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論》——日本章

日本

日本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近代以來變化甚巨。甲午戰爭前,大清並未將日本放在眼中,僅將其視為東瀛小國「倭國」。然而,也是對日戰爭的失敗對清朝高層和社會影響最大。不久,政府中的有識之士便推出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以挽救國家。大量留學生由於中日之間的文化共通性和由弱至強的經歷對日本非常感興趣,紛紛到日本求學。此時日本則更多為中國仰慕。辛亥革命後不久,中國陷入軍閥內戰。日本基於其國家利益需要逐漸向中國滲透,田中奏摺n「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令人不寒而慄,中日矛盾逐漸顯現,到抗日戰爭時達到最高峰。戰後中日關係漸有緩和,1972年中日建交和日本對中國建設的不少支援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兩國對抗。而建交不過四十年,崛起的中國經濟以及對外擴張影響力的需要和本國民族主義情緒又令中日關係迅速惡化。鑒於中日歷史上關係的極度複雜性,吹捧和貶低我們東亞鄰國都容易誤導思維的縝密性,必須以中肯公正態度看待之。

歷史和地理[1]

日本早期歷史包括舊石器時代、繩文時代、彌生時代和古墳時代,封建時期則以飛鳥時代為開端。日本由其地理上的偏僻性,直至舊石器時代才有極少量人遷移至日本定居生活,距今十萬年左右的日本發展非常緩慢。繩文時代以繩紋飾陶器為標誌,日本此時處於原始狩獵、捕撈、採集社會,營定居生活。貧富與階級分化逐漸出現。水稻種植於彌生時代普及全日本,更為先進的鐵器銅器得到發明。此時日本與中國大陸交往頻繁,深受其影響。社會已出現明顯階級分化,少量占統治地位的人擁有更多財富。古墳時代的農業生產水平,耕地面積都有提高,全國性中央政權(大和國)出現。

大化改新

公元7世紀時,日本境內鐵器逐漸普及、插秧收割技術的推廣及灌溉手段的提升擴大了耕地面積,人口增加,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原始奴隸制(部民制)因個體家庭獨立生產生活需求漸強而國家對部民控制削弱逐漸動搖解體。朝鮮半島上的擴張被新羅擊敗,政府威信下降,社會矛盾加深。中央與地方貴族不斷為爭奪土地和人民鬥爭,不甘失去原有地位的地方豪族不斷發生叛亂。土地兼并破壞了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大規模起義叛亂蜂起。學習已繁榮發展千餘年,典章制度非常完備的的中國封建社會(唐朝)成為當時有識之士的共識。

公元645年6月,皇室中大兄皇子聯合貴族中臣鐮足發動政變,刺殺權臣蘇我入鹿,其父蘇我蝦夷自殺,皇室奪取政權。政變者擁立孝德天皇即位,646年元旦,孝德天皇頒布改新詔書,實行改革。改革效仿隋唐制度,廢除原王室貴族私有土地和部民(近似奴隸),將其收歸國家。經濟方面實行班田收授法。政府每六年給國家公民按性別、年齡、地位分田地,通過租庸調製徵收稅收和徭役。田地不得買賣,受田者死後歸還國家。國家體制和官僚制度也向唐朝學習。大化改新使日本從奴隸制社會轉變為封建制社會。

一切改革都必須符合本國社會特性,盲從他國必然失敗。大化改新效仿中國唐朝,但落到實處的改革措施與日本國情是相適應的。日本第一個中央政權大和國經過大量戰爭而建立,但未能實現中央集權。根本原因是日本多山多丘陵,平原破碎的地理環境極不利於交流交通,阻止國家影響力進一步滲透。中央政權實際控制區只有京畿六縣,其餘地區實行分封制,受封者統治一國或一縣地方及此地人民,擁有隸屬於己的軍隊和本地財政大權,對大王只有納貢義務,其餘方面完全自治,與西周類同。

此時氏族集團仍掌握著地方大權,王族有效統治國家聯合須擁有眾多氏民,經濟和軍事實力強大的氏族首領,氏姓制應運而生。天皇用賜姓方式控制氏族首領,再利用他們控制普通民眾,從而統治全日本。氏族首領職務世襲罔替,權力很大,常能左右國王廢立。無論天皇任命的高級官員還是國家任命的一般官吏,基本都從貴族階層中選取。從唐朝習得的蔭襲制在日本又有不同的變化。處於國家核心地位的仍是從舊氏族首領和重要人物轉化而來的貴族。五位階以上的貴族子孫無論嫡庶以致養子孫子都可以蔭襲父輩位階,蔭襲的官職明顯高於唐代。通過科舉選拔出的官員絕少得到升遷,只能擔任最低層次的官吏,貴族子弟無論好壞都可授予位階,最高層級的官員則全部從大氏族中選取,更近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

