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伊戰爭爆發時，美國到底支不支持薩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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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伊戰爭爆發一個月後，1980年10月24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唐納德（Donald McHenry）在安理會上表示，美國反對伊拉克對伊朗的入侵。此舉既表明了美國不介入的態度，又意在平息美國暗中支持薩達姆攻打伊朗的陰謀論。

這一陰謀論的邏輯非常簡單。因為1979年的伊朗人質危機致使伊朗與美國關係惡化，伊斯蘭革命又使美國喪失了中東最有力的盟友，所以美國支持薩達姆進攻伊朗，推翻霍梅尼政權，作為報復的手段。

其中，最為有力的證據是1981年前美國國務卿黑格（Alexander Haig）的回憶：「卡特總統給伊拉克發動戰爭打擊伊朗開了綠燈。」這句話為陰謀論的信徒寫下了最重要的註腳。

然而，這種簡單的情緒化的邏輯可信度並不高，因為國際政治不是情緒化的決定，而是利益的權衡。小利益服從大利益，短期利益服從長期利益。由此來說，美國根本沒有施行陰謀論的動機。

對蘇聯勢力擴張的恐懼

從體系層面來看，80年代最震撼人心的大事件是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

1979年12月7日，蘇軍突襲達魯拉曼宮，對阿富汗總統阿明實施「斬首行動」。憑藉蘇軍強悍的戰鬥力，行動相當成功，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控制了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隨後又在幾個月內控制了阿富汗主要城市，道路與軍事據點。截止1980年5月，蘇聯取得了幾乎每一場戰術勝利，徹底佔領了阿富汗。

但與戰術勝利接踵而至的是戰略上的困局。蘇軍機械化的武裝力量極度依賴公路，它所能佔領的無非是「點」和「線」，即主要的城市與道路，但是廣大的農村地區，鄉間小道是蘇軍力量無法企及的。只能靠扶植傀儡，收買部族領袖，以及強有力的報復行動來實現對阿富汗的控制。

事後來看，阿富汗反抗軍的抵抗使得蘇聯徹底陷入泥潭，並最終迫使蘇聯撤軍。然而這一點在1980年初的時候還表現的並不明顯。對西方陣營來說，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是另一場「布拉格之春」，是蘇聯勢力佔領亞洲腹地的標誌，下一步便是波斯灣。

對蘇聯的恐懼使中東地區的每個國家都膽戰心驚，亦使美國重新思考冷戰的局勢。若是此時支持薩達姆向伊朗開戰，則極有可能將伊朗推向蘇聯，使蘇聯勢力不費一槍一彈就可進入伊朗。蘇聯亦可間接控制霍爾木茲海峽。

這才是最壞的結局，亦是美國極力避免的局面。

對霍梅尼的態度

美國在一開始對伊斯蘭革命的伊朗政權採取旁觀的態度，既無甚惡意，亦無好感。這一點在美國對巴列維的處置上可見一斑。

美國對待巴列維的態度很耐人尋味，也彰顯了政治的無情。作為「美國人民的好朋友」，巴列維在被逐出伊朗後，一度尋求前往美國政治避難。一開始美國並不同意，後以「人道主義」為由，接納巴列維來美國治療癌症。這一舉動被直接認為是卡特政府繼續支持巴列維的標誌，成為伊朗人質危機的導火索。

1979年11月4日，當憤怒的伊朗大學生攻佔美國使館並俘虜美國使館人員後，美國為儘快與伊朗和解，早日釋放人質，於當年12月5日將巴列維趕出美國，驅至巴拿馬。後巴列維受到埃及總統薩達特的接濟，1980年7月於開羅逝世。

美國在對待巴列維態度上的左右搖擺，既是由於卡特政府當時並沒有做好應對新生伊朗政權的準備，亦是美國仍寄希望於伊朗新政府能重回美國的懷抱。對於美國來說，最為重要的並不是哪個政權，或者當權者是誰。美國所看重的只有兩點：位置與態度。位置取決於你的地緣能否幫助美國抵禦蘇聯；態度取決於你是否倒向蘇聯。

因此，在霍梅尼回歸之初，美國並不將之看做「敵對勢力」，反而認為他是穩定伊朗局勢的關鍵人物，是可「招安」的對象。

1979年11月美國《華盛頓郵報》的一篇評論員文章中這樣寫道：「卡特政府的外交決策者認為，流亡海外的穆斯林領袖霍梅尼，將是建立一個以前總理巴赫蒂亞爾為核心的反共政府的關鍵……政府的目標是使霍梅尼、巴赫蒂亞爾，以及伊朗軍隊在內的各方在政治方案上達成共識，此方案將確保繼續由反共力量來控制伊朗。」

對美國來說，真正的麻煩不在於伊朗的改朝換代，而是蘇聯是否會因此得利。若是霍梅尼倒向蘇聯，將徹底瓦解美國的中東戰略。在1980年初，美國政府高級顧問布熱津斯基甚至曾向卡特總統提議，用繼續提供軍事援助的承諾來換取霍梅尼的信任，解決人質危機。

以「收買」的方式，而不是武力要挾來控制伊朗，因為任何的強硬措施都有使伊朗倒向蘇聯的可能。蘇聯既已深入阿富汗，若是再下伊朗，則將掌握波斯灣，掐斷了西方能源供給的命脈。美國在中東多年的苦心經營將毀於一旦，美蘇勢力均衡的格局也將被徹底改變。

