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去時尚、北朝鮮的緊張關係標籤後，韓國在東南亞上弈著一盤不為人知的棋

作者 布萊恩·布里奇斯 （香港嶺南大學國際關係學朝鮮問題專家）

來源《南洋資料譯叢》2016年01期 編輯 國關國政外交學人

經撲克投資家采編髮布

提要：韓國在外交和安全方面不可避免地關注於朝鮮，及其與這個北方鄰國的困難關係，但韓國也在更廣泛的亞太地區發揮作用。本文分析了韓國與更廣泛的地區，特別是東南亞不斷增強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聯繫，以及韓國在亞太地區主義發展中扮演的角色。文章利用「中等強國」的概念，認為雖然韓國無法忽視在其緊密的地理環境——東北亞發生的事情，但它擁有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使其能夠抓住時機與亞太地區的其他國家，特別是東南亞進行更好的互動。

自正式建國的60多年來 韓國一直面臨著困境。這一困境在某種程度上是韓國國際參與方式的綜合象徵。

雖然韓國努力使其外交和對外經濟政策「國際化」但是，韓國與北方鄰國朝鮮的關係，韓國與地理上臨近的或對朝鮮半島有密切興趣的主要大國的關係，仍然代表了該國對外關係中至關重要的部分。

然而，它們不應該，並且確實無法代表韓國對外關係的全貌。韓國在更廣闊的亞太地區，特別是在東南亞確實扮演著自己的角色。

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以及自身在變化中的地區和全球秩序中的地位，韓國對這兩個問題的意識是不斷發展的，這為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提供了有益的視角

學術文獻指出，中等強國和小國受到限制，但當它們試圖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時，也存在選擇權。「中等強國」這一概念還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定義

但「硬實力」（軍事實力和自我防禦能力）和軟實力（有創造力的外交潛能）的組成部分必須被考慮。

喬納森·平（JonathanPing）把定義的方法劃分為3類：統計的、規範的和行為的。統計的方法通過評估人口、地理面積、軍事能力和經濟規模等指標，在可量化的層面確定一國的地位。

規範的方法是對可感知的能力的看法，意味著對一國在各方面地位的主觀判斷很難被量化分析。「治國之道」或者採用喬納森·平的術語「中等強國的特性」（middlepowermanship）尋找國際體系中這些國家行為的相似性。

韓國學者朱在宇（JooJaeWoo）在仔細研究現有文獻後， 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即應該考慮大量的特徵，如經濟成就、作為民主國家被承認、有較強地區導向的對外政策和國際領導權。

根據朱在宇的分析，韓國已經足夠滿足了作為「中等強國」的標準，如經濟實力民主國家的地位以及作為地區和國際組織的成員國身份。

雖然觀察家們可能會爭論其民主的程度，但韓國顯然是一個民主國家，即使這不應是符合中等強國的必要條件，因為一國可以被認定為中等強國，而不必是民主國家。更重要的是，一國是否能夠在地區環境下被鄰國看作是一個重要行為體。

中等強國能夠在這一更加難以確定的層面獲得優勢地位。

戴維斯·博布羅（DavisBobrow） 和斯蒂芬·陳（StevenChan）在他們的分析文章中使用的辭彙是「非主要強國」（non-majorpowers），「問題不是一國擁有什麼，而是它怎樣做的，也就是說，一國用它所擁有的或沒有的做了什麼。」

因此，本文中使用的「中等強國」這一術語意味著3部分內容：

（1）重要的但不是壓倒性的軍事實力

（2）一定規模的經濟力量

（3）至少在地區層面有效開展外交影響力的能力

應該指出的是，「中等強國」這一術語指的是「半外圍」國家，這一概念被世界體系的理論家們分析得較多，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atein）因為「半外圍國家」

這一術語幾乎是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擁有一個專門的經濟含義，而本文的討論不僅關於韓國在經濟層面的實力，還關於其在外交、軍事，甚至文化層面的實力。

那麼，按照上文提出的定義，韓國可以被界定為中等強國嗎？

答案當然是可以，韓國的經濟和軍事數據支持了這一結論。

雖然在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短暫受挫，並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發展放緩，但韓國已經成為

並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強國。 到2012年，韓國已經成為世界前10位的貿易國家之一， 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韓國人均國民收入22,670美元，超過葡萄牙和沙烏地阿拉伯。

韓國在15年前就加入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簡稱經合組織），成為第二個加入該組織的亞洲國家。並且，韓國提供的海外發展援助越來越多，2010年和2011年在全球支出了超過4億美元的援助資金。

韓國也是一個地區和全球投資者， 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韓國2011年對外投資總額達1710億美元之多， 接近澳大利亞的水平。由於大財閥聯合有目標性的政府基金，在研發領域進行投資，興起有附加值的製造業生產鏈，作為一個技術強國，韓國也正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

三星、LG、現代汽車集團和其他幾個優秀財閥已經成為全球行為體。2012年年中，韓國人口達到5000萬，如有些韓國人所稱：成為「20-50俱樂部」的第七個成員。該俱樂部是指人均國民收入超過2萬美元，並且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

此外，韓國軍隊擁有655,000名士兵，2012年的軍費預算位列世界第十二位並擁有現代化的軍事力量，預測和規劃能力越來越強。

雖然與其鄰國，如中國和俄羅斯（甚至是朝鮮）相比，韓國的軍事力量顯得有些「薄弱」，但在更廣泛的亞太和國際環境下，韓國確實達到了中等強國軍事能力的標準。

韓國是所有重要的國際和地區組織的成員， 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WTO）、經合組織、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東亞峰會（EAS）和東盟地區論壇（ARF）。