社會上各種組織都以氏族為單位,每個氏族的長,對於族中人差不多有絕對的權力。這個族長管事的時代,是在第七世紀之前家族有組織的一致,而國族也復如是,後來在分土封建時代,國族不過是感情上的東西而已。

n——《日本史大綱》

646年成立的大化改新政府中的左大臣右大臣內大臣全部由皇族、蘇我氏、中臣氏家族中的重要人物擔任。即便是大化改新中的支柱人物天智天皇實行甲子改制,比較完善地設立了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御史大夫等官職,擔任這些職務的仍然是皇族、蘇我氏、中臣氏、紀氏家族的成員。

——《大化改新前後日本社會狀況比較研究——兼談日本大化改新的不成功》

班田制向莊園制轉變——土地私有化進程

「凡田,六年一班,神田、寺田不在此限。若以身死,應退田者,凡至班年,及從收授。」

大化改新後到公元十世紀,日本實行班田收授制。國家首先調查戶籍,按人口分田。每六年男子分二段(約四畝),女子則受三分之二。受田農民需承擔租庸調(糧食、布匹、徭役)的義務,封建生產關係初步建立。農民生產積極性得到提高,推動了社會發展。到九世紀時,由於不承擔稅收的賜田、位田、功田、神田、寺田越封越多。除職田不能世襲外,其餘土地均可世襲。貴族在班田過程中也大加掠奪,國有土地大幅減少,土地越來越往少數人手中集中。農民租稅負擔因公田減少和官吏腐化而加重,很多農民破產,有的成為匪盜,有的則成為大地主保護下的農奴。為緩解社會矛盾以及人地矛盾,國家制定了《三世一生法》,鼓勵開墾荒地,荒地開墾過三世後由國家收回。不久,為提高墾荒者積極性,《三世一生法》也被廢除,國家承認開荒地永久私有權,班田制完全被破壞,有類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廢井田,開阡陌」。

貴族和寺院藉此機會大規模開墾荒地,擴大領土,破產班田農民逐漸將土地「寄進」莊園,成為庄民。莊園迅速壯大。莊園間互相購買兼并;利用地位和權勢獲得的不繳租稅的特權和拒絕國家派遣的官吏進入莊園的權利讓中央無法管理。封建主逐漸以土地為酬勞,以服兵役為條件組織隸屬於己的私兵,封建軍事集團逐漸形成,上升為社會重要力量,日本進入分裂時期。1185年鎌倉幕府的建立標誌著天皇成為傀儡,幕府將軍掌握大權時代的到來。

幕府統治

源賴朝是鎌倉幕府第一任將軍,他去世後不久,因繼任者不善治國,權柄很快落於北條氏手中。北條氏先後剪除其他武士勢力,並挑動源氏家族內部殘殺。源氏家族滅亡後北條氏完全掌握實權。此時中央政府企圖奪回權力,但很多勢力已大的武士害怕失去自己利益,反而響應幕府動員令,進軍京都,大敗朝廷軍隊。天皇被廢,反對者被放逐處死,史稱承久之亂。

十三世紀的反元戰爭消耗了幕府大量錢財,無力封賞屬下,不滿者逐漸聯合。效忠於幕府的「御家人」(即地方土豪、武士)逐漸貧困,他們與幕府上層關係緊張。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鎌倉幕府寄希望於集權,更引發衝突和騷亂,幕府權威大損。後醍醐天皇即位後,決意恢復皇室權威,剷除幕府統治,他雖因密謀泄露被幕府流放,倒幕運動卻轟轟烈烈,1333年鎌倉幕府最終滅亡於它此時所依仗卻倒戈一擊的足利氏。後醍醐天皇掌權後希望恢復幕府統治前的平安時代,但忽略了封建軍事集團以及地方勢力客觀存在而極為強大的事實,不久被反對勢力再次罷黜。但他攜帶著國家法器逃至南方重立朝廷,與北方足利氏控制下的北朝鬥爭,史稱南北朝。南北對峙五十七年後,南朝被北朝統一,室町幕府建立。

鎌倉幕府和室町幕府與中國中央集權的政府相差甚遠,室町幕府的維繫,很大程度上由守護大名所決定。足利家族是室町政權的盟主,其地位依賴於強大的同族支撐。輔佐將軍的「管領」就由斯波、細川、畠山三氏輪流擔任,謂之「三管領」。而在1467年,圍繞將軍繼承問題,細川氏與山名氏兩大名的傾軋白熱化。兩方共率27萬大軍在京都大戰十餘年,史稱「應仁之亂」,幕府權威一落千丈,日本歷史進入混亂的戰國時代。

