的目標、精確的計劃、並隨之制定出一個時間表的藝術。

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一定要及時進行關鍵性的策略轉變，向奪取政權轉變。德國共產黨就是沒有做到這一點。這是一個重大的、致命的失誤。根本的矛盾由此產生。一方面，黨期待著革命；另一方面，由於黨曾在三月行動中因盲動而遭受損失[1]，它在一九二三年最後幾個月之前，一直在阻止自己產生組織革命——也就是準備起義——的念頭。當結局就要到來的時候，黨的政治活動還是按照和平時期的節奏來開展的。起義的日期定下來的時候，敵人基本上已經利用黨浪費掉的時間，做好了準備，鞏固了自己的陣地。黨以狂熱的速度進行著軍事—技術方面的準備工作，可是黨的政治活動卻還是按照以前和平時期的節奏來進行的，兩者之間出現了脫節。群眾不理解黨，跟不上黨的腳步。黨馬上覺察到自己脫離了群眾，並失去了行動的能力。由此導致了黨突然從階級鬥爭的一線陣地上不戰而退——這是一切可能的失敗中最苦澀的失敗。

不要以為歷史會機械地創造出革命所需的各項條件，黨一提出要求，歷史馬上就會把這些條件用盤子端著獻給黨：客官，這是您點的菜，請在這張收據上籤個字。歷史不是這樣發生的。

在漫長的鬥爭過程中，一個階級必須鍛造出它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要能夠在某種形勢中找到出路，當革命來敲門時能認出革命，在必要的時刻能夠把握住起義的問題，掌握起義的藝術，制定出計劃，分配各種任務，並向資產階級發起無情的打擊。唉，在關鍵時刻，德國共產黨並沒有在自己身上發掘出這樣的能力、這樣的技巧，它缺乏這方面的鍛煉，缺乏這樣的能量。為了更清楚地理解這方面的問題，大家不妨想像一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我們開始猶豫不決，採取了觀望的態度；我們抽身而退，還說：局勢還不夠明朗；先等等再說。乍一看，革命並不像一頭狗熊，它還沒跑進樹林里去——如果你沒有在十月進行革命，兩三個月以後還是可以的。但這種想法是大錯特錯的。它沒有考慮到組成革命的所有因素之間的動態關係。

革命最直接、最根本的條件，是群眾做好了進行革命的準備。但是這種準備是無法長久保存的。這種條件一出現，就必須馬上利用。在十月之前，工人、士兵和農民都跟在布爾什維克身後遊行。這當然不是說他們都是布爾什維克，也不是說他們在任何條件、任何情況下都會追隨黨。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讓他們深感失望，所以他們才會追隨布爾什維克黨。他們對妥協派政黨的失望，使他們希望布爾什維克能更強硬一些，希望布爾什維克跟其他黨不一樣，能夠說得出做得到。在這種情況下，布爾什維克要是表現出猶豫不決，採取觀望的態度，群眾很快就會把布爾什維克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當成是一路貨色；他們拋棄我們的速度，會跟投奔我們時一樣快。這樣一來，力量對比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那麼，「力量對比」究竟又是什麼呢？這個概念非常複雜，它是由許多不同的因素組成的。在這些因素當中，有些是很穩定的，比如技術與經濟，它們決定了階級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力量對比又是由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階級的人數決定的，我們可以認為這些因素是比較穩定的。不過，當一個階級的人數比較固定的時候，這個階級的力量，就取決於它的政黨的組織水平與活動水平，這個政黨與群眾之間的關係，群眾的情緒，等等。這些因素就不太穩定了，在革命時期就更不穩定，我們現在講的就是這些因素。假如有個極其革命的政黨，在事態發展的邏輯作用下，成了工人群眾關注的焦點，它一旦錯過了關鍵的時機，力量對比就會發生根本的改變，這是因為原先對這個黨寄予厚望的群眾，現在已經對它深感失望，陷入了消極被動和深切的絕望之中，留在黨身邊的只有那些一直以來都在追隨它的群眾，和它最後爭取到的那批群眾，換句話說，只剩下少部分的群眾還留在它身邊。