但是，按照喬納森·平的劃分方法，韓國能夠達到追求有效的中等強國外交的最終標準嗎？韓國主辦了兩次國際峰會，一次是2010年10月的新20國集團會議，另一次是2012年3月的核安全峰會。

並且， 韓國平昌成功申辦了2018年的冬季奧運會。這些都表明韓國在國際體系中佔據一定的分量。但中等強國外交的另一個有效措施是，韓國在東北亞之外試驗性地參與亞太地區的事務。

2014年12月， 韓國總統朴槿惠在首爾與東盟10個成員國的領導人舉行特別峰會， 紀念韓國與東盟地區團體建交25周年。但是，韓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及其與東盟的關係需要考慮兩個因素：地區化和地區主義。

第一，韓國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參與該地區事務的程度，表現為韓國與地區各國在對應方面的交流互動。由於東盟在地區主義發展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第二個因素是韓國與東盟的互動程度，以及影響這一進程的程度。

韓國與東南亞的聯繫：貿易、援助和投資

朝鮮戰爭後，朝鮮半島的南北雙方在政治和外交合法性方面進行著強烈、持久的競爭，表現為在增強各自國際地位方面的競爭，特別是通過獲得外交認同以及成為地區和國際組織的成員國。

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朝鮮半島南方的韓國都「幾乎很少努力」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聯繫，但在放棄自身類似西德的「哈爾斯坦主義」之後

韓國必定會努力改變只與美國和日本聯繫的狀態，雖然這兩個國家仍然是重要的夥伴國。韓國越來越強大的經濟實力，以及對北方朝鮮的政策中越來越少的反共言辭，都無疑有助於其改善與外部的聯繫。

實際上， 20世紀80年代，「經濟外交和外交實用主義」成為韓國對外政策的「明確特徵」， 並且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90年代，韓國似乎逐漸贏得了與朝鮮的外交鬥爭。 20世紀90年代，這種實用性的外交政策開始以兩種新的方式出現雖然這兩種方式不完全兼容。

第一，渴望被西方先進國家， 包括日本平等看待，1996年韓國被允許加入經合組織象徵著這種認可。

第二，試圖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起到「橋樑的作用」，如積极參与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的烏拉圭回合談判，以及為發展中國家設立韓國自己的經濟合作基金。但是，90年代的外交實踐表明，韓國離世界經濟的「頂級俱樂部」越近，它就越難實現第二種角色。

並且， 在金泳三總統任期內，「調解」或「橋樑」角色的辭彙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強調韓國在下個世紀成為「第一流的國家」。自從韓國與亞太地區，特別是東南亞資源豐富的國家建立經濟聯繫，這些聯繫已經得到相當大的發展，因為韓國自20世紀60年代工業化持續飛速發展。

韓國缺乏自然資源，這意味著其需要依靠從海外進口必需的原材料和能源。雖然大部分能源來自中東， 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也從印尼和汶萊進口能源，並且亞太地區提供了其他至關重要的原材料和半成品。 1997年韓國大約10%的進口產品來自東盟國家，約14%的出口產品銷往這些國家。

雖然韓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額在90年代有顯著提高， 但東盟在韓國總貿易額中的份額一直在10%左右波動，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現在。 2012年，東盟仍然只佔韓國總貿易額的12.3%，但重要的是，它作為一個團體已經成為韓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位於中國和美國之後。

人們能夠強烈感受到中國崛起產生的影響力，依次取代日本和美國，中國在2004年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國。

2012年，中國占韓國總貿易額的20.2%， 成為韓國的絕對第一大貿易夥伴就是說，儘管中國崛起，但在美國，特別是日本地位相對下降的情況下，韓國已經作為貿易夥伴擁有了自身的位置。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政府開始積極支持對外直接投資，韓國公司才開始在海外進行一些重要投資。韓國希望利用地區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以生產出口第三方市場的產品，東南亞地區是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自90年代早期開始， 東盟在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的比重不再增長並且實際上開始緩慢下降，從1990年的24%下降到2000年的9%，中國再次成為替代者和受益國。

然而2005-2010年，韓國公司越來越重視多樣化生產，並需要保證中國之外的資源供應，東盟的相對重要性緩慢增強，以致2010年和2011年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約17%流向東盟國家雖然這隻佔東盟吸收的對外投資總額的約4%

長期以來，韓國對流入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持限制態度，但自加入經合組織後最重要的是亞洲金融危機後，積極促進並吸引投資已經成為韓國政策制定的一個特徵。

韓國吸收的大部分對外直接投資來自美國和歐洲，但日本仍然是亞太地區的一個重要投資來源國。東盟地區只有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重要投資國。

韓國一直是 美國、日本、歐洲和其他地區發展援助的重要接受國但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韓國也開始向亞洲鄰國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海外發展援助ODA

雖然韓國援助的數額仍然較少，1996年的數額只佔國民生產總值（GNP）的0.03%，2011年只有0.12%，但21世紀頭10年韓國全部發展援助中的30%到40%流向亞太地區，印尼、菲律賓、越南和柬埔寨是主要的接受國。同時，韓國政府承諾2015年之前將ODA份額提升為GNP的0.25%，雖然這仍然低於ODA發展援助委員會的平均水平。