地方行政方面,幕府任命大名管理地方。大名可以掌控分國的莊園與公領,在地方權力很大,有裁判訴訟、處理無主田地、徵收稅款、催促兵役等權力,職務往往也可以繼承。時日一久,原本屬於國家的莊園和人民被侵吞,大名及其家族則成為當地的統治者。當幕府權威下降而無法管轄他們時,分離和獨立傾向就會抬頭。有些大名難以管轄某些邊遠領地,會把部分領國交給家臣做「守護代」。往往不多長時間,世襲且在當地有很大權威的守護代也可能反叛大名,另立門戶。

假使我們認為將土地分封,或任命守護代是愚蠢的舉動,就會犯下錯誤。分封擁有大權且可世襲的大名和守護代很可能在數十年後成為難以管控的力量,但如果將分封出的土地直屬與己能否產生更大利益?從理性角度,分封值得信賴的封臣去自己無法管控的分國短時間內可以顯著提高行政效率。由於封臣直接管轄當地事物,徵兵徵稅工作會比派遣非世襲且可撤換的國家官員效率高很多。大名就會有更多錢財和軍隊參與爭奪天下的戰爭,將封臣封至邊疆分國也能保住它不被敵手奪取。

自然,這種方法犧牲了長遠利益,獲得了短期利益。但我們必須指出,所謂長期利益絕非空洞名詞。

上圖是四國島的俯視地形圖[2]。四國島上長期存在四個國家,因而得名。從地形圖中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自然地理地形對國家政治影響。南部土佐,高知地區的平原孕育了此地n長宗我部 藩國,而愛媛縣狹小的松山平野則是 伊予國 的領地。東部德島平野上則有 阿波城。北部香川縣古時也有n贊岐國 存在。以封建時代的交通條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跨過四國島上的高山非常困難,日本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相分隔的地理環境令國家有效管理非常困難。即便在地理上相連接,跨封國的管理都更近似與管理「飛地」,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令所謂「長期利益」不及「短期利益」,因而分封親信至邊疆分國在多數情況下,都是合理且更有利可圖的。長此以往,則成為傳統。

室町幕府垮台後,大名紛紛崛起,不聽幕府號令,天下大亂。勇猛而性格剛強的織田信長在桶狹間之戰中率四千士兵大破領軍兩萬五千的今川義元。織田信長智力超群,積極創新戰術,採用新武器,大改日本舊有弊端。不幸的是,他在本能寺之變中被心腹家臣明智光秀所殺,日本未能在他手上完成統一。織田信長部將羽柴秀吉得知信長死訊後封鎖消息,趁敵人毛利氏未了解情況與之講和。並以最快速度調兵攻打明智光秀將其消滅。而後他多次大戰,整合原織田家的力量,實現統一。羽柴秀吉後被賜姓為豐臣,1592年他發動對朝鮮的侵略戰爭,明朝也出兵與日軍大戰,日軍損失慘重,不得不退出。豐臣秀吉統治並不穩定,遠征朝鮮令大量忠於他的諸侯受損,未出兵的德川家康得掌大權。德川在豐臣秀吉死後與對手激烈鬥爭,最後在關原合戰中大勝西軍,不久建立德川幕府統治。

德川幕府

德川幕府與1603年由德川家康在江戶建立,至1867年德川慶喜被迫還政天皇為止,歷時265年。德川幕府是日本歷史上最強盛的武家政治組織。將軍是全國最高統治者,控制朝廷、大名與外交。大名統治各藩國。幕府設巡見使和目付(監察官)監督各藩國,並要求大名定期到京城述職,國家隨時也用武力手段震懾意圖謀逆者,但各藩國仍具有一定獨立性。

中央集權顯著加強

幕府將軍獨佔全國土地所有權,分封出的大名無權轉讓買賣土地,而且隨時可以轉封、減封和削封打擊大名勢力。將軍分封給他們的僅是土地上的地租收入,大封建主不再擁有土地所有權。他們雖有權管理封地,但從法律上管理僅限一代,繼承必須得到將軍許可。幕府多次下令檢查土地,肅清中間的剝削者,使小農自立,這樣可以明顯減少人口瞞報漏報,也能減少因官吏領主層層盤剝而導致的農民破產。整個封建主階級都與生產領域脫離,全部居住於城市,反抗能力大幅下降,莊園制度徹底瓦解。

