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個領域，都有哪些真正的天才？（天才的演員）

題記：對於什麼是天才，並沒有公認的標準。我心目中天才的標準是：在某個領域具有不可學習到的卓越天賦。按照這個標準，我認為姜文算是一個天才的演員、編劇、導演。

天才的演員

姜文小時候就喜歡和小夥伴們玩「演電影」的遊戲：

不到十歲時，跟父親隨軍到了貴州，住在一間由倉庫改成的大屋子裡。外面有兩個籃球場，籃球場上每星期都會放兩次電影，我躺在床上透過很大的窗戶看電影，覺得電影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後來和小夥伴一起玩，做了個硬紙盒和一塊寫著「**電影製片廠攝製」的紙片，拿手電筒朝上面一打，就像放電影一樣。於是，我們經常會到某個人家裡放一場「電影」，主要內容都是關於誰和誰打架，旁邊還有人解說。

中學快畢業的時候有人告訴我，我應該去當演員，因為當時收音機里經常播放電影錄音剪輯，我一個人就可以把裡面所有的角色都模仿出來，別人都覺得我挺有表演才能。

最精彩的是他的中學同學英達（《我愛我家》導演）的回憶：

《茶館》里的所有台詞他都倒背如流，就連演員演出時處理的音色他都能模仿出來。他在電話里模仿老爺子（英達的父親）的聲調，有時把我（英達）也蒙住了。打惡作劇電話是姜文的特別愛好，這個愛好一直延續到現在。

中學時代，七十二中傳達室有一部電話，沒有人看的時候我們就胡亂打一氣，姜文一高興就給北京電影製片廠打電話。有一回，姜文又打通了北影的總機，只聽得「鈴」響一聲就轉到攝影棚去了。找誰呢？當時，我和姜文非常喜歡一個叫安振江的演員，他演過一些特別有趣的壞蛋。比如在《偵察兵》裡面演「姐、姐、姐、姐夫」那個口吃的壞蛋，在《風火少年》裡面演鬼子頭。我就說找安振江吧。當對方問:「找誰呀？」姜文鎮定自若地說:「找一下安振江安老師。」一會兒，安振江接電話了，「哎，誰呀？」姜文就問:「您是安振江老師嗎？」接著，姜文就把安振江的台詞全部給背了一遍。「哎，別鬧別鬧，您是哪位呀？」姜文又把安振江的台詞全給背了一遍。安振江氣憤地說:「***，是中國人不是？」就把電話給掛了。

姜文特別喜歡模仿趙丹，在電話里學趙丹那是一絕，不光模仿聲音，連趙丹的形象也模仿，趙丹那小薄嘴唇讓姜文學得特別像。有一次，他又給北影廠打電話，找的是馬精武。馬精武當時剛演了電影《金光大道》，我們特別喜歡他，就把他找來了。馬精武問:「喂，誰呀？」姜文就在電話里用趙丹的聲音說:「是馬精武嗎？小馬？」「哎喲，您哪位呀？」馬精武一時還摸不著頭腦。姜文模仿趙丹的語調:「我的聲音您都聽不出來？我姓趙啊。」姜文緊跟一句。「這不是趙丹老師嗎？您怎麼想起來給我打電話呢？」馬精武畢恭畢敬，又有些受寵若驚。接著，姜文以趙丹的名義，跟馬精武足足聊了有十多分鐘。

一次同學聚會，酒也喝了，撲克也打了，電影也聊了，「還幹些什麼呢？」我們苦思冥想。「打電話，打電話。」姜文露出一臉孩子式的壞笑。接著，姜文就拿起電話給這個打，給那個打，一會兒冒充人家爸爸，一會兒冒充人家老師……把所有人都給蒙住了。

自信與早慧：

甘琦：你沒有考上電影學院，但堅持又去考中戲，是因為你意志頑強嗎？

阿憶：英達是我北大的師哥，我知道他是79級學生，而你是80級。比他低一個年級？

姜文：是是。因為他第一年就考上了北大心理系，那是1979年。我沒考上，在家瞎晃蕩。就在我瞎晃蕩的時候，還是英達來鼓勵我……

阿憶：所以甘琦說你是大器晚成。

姜文：我聽不懂「大器晚成」這詞兒。小的時候，因為沒人管，又加上我會寫字，所以我4歲就上學了。上學就轉到了貴州六盤水，那地方沒什麼正經學校，後來又轉到貴陽。10歲我就小學畢業了，而且回到北京。但北京不承認貴州學歷，說要重讀1年，所以我在西直門一小上6年級。小學弄得我特別亂，稀里糊塗老轉學。到了中學，我還是比同班同學小。他們有1959年生的，但我是1963年生人，連英達也比我大3歲。所以他們普遍比我成熟。我經常處在比我成熟的環境里，有時候我裝大人兒，裝得比他們想像的數大。實際上，75歲和70歲的距離不大，35歲和30歲也不大，但我15歲的時候別的同學已經19歲，這種差別可就太大了，很不一樣。所以1979年，他們大部分人考上大學走了，我沒考上。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非得考大學，不明白他們怎麼能上課那麼集中精力，不明白他們怎麼能寫出那樣好的作文。那年我只有15歲，沒考上就沒考上，覺得無所謂，等4年後考上也就跟同學們持平了。我整天就是晃。到了1980年我考了中戲，還是班裡最小的。甚至把我放到下面那屆，放到再下面那屆，還是最小的。這就是我當年瞎盪晃的原因，我覺得我還有年頭。