此外，除了經濟援助，專業技術和培訓也很重要。據韓國國際協力團（KOICA）主席所言，幾個亞太國家已經表示希望學習韓國的經濟發展經驗。韓國希望通過這種援助縮小亞洲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但明顯感覺到來自經合組織，更多的是接受國的壓力。

韓國與東南亞的聯繫： 政治、安全和文化

雖然20世紀70年代之前， 韓國與亞太地區的大多數國家已經建立了外交關係 （中國是個例外，直到1992年才正式建交）， 但韓國與亞太地區產生政治和安全聯繫相對較晚。韓國努力爭取將這樣的關係作為與朝鮮爭奪合法性的重要部分。

1949年到1975年的不同階段，韓國與東盟的5個創始國分別建立了外交關係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韓國一直沒有積极參加東盟這一地區組織。 1989年，韓國成為東盟的部分對話夥伴國；1991年，雙方建立了全部對話夥伴關係。

從此，韓國成為東南亞地區會議的常客。除了每年的對話會議，韓國還於1994年成為東盟地區論壇的發起國。韓國與東盟的定期峰會始於1997年。 2004年，韓國與東盟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建立全面合作夥伴關係，雙方關係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2010年， 雙方同意將韓國與東盟的對話關係從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2012年10月，韓國駐東盟第一任大使正式就職。在安全層面 韓國必然十分關注朝鮮的傳統和非傳統威脅，還擔心日本增強軍事實力，以及近期中國的海上活動。

因此，幾十年來，與美國的安全同盟已經成為韓國安全政策的主要特徵。雖然在1965年以後，人們有時會說韓國與日本存在一種「准同盟」的形式，但韓國對與日本進行正式的安全合作仍然持保守態度。朝鮮戰爭期間，台灣方面向韓國提供了一些支持，但除了軍事訓練項目，雙方的安全聯繫一直有限。

雖然韓國像日本一樣對保護海上航道有很大興趣因為它的很多進出口運輸（特別是能源進口）需要經過東南亞水域，但它還是將這些廣闊地區的安全管理主要交給其盟國美國，因為美國擁有更加強大的保護能力。但是，韓國已經逐漸開始擴展自身的軍事力量，並且自2009年 一直派遣海軍船隻參加多國力量在亞丁灣對抗索馬利亞海盜的行動。

韓國還定期參加環太平洋軍事演習（RIMPAC），與美國及其他地區海軍力量進行雙邊演習。2012年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中，韓國有3隻海軍船隻參加，新加坡派出了1隻船艦。

實際上，韓國直接參与東南亞的安全問題只發生在冷戰時期，這產生了複雜的遺產。在朴正熙總統統治下，1965-1973年， 韓國派出了326,000名士兵和10萬勞工參加了越南戰爭，電影「雷霆戰爭」就是這段歷史的縮影。毋容置疑，成千上萬的越南人死在韓國士兵手上。

作為對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支持韓國的一種「回報」，韓國已經表現出與其盟友美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的團結， 同時保證了其經濟從美國軍事援助、貸款、技術和市場准入中獲益。

但是後來，蘇聯解體，越南在1975年重新統一。 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韓國開始實行經濟改革之前，「新」越南與韓國一直沒有任何聯繫。最後，雖然越南方面還有一些痛苦的記憶韓國和越南最終還是於1992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

韓國在冷戰結束後，以及1991年被批准加入聯合國後， 在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中表現積極， 並自1999年開始對聯合國在東帝汶的行動作出了貢獻，開始是作為國際力量的一部分，自2003年作為聯合國執行力量的成員。

韓國最初是派出了400名步兵，後來超過3000名韓國士兵參加了在東帝汶的第一次聯合國維和行動。

雖然韓國已經在世界其他地區的聯合國維和任務中作出了貢獻，但還沒有參與在亞太地區的行動。近年來，學者們和評論家們都對「軟實力」的概念產生了相當大的興趣，這一概念是「硬實力」的補充或替代。

這一新概念使得韓國與亞太地區在文化上的重要聯繫具體化了，即目前眾所周知的「韓流」（hallyu）。 韓流起源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韓國流行音樂，後來通過電視劇和電影傳播開來，現在已經成為在更加廣泛的層面上包含韓國文化的一種現象，包括韓國美食、習俗，甚至傳統服裝。

韓流起初影響的是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地區，後來覆蓋到日本和中國內地，以及許多東南亞國家。韓流已經被證明不僅是一種經濟加速器，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成為一種高級的韓國外交手段， 曾被認為是「以更適宜的方式改變了韓國和韓國人在海外的形象」。

韓國前外交部長、現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把這看作是為韓國贏得尊重的一種途徑。據一位韓國文化政策官員所言，在宣傳韓流的過程中，韓國已經「從一個文化的接受者變成了文化傳播者」。韓國出入境的旅遊者人數也在增長，2011年，380萬韓國人去東盟旅遊， 120萬東盟人民前往韓國觀光旅遊。

應該指出的是，雖然東南亞的烹飪正變得越來越受歡迎，但是東南亞與韓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並不對等，從韓國傳播到東南亞的文化信息更加強烈併流行。

APEC與地區願望

韓國前外長李東元負責了韓國第一個地區倡議——亞太科學中心協會（ASPAC），他在自傳中提到，「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韓國主導成立了一個國際機構」