「幕藩制的土地所有,揚棄了中世的在地制,家臣全部聚居在城市,肅清了在地性,完全不具有直營地」(永原慶二『日本經濟史》172)。德川時代的土地制度,由德川家獨掌全國的土地所有權,天下土地都是德川家的土地,所以全部武士封建主階級,除了主君賜給的俸祿外,一無所有,已不再像中世武士和西歐封建主那樣,還有自祖先傳下來的私領。德川幕府實行徹底的兵農分離政策,所有武士都離開土地脫離農村,全部聚居在城下町。這樣,就肅清了在地性,武士封建主階級完全不具有直營地。「幾百萬的武士階級,晝地剝削農民而成為渡著安逸的都市生活的遊民了」(野呂榮太郎《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中譯本29-30)。大名和武士都離開自己所領有和統治的農村,聚居於建立在自己領地內的城市之中。大名隔年還要帶領著自己的大批家臣到幕府所在地江戶去參覲交代,過著雙重的都市生活。他們都不親自經營土地,而是通過自己的代理人來從事土地的經營管理。

——《德川幕府的土地分封制度-石高分封制》

嚴格的等級制度

德川幕府統治時期,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逐漸建立。社會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武士屬於統治階級,包括將軍、大名、底層武士和浪人(失去主人的武士)。農民是被統治階級的主體,被禁錮在土地上供養上層階級。工是手工業者,商是商人,被人所不齒。即使富裕,商人也無權穿華麗的服飾。身份等級制度牢牢地將社會各階級凍結起來,權利、義務和職責都有詳細規定,不得僭越。

近代日本思想家吸收西方觀念,大力宣傳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等級制度逐漸鬆動,明治維新後,等級制從法律上被取消。但事實上仍有大量等級觀念根深蒂固地殘留在日本人日常生活中。令外國研究者非常驚奇,長期難以理解。等級制度和觀念形成有其內在根源。惡劣的自然環境、匱乏的資源以及政治制度長期的熏陶令日本人多有危機意識。彼此互相依靠是獲得生存的唯一途徑,進而形成下對上近似人身依附的等級制度。犧牲個人需要以滿足集體利益十分普遍。長期實行的終身僱傭制,講求高低尊卑的宗法制度無疑地證實了這一點。

天主教的傳播與《鎖國令》的頒布

1549年天主教耶穌會來到了日本南部,獲得傳教特許狀後開始在日本傳播天主教。天主教初期傳播十分順利。日本各階層都對天主教很感興趣。上層大名希望獲取強大的火槍裝備部隊,並與外商貿易往來以改善經濟。而底層連年受戰亂之苦的底層民眾需要精神寄託,傳教士們也迎合日本風俗和傳統,避免衝突,因而天主教得到廣泛接受。信徒最多時達75萬,遍及日本全境。

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出現引起了東方民族十分複雜的情感。最終,厭惡之心佔據了上風。新統治者豐臣秀吉注意到耶穌會信徒數十萬,佔有信教大名奉獻的領地,掌握行政司法大權。宗教具有很強的蠱惑性和煽動性,信徒雖裝備簡陋卻有不怕死的戰鬥信念,難以對付。日本境內的一向宗曾發動多次一揆叛亂,一向宗法主在1570年曾下達總動員令攻打織田信長,戰爭持續了十年,直到本願寺實力消耗殆盡戰爭才結束。耶穌會未來很可能也會成為豐臣秀吉的的競爭對手。於是他下達了禁教令。

德川家康上台後起初對基督教態度比較緩和,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傳教士以「商貿一體」為由,以貿易權求傳教權,幕府不得不答應。等到1613年,信仰新教的荷蘭和英國在日本建立商館,傳教和貿易可相分離時,家康斷然決定禁教。他的繼任者秀忠將禁教令加強,大規模剷除教會,全國處決教徒二十餘萬。大部分教徒被迫改宗。少量秘密信教組織更令幕府感到天主教之危險,越發加強禁教。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被驅逐。為維護幕藩體制,幕府共發布五次《鎖國令》,禁絕外界對日一切聯繫與影響,鎖國體制最終確立。

資本主義萌芽出現

德川幕府統治中後期,商品生產、流通、合作日益加強,以至於打破藩與藩之間的界限,商品生產市場日益擴大。農村此時不僅出產商品原料,同時也存在簡單加工業。資本主義萌芽出現。