姜文：上中學時，我回到北京，遇到一位同學，叫「英達」。他比我懂事兒，給了我很大的影響。他告訴我，你應該這樣，應該那樣，還介紹我看一些劇本。那時，我演過一些戲。但畢業時，我仍不知道戲劇學院和電影學院在哪兒，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招生。可英達這幫同學躥騰我，把我躥到了戲劇學院。那時候，我每回看完戲看完電影，回來就給大家學。同學們也願意讓我學，誇我學得還挺像。有時候，我會拿那時候特有的那種「磚頭錄音機」，把電影亂七八糟地學在裡面。英達騎車帶著我，到中戲放錄音機，讓老師們以為是放電影錄音。這讓我特別得意。後來同學們就說，你去考演員吧。我有演戲的衝動，但並不知道我能成為一名演員。在這種情況下，我報了電影學院，但是沒考上。可我就像後來應聘《末代皇帝》時一樣……

阿憶：以為考上了。

姜文：我覺得我不錯。我在那兒鼓搗了半天，學了半天，人人樂得前仰後合。後來，電影學院發來一封信，被班裡同學搶走了，遠遠地在操場上念。我們那個操場是土的，同學們跑得一溜煙兒。煙把那些同學遮住了一半兒，就像我們拍電影時放的煙兒。他們先沉默了一會兒，突然就「啪」地爆發出一陣笑聲。緊接著就聽見有人說，「安心工作，安心學習」。我明白，這事兒就算吹了。但第2年，考中央戲劇學院很順利。我想，如果沒有中戲，我可能什麼都不是。我的一切，都是這個學院給的。那一年，我只有17歲，我的理想和許多思想都是在那裡確定的。我原來沒有理想，什麼都不懂，分不清昨天、今天、明天。進了中戲，得到了熏陶。我開始明白了，我不但要學好一個事兒，還要熱愛和迷戀它。在這些老師的教導下，我開始熱愛和迷戀……

阿憶：並且也分清了昨天、今天、和明天。（笑）

姜文：還有後天。（笑）

我不太喜歡干別人意料之中的事。七年前我拍《末代皇后》時，還是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與潘虹配戲，她以賞識的口吻對我說:「你將來可以成為孫飛虎那樣的演員，專演溥儀。」（孫飛虎，中國大陸男演員，以多次飾演蔣介石獲得好評而聞名，但他不願被定型為專演蔣氏的「特型演員」，晚年多在歷史題材的古裝戲劇中擔任不同的老生型配角。）

我非常感謝她的好意，但從此下決心，一輩子不再演溥儀。

演完《英蓉鎮》之後，許多反右和「文革」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角色都來找我演，我沒有接受。

那時我見到上影導演趙煥章，懇切地對他說:「您農村片拍得不錯，咱倆是否合作一回?」趙煥章非常客氣地笑了笑:「可以，可以。」但我品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你不像農民。」

等我把《紅高梁》演完後，大批沒頭腦的粗魯農民形象又來找我演，我發誓不再演這類人物。人們對此感到莫名其妙:「你演這類人物是手到擒來的事，為什麼不演?」我說:「你們已經料想到我能演好這樣的人物，那就沒意思了。我喜歡出人意料。」

我是北京人，想演個有京味兒的，凌子風導演請我演了《春桃》中的劉向高。後來又在《本命年》中扮演了李慧泉。

評論文章在談我的表演時，常喜歡用「中國銀幕上的男子漢」、「陽剛之氣」等辭彙，我看後覺得有點肉麻。我覺得自己是個很普通很隨便的人，不具備為人楷模的東西，於是想演一個不是男子漢的形象，這就是《大太監李蓮英》。總之，我不想在藝術上重複自己，而是憑自己的感覺和愛好，去做自己想做的與眾不同的事。

我做演員的時候，會研究導演到底要表達什麼。比如《芙蓉鎮》，謝晉非常希望通過我的角色替他說一些他想說的話，這些話他可能不便用其他方式來表達。《紅高粱》的時候，張藝謀同樣希望通過我演的人物，做他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只要找到這個感覺，怎麼演就怎麼對。就怕老在攝影機這邊，或者老在那邊。

我在中央戲劇學院演話劇演得不錯，有那麼幾個大導演曾去看過。包括謝晉和張藝謀。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發現我還可以演別的。見謝晉導演時，我得裝得斯文一點兒，得是個好學生的樣子。所以他覺得我演右派秦書田比較合適。張藝謀是北京電影學院78級的學生，我是中央戲劇學院80級的學生，但我們上學的時候就認識。雖然他比我大，但卻是一種同學的感覺。是同學，就可以隨便一點兒，胡鬧一點兒，所以他覺得我演土匪合適（笑）。他們一看這小子戲（《末代皇后》）拍完了，所以哐哐就跑來找我。

我遇到的這幾個導演，都是他們讓我幫他們改劇本的。說，這個戲你來演，你有什麼意見？我提完了意見，還給他寫出來。拍《芙蓉鎮》的時候，謝晉導演念劇本。他念完了，我們每個人念自己的角色，先在紙上把戲給演了。假如你覺得不順口，你可以自己改。有一天，我提了好多意見，把謝導惹生氣了。他說，你們以為劇本是這麼容易寫的嗎！？你們說，提意見誰不會？你們可以改，但改出來要比一比。比我的好，我就用。不好，經大家討論，不要！我們回去後，每個人分頭把自己認為不滿意的地方改了。我把劇本改得亂七八糟的，但很多地方都被採納了，包括一些很重要的戲。謝晉導演還鼓勵我們自我排練。排練時，要找人看。比如說，咱倆的戲找那個人來看。如果有什麼問題，咱倆自己誰都看不著，而叫來的那個人就要充當導演。那個時候，創作氣氛挺好。一直到《紅高粱》和《本命年》，我碰到的每一位導演，他們都不拒絕我越俎代庖，也不拒絕其他人這樣做。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