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加入「聖戰」組織的工程師如此之多？

西方媒體眼中的「聖戰分子」幾乎擁有兩種完全相反的形象：

一類把恐怖分子描述為社會邊緣人士。比如，扎里夫?庫阿奇（ChérifKouachi），在2015年1月襲擊了巴黎《查理周刊》總部，此前他是強姦嫌犯和披薩快遞員，早有犯罪紀錄在身。

在2008年3月，他就曾出現在路透社的視頻中，當時他正因為幫組伊斯蘭主義者偷渡而在巴黎法庭面臨審判。他的同謀，阿邁迪?庫里巴利（AmedyCoulibaly），在庫阿奇襲擊的同時在巴黎的猶太超市殺死了一名女警和四名人質，此前他也曾5次被指控持槍搶劫。兩人都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

另一類形象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人才，比如，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9.11事件」的主謀，擁有美國一所大學機械工程學位。同樣的，「基地」組織頭目艾曼?扎瓦赫里，曾經是一名成功的醫師。在親身執行恐怖主義任務的人中也不乏高學歷者。賽義夫丁?里茲格，2005年夏天在突尼西亞的蘇斯海灘殺死了38個人，也是當地一所大學的電子工程專業學生。事實上，「9.11」事件的25名涉案者中，有8位都是工程師。

所以，「聖戰分子」到底是缺乏教育而不得不從其他地方找回成就感的失敗者，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意識形態狂熱分子呢？

最近一份關於聖戰分子教育背景的研究解釋了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他們開始變得極端化。在《「吉哈德」的工程師：暴力極端主義和教育的奇妙聯繫》（Engineers of Jihad: The Curious Connection between Violent Extremism and Education）一書中，知名社會學家迪亞哥?甘貝特和史蒂芬?赫托格對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4000名政治極端分子的教育水平和類型進行了調查。

關於伊斯蘭極端分子有兩項突出的發現：一方面，在擁有大學文憑的極端分子中，工程師在全世界所有「吉哈德」組織中所佔的比例都高於其他職業。在這本著作研究的伊斯蘭極端分子中，207名擁有大學學位，其中44.9%的人屬於工程專業領域。

但在相關國家的人口中，工程師的平均比例只有11.6%。在71名居住在西方國家且受過高等教育的伊斯蘭極端分子中，32人曾在不同的時間段學習過工程專業，比例高達45.1%，與西方整體人口中16.2%的工程師比例極不匹配。

另一方面，地區間的受教育水平差異也極大。穆斯林世界的497個武裝分子案例中，46.5%受過大學教育；在西方世界的344個案例中，比例則較低，只有25.2%，這樣的反差令人驚訝。因為穆斯林世界的整體大學入學率只有11.3%，而在西方則是43%。考慮到總體的教育水平差異，來自穆斯林世界的伊斯蘭極端分子的大學入學率比他們在西方世界同伴高出15倍。

當然，作者的數據並不完整，很有可能出現偏誤。通常來說，越活躍的極端組織高級成員，越會被發現和報道，也就更容易成為研究的數據樣本。因此，這份研究不可能完全地證明工程師在伊斯蘭極端分子中的高比例以及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伊斯蘭極端分子教育水平的巨大反差。

人們會很自然地想到，穆斯林世界的伊斯蘭極端分子教育水平如此高，特別是工程師比例之高，是因為工程師可以為團隊貢獻技術力量，但是並沒有證據支持這個觀點。如果我們按照功能將同團隊的「聖戰分子」分組，僅有15%的工程師是製造炸彈的，26%的負責通訊，然而團隊中其他非工程專業的畢業生也以同樣的比例從事這類工作。此外，在穆斯林世界、拉丁美洲和歐洲的左派武裝組織中，極少有工程師，但並不妨礙他們有效地使用殺傷性技術。

作者逐漸發現，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工程師在穆斯林世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高比例是一個經濟現象。

埃及和阿拉伯國家的歷史表明了極端主義如何在1970年代的大學畢業生中興起。當時，阿拉伯國家的經濟正在衰落中，與此同時，高等教育卻在擴張併產出了大量的畢業生。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狀況是伊斯蘭主義組織的寶藏。世俗政權的腐敗關係嚴重阻礙了本該成為國家先鋒的大學畢業生的前途。而伊斯蘭主義運動正中學生的下懷，它強調道德的必要性，宣傳簡樸而純潔的生活方式，反對西式精英的特權和腐敗。正是因此，極端主義網路在大學校園中滋生開來。

在西方國家長大的伊斯蘭極端分子中大學畢業生較少是因為那裡的社會流動性較高，大學文憑的回報也要高得多。這使得憤憤不平的落榜者和少數無法就業的犯罪分子成為西方國家極端分子的主要來源。而在穆斯林世界內部，如新加坡、印尼和印度等國家，沒有出現大學過剩的現象且經濟發展較好，則較少有大學畢業生加入極端組織。

歷史同樣幫助我們解釋了工程師在極端組織中的高比例現象。通常，工程師都處在期望值和現實高度不匹配的邊緣：工程學是穆斯林世界大學裡要求最高的學科之一，嚴格的錄取標準使得學生都極有天賦且野心十足。

1970年代之前，工程師只是一小撥相當富裕的技術精英，並沒有太多時間參與反政府活動。在那個時代，伊斯蘭主義組織成員更多是教師和律師。只有當高等教育大眾化和經濟下滑時，工程師的就業優勢開始消失，從而更多地加入到極端組織中。

沙特是穆斯林世界的一個例外，這個國家較少有工程師加入極端組織，從側面證明了上文的判斷。和社會科學或伊斯蘭研究不同，沙特的工程學科畢業生可以獲得優質的就業市場，這得益於該國大量的石油和重工業。

「聖戰」工程師的普遍正是根植於社會經濟問題，但它不同於流行的「貧窮滋生恐怖主義」的結論。極端主義不能完全歸因於社會欠發達，而更多地與相對的剝離感有關：潛在的社會精英不能在腐敗和停滯的體系中找到預期的位置。

這樣的現象給我們的啟示是，過量產出不能被就業市場消化的畢業生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儘管工程師也在西方畢業的極端分子中同樣占很高比例，但相對剝奪感也不能完全解釋「工程師」問題，內心政治傾向和性格特點也會發揮作用。根據歐洲、美國、俄羅斯和中東地區右派和左派武裝分子的教育水平數據，研究人員驚奇地發現，工程師在右翼極端組織中比例仍然很高，但是在極端左翼組織中幾乎絕跡，反而是人文社科學生比較多。不同的意識形態似乎可以滿足不同人群的情感和認知需求。

但是在穆斯林世界，自1970年代以來，發展危機一直是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核心根源。即使在當下「伊斯蘭國」（IS）的時代，極端分子動員明顯不局限於掙扎的大學畢業生，已有的數據依然表明了工程師的高比例。

總之，我們只有充分考慮到穆斯林社會青年精英的社會處境才能防止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誤入歧途。

Diego Gambetta and Steffen Hertog, Engineers of Jihad: The Curious Connection between Violent Extremism and Educ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ch 1, 2016.

Diego Gambetta and Steffen Hertog, Why are there so many Engineers among Islamic Radical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ume 50, Issue 02,August 2009, pp 201-230.