19世紀初,出現了由許多工人分工製造同一產品的手工業工場。在農村,地主富農開設釀酒、醬油等手工作坊,僱傭農民進行生產。也有的商人提供原材料和生產工具如棉紗、織機等,組織勞動力生產商品。而在城市,手工工場的數量和規模都達到了相當大的程度。江戶時代上層社會穿著的華貴衣物和市民們消費的布料大多出自京都西陣的手工業工場。工場除了平織機之外,還擁有可以織出複雜花紋的「高織機」。西陣的絲織工場在18世紀達到極大的規模。1730年6月京都西陣織造工場遭受大火,損失織機3012台,而這個數字只是全部織機的一半,恢復後的工場,織機數量仍然達到2500餘台,可見當時西陣織造工場實力之強。除了釀酒、絲織,其他行業也相繼出現了手工工場。

商品經濟衝擊著封建領主經濟結構,促進了生產關係和農村的階級變化。首先,出現了一大批豪商,他們利用商品經營中獲取的利潤,投資於土地墾殖和河川治理,成為擁有商品、錢莊和大量土地的商人兼地主。他們把資本轉化為土地,再通過租佃關係剝削農民,轉過來又用地租投入商業活動;其次,農民中也發生了分化,大批小農失去土地,淪為租佃農。小農的破產,從根本上動搖了幕藩體制。正是這種生產和階級關係的變化,推動了推翻幕府,建立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新政府的活動。

黑船事件和倒幕運動

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率艦隊駛入江戶灣浦賀海面,要求日本談判通商。佩里所率領的四艘軍艦都漆成黑色,為日本人生平第一次見到。四艘軍艦上的大炮數量和戰鬥力遠勝全日本所有的海防炮總和,幕府不得不於次年簽訂《日美親善條約》,英法等國迅速援例而來簽訂不平等條約。紛而湧入的外國商品及不斷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令幕府威信大減,全日本的大名們都從中看到了機會。

不滿幕府對外軟弱妥協而對內恐怖鎮壓的中下級武士掀起了「尊王攘夷」運動。此時的尊攘派仍寄希望於幕府實行改革,不準備武力推翻之。1863年幕府發動政變驅逐尊攘派後,「尊王攘夷」運動被迫停止。與外國交流的加深令人逐漸意識到盲目n「攘夷」並非出路,而依靠幕府實現改革已無可能,尊攘派中許多武士轉變為倒幕派,西南強藩則成為倒幕運動的根據地。幕府雖在內外壓力下決定「大政奉還」,實際仍控制著國家政權。倒幕派於是發動戊辰戰爭,成功消滅幕府勢力,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開始改革。此時日本武士階層內部等級分化日益加劇,大批中下級武士實際地位顯著衰落。社會經濟衰退,民族危機加劇。日本長期以來以中國為學習對象,而今日老師卻被英國輕易擊敗,對日本社會的衝擊比對中國強得多。國內一些進步人士開始擔憂祖國前途,力圖挽救民族危機。

日本封建制度建立比中國晚了一千多年,遠不及中國封建制度的強大而成熟。中國在封建時代憑藉其更為強盛穩固的封建制度領先於全世界,但同時其轉變速度更為緩慢,需要付出的鮮血和汗水更多。清朝皇權尤為強大,地方政府無條件服從於中央。日本幕藩體制下,大名在領地內有較強的獨立性,擁有行政、司法和軍事大權。強盛的地方藩國反抗中央則易於成功。嚴格的等級制度在潛意識上會引起人對現制度的不滿,科舉制則對社會各階層都有極大誘惑力。有效維護了封建制度的制度必然會成為推翻封建制度巨大障礙。

倒幕運動主體是分布在社會基層的中下層武士,他們與上層國家精神領袖合作,上下夾擊幕府,效果明顯。幕府軍軍隊更多,但不得民心,士氣低下。象徵天皇的十六瓣菊旗在戰場上出現時,沒有幕府士兵敢於向之開槍,更令軍心大減。中國的戊戌變法則浮在統治階級上層,沒有深刻地紮根於人民。

如果把當時的日本社會比作一棟大廈,那麼他們就是侵蝕地基的蟻族,群體大,力量強,只要把地基一啃松,大廈的倒塌就是必然的了;接下來需要的就是從廢墟上蓋一棟新樓,即明治維新。如果把中國封建社會比作一棵古樹,那麼戊戌變法只是大樹頂部燃著的一團火焰,看起來高高在上,但火苗直往上躥,脫離基層,偏離主幹,燒不著樹的根本,只要火一滅,新的葉子就又長出來了。