ASPAC是 10個亞洲國家和澳大利亞試圖合作建立的一個亞洲的「和平變革」組織。 該組織成立於1966年，1972年停止運行。韓國再次積極推進地區合作似乎是在幾十年後。 韓國學者俞賢錫（HyunSeogYu）認為，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韓國「一直都對地區合作漠不關心」。

雖然這一論斷並不意味著韓國對廣泛的亞太地區置身事外，因為雙方的經濟聯繫已經變得越來越密切，但這確實引出了一些問題， 即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採取了什麼行動來加深 對更廣泛的地區事務的參與，以及20世紀90年代末韓國是否在參與地區合作方面發生了質的變化？

如果是這樣，地區和韓國自身最終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雖然韓國與亞太地區及其在20世紀60年代末發起的ASPAC聯繫不斷增加，但韓國在隨後的地區合作與地區組織發展中發揮的作用相當有限。

1982年，韓國總統全斗煥提議舉行一個地區領導人峰會， 但是僅得到一些禮貌性的回復，並沒有實質的承諾。於是，韓國不得不參與與商業有關的地區組織，如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BEC），以獲得自我滿足。

這一情況部分反映了與美國的同盟在韓國對外關係中佔主導地位，但也部分反映了亞太地區內地區機構建立的進程緩慢。 這一狀況發生改變是在1989年初澳大利亞總理鮑勃·霍克（BobHawke）訪問首爾， 提議建立一個亞太經濟合作（APEC）論壇。

霍克的提議得到韓國方面的熱情回應，但他盤算的是，在東盟國家看來，韓國的威脅較小，由韓國出面促成此事比較合適。雖然依託了更早的地區倡議和組織，但APEC還是在官方參與的層面發生了質的轉變，它試圖成為第一個廣泛地區的政府間組織。

1989年末，韓國幫助澳大利亞成為參加APEC創立部長會議的11個國家之一在保持與美國聯繫的同時，韓國需要逐漸使其外部聯繫多樣化，除了適應這一需求，APEC還為韓國帶來其他3個益處。第一，有助於給予韓國政治合法性並為其提供了擺脫「亞洲孤兒」形象的機會。

第二，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和1990年北京亞運會期間， 韓國發展了有益於政治的體育聯繫，為韓國發展與中國的聯繫提供了機會，因為韓國官員機敏地與中國、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方面協商，確保這3方都能夠參加1991年在首爾舉行的APEC部長會議（韓國與中國最終與1992年正式相互承認）。

第三，韓國相信，通過與APEC內其他中等國家或小國聯合，能夠在與更大的貿易夥伴協商中增加討價還價的砝碼。在APEC建立的早些年，韓國在遵循總的發展趨勢方面幾乎沒有困難，即建立一般的原則，以及對話多於行動。

但是，1993年美國擔任主席國時，在其推動下，APEC進入其發展的第二階段政府代表的級別提升至國家首腦，並舉行領導人峰會（這一實踐目前已經成為常規），並努力使該組織轉變為一個支持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有力機構。韓國的態度從熱情轉變為更加複雜。

韓國人毫不費力地接受了舉行峰會的想法，因為這為韓國總統提供了另一個會見外國領導人的機會，或者APEC可以在冗長的關貿總協定對話中，被用作抵抗歐洲人的「武器」。

但是他們並不確定要全力以赴地實行自由化目標，1994年、1995年和1996年的APEC會議發布的宣言都表明了這些目標。

無論韓國經濟朝何方發展，APEC的貿易自由化想法與韓國經濟的發展趨勢都將逐漸一致，但韓國還是保留著對大米市場的高度保護政策，對大量日本產品採取特別禁令，並普遍抵觸外國投資

它擔心本國市場將被來自中國和東南亞的低價製成品所佔領。但是，隨著接下來的幾年情況變得明確，韓國不是唯一擔心美國式自由化目標的國家，實際上，它遠不是最擔心的成員國。

APEC的自由化目標被分成兩類：2010年是先進國家的完成時間，2020年是發展中國家的期限。由於韓國即將成為經合組織成員國，它宣稱自己應該按照後面的期限，但這是不能讓人信服的，韓國最終被納入「先進」國家。

但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及韓國自身的困難使得韓國人對APEC不再抱有幻想這種狀態可以被描述為APEC發展的第三階段，該階段的組織似乎失去了方向。

金融危機期間，韓國總統金泳三於1997年10月在溫哥華參加了APEC會議，但他尋求援助的提議大多被置若罔聞。其他APEC領導人同情地聆聽著，但只能在言語上提供「道德支撐」。金總統失望地回國，沒有其他選擇而只能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達成協議。

當然，韓國的例子並不是APEC在1997年面對的唯一難題，這證明該組織無法為其他困境中的成員國提供太大的幫助。當金大中總統參加接下來的APEC峰會時，他利用這些機會強調，韓國經濟已經轉變為真正的開放，他把外國投資看作是韓國經濟復甦計劃中至關重要的部分。

但是，在全心全意加入強烈支持自由化的國家團體後，他發現這一團體是APEC內更加小規模的少數，因為很多成員國明確認為，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過度開放的危險性的證據。因此，對金總統來說，APEC會議更多的是作為與主要夥伴國領導人舉行雙邊會晤的途徑，而不是為韓國經濟帶來持續的快速的利益的論壇。