這就是去年在德國發生的事。包括社民黨工人在內，所有人都期待著共產黨能帶領國家走出絕境；黨卻不能把這種普遍的期待，轉變為關鍵的革命行動，並率領無產階級走向勝利。正因為這樣，在十月—十一月之後，革命的情緒才會開始消退。這也讓資產階級獲得了立足之地，使它暫時得以加強反動，這是因為當時沒有任何深刻的變化（各階級在社會中的比例；經濟）能夠發生。

在上次議會選舉（一九二四年五月四日）中，共產黨贏得了三百七十萬票。共產黨的選民，自然是無產階級當中非常、非常優秀的核心。但是，應該用動態的觀點來分析這個數字。在去年八月至十月間，在其他所有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如果舉行選舉，共產黨能得到的票數，肯定會比這多得多。另一方面，如果這次選舉推遲兩三個月的話，可以肯定地說，共產黨能得到的票數會少得多。換句話說，這意味著黨的影響力正在衰退。對此閉目塞聽是荒唐的：鴕鳥政策絕不是革命的政策。儘管如此，我們必須準確地認識這一事實。

我前面說過，各國共產黨，無一例外，都要受辯證法的支配，它們要在矛盾之中，經過一系列的高漲與危機而發展。在政治漲潮的時期，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力會迅速增長；在退潮的時期，它的影響力會衰退，黨內的淘汰過程也會加劇。淺嘗輒止和不可靠的分子會離開黨；黨的核心經受了考驗和鍛煉。黨就這樣為下一波革命浪潮做好了準備。對形勢的準確分析，對未來的合理展望，能從錯誤與失望中拯救黨。在關於戰後時期的工業繁榮與危機的問題上，我們已經見識了這個道理的正確性。在關於歐洲進入新改良主義階段的問題上，我們又一次認識到了它的正確性。我們現在需要儘可能清楚地認識德國正在經歷的階段；不然的話，當黎明到來時，我們會連自己到了哪裡都不知道。

1905年革命失敗後，我們用了七年時間，運動才在勒拿慘案[2]的刺激下，走出了低谷；我們等了十二年時間，才迎來了第二次革命，使無產階級贏得了政權。德國無產階級去年遭受了重大失敗。它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從失敗當中吸取經驗教訓，休養生息，重新振作起來；共產黨只有徹底吸收了去年的經驗教訓之後，它才能確保無產階級贏得勝利。這個過程需要多長時間呢？五年？十二年？誰也說不清楚。只能大致認為，從政治形勢急劇變化的角度來看，在大戰發生後，這個過程發展的速度，會變得比大戰發生前快得多、激烈得多。在經濟方面，我們會發現生產力增長得很慢，與此同時，在這個時期當中，衰退與改善交替發生，其節奏要比戰前更為頻繁。在政治方面也會發現同樣的現象：法西斯主義與孟什維克主義你方唱罷我登場；昨天形勢基本上還是革命的，而到了今天，資產階級似乎就要高奏凱歌了。這裡面就蘊含著我們這個時代的深刻的革命性；時代的這個性質，促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德國反革命的勝利是不會長久的。但目前我們觀察到的是退潮而不是漲潮，我們自然也要依照這種形勢來調整策略。

[1]1921年3月，資產階級政府在德國中部多次向工人階級發起挑釁，德國黨本應幫助工人階級做好防禦行動，但在共產國際代表庫恩·貝拉的壓力下，德國黨錯誤判斷了形勢，號召全國工人舉行武裝起義，結果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導致黨的力量遭受嚴重損失。具體經過請參考皮埃爾·布魯埃的《1917—1923年德國革命》第二十五章和第二十六章。——中譯者注

[2]1912年2月，西伯利亞勒拿金礦的工人不堪忍受殘酷的剝削，憤而舉行罷工。4月16日罷工委員會幾乎全體委員被捕。次日，2500名工人向檢察機關遞交申訴書，卻遭到憲兵射擊，當場死270人，傷250人。慘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憤怒，全國各地都發生了抗議罷工和示威遊行。俄國革命運動從此迅速向前發展。——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