——《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

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

上下一心,以盛行經論

文武一途,下及庶民,使各遂其志,勿使人心倦怠

破除舊來之陋習,秉持天地之公道

求知識於世界,以振皇基

——《五條誓文》

明治維新

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於1868年開始改革。政治上,政府強制實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結束日本長期封建割據局面。改革者通過天皇親政和議會政治,仿效西方三權分立建立新式政府,以求進入列強之林。社會生活上,廢除傳統「士農工商」身份等級制度,逐步收回士族華族的封建俸祿,亦頒布武士《廢刀令》。文化方面則提倡「文明開化」,鼓勵學習西方,翻譯西方著作。經濟方面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改革土地制度,許可土地買賣;廢除藩國之間的關卡,統一貨幣。推行「殖產興業」政策,推動工商業發展。軍事方面,改革軍隊編製,實行義務兵制,向陸軍強國德國,海軍強國英國學習。創辦國營軍事工業,推行軍國主義和武士道精神。教育方面,積極發展近代義務教育,選派留學生到先進國家留學。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興建新式鐵路公路。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制定本國法律法規。宗教方面,政府大力鼓勵神道教,宣揚忠君報國的思想。

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日漸強盛。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得被列強承認為「開化國家」,幕府時期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很快得到廢除。日本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迅速成長為世界強國,稱雄一時。

明治維新領導骨幹大都很年輕,卻頗有政治、軍事鬥爭經驗。革新過程中表現出了高超鬥爭策略。每個階段都能最大限度地動員各種社會力量,集中打擊主要敵對勢力,從而保證了成功。倒幕戰爭中,倒幕派首先爭取天皇支持,又提出「救萬民塗炭之苦」和「年貢減半」等口號,鼓舞農民鬥爭打擊幕府,還提出「萬機決於公論」,號召民主和議會政治,爭取不滿幕府專制的封建領主支持。幕府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倒幕派很快贏得勝利。

維新派在策略上有條不紊,涉及面廣的改革都循序漸進地進行。廢藩置縣中,他們吸收利用進入到中央政府做親兵的士族力量,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和取消武士特權則依靠常備軍對付叛亂者。他們也懂得妥協的必要性,很多改革措施都分步驟進行,方式比較溫和。廢藩置縣中,舊藩主的家祿身份得到保證,縣主也多由舊藩主擔任,以緩和矛盾。

武士食祿是保留給士族的最後的封建特權,政府景初採取「家祿課稅」、「家祿奉還」的辦法逐漸消減祿額,最後通過發行「金祿公債」,一次全部收買了俸祿的領取權。更重要的是,在武士們取得公債之後,政府又引導他們投資於工商業,把公債變為資本,這等於將封建武士改造成了資產者,封建武士階級就這樣被消滅,沒有發生多大叛亂就實現了對舊統治階級的根本改造,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光緒皇帝向左,明治天皇往右》

18世紀下半時期,日本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明治維新前,資本主義因素已獲廣泛發展。儘管此時資本主義發展水平仍無法與英法資產階級革命前相比,外界因素的推動起到了很大作用。資本主義巨大的優越性已在工業革命中顯現出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馬克思語)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首先引起了農村的階級分化,同時也直接影響了居住在城市而植根於農村的統治階級的利益,從而引起了統治階級的衰落和分化。農民中間已分化出一批農村商人、「前貸資本家」和手工工場主。由於當時資本主義工商業活動受到統治者的種種限制,所以他們在從事工商業活動的同時,又常常投資於土地,成為農村裡的新地主。此外,一些城市的高利貸商人也投資土地,加入地主行列。這種地主兼資產階級被稱為「豪農豪商」,他們是日本正在形成的資產階級。幕末資產階級的這種存在方式說明他們還很軟弱,並與現存的封建制度有著無法調和的矛盾:作為資產階級,他們要求廢除各種封建性的限制,以獲得資本主義經營的自由;作為地主,他們要求廢除領主土地所有制,使他們的土地所有權得到法律承認,並希望改變政治上的無權地位。在整個明治維新過程中,他們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革新力量。 與農民階級的分化相比,統治階級的分化似乎更有意義。可以說,幕末革新勢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統治階級的分化。

——《試析明治維新成功之根本原因》

明治政府發展近代工業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充分發揮國家政權的力量,積極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以國庫資金加速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為實現「強兵」之目的,明治政府接管幕府和各藩工礦企業後,不斷加以改造和擴大,形成以軍事工業為核心的國有企業體系。第二階段興辦國營企業的目的已基本達到,而管理龐大的國營企業令國家財政不堪重負,於是國家將大部分國有企業廉價處理給一批特權大資本家,放棄以國營資本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方針,重心轉向扶持民間資本主義。

日本明治維新的工業化方式與西方國家相差很大。西方國家原始積累在前而產業革命在後,日本卻藉助國家力量使二者同時進行。西方各國工業化一般從輕工業開始推及至國營企業,日本則基本相反。第三,日本引進借鑒別國先進科學技術和經濟制度,同時也保留了本國文化傳統,為其他非西方國家提供了一個成功榜樣。中國工業化道路同樣也借鑒了日本成功經驗。