一些韓國學者認為， 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其整體經濟規模使其處於APEC的「中間」地位，具有在APEC內「調和」朝鮮經濟關係的必然潛力。

但是，金融危機消弱了韓國的可靠性，使韓國失去了在APEC內擔任這種角色的可能。美國的9.11事件不可避免地影響了APEC，使其步入發展的第四階段

與政治和安全相關的問題，如恐怖主義戰爭相比，經濟合作的緩慢進程至少暫時顯得無足輕重。但是，雖然美國領導的一些國家希望利用APEC會議討論更加政治性的政策，但其他國家堅持認為，APEC應該繼續關注其起初的經濟功能。

在盧武鉉總統執政時期，韓國沒有在這一爭論中表達強烈的立場。因此，2005年韓國在釜山主辦APEC峰會，反映出韓國試圖平衡這兩種觀點。

結果在韓國的主導下釜山APEC會議關注於3個議題：恢復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貿易協商，打擊恐怖主義，以及防禦禽流感。此後，APEC繼續保持相對低調的方式，默默地接受一個事實，即其2010年目標並沒有實現，只是偶爾呼籲地區利益。

實際上，自2011年，地區利益，至少在一些APEC成員國間已經轉向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概念，這是美國主導的，意味著特定地區國家間的一個自由貿易協定的早期論壇。韓國仍保持對APEC的興趣，李明博總統和朴槿惠總統都參加APEC峰會，但並沒有提出任何特別的倡議。

此外，2010年底，韓國首次表示有興趣加入TPP的協商，2014年1月，朴槿惠總統再次重申了這一決定。2012年3月韓國與美國自由貿易協定的達成與實施會使得這一進程更加容易。

但是，東盟於2011年提出了一個重要倡議，即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該倡議旨在提高現有的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廣度和深度，這將成為美國主導的TPP結構的競爭。

TPP與RCEP在成員和目標方面肯定存在重疊，但在貿易和投資領域的不同要求可能使得韓國這樣的國家陷入困境，哪個應該被優先考慮？

20世紀90年代，除了APEC，韓國還參與了其他兩個地區團體，不僅表明了對該國國際地位的承認，而且為其對外關係多樣化提供了途徑，它們是東盟地區論壇（ARF）和東盟+3會議。

冷戰的結束在亞太地區引發了一場有關未來地區「安全架構」的討論。回想起當初歐洲就此問題進行的激烈爭論，亞太地區的決策者們和活躍的「第二軌道」學術網路選擇討論主要的問題。

拒絕了太接近歐洲經驗的模式，東盟決定在其現有的對外對話安排的基礎上創立東盟地區論壇，首次論壇是在1994年。該論壇最初有17個成員國，韓國也在其中，目前已經發展為25個成員國，朝鮮也加入了。

每年的年度會議，以及各成員國間的會議間歇工作會晤已經發展到相當的數量像中國和東盟成員國這樣謹慎的成員國也會感到自在舒服，重要的是這一組織首次將這麼多的地區國家聚到一起討論安全問題。

雖然東盟地區論壇關注的更多是與東南亞有關的問題，但韓國有時也能夠在此提及朝鮮半島問題。但在1994年7月的會議上，當時朝鮮半島「核危機」正處於關鍵階段

ARF並沒有達成對韓國有實際價值的一致立場。後來的會議主席在論壇年度會議的總結聲明中， 僅限於發表了一些相對緩和的言論，即「維護朝鮮半島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性」，需要對話，號召和平解決半島核危機。

在東盟地區論壇組建時，朝鮮確實向東盟詢問是否可以成為成員國，但被告知除非朝鮮在核視察問題方面表現良好，否則不予考慮。大多數ARF的成員國認為，「朝鮮如果要加入，應該先與韓國改善關係」。

但在金大中總統的「陽光政策」下韓國積極支持朝鮮加入東盟地區論壇，並在2000年，朝鮮半島南北雙方領導人在平壤舉行了史無前例的「韓朝峰會」，隨後東盟允許朝鮮參加了2000年7月在曼谷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會議。然後東盟繼續堅持其在ARF內的外交中心地位，該組織仍然投入相對較少的精力來考慮東北亞的安全問題。

雖然每年的ARF會議為朝鮮外長與韓國、日本和美國外長的雙邊會晤提供了機會，但朝鮮官員通常表達反對意見，這意味著，ARF對他們的導彈和核試驗至多只會表達一些溫和的言論，不會有實質行動。對韓國來說，ARF一直是其對朝鮮發展表達擔憂的一個論壇，對該組織的期望較低。

就獲得的威望與承擔的行動來說， 韓國政府參與另一個地區論壇——東盟+3更加有效，自1997年底以來， 該峰會每年舉行一次。這一形式超出了「東亞經濟團體」的概念，199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議將其更名為「東亞經濟核心小組」（EAEC）。

為了與澳大利亞提議的APEC抗衡， EAEC將北美國家和澳大利亞排除在外韓國是有意參加的成員之一，但是它清楚地意識到， 美國是強烈反對這一概念的。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Baker）安排1991年的APEC會議在首爾召開，這實際上是想遊說韓國反對EAEC，但韓國並未表態。

由於其他東盟成員國並不熱心，這一概念一直停滯不前， 直到1996年意外地與歐洲創立了一個新的地區間對話小組——亞洲會議（ASEM），參加該會議的亞洲國家幾乎就是起初設想加入EAEC的那些國家。