霍梅尼眼中的美國

對霍梅尼來說，巴列維王室的合法性從一開始就值得質疑。

1953年，美國中情局組織政變，推翻了頗具聲望的伊朗首相摩薩台。這是戰後中情局第一次策劃並推翻一個民主民選的國家領袖。而後，巴列維被重新迎回伊朗，並在美國的全方位支持下開始「執掌」伊朗政權。

只是，聯合外國勢力，推翻民選政府的領袖，亦使巴列維在上台之初就面臨了一個原罪——「得國不正」。無論是正面的白色革命，還是負面的特務政治，都是為了彌補其「原罪」而做的補救措施。至於能做得多好，取決於伊朗民眾自身對政權的認識。

然而，伊朗民眾的耐心顯然是有限的。「得國不正」的巴列維，美國越是支持他，他在國內的地位越尷尬；巴列維越是醉心改革，他越是被認為出賣國家利益，討好美國主子。

從民族解放的角度看，伊朗伊斯蘭革命推翻了美帝傀儡政權，霍梅尼是以解放者的姿態出現在伊朗人民面前。同時，霍梅尼對蘇聯亦不信任。且不說蘇聯在1979年末入侵伊朗北方鄰國阿富汗，即便是50年前的歷史記憶仍歷歷在目。

他兒時的伊朗只不過是「俄國熊」與「英國獅」共同玩弄的「波斯貓」罷了。二戰後，又變成了美國的「殖民地」，現在北方蘇聯又虎視眈眈，今天是阿富汗，明天可能就是伊朗。好不容易帶領人民推翻帝國主義的大山，翻身解放，絕不能重蹈覆轍，再次成為某一大國的傀儡。

所以，霍梅尼高呼：「既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

薩達姆的視角

伊拉克在歷史上本不是一個政治實體，而是英法俄勢力鬥爭的產物。當然，其中不能忽視伊拉克阿拉伯人自身的努力，這種努力亦成就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力量。

從反抗奧斯曼土耳其，到反抗英法殖民統治，伊拉克境內的阿拉伯人無一不想從外國勢力手中奪取真正的獨立，實現阿拉伯的民族解放。但是這條路崎嶇坎坷。二戰後，英法國家實力的下降給了中東國家獨立的機會。

1955年以訪蘇反共為名簽署的《巴格達條約》是英國欲維持自身政治影響力的最後努力，然而隨著1956年干涉蘇伊士運河危機的失敗，英法信用掃地。1958年，伊拉克自由派軍官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國王費薩爾二世，退出《巴格達條約》。伊拉克的民族主義者相信唯有擺脫西方桎梏，贏得民族獨立，才能走向富強。這一理念深刻地影響了薩達姆。

在薩達姆看來，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都是西方帝國主義，都要干涉中東，都要對阿拉伯國家指手畫腳。雖然自1958年起，蘇聯與伊拉克一直保持了良好的政治軍事關係，伊拉克接收了大量蘇式裝備與訓練，但是薩達姆上台後恰逢蘇聯入侵阿富汗，薩達姆對蘇聯疑懼更深，踟躕不斷。而蘇聯秘密支持庫爾德武裝，更是加深了薩達姆的反感。

但是這種反感也並不等同於薩達姆會走向美國。作為被英國勢力長期影響下的地區，薩達姆對美國亦無好感。薩達姆始終懷疑美國會重新與伊朗走到一起。即便美國與伊朗走向對立，也只會導致美國強化與沙特等海灣國家的關係，更加深度其在阿拉伯國家的介入，控制中東，這對薩達姆自身稱雄阿拉伯世界並不利。

對美國來說，新生的霍梅尼政權雖然反美，但也反蘇聯。同樣，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亦難以相處。首先，薩達姆政權一直反對以色列；其次，他還想發展核武器；最後，薩達姆還不滿美國在海灣的軍事存在。薩達姆若是贏得戰爭，則必將趁勝將美國逐出阿拉伯世界，亦是糟糕的結局。

總結

綜上所述，80年的美國在中東同時面對著兩種不同類型的威脅：第一種是蘇聯的傳統威脅，第二種是中東地區自下而上的民族解放運動。

1979至1980年間，伊朗與伊拉克的一系列爭端，在美國看來無非就是「狗咬狗」的爭鬥。兩者都是值得警惕的，無論誰贏都違背美國的國家利益。

可以預見，若是伊拉克贏得勝利，則薩達姆將輸出阿拉伯民族主義，用以驅逐西方勢力。若是伊朗勝，則霍梅尼將輸出伊斯蘭革命，驅逐西方勢力。同時，兩伊的戰爭都有可能導致蘇聯進一步滲透中東。不管是伊朗倒向蘇聯還是伊拉克重回蘇聯懷抱，結局都是美國在中東利益的重大損失。

美國在這場衝突中的最重要的利益是保證蘇聯不藉此戰滲透至波斯灣，同時保證美國今後在中東的長期存在，所以美國沒有動機去發動「陰謀論」。既不會冒著蘇聯干涉的風險，也不會冒著薩達姆做大的風險去支持薩達姆發動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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