日俄戰爭

工業化的初步實現為明治政府制定大陸政策奠定了物質基礎。由於日本國內市場狹小,生產原料貧乏,無法滿足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需要,最終促使日本採取向外擴張的侵略政策。日俄兩國對滿蒙均垂涎已久。獨佔滿蒙是日本推行其大陸政策的核心內容。俄國遠東政策旨在佔有滿洲、控制朝鮮,進而擴張亞洲勢力。佔有滿洲也是其政策的重中之重。

《馬關條約》中將遼東半島、台灣島、澎湖列島割讓給了日本。遼東半島的割占嚴重威脅俄國南侵之勢。於是在1895年4月23日,俄國聯合法德兩國要求日本撤回割讓遼東的要求,並派出軍艦部隊,做好武力干涉之準備。日本不得不屈從三國勸告,放棄遼東半島,中國以三千萬兩白銀贖回,日本境內一片憤怒。俄國趁機外交影響清政府,以低息向清政府借款一億兩白銀。清政府感恩戴德,視俄國為親善之邦,並與1896年與沙俄簽訂《中俄密約》,聯合沙俄抵抗日本。俄國此舉也非善心大發,在條約中要求修建東清鐵路以加強對東三省的控制,還趁機租借旅順、大連。其影響所至,不僅整個滿洲,朝鮮也深受威脅。義和團運動爆發後,俄國以保護南滿鐵路為由令大軍進犯滿洲,不久將其完全掌握於股掌中。此舉引起日本政府嚴重關注。陸、海、外三省要員最終達成一致,決心以戰爭手段抑制俄國擴張。英國為抑制俄國也與1902年與日本簽署《日英同盟協定》,1904年戰爭最終爆發。

俄國戰爭準備十分不充足,在長期以來對黃種人等「非西方人」的刻板印象下盲目自信,與十年前面對日本的清政府相差無幾。俄太平洋艦隊從軍艦數目、噸位、炮火、速度上都與日本艦隊有明顯差距,而且俄國艦隊戰前分散於世界各地,不易集結,絕難輕易奪取黃海制海權。原計劃可大規模運輸士兵和給養的西伯利亞大鐵路速度緩慢而運輸效率低下,軍隊損失不能及時得到補充。日本戰前做了充足準備,舉國上下聚成一條繩,團結一致。外交上,英國和美國出於自己利益需要大量向日本借債援助,而法國和德國此時也不願與英美作對,沙俄在外交上孤立了。俄國總司令善鑽營而不懂打仗,日軍總司令乃木希典的兩個兒子都在旅順戰役中的203高地攻堅戰中戰死,差距亦十分驚人。

戰後俄國勢力退回中國東北北部,東北南部則成為日本勢力範圍。排除俄國干涉勢力後,日本在1910年正式吞併朝鮮,將其轉化為日本殖民地。自此「日本便將朝鮮問題作為東京政府內部事務的一部分來處理了」。對中國東北和朝鮮控制權的爭取和鞏固,有利於日本掠奪自然資源和資本輸出。日俄戰爭後,日本主要工業部門實現了由輕工業向重工業的轉化,到一戰前夕,機車、鐵軌、船舶等方面均能實現自給。日本國民意識也同時發生了劇變。日俄戰爭是第一場「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勝利,大大鼓舞了日本民族自豪感,極大提高了日本國際地位。同時,也激發了日本的擴張野心,國內軍國主義體製得到加強。日本社會逐漸出現自認大和民族應成為支配亞洲其他民族的盟主的觀點,對外排斥和敵對意識逐漸加深。日俄戰爭促使日本完成了向帝國主義的過渡。

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貧困,日本人才偉大,他們又能忍耐;

物價無止境地上漲也罷,喝喝開水稀粥照樣活。

啊!逍遙自在呀!

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蟲咬,住在豬圈般的房子里;

儘管選舉權也沒有,說是日本國民也自豪。

啊!逍遙自在呀!

膨脹,膨脹,國力膨脹,資本家的橫暴膨脹;

俺老婆的肚子膨脹,貧困也更加膨脹。

啊!逍遙自在呀!