受到這一先例的鼓舞，以及亞洲國家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產生的對西方國家的防禦心理， 馬哈蒂爾成功說服其東盟夥伴國，1997年的東盟領導人峰會期間應該舉行一個單獨的會議，要求日本、中國和韓國領導人參加。日本首相在1987年已經被邀請參加東盟峰會，但中國和韓國是首次受邀參會。所有的韓國總統都參加了這一峰會。

1999年12月於馬尼拉舉行的東盟+3峰會是值得紀念的， 因為菲律賓總統約瑟夫·埃斯特拉達提出建立 「一個東亞共同市場，一個東亞共同體」，但在實踐層面更重要的是，韓國總統與日本首相和中國總理進行了首次三方會談。

後來的領導人幾乎每年都舉行這種非正式的三方峰會， 並且自2008年，這種三方會晤經常獨立於東盟+3議程。 會晤主要關注的是經濟問題，並且言辭多於實質行動但在2012年的峰會上三方達成協議，就建立三邊自由貿易區（FTA）進行會談。

後來的雙邊緊張態勢降低了中國和韓國的熱情， 2013年的三邊峰會中斷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遭受了金融危機， 東盟仍然足夠重視韓國將其作為東盟+3機制中與中國和日本同樣重要的參與者。

悲觀的觀點可能認為，由於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地區特殊的政治地位，如果東盟想要包括其他國家來平衡日本和中國這兩個強國，東盟其實沒有其他選擇至少可以說，是因為韓國在亞洲金融遭受的打擊為韓國提供了機會。

亞洲金融危機產生的一個影響是，提升了東亞的地區主義利益，而不是廣泛的太平洋地區或西方主導的地區主義 韓國參加東盟+3最初的非正式協議的時機正是該國處於經濟低谷的時候，這正證明了金大中政府外交的成功。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韓國的地區地位並沒有因為亞洲金融危機而顯著降低。後來的一個相關地區倡議專門為韓國提出了想法，即建立一個亞洲貨幣基金（AMF），或者是非西方大國主導的類似地區「自助」金融組織的形式。

1997年9月，日本最先提出創立一個1000億美元的亞洲基金，但在美國強烈反對後被擱置了。

很明顯，美國擔心此舉會削弱IMF的影響力。金泳三政府起初是支持日本的提議的，但後來不得不尋求IMF的援助，金大中政府接受了IMF的一攬子計劃對AMF的想法沒有進一步行動。

相反地，韓國同意參加所謂的「清邁倡議」，這是2000年成立的一個貨幣交換機制，其參與者在隨後幾年持續增加

韓國成為在日本和中國之後的第三大凈援助方。現在重新命名為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該機制還未經考驗，很多方面 如監管以及與IMF的聯繫等方面仍然存在爭議。

在東盟+3內部， 韓國有時被東盟國家視為在中國和日本這兩個經濟和政治強國間發揮了有益的平衡作用。 此外，隨著東盟+3進程作為一個磋商機制逐漸變得更加制度化，韓國也在以下兩個方面變得更加活躍。

第一，通過政策建議， 韓國前外交部長韓升洲（HanSung-Joo）被任命為東亞展望小組（EAVG）的主席，該組織是金大中倡議建立的，以擴展在所有領域和所有層面的合作。

EAVG及其附屬的東亞研究小組（EASG）， 為東盟+3進程的未來發展提出了看法和政策措施，包括最終形成某種形式的東亞共同體的可能性，後來創立了東亞峰會。

第二，韓國幫助協調3個東北亞成員間的合作政策， 如在環境、貿易和金融方面的合作，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盧武鉉的概念，即：使韓國成為東北亞地區的商業樞紐。 在盧武鉉任期屆滿之前，他參加了2005年在馬來西亞舉行的東亞峰會開幕式。

EAVG的報告號召，隨著地區合作環境成熟，將每年舉行一次峰會作為中期目標，但2004年步伐加快了， 達成了協議成立東亞峰會。在東亞峰會中，印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加入了東盟+3。

這一新團體成員存在多樣性和有爭議的特質，這就意味著，雖然參與的領導們同意創立東亞峰會， 作為「就共同關心和感興趣的廣泛戰略、政治和經濟問題對話的論壇」，但是其角色和未來方向仍然相當模糊，2011年美國和俄羅斯加入後，這種狀況有些增強。

總統權力和視角

奧蘭·揚（OranYoung）在分析國際制度性商談時指出，「對國際社會中的制度性協議來說，領導權是商談過程成敗與否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決定因素。」

雖然他按照一定的特徵劃分了領導權的類型，但他的觀點基本上是強調領導權在國際和地區制度中至關重要的作用。韓國總統的確喜歡在國家留下他們執政的印跡，特別是通過特定的發展視角。雖然過去這些視角主要立足於國內，但已經包含了越來越多的外部因素。

雖然全在晟（ChunChaesung）批評這些總統的努力沒有完整的概念支撐，短視且缺乏連貫性，但不管怎樣，他們都代表了總統對韓國的地區和全球角色的一種想法。例如，金泳三執政期間希望提升韓國的國際地位，這與其全球化的想法不斷交織在一起。

金泳三參加1994年在印尼舉行的APEC峰會，這使他確信，如果要成為亞太及地區外的重要行為體，韓國真的需要在當前發揮的作用方面增加一些實質的內容。全球化這一術語對不同的人似乎意味著不同的事情。

