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階段》

關鍵階段

（1936年6月5日）

法國事變的速度已經大大加快。在此之前，形勢的前革命性質，只是根據理論分析與個別的政治徵兆所作出的估計。現在事實自己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全法國只有兩個政黨的領袖看不出來、認識不到革命危機的全部深刻性，或者說是不想看到。它們就是「社會黨」與「共產黨」。當然，我們還應該把「獨立」工會的領袖也算進去。工人群眾正在通過直接行動，創造出革命形勢。事態的發展把資產階級嚇得要死，它們躲到幕後，在新政府的鼻子底下，正在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自衛和自救，它要欺騙和打垮群眾，在一定程度上還會進行血腥的復仇。「社會黨」與「共產黨」的領袖還在空談人民陣線，就好像他們那可恥的紙牌屋還沒有被階級鬥爭摧毀似的。

布魯姆說：「國家把權力授予了人民陣線，我們不能逾越這個界限。」布魯姆正在欺騙他自己的黨，他的目的是欺騙無產階級。斯大林黨（他們繼續自稱「共產黨」）在這方面幫了布魯姆的忙。其實，正在跟資產階級激進派結盟的社會黨和共產黨，為了這個聯盟的利益，曾利用選舉機器的各種詭計、陷阱、圈套，大肆欺騙勞動群眾。這次危機的政治本質，在於這個事實：人民已經受夠了激進黨與第三共和國。法西斯分子企圖利用這一點。可是社會黨和共產黨又幹了什麼呢？他們在人民面前為激進黨擔保。他們把激進黨打扮成蒙冤受辱的無辜者。他們向工人和農民保證……達拉迪耶的內閣能徹底拯救工農。這就是整個選舉運動的主題。群眾對此是怎麼回答的呢？他們把共產黨當成極左派，把大量的選票投給了它，使它的席位大大增加了。群眾還沒有看穿蘇聯外交的這個奴僕的各種轉向與轉變，因為他們還沒有親自考驗過它。群眾只會在行動中學習，他們沒有時間去研究理論。當一百五十萬選民把選票投給共產黨的時候，他們中大部分人的意思是：「我們希望你們能仿效布爾什維克，把他們在1917年10月的俄國做過的事情，在法國照做一遍。」這就是人口中最活躍的部分的真實心愿，這部分人能夠為法蘭西的未來而戰，並且能夠保障法蘭西的未來。這就是這次選舉的第一個教訓。

儘管新社會主義派中有相當大一部分脫離了黨[1]，但社會黨的得票數基本不變。在這個問題上，群眾也給他們的「領袖」上了重要的一課。新社會主義派企圖不惜代價地建立左翼聯盟，也就是以拯救和發展「共和國」為名，同資產階級共和派合作。他們正好在這個節骨眼上脫離了社會黨，在競選期間他們成了社會黨的競爭對手。選民拋棄了他們。新社會主義派被打垮了。兩年前我們曾預測過，政局的後續發展，首先會粉碎一切向激進黨靠攏的小集團。在社會黨與新社會主義派的鬥爭中，那個最系統、最堅決、最大聲、最公開地鼓吹同資產階級結盟的集團，遭到了群眾的聲討和唾棄。這就是這次選舉的第二個教訓。

無論是從社會黨的政策，還是從它的社會成分來看，社會黨都不是工人階級政黨。它是新的中間階層（職員、公務員等）和一部分小資產階級與工人貴族的黨。只要認真分析一下選舉的統計數據，就能看出這個確鑿的事實：社會黨失去了一大批工人與貧農的選票，這部分選票被共產黨獲得；但它又從激進黨那裡獲得了一大批中產階級的選票。也就是說，小資產階級正在向左轉，拋棄激進黨，投向社會黨和共產黨；而中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各種集團則拋棄了激進黨，投向右派。這種分化重組，是根據階級的軸線，而不是根據「人民陣線」的人為路線進行的。這次危機的革命性質，體現為政治關係的急速兩極分化。這就是第三個、也是根本的教訓。

因此，選民表達了自己的意志——在選民基本上還不能掙脫議會制的束縛的情況下——他們不贊成人民陣線的政策，而且反對這個政策。當然，在第二輪投票中，為了給資產階級的激進黨助選，社會黨和共產黨撤回了不少候選人，這進一步歪曲了勞動者的政治意志。儘管如此，激進黨還是在這次考驗中被打得鼻青臉腫，它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席位。《時報》寫道：「都是因為激進黨跟革命派結盟才會這樣。」達拉迪耶反駁說：「要是沒有人民陣線，我們還會丟掉更多的席位。」達拉迪耶說的完全正確。如果社會黨和共產黨能執行階級的政策，也就是將工人與城鄉的半無產階級分子結成聯盟，反對包括腐朽的激進黨在內的整個資產階級，那麼他們就會獲得更多的選票，而激進黨就會變成眾議院里的一個微不足道的集團。