主持刺殺犬養毅的,是極右翼軍人組織「血盟團」。在軍法審判中,行動頭目、霞浦海軍航空兵軍官古賀清志中尉對法庭說:「國家的狀況到了非流血不能改善的地步。」他的助手、親手打死犬養毅首相的三上卓海軍中尉,則說這次行動時一場革命,意圖是要造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和諧一致。三上卓大聲在法庭上說:「我們既非左派,也非右派。」只有開第一槍的黑岩勇略表後悔:「我感到遺憾,不過,我認為他在劫難逃,因為他必須成為國家改革祭壇上的貢物。」

被審訊的軍官們收到了110000封表示支持的信件。有357000人在一份請願書上簽名,要求對血盟團人員寬大處理。新瀉市竟有9個人把他們的小手指砍下來,泡在酒精里送給陸軍大臣荒木貞夫,並附信說,雖然被告「犯了法,他們的動機是純潔的。他們的自我犧牲精神使我們深受感動」。大阪律師協會走的更遠,竟然通過一項決議,聲稱從最深刻的意義上講,刺客只不過是自衛。後來公布的司法省、陸軍省和海軍省的聯合聲明這樣說:

本犯罪案件的動機和目的,據各犯人所說,是由於我國最近的形勢在政治、外交、經濟、教育、思想和軍事諸方面停滯不前,以致國民精神有頹廢墮落。因此,如不打破現狀,帝國將有覆滅的危險。這種停滯不前的根源是因政黨、財閥和特權階層互相勾結、營私舞弊、輕視國防、無計國計民生、腐敗墮落所致。必須剷除這一根源,完成國家的革新,以建設真正的日本。

n——《苦難輝煌》

假使我們沒有親身經歷過、了解過戰前日本,很容易會將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根源歸因於法西斯勢力對人民的矇騙,「真正的日本人民」都是愛好和平反對侵略的。這種觀點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但從根本上完全錯誤。日本拋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建立法西斯主義軍事獨裁,積極向外侵略轉移國內矛盾是日本社會的選擇,不是漂亮的演說和武力的恫嚇所能實現的。

資本主義時代絕非田園時代。資本家大肆剝削人民,貧苦人工資收入非常微薄,生活條件極差,健康成年工人四五年就會被榨乾。社會貧富差距巨大,階級對立嚴峻。日本國內社會動蕩極為頻繁。最大規模的即是1918年日軍干涉沙俄內戰引爆的「米騷動」。全國性大動蕩波及日本四分之三的市縣,工人農民自發組織起來與壟斷資本家和軍警鬥爭。大量商店米店被燒毀,商品被貧困人民搶走。

入侵西伯利亞損失大量人員財物卻幾乎一無所得,大量農村青年外流,田野勞力不足,農村經濟凋敝。戰後工業生產也陷入不景氣,其增長之緩慢為近代以來所少見。世界經濟大蕭條嚴重損傷日本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矛盾加劇。社會中的有識之士開始思考國家改造方案。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輝也是在此時完成了八卷本《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法西斯主義某種意義上,就是日本為解決本國危機最終選擇的主義。

日本軍部在此情況下逐漸掌握大權。武力向外擴張本國海外市場的需求無疑是軍部勢力做大的根本性原因,而在法西斯主義影響下,很多政府要員被激進分子刺殺,軍部發展更無阻礙。1907年制定的《軍令》,明確有關統帥權事項只需軍部大臣副署,而不用總理大臣副署。政黨和政府不得染指軍權,軍部卻可以根據軍方意志派員擔任內閣大臣,直接操縱國家政務。1912年,軍部提出增加兩個師團的要求被拒絕後,軍部就以陸相(陸軍大臣)辭職令西園寺內閣倒台。等到明治維新時期的元老們逐漸死去,軍部更無對手。政黨多次挑戰軍隊特權都未能成功,軍權最終顛覆了政黨政治。

日本經濟

戰後,美國對日本實行軍事佔領,推行旨在剷除軍國主義社會經濟基礎的民主改革,頒布和平憲法,變更日本政體為三權分立的議會內閣制。美國起初害怕日本經濟發展會賦予其反抗美國太平洋霸權的能力,於是實行抑制政策,要求日本賠償大量戰爭損失。不久朝鮮戰爭爆發,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矛盾迅速激化,美國政策迅速轉向扶持日本對抗蘇聯和中國,大量軍事訂單令很多瀕於破產的企業恢復生機。美軍的保護使日本不必過分擔憂國際形勢和國內局勢,非軍事化政策令日本擺脫了沉重的軍費負擔,國家可以把力量集中於經濟發展。戰後恢復工作完成後,日本政府適時制定外向型經濟政策和科技發展戰略,且正好趕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浪潮。長期重視教育的傳統為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提供了大量人才,尖端技術引進和國家財政支持培育了許多優秀的日本企業,「日本製造」不久火遍世界。日本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細緻認真的民族文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 圖片來源onegreen.net/maps/HTML/

[2] 圖片來源 tieba.baidu.com/p/2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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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現狀及未來之分析沒有很好的思路,如果大家有想法私信或在評論里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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