對有些人來說，它意味著經濟的自由化和放鬆管制，但對其他人來說，它隱含著整個韓國社會經濟體系的一種更加徹底的變革，鼓勵「政治、文化和社會的開放」。

無論是否受到APEC的鼓舞，在金泳三執政下，韓國都沒有給予亞太地區特別的優先權，而是對世界更普遍的開放性。此外，雖然金泳三政府的外交部長韓升洲（HanSung-Joo）認為，韓國外交「將不再受朝鮮的限制」，但第一次朝鮮半島核危機使這種希望成為泡影。

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首先需要面對的是恢復自信，金大中總統於1998年8月發起了雄心勃勃的「二次建國」運動，把「開放的全球主義」作為其中的一個主題後來將對外經濟政策重新界定為：

使韓國成為一個「開放的貿易國家」。雖然金大中希望尋求自由和開放，以使韓國經濟恢復健康狀態，但他沒有特別關注於加強韓國與亞洲鄰國的聯繫。

不管怎樣，金大中執政時期， 東盟+3開始取得成功，並且韓國也邁出了試驗性的第一步，通過開始與智利協商，推進與重要的地區貿易夥伴的FTA的建立

韓國嘗試FTA背後的邏輯是， 「擴展地區集團內的自由貿易將最終突出韓國的貿易利益」。 但實際上，在推進東盟達成FTA形式的協定方面，韓國已經落後於中國和日本，這無疑會使韓國感到一些壓力。

最終， 韓國與東盟之間的正式協商於2005年初開始，並在2006年5月，韓國與9個東盟成員國達成了 一個關於東盟-韓國自由貿易區（AKFTA）的基本協定，但在開始實行時，泰國拒絕簽字，因為韓國堅持將農產品，如大米排除在外。

農業進口比較敏感，韓國農民強烈反對，有時會出現暴力行為，這無疑成為韓國進一步推進地區FTA的限制性因素。

但2012年底，韓國開始感覺到， 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沒有充分包含韓國的主要出口產品，如汽車和IT產品，因此，韓國有興趣擴展與東盟地區的主要夥伴國的新的雙邊FTA， 如2013年開始與馬來西亞和越南討論此事。布拉德利·巴布斯（BradleyBabson）認為，盧武鉉政府將地區主義的觀念作為韓國的主要政策方向。

但是，這一看法是有條件的，韓國主要關注的是東北亞，而不是更廣泛的亞太地區。盧武鉉最初執著於「獨立的外交」是想努力重新平衡與美國的關係，但僅在朝鮮半島及周邊的安全領域。

實際上，朱在宇已經指出，盧武鉉的對外政策最初只有一個目標，即韓國通過實行「平衡的務實外交」，充當「東北亞的樞紐」，以「實現一個和平與繁榮的東北亞」。

第二次朝核危機在2006年10月朝鮮進行核試驗時達到高潮， 這干擾了盧武鉉的政策制定，「樞紐」概念也失去了契機。李明博執政時期，韓國的政策強調務實主義，與朝鮮保持更加牢固的聯繫，並通過「全球韓國」的視角在全球舞台展現韓國的外交。

韓國的全球抱負似乎已經得到了滿足，如2010年11月主辦20國集團峰會，2012年3月主辦第二次核安全峰會，被選為2013-2014年的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以及平昌獲得2018年冬季奧運會的舉辦權。東北亞之外的地區聯繫再次沒有被重視，雖然肯定沒被忽視。

最有意義的是 2009年3月總統訪問東南亞期間發布了新亞洲倡議（NAI），旨在「增強與所有亞洲國家， 特別是東盟的持續合作。」NAI確認了經濟層面在韓國與亞太關係中的主導地位，但李明博總統也贊成增強安全，特別是環境和非傳統安全方面的合作，以及文化聯繫。

在擔任總統之前，朴槿惠詳細闡釋她對更廣泛的亞太地區的看法。她最初關注的是發展與朝鮮的「政治信任」，與美國保持緊密的聯盟，並確認與中國的夥伴關係。

她對歐洲合作與安全組織的經驗表現出了興趣，認為它可以作為未來東北亞地區主義的模板，但她提出的「東北亞和平與合作倡議」的概念沒有提及東南亞只是建議朝鮮遵循緬甸的改革之路。

2013年上半年，朝鮮核試驗及其引起的緊張態勢， 無疑使朴槿惠關注於與朝鮮建立一種新的「政治信任」，但當她在2013年下半年訪問一些東南亞國家時她談論的是與東盟進一步發展「信任和令人滿意的夥伴關係」。

傳統上，韓國一直警惕其相對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強大鄰國的脆弱性，並且，韓國在地理上被這兩個國家夾在中間的「三明治」地位，既使其從中獲益，又遭受痛苦。 現代韓國的民族主義起初是反對19世紀的西方入侵以及20世紀的日本殖民主義，後來被朝鮮半島的南北雙方用來支撐它們各自的統一願望。

這樣的民族主義情感在戰後韓國反對日本的言論中一直存在，雖然有時是無意識地提到日本，而反對美國的方式是起伏不定的

一方面反對美國主義，一方面希望利用美國的資本和軍事實力。這意味著，韓國關於「國際」或「全球」或者甚至是「亞洲」的觀念，受到它與兩個主要力量 日本和美國關係的強烈制約