所有的政治事實都表明：無論是從法國的社會關係來看，還是從群眾的政治情緒來看，人民陣線都是沒有基礎的。人民陣線的政策，是由資產階級的激進黨、社會黨的二道販子與野心家、蘇聯的外交官及其「共產黨」走卒強加給群眾的。他們利用了所有選舉制度中最卑劣的伎倆，齊心協力地在政治上欺騙、掠奪人民群眾，並歪曲了人民群眾的真實意志。儘管如此，群眾還是表達出了他們的希望：不要同激進黨結盟，而要把勞動者緊密團結起來，反對整個資產階級。

在第二輪投票中，如果在社會黨和共產黨讓給激進黨的所有選區里，都能有革命的工人階級候選人參選，他們肯定會獲得非常可觀的選票。可惜沒有一個組織擁有這樣的主動性。這表明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的革命團體，都跟不上事態的急劇發展，在必須行動的時候往往採取敷衍塞責和推脫逃避的態度。這種情況是可悲的。但群眾的總體動向是非常明顯的。

社會黨和共產黨正在全力合作，為埃里奧內閣上台做準備——最糟糕的情況是達拉迪耶內閣的上台。群眾是怎麼做的呢？他們迫使社會黨和共產黨把布魯姆內閣給推上台。這不就是直接給人民陣線政策投了一張反對票嗎？

有人還需要舉出更多的證據？參加紀念巴黎公社社員的示威遊行的人數，遠遠超過了巴黎今年舉行過的其他示威遊行。而激進黨向來是不願也不能跟這一遊行有任何牽扯的。巴黎的勞動群眾具有無人能比的政治天分，他們討厭自己的領袖與剝削自己的資產階級稱兄道弟，只要是不必容忍這種令人噁心的行為的活動，他們都會欣然參加。五月二十四日的大規模示威遊行，便是工人階級的巴黎對人民陣線最有力、最堅決的否定。

「可是，如果沒有人民陣線，社會黨和共產黨就都不能在議會裡獲得多數席位，這樣一來議會也就會毫無生命力了，」然後——哦，這真是太可怕了！——激進黨就會被推進「反對勢力的懷抱」。只有領導社會黨和共產黨的那些怯懦的市儈才會覺得這話有道理。這次危機的革命性，必然決定了議會是沒有生命力的。一系列的政治騙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掩蓋議會毫無生命力的事實，但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會暴露出來。為了不把徹頭徹尾的反動派激進黨給推進「反動勢力的懷抱」，就必須同激進黨結盟，保衛資本主義。這就是人民陣線唯一的任務。但它被工人給制止了。

* * *

議會之所以沒有生命力，是因為目前的危機不能通過議會道路解決。以擁有優秀的政治天分而著稱的法國勞動群眾，再次準確把握了形勢的這個主要特徵。他們在土倫和布雷斯特發出了最早的警報。士兵對rabiot（延長服役期限）的抗議，代表著群眾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秩序的直接行動中最危險的形式。最後，在社會黨召開代表大會，一致同意批准建立「人民陣線」政府（「一致同意」的人當中，也有那個滿嘴空話的馬索·皮維爾），並將上台組閣的權力交給萊昂·布魯姆的那段日子裡；在布魯姆對著鏡子翹首自盼，作出即將上台的姿態，發出即將上台的感嘆，並在多篇文章中（這些文章總是大談布魯姆，卻從不談無產階級）對這些姿態和感嘆發表評論的那段日子裡——正是在那段日子裡，洶湧的罷工浪潮，像一股名副其實的春潮一樣，席捲了整個法國。工人們在沒有領導的情況下，自己拿定主意，他們勇敢而堅定地停止了工作，佔領了工廠。

資本主義的新警察薩隆格洛[2]剛剛上任，就匆忙發表聲明（埃里奧、拉瓦爾、塔爾迪厄或德·拉·羅克也會這麼做的）：他將「保護秩序，平定無政府狀態」。他所謂的秩序就是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他所謂的無政府狀態就是爭取建立社會主義秩序的鬥爭。仍在和平地佔領工廠的工人則說：「以前我們在這些房子里只是奴隸，現在我們要當主人！」

嚇得半死的萊昂·布魯姆企圖恐嚇工人。他說：「我不是克倫斯基[3]；就算我是克倫斯基，在法國也不會有列寧來取代克倫斯基，而是由別人來取代他。」有人可能會以為，俄國的克倫斯基曾經理解了列寧的政策，或是預料到了自己會被列寧取代。其實，克倫斯基跟布魯姆做過一樣的事情：他也曾向工人斷言：萬一他倒台，上台的也不會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而是「別人」。布魯姆也許是太想把自己和克倫斯基區分開了，結果他卻在毫無創見地模仿克倫斯基。儘管如此，這不能不讓人認為：只要事情還取決於布魯姆，他就會為法西斯主義而不是無產階級開闢道路。