當然，過去10年 只要韓國考慮地區和外部世界的看法，中國一定是不可忽視的。但是，中國的崛起幾乎沒有改變韓國執著於東北亞的情況，也沒有改變韓國對「外國主導和大國外交」天生的畏懼。

本文闡明了韓國與更廣泛的亞太地區，特別是東南亞的聯繫，但顯然，韓國參與東南亞事務主要是通過商業和金融聯繫。這些聯繫有時會被打斷，最著名的就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但目前已經得到緩慢但穩定的增長。

但是，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無疑在貿易和投資領域對韓國與東盟的經濟聯繫產生了有趣的影響。與經濟聯繫相比，韓國與東南亞的安全聯繫仍然較少。

雖然韓國與東南亞的文化聯繫更多是單向的，即韓流對東南亞的影響較大，但這使韓國的形象變得柔和很多，並使年輕一代對韓國產生了興趣。關於地區主義，韓國也提出了一些倡議，但這些倡議更多的是傾向於半島周邊的地理環境而不是更遠的地區。

在這一背景下，韓國能夠達到期望成為地區的「中等強國」嗎？一位泰國學者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韓國雖然努力了，但韓國對東南亞的影響仍然不足。 韓國似乎在完全實踐中等強國外交或展示中等強國的領導權方面被耽擱了。」朱在宇在2006年的文章中指出，韓國沒有達到期望存在4個方面原因。

其中的3個原因可能可以合併為一個， 即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能力、實力和競爭對韓國來說太強了。另一個原因是韓國優先考慮在狹窄的地理層面的國家安全朱在宇沒有直接提及的更深層的因素是美國的作用，這種作用至少是通過其與韓國的安全協定發揮出來的。

這些確實代表了非常真實的影響力，但同時，這也可能有助於韓國的決策者們培養思維方式，防止他們完全利用更廣泛的亞太地區主義，或者試圖對地區秩序產生自己的看法。冷戰的結束以及後來的亞洲金融危機，在政府、學術界和商人中引發了關於地區秩序性質的激烈爭論，但並沒有產生明確的結論。

美國霸權主義、亞洲權力協調、多邊安全合作制度和中國式的和諧共存都被討論過。然而，韓國領導人和官員們並沒有在這次討論中處於重要位置，他們對更廣泛的地區秩序的看法仍不清楚。全在晟已經指出 在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有關韓國對外關係的論述存在兩個主要的思想流派。

一個是「全球主義者」，認為韓國應該放眼東亞之外，在國際合作中充當調停者協調者和召集人，並在國際網路中設定議程、牽線搭橋。

另一個是傳統的「現實主義者」，他們認為強硬政治仍然是東北亞的決定因素需要把安全關係放在優先地位，因此，應對朝鮮與中國的崛起需要加強與美國的同盟。

這兩個流派似乎都沒有太多關注東北亞之外更廣泛的亞太地區。但未來，韓國確實需要培養更加全球性的視角，這將能夠使韓國更加積極主動，並參與更廣泛的亞太地區事務。二戰結束後的最初幾十年，英國外交政策時常被認為是圍繞「3個圈子」：

歐洲、英聯邦和與美國的跨大西洋關係。韓國存在這樣的圈子嗎？如果我們調整一下這一概念，那麼一個圈子將是朝鮮

第二個是與親密鄰國（中國、日本、俄羅斯，還可能包括美國）的關係，那麼第三個可能或者應該是什麼呢？應該是東南亞和更廣泛的亞太地區。

ASPAC的創立者李東元在其回憶錄中對該地區組織的失敗表示了深深的惋惜他推測可能是「韓國人沒能欣賞它全部的價值，因為韓國太早成為其領導者」。

40多年後的今天 韓國更加積極的地區姿態無疑將受到東南亞國家的歡迎這些國家仍然警惕會對主要的地區大國——

中國和日本過分依賴， 並且不確定所謂的美國「樞紐」作用的真正含義。正是因為韓國時常感到其兩個強大鄰國的約束和限制，並時常捲入它們之間複雜的雙邊關係，所以東南亞國家也以矛盾複雜的心情來看待中日關係的起起落落。

出於各種原因，東南亞國家不願完全支持中國或日本單獨取得地區領導權，它們也不是特別希望中日和諧一致。

因此，對東南亞國家來說，韓國顯得更加溫和，與兩個大國相比，威脅性較小同樣，對韓國來說，東盟不像它的兩個強大鄰國那樣具有「威脅性」，並且韓國與東盟更加緊密的關係能夠鞏固它與地理上的鄰國的關係。

目前，韓國的最大經濟夥伴是中國，而美國是其最大的安全提供者。東盟作為一個整體，可以說與韓國的處境大體相同，雖然單個成員國可能會有些許不同的觀點。

就這一點而論韓國與東盟可以就信息和經驗進行有價值的交流。 不可否認「韓流」在很多方面改變了亞太地區的人民、公司甚至是政府對韓國的態度和看法

當然，韓國也需要回報它們，通過接觸更好地理解其所處的更廣泛地區。過去兩年， 亞太地區內外的很多政治經濟論述都關注了美國的「重返亞太」或「再平衡」政策。

目前有可能是韓國考慮自己作為地區「樞紐」的時候了。如果韓國領導人和官員能夠抓住這一機會，韓國一定能成為地區中等強國發揮有用的可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