在這種形勢下，共產黨的行為是最可恥、最不光彩的：他們保證會毫無保留地支持布魯姆政府，但又不參加這個政府。加香們和多列斯們說：「我們這些革命者的樣子太嚇人了，可能會嚇死我們的激進黨同事。我們最好還是留在接待室里吧。」藏在幕後的內閣交易，要比公開而明顯的齷齪十倍。其實，共產黨想保持外表上的獨立，是為了更好地讓工人群眾服從人民陣線，也就是服從資本主義的紀律。然而它的如意算盤又被階級鬥爭給打亂了。一次單純而真誠的群眾罷工，就無情地粉碎了人民陣線的神秘主義，揭開了它的神秘面紗。人民陣線已經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它只能在苟延殘喘中死去。

議會道路是一條死路。布魯姆發明不出什麼火藥，因為他自己害怕火藥。人民陣線的把戲再玩下去，只會延長議會制的垂死痛苦，並讓德·拉·羅克獲得時間來準備新一輪的猛烈打擊……假如他還沒有被革命派制止的話。

1934年2月6日之後，某些急躁的同志以為「明天」就會發生決戰，所以必須立即施展某種神跡。這樣的「政策」不會產生什麼效果，只會造成冒險與挫折，會極大地阻礙革命黨的成長。已經失去的時間是無法挽回的。但時間已經所剩無幾，絕不能再浪費一秒鐘了。即使到了現在，我們也不會去預測日期。但在這次罷工大潮之後，事態只可能演變為革命，或是法西斯主義。配不上革命之名的那個組織，將在這場罷工運動中找不到立足之地，無法與正在鬥爭的工人緊密結合起來。它的成員應該（在馬索·皮維爾的庇護下）去濟貧院或共濟會尋找容身之處！

法國有一些兩性兼具的貴婦、前共產黨人、前社會黨人、前工團主義者，他們維持著一些團體或圈子，枯坐家中，交換著對事態的印象，他們認為時機尚未成熟，還不是他們閃耀登場的時候。「為時尚早」。等到德·拉·羅克上場的時候，他們就會說：「已經太遲了。」這些思想家為數不少，在左翼文化人的圈子裡特別常見。跟這種人浪費哪怕是一秒鐘的時間，都是重大的錯誤。就讓他們自生自滅吧！

正在決定法國命運的，不是議會，不是改良主義派和斯大林派的調和派報紙的編輯部，不是懷疑論者、杞人憂天者和吹牛家的圈子。法國的命運將由工廠來決定，那裡已經通過行動，指明了擺脫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的出路。革命者的崗位就在工廠里！

共產國際在上次代表大會上，把同激進黨結盟，跟建立群眾性的行動委員會（蘇維埃的雛形）調和在一起。季米特洛夫和他的主子認真地設想：可以把階級合作和階級鬥爭調和起來；可以把與資產階級結盟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調和起來；可以把同達拉迪耶建立友誼和建立蘇維埃調和起來。法國斯大林黨把行動委員會改名為人民陣線委員會，以為這樣做就能把革命鬥爭和保衛資產階級民主調和起來。目前的工潮徹底粉碎了這個可悲的幻想。激進黨害怕工潮。社會黨害怕激進黨的恐懼。共產黨害怕激進黨和社會黨的恐懼。真正的革命組織，能夠為了群眾、群眾的事業和群眾的鬥爭而堅決獻身，只有這樣的組織才能實現委員會的口號。法國工人的表現，再次證明了他們無愧於自己的歷史聲譽。我們必須相信他們。蘇維埃總是在罷工中誕生的。群眾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天然要素。目前，行動委員會只能是正在佔領工廠的罷工工人的委員會。從一個產業到另一個產業，從一家工廠到另一家工廠，從一個工人階級區到另一個工人階級區，從城市到城市，各地的行動委員會必須彼此建立緊密聯繫。它們要在每一個城市、按照當地的生產組別舉行集會，最後召開全法國行動委員會代表大會。它將取代現在掌權的無政府狀態，建立起新的秩序。

[1]在1933年11月召開的社會黨代表大會上，以戴亞和雷諾德爾為首的新社會主義派被開除出黨，他們隨後成立了法國社會黨—讓·饒勒斯同盟（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Union Jean Jaurès）。——中譯者注

[2]羅熱·昂利·夏爾·薩隆格洛（Roger Henri Charles Salengro，1890年5月30日——1936年11月18日），1909年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14年自願參軍，1915年被俘，1918年獲釋。1925年至1936年任里爾（Lille）市長。1928年當選為眾議員。1936年出任人民陣線政府的內務部長。同年11月18日因遭到右翼勢力誹謗而自殺。——中譯者注

[3]亞歷山大·費奧多洛維奇·克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國律師，在1905年革命後曾為一些政治犯進行過辯護，1912年當選為「勞動團」（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馬代表，二月革命後任臨時政府的司法部長，5月5日任陸海軍部長，7月14日任臨時政府總理兼陸海軍部長，